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为什么没有创新

1. 林毅夫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错过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
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
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对此，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
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
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
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
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
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
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
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
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
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地，经
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个假说，虽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
寥无几，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着高于11世纪，按这个假说 ，
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开国后，
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
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其在南方灌区，
农户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
于成立。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
现。

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
关键的事实在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
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
明方式的转变。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
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
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
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
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
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
小修正而产生（Musson，1972）。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
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
就越高（Simon，1986）。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
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
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
le，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
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
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
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
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
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
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
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
9），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
，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
（Kuznets，1966）。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
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
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
活动。但是，如果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
学来打破瓶颈，那么，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
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会是一次性的，西欧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
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
。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
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2. 为何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我国的工业行业发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是国内发展的平稳转型，二是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总体上来说，随着我国近些年的大力发展，我国的工业水平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平，基于人口红利和本土内需的急速增长期已经消退，随即而来的是转型和出口的有力突破，才能给我国工业发展带来新一轮的乐观局面。

3. 二战时，中国工业为什么很落后

在二战时期，中国的工业落后于世界水平，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闭塞封锁以及近代中国连年的战乱。而在建国以后，经过了无数人的努力以及苏联老大哥的协助，我们终于一点点完善起来了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

虽然曾经我们被世界远远的甩在后面，但是在建国之后，全国上下一心，努力进行工业化，加之苏联的部分援助，我国终于一点点完善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最终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成为了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中国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几代人无私的努力换来的，我们作为当代的新青年要以史为鉴，努力发展个人的知识水平，争取为国家的工业化更进一步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4. 中国没有工业革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一、中国没有工业革命的原因
1、政治环境
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日益加强，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束缚，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在中国的皇权专制体系下，大量白银涌入无法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财富都集中在皇室贵族手里，社会等级固化，没有新贵阶级对社会等级的冲击，不会在内部产生制度创新，没有工业革命的基础。

2、金融市场
明朝对海外白银资本过度依赖，同时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和金融体系，导致白银的输入一旦被切断，国内经济马上陷入混乱，加速了明朝覆灭。
而英国在大量白银涌入之后，迅速建立起了金融市场和信用体系，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健康发展，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从而通过全球贸易网络获取巨额财富，不再依赖美洲白银进口来支持经济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3、科技：发明机制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科学革命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在当时而言中西双方在发明机制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国的发明主要是依靠“试错和改错”的方式，科学革命之前，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其实验和经验较为丰富，所以其科技发明一直领先于欧洲各国。而在14—17世纪欧洲各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科学下的实验的发明创造，这是一种质的转变。在科举制度的激励机制下，大部分人仅限于对《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文化的研究，中国人对自然、科学技术等发现仅出于好奇心，并无深究。

4、竞争环境
明朝长期沉浸在中央大一统帝国的环境中，周边没有能与之竞争的国家，缺乏外部竞争的压力，导致制度改革和创新缓慢。
英国是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几个率先崛起的欧洲大国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外部竞争的巨大压力迫使英国进行改革和创新。1588年英西大海战和后面的一系列变革，让英国慢慢甩开其他国家，成为世界的霸主。
为了取得进步，你必须有一个竞争性的体系，而非由单一力量统治。欧洲创造出了一个鼓励知识创新的竞争环境。有宗教改革、天文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哲学领域的改革。最终渗透到如何纺织、制鞋和种玉米。

5、科举制度
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二、英国工业革命
1、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传播，19世纪传至北美。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
2、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就是18世纪时英国的工厂手工业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对工厂手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在这种趋势下，工业革命就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了。

