Ⅰ 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工业的发展要走出去和引进来要不断的创新
Ⅱ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其总是遭遇一些制约障碍,这些障碍严重地影响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和其水平的提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其所遭遇的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一是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另一是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政府。
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开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碍必须清除,而另一些有利的因素则必须创造出来。他们认为,任何单一的“障碍”或“先决条件”,都有办法避开或找出替代办法,但存在许多障碍或缺乏各种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将会给经济发展造成重重困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无法发展。
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中国工业化,从其发动之初就面临着诸多障碍的约束。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当时,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在20世纪交替之际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则远未实现。美国学者费维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尚未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不过也有了一些工业化的成果,但规模有限,大约相当于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 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落后于日本的根源就在于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约束与阻滞。在诸多障碍中,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影响最大的障碍主要是两个,现分别论述如下:
1、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使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总是经常遭遇资本瓶颈的制约。
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工业化开始前需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工业化开始后则必须保持资本的持续供给。然而,中国工业化建设,不仅开始前没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且开始后也不能保证资本的持续供给。造成中国工业化建设资本瓶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则有三:
一是有限的社会剩余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列强剥夺、侵占,使得中国可能有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本国工业化建设的资本而是成为了诸列强资本积累的一个来源。鸦片战争结束时签定的《南京条约》开西方列强向中国政府直接索要战争赔款之先河,自此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的噩梦连连,绵延不绝。概略统计,西方列强索要的主要赔款大致有:《南京条约》英国索赔2100万(银)元;《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各索赔800万两;《马关条约》日本索赔2亿两,另加“赎辽费”3000万两;《辛丑条约》各列强共索赔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亿两。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银)仅8000余万两,仅庚子赔款,就须付出12年以上的全部财政收入。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分担以凑足款数。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何况还有其他赔款呢?所以,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给中国的赔款,使中国人喘不过气来。 美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说:“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年代里,中国每年偿还外债的数字是4200~4300万两白银。此数几乎占到中央政府微薄收入的一半,超过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岁入。” 为了偿还因赔款而造成的外债,清政府除了动员一切社会剩余外,还不得不借附有高额利息等条件的外债,仅1894~1901年的8项借款(汇丰银行、汇丰镑款、瑞记借款、克萨镑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庚子赔款借款)所付本息银数,在1899年均占岁入额的25.9%,占岁出额的22.8%,到1905年约占岁入额的41%,占岁出额的31%。 因而,面对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战争赔款,中国社会很难有足够的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进而保证工业化发展的资本需要。
二是缺乏社会剩余向资本积累转化的意识和机制,使得中国即使在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时期出现了社会剩余,也没有向资本积累转化,从而使得中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一个资本积累过程。虽然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观点,进入近代之前的中国已陷入了“锁定”状态,但并不是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就完全不发展了,甚至没有任何社会剩余了,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有人计算过,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18世纪中晚期,清朝财政收入大约为4500~5000万两白银(不包括地方和省级政府留用的额外附加税收)。其中,1000万两用以维持中央政府开支(3/4为军费),大约2500万两用于省级和地方政府开支(3/5用于军费)。中央政府积累的剩余额正常为每年700~800万两。 应该说,这个剩余额是比较大的,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把它转化为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积累,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以津贴世袭的满族旗军,它们根本就没有要将社会剩余转化为资本的意识。
进入近代以后直至清朝末年,农业生产还是有剩余的,而且,在经济学家看来,农业剩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工业化最为重要的资本来源。 根据王业键的研究,即使到清末年,农业亩产为243斤,当时的耕地面积为12.1亿亩,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收谷2940.3亿斤的粮食。当时人口为4.1亿人,假定每人1天消费1斤粮食,则一年的粮食总消费量为1496.5亿斤,约为生产量之半。这是正常状态下的情形。中国的天灾人祸几乎连年不断,收成只能以七成计算,约为2058.21亿斤,还是足够食用而有剩余。如果能利用此500亿斤的剩余粮食充作发展工业用的资本,显然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但是,中国的清政府并不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没有人想到以农业补贴工业、进行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对照日本的工业化,可以看到,其工业化资本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农业。根据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决算报告,土地税收入(主要是农业税收)占政府全部税收收入的比率在1873年以前并不很多,如1867年12月—1868年12月为6.1%,1869年1月—1869年9月为9.7%。而从1873年起,这一比率便急剧上升,如1872年10月—1873年9月即达到71%,以后两年分别为80.9%和78.5%。在直接税的总额中,农业负担的比率在1883~1887年是87%,到1910年时仍在50%以上,而农业在国内净生产中的比率1883~1887年只有44%,1910年时只有30%。 具体而言,农业部门为日本工业化提供的剩余,1888~1897年间为6200万日元,1898~1907年间为10600万日元,1908~1917年间为16100万日元,1918~1927年间为29900万日元。从1888~1902年,由税收调动的农业剩余资源约要占到非农业投资的近60%。 由此可见,农业剩余对日本工业化的贡献有多大!
三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有土斯有财”的观念,使得本来数量就不是很大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工业资本,而是变成了土地资本,沉淀在土地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除了勉强满足自己的日常开支之外,小农几乎很少有剩余。而出租土地的地主,依靠超过50%以上的地租率,聚敛了不少钱财,形成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均。据研究,1880年的全国生产毛额为27.8亿元。绅士竟然占了6.75亿元,高达24%。 而绅士仅有800万人,不过全国人口的2%。2%的人口占有了社会财富的24%,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十分不公平的。按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社会的分配不公,应该是有利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而中国的1/4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的绅士手中,他们是绝不可能将24%的生产毛额都消耗掉的。如果以10%的数字投资生产,便是一个高投资率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整个清朝时期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未形成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呢?这是与中国传统的“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分不开的。传统时期的中国人,认为土地是唯一的具体财富,有了钱便购买土地。即使不买土地,也是将现金窖藏起来,而鲜有以之投资一般工商业者。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阻碍了中国有限的社会剩余向工商业资本转化,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无法摆脱资本瓶颈的制约。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后期才有所改观。
2、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政府,从而使得发展经济失去了其所需要的稳定、良好的环境。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 罗斯托也说:“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起飞)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差不多普遍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发动工业化,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所必须的。一般来讲,一个强大政府的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创造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推动资本积累,确定“增长极”,制定经济计划,维持政局稳定,创造良好环境,制定相关制度和经济立法,解决社会冲突等。 在近代中国,软弱无能的政府根本无法为工业化的启动和建设提供服务和保护,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在惊涛骇浪中曲折前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局的相对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因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从而无法为工业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祥和的环境。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灾难的时代。战火绵延,不绝于天。就其大者,各类战争不下十余次。仅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此外,国内还爆发了诸如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运动等;为了争权夺利,北洋军阀以及新军阀混战又长达数十年。据统计,辛亥革命以后,1912~1922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内战179次,几乎每个月一次;1912~1927年的16年间,北洋政权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平均15个月一位新“元首”上台,四五个月一个新政府宣誓就职。所有这些,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建设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艘随时可能沉没行船,密布风险。
Ⅲ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大致可分为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时期两个发展阶段。晚清近代工业的发展虽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基本把中国推进了近代社会的大门,但由于这个进程不是中国近代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它一开始就呈现出了有违近代工业发展一般规律的畸形特征。
一、从工业化进程看: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的状况,军事工业超前,民用工业滞后。同时,官办、民办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失常。洋务工业从官办工业起步并形成官僚垄断局面;民用工业起步相对较晚,且处处受到排斥打击,始终未能获得独立经营的地位。清末新政时虽然民办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但中国近代工业始终发展缓慢。
二、从工业化布局看:中国早期近代工业以大城市为据点,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冲击沿海通商口岸和大城市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本身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极不充分,近代化的起步又带有明显的统治集团的目的性和意志性,这就造成城市中的近代因素不能及时扩散到农村和内地。相反,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本、人才被吸引到城市中来,出现一种“倒流效应”,都市经济及生活方式越来越近代化,而广大农村则仍然滞留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
三、从工业化范围看:中国近代工业是以“单项突进,倾斜发展”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呈现一种畸形状态,即商业性的农业发展以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为代价。首先,农作物的栽培以帝国主义的需要为转移,这说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失去其独立性。其次,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出口为主要目标,而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却主要是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民。他们经济力量薄弱,消息闭塞,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垄断组织能够通过对价格的控制加重对我国农民的剥削。再次,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和收购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就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应,反而要由国外进口部分补充。同时,农村市场也被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品的销售,受到极大阻碍。结果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原料,但不能保证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市场,并没有给民族资本主义需要提供更多的购买力;中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两极分化,只不过促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并没有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更快发展起来;中国的近代工业长期处于低水平。因此,工业化进程根本无法推进传统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社会化改造,也始终没有带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使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出特有的二元特征