5. 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工业得不到发展

中国的重工业发展的较晚，我可以说点你参考一下：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分析与判断
2004年始，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言论不绝于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断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此后陆续有相关分析出现，一些省市也纷纷发表本地区已经“挺进重化工时代”的宣言。对此，我们该如何判断和应对？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
2004年第4期《中国科技财富》刊载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文章认为，肇始于2000年，而爆发于2003年的这轮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究其内在原因，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产生制约的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而这个阶段目前还远未结束，从其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证券报》登载李佐军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挑战。不管喜欢不喜欢，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既阻挡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
作者认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有以下理由：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第七，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几年，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以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化工业投资领域，将大量资金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学等产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能源紧张等问题突然显现，煤、电、油、运供应全面紧张，资源约束“瓶颈”日益凸显，在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随着汽车、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升温，2004年前11个月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2004年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局部过热”和“盲目投资”的严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更深程度地认识到了“能源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经济原因——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型化”特征，从而促使人们认真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吴敬琏：警惕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国研网》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文章，他警告说：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将导致中国能源危机。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认为，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过于依靠高投入发展的后果。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德国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符合客观规律，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长期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但吴敬琏认为，霍夫曼的理论“还未被证实”，而“我们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吴敬琏也指出，“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吴敬琏还指出，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一是因为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是因为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敬琏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吴敬琏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应吴敬琏的观点，在2004年12月23日的《经济参考报》上，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他说，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三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厉以宁：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厉以宁最近在呼应吴敬琏的观点时表示：“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他总结说，“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认为，厉以宁的观点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的经济发展思路暗合。首先，厉以宁说，作为大国的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这正是国家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潜台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此前解读“稳健财政政策”时指出，中央财政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他建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国经济战略上。
此外，厉以宁也对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现状提出警告：“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是，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他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
汇丰银行中国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他认为，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认为，吴、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构成了当前的国情。换言之反对的思路不符市场导向及国情。从发展角度看，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轨迹，可见最初是以劳力密集加工业起家，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开展高科技产品加工，到新世纪又开始了重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可说是上两阶段的顺势伸延，项目大都是为加工业提供原材料及设备的上游产业，由此亦有助扩大中国的产业基础及生产增值链。重工业本身虽未必能创造很多就业，但如能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发展基础，则可间接推动就业增长，并因而有助减低贫富差距。
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车及电气化消费模式扩散，对重工产品特别是能源、小车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动了重工发展。经济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可能不造车、不炼钢而能令13亿人民出有车、住有屋，因绝不可能单靠进口满足所需。
赵令彬认为，经济重型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许多大型化工及汽车制造等项目都是由跨国企业投资，规模每以十亿美元计。当然也有大型国企提升竞争力后作出的业务扩张：不少大项目正是国企与外商实行强强联合的结晶。这批有水平、有市场的投资很难说是“粗放型”增长。至于中小企业转向重型化发展也是受市场驱动：为追求高需求带来的高利润而转向，正反映灵活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绝不应横加指责。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寻商机，投入不少包括电、煤、冶炼等重工项目，对开发西部及支持东部加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中小民企转搞摩托、汽车亦已卓然有成，为发展民族产业另树新帜。显然，绝无中小企业不可搞重工之理。无疑一切要依法规办事，投资亦须注意风险。民企转向将有成有败，但汰弱留强是市场机制运作结果，而不能由学者扮演中央计划者来妄下定论。另一方面，相对各类企业的灵敏，政府显然反应迟缓，根本未能预计经济重型化的到来，两年前还基于经济过剩的设想忙于控制钢铁、煤炭及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及投资。所以这一轮重型化发展是市场纠正规划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优势论”有很大片面性，因为：（一）如中国真的没有发展重工优势，那么到来投资重工的众多跨国大企业都错了？市场也都错了？（二）优势是可变的，不能只用静态模式看待，更要采用动态分析。中国经多年迅速发展已累积一定的资金及技术能力；足可推动一些资本及技术密集项目上马。事实上目前中国已有本、外币资金同时过剩而劳力局部不足的情况；民工荒对劳力密集加工业打击颇大。几年前当外商台商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高科技的晶圆加工项目时，林便声称这不符中国优势。但中芯等大型项目进展良佳，更多投资亦接踵而来。看来市场正与林的理论背驰，日后其中一方须作调整。
赵令彬提出，重化工业中的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场经济常见现象：发展每非循直线而是波浪或梯级型轨迹前进。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国便采取了必要的调节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导致经济过热。无论如何，不应因暂时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长远发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远景的不同目标。对于目前的资源瓶颈，短期只能靠挤下部分重工项目以作缓解，但从长远看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由持续发展，特别是重型化发展来作根治：重型化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是这种发展不足的体现。
赵令彬指出，总之，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亦要更紧贴和尊重市场趋向，否则难以把握新发展形势。
部分学者对“重化工时代”的判断
2004年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该报对部分经济学者的采访，对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的说法如何判断，又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呢？学者们表达了如下的看法：
卢中原：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
中国目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加速拉动经济高速成长非常明显。重工业占经济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预计超过65%，应该说，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但是不要简单的概括为“重化工业时代”，包括吴敬琏老师在内，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反对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一种说法是容易导致地方的盲目扩张，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
张曙光：重化工业的趋势是明显的。
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而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做文章，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发布一些有关的信息，这对于整个过程更有利。
彭志龙：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带动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之所以会这么快，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区都在大搞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由于这类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魏加宁：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战略是对的，也并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对于国外经验也有误读的一面。日本、韩国战后的确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时，还搞了一个“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几个大的钢铁厂，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搞重化工。这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年（2004年）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处都在上重化工项目。四川、内蒙不用说，就连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这除了所谓“政绩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目前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又没跟上，因此想方设法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搞房地产、上汽车项目都与此有关。
王大用：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和过分消耗资源。
我国正进入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时期，这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消费更容易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大。长期的高投资形成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场调节下，带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也带来对环境的污染