Ⅳ 如何振兴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建议
清末,中国的工业振兴是因为先进技术的传入导致满清政府不得不加强自己的统治力度,维护自己的统治,并由此导致放宽对汉人的限制,许多汉人成为了满清政权督办下的工厂的管理者,许多官办的工厂因经营不善导致被出售给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则对其进行了改制,所以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工业发展的高潮,但这是以轻工业为主的。
民国初经济的发展则是因为结束了封建制度和异族的统治,民族主义爆发,并借由“实业救国”的口号而出现投资办厂高潮,同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的资本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出现了一次黄金时间,但战后列强卷土重来,很快就衰落了。
20世纪20-30年代,借由世界经济的繁荣,中国的民族资本又得到了发展,但是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后被日本侵略和掠夺,更加衰落,在蒋介石败走台湾时,又被蒋介石破坏,几乎全无工业基础可言。
建国后,中国和苏联在对抗美国方面有共同利益,在苏联的帮助和借鉴苏联经验后,用五年计划建设国家,加上废除了许多束缚人的制度,人民的生产性空前高涨,在这一背景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刺激下,许多工业建设项目上马,民族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直至今日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工业项目比较齐全的国家之一。
Ⅳ 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成就
1、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
2、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
3、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
4、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经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5、近代民用工业的创办。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洋务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
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
6、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起步。建国初,没收官僚资本,使官僚资本企业较完整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1953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7、“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成就;建成了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仪器等近600个重要项目。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飞机制造厂等建成投产;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8、十年工业建设成就:建成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和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石油工业发展迅速,石油全部自给。
电力工业增长很快,农村用电量十年增长70倍;建成兰新、包兰等铁路“文革”时期,工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有:南京长江大桥、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和湘黔铁路等。
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取得重大发展,建成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
这批项目的代表有:宝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和京九铁路等。
中国近代工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设立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之始。这时期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为外商对华贸易服务的。
从1843~1894年,外国在华一共设立了191个工业企业,其中116个属于船舶修造业和丝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业。
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据估计到1894年止约近2000万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两项的便达15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75%。
其余75家工厂分别属于印刷、食品加工、水、电、煤气、火柴、服皂、制药、造纸、木材、玻璃、水泥等行业,共拥有资本约500万元,大多规模狭小。
外国在华创办工业后20余年,清政府开始创建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21家军用工厂(包括一家船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
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创建时期的大型工厂。
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
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绵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其中多数规模很小,资本额不详,有不少甚至在筹建期中或投产后不久便告歇业。
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官局和兰州织呢局等。
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偈为华南缫丝业的发展起了引导作用;商办船舶修造厂大多是从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添置一二部车床发展起来的,而到80年代逐步发展到修理和制造缫丝车和轧花机。
以上近代工业的创办,也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中国现代机械工业初步基础
1949年以前的中国机械工业属于修配性工业,基础薄弱,除军火工业和造船业制造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外,其他部门以修配为主,只能制造简单的产品。
经过1950~1952年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对原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改建工作,着手筹建重大项目。
如太原的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于1953年8月部分建成投产。哈尔滨的中国第一个大型电机厂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兴建的。
这几年,中国的机械工业对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 1000米地质钻机、300马力柴油机、3000千瓦水轮发电组、 3吨蒸汽锤、直径1米和2米的立式车床等较大和精密的设备,以及许多关键配件。
如为小丰满水电站两台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的修复制造了万伏级高压定子线圈;为吉林石砚造币厂的大型造币机制造了16件直径1600×4000毫米重7~8吨的干燥筒配件等。
3年中试制了上千种新产品。
Ⅵ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1、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时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资企业的刺激和洋务派创办工业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由私人投资的近代工业。着名企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
2、近代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3、近代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1912年~1922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一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4、近代民族工业的显着发展时期
1927年~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同前期,近代民族工业又出现了一个短暂发展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群众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
5、近代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时期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近代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日益萎缩。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空前野蛮的洗劫和破坏使沦陷区民族工业受到毁灭性打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发展;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的打击。
(6)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我们要怎么做扩展阅读:
清朝晚期中国民族工业步履维艰、发展缓慢的社会原因:
1、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用他们的雄厚强大的资金、技术优势,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2、腐败政府征收高额厘金、各级政府敲诈勒索等因素,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民族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的挫折,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发展。
Ⅶ 推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推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因素:
①西方列强的侵略,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分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
②中国政府的政策: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晚清政权、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曾鼓励兴办实业。
③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使“实业救国”具有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不断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④实业家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力量的源泉。
Ⅷ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及呈现出这种特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要从我们这个时代背景谈起。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经过文革动乱,国家的经济已经很危险。恰好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发展机会来了,因为当时亚洲四小虎正急需把他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中国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进来,他们就进来了。他们进来后,可以给珠三角增加税收,又解决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就业,给中国一部分家庭增加了收入。是一件好事。
那么反过来想,加工业离开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不是减少了当地的税收呢?是不是损失了就业机会?其实不是的,因为那些国家和地区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加工业发展,同时注重人力素质的培养,当人才素质提高后,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产业升级。因为他们成长起来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市场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发现,搞设计、搞市场、搞管理,更赚钱,谁还愿意天天坐在生产线上打锣丝,插元件?所以,加工业很难招到工人,就是说用工成本非常高。他们不得不转移。另一方面,当地的设计公司、贸易公司等发展起来,解决了税收和就业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人力素质的提升,使得他们把加工业转移出去,同时进行产业升级。
现在有一种谬论,说珠三角的劳动力生成本上涨了,要象当初亚洲四小虎一样进行产业升级。这其实是错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只会使加工业转移,但不会使产业升级,因为产业升级的条件必须是人力素质上升,而不是用工成本上升。把一个收音机工厂所有插件工人的工资加到每月1万块,他们就能变成CPU设计师?这个我后面还会谈到。这里还是继续说当时的背景。
当时,加工业转移进来后,需要大量的廉价工人,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呢?农民工啊。农民工为什么要出来打工?因为种田挣不到什么钱。为什么种田挣不到钱?因为政策。这个不是我说的,很多文章反应过那个年代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政策待遇不平等,比如说税费方面,小学教育方面等等。反正种种原因造就了大量的贫苦农民,于是他们就出来打工了。假如当年每个农民都有低保,有多少人愿意出来打工啊?有多少人愿意在外资企业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拿300多块呢?(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一般有900多块)
那么,当时有人把他们叫做农村剩余劳动力。什么叫剩余劳动力啊?就是说农村活太少了,他们没活可干!是真的吗?真的没活干吗?城市里的机关单位,上班喝茶看报,中间还出去买菜,那里没有剩余劳力?还年年增编。农村人早上天不亮起来,挑水,挖地,一个人挑几十斤菜走山路,干活干到天黑,居然还有剩余劳力?那就把地分给剩余劳力干啊?每人每天干两小时,剩下的时间喝茶看报。把几十斤菜分给十个人挑啊,每人挑几斤就够了,留下些精力喝茶看报,农民也要学习文化嘛。但这行吗?这些农活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吗?所以,根本原因不是农村人没活干,而是农村的收入养不起这些农村人,所以,一些人就只能外出打工,剩下的人都起早贪黑地干几个人的活,养活自己。农村不是有剩余劳动力,农村是有被剩余劳动力。把他们剩余出去,给沿海解决劳动力问题。
而且是廉价劳动力。廉价到什么程度?2000年初的时候,有个开企业的朋友说,有一群打工仔来到他们厂,说不用给工资,只要管饭就愿意干,廉价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廉价劳动力怎么来?只要让那帮打工仔,不来打工就过不下去,他们就会主动成为廉价劳动力。
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会议上,一个企业的人讲话,第一个大标题是:“我们要保持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他不明说,我也明白,就是要保持那些打工仔在家过不下去的状态。
那是2000年前后的情况,因为这些原因,沿海企业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数量大多,使得企业可以挑挑捡捡,专挑年轻力壮的。于是形成了沿海特有的打工仔、打工妹群体。
在东莞就很明显,一到傍晚下班时间,工业区的街道上,就涌现出一群群的年轻人,尤其是以女性居多,占八成以上,她们三三两两,在拥挤的人群中散步,或买点便宜的零食吃吃,路边的两元店、三元店,搁着个喇叭在放录音"两元,两元,一律两元”,里面摆满洗发水、脸盆、席子、枕头、棉被等等,所有打工要用的必须品。小吃摊的摊主满头大汗地翻动锅铲,“嗞嗞”地炒出一碟碟炒粉。
但是大家会说,这些打工妹,打几年工,年纪就大了,不仅要求更高的收入,而且劳动效率也会下降,企业怎么能保持低的用工成本呢?
这里就会说到中国的工业化与外国早期工业化的不同。有些人说中国在走外国早期的老路,其实不完全是。外国,它通过圈地运动或其它手段,把农业人口转变成工业人口,这些人口,开始在工厂工作之后,他们不可能再回到田里去了,田没了,被资本家收走了。所以他们必须继续打工,资本家不解决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政府必须解决,政府不解决,他们就会乱,就会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革命,不革命也至少会组织工会,抗议。这样一来,外国的企业就不可能只招年轻工人,它必须也招年纪大的人,这样用工成本就会高。但是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那些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们,他们的家庭在家乡还有地,企业不想用他们的时候,随时可以赶走,让他们回去中地,然后再招一批年轻的来。这就是中国沿海企业能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另一个特殊方法。
外国的企业做不到这点,特别是日本,搞终身制,不能成批地把工人不到30岁就赶走,用工成本高得惊人。当然这也帮助他们造就了一批熟练技术工人,为产业升级做基础。而中国的企业现在缺的就是熟练技术工人,车间里永远都是刚进厂的年轻娃,搞产业升级?开玩笑!他们知道锣丝刀力距影响哪些品质关系么?连这都不懂,怎么改良?怎么创新?当然这是后话。
那么这些企业当时怎么才能把年纪大的工人赶走呢?总不能把人直接往厂外推吧?或者发一笔钱让她走?那不是与低成本的目标相违背吗?其实办法很多的,比如保持恶劣的生活条件,保持伙食没什么油水,年纪大了肯定受不了,宿舍拥挤,很多人一间,缺乏隐私空间,谈男友准备结婚的也会走。天天加班,每天干12个小时,年纪大的或身体不好的也受不了,自动会走。缺乏尊严,保安动不动呵斥,动不动罚款。收入低微不足以组建家庭,就算组建也家庭也无钱支付性生活所必须的租房钱或旅馆钱。这一切,让打工仔、打工妹们干不了多久,自动就会走掉,企业根本不用支付赔偿金,反而可以扣一笔工资,反正你辞工我不批你,自己走的话领不到当月工资。劳动法?你去告谁理你?
就算受理,拖你个半年处理,你连饭钱都不够。
这是企业换人的办法。但是光企业这样做是不够的,企业把人赶到社会上,当地社会不需要啊,无业的人多了,会乱啊。怎么办?还是得让他们回自己家乡去。
Ⅸ 中华民国采取哪些措施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
(1)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目的: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英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白银,违者全数没收,其他银行发行的钞券逐渐由中央银行钞票换回;白银国有,凡银钱行号、商店、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银币等均应交指定机构兑外汇的比价。意义:这次改革在中国货币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法币政策的实施,对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物价回升,刺激生产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国民政府为巩固统治,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
(3)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群众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创造了机遇。
Ⅹ 推动我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1、我国近现代工业产生(19世纪60、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
推动我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因素:
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大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
②洋务运动诱导和外商企业的刺激
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特点:
①轻工业为主,分布于沿海地区;
②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
2、我国近现代工业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向帝国主义过渡)
原因:
①帝国主义资本输出
②清政府政策调整(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特点:
集中在轻工业,开始向内地扩展
3、我国近现代工业短暂的发展春天(1912——1919)(一战期间)
原因:
社会政治条件(辛亥革命)、客观条件(欧洲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直接推动力(群众反帝斗争)、思想条件(利润刺激和爱国心驱使)
特点:
时间短暂、行业发展不平衡、地区分布不平衡、半殖半封特征。
4、我国近现代工业日益萎缩(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原因:
日、美的经济掠夺;
特点四大家族的垄断 濒临破产
5、我国近现代工业获得新生(建国后)
原因:
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特点:
恢复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