6. 为何古代科技辉煌的中国没有率先进行产业革命

工业革命率先发生于英国，让英国一跃成为当时的“日不落帝国”，各个领域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之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了美德两国，又让整个世界的工业更近一步。而当时的中国，却一直保持在缺位的状况，沉浸在天朝的美梦之中。也正是这一种缺位，导致了之后悲惨的近代历史。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产业革命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重农抑商”的政策的长期推行；其二是科举制度对于思想的束缚。

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保持社会的稳定，往往不重视商业的发展，而是希望用农业保持一种安土重迁的状态。这一方面的确稳定了社会的态势，但同时也让整个社会没有什么创新的发展，没有什么进取精神。

此外，科举制度中不断加强的思想控制，“八股文”等形式的创建，让当时的思想变得更加枯竭。在整个大环境的束缚之下，又如何让人们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去探索未知，进行真正的产业革命，这种思想上的阻隔，几乎从源头上阻断了产业革命的进行。

7. 为什么近代工业和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首先，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其次，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是近代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
再次，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掌握正真的近代科学技术，他们要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
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性决定，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力量比较弱小，相对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力量弱小。
总之，诸多的原因决定了近代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可得到发展。只有革命推翻封建政府，人民翻身做主人才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实质上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今天中国还是存在诸多令人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一切都会有多改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望采纳，谢谢，(*^__^*)

8. 为什么中国企业创新意愿不强

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已经算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企业创新的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没有创新的意愿。
企业最大的意愿是什么？是能在市场竞争中赚得利润。如果连钱都赚不到，何谈什么企业社会责任。在时下中国，干什么最赚钱？据《福布斯》杂志统计，中国最挣钱的行业是金融、保险、证券、电力、电信、石油、化工、烟草、航空、铁路、房地产等行业。如果能够享受国家或明或暗的补贴，舒舒服服地赚取垄断利润，国有企业还有多少动力去搞“创新”呢？如果靠炒房地产、放高利贷就能挣大钱，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肯冒风险去投入研究开发。
因此，“我要创新”的前提，是让“创新者”能够看到赚钱的希望。这不是改革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就能解决的，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不是靠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就能办到的，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竞争规则，让更多的“创新者”能够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大显身手。
话又说回来，企业即使有了创新的意愿，也常常感到“创新无门”，因为国家科技资源配置主要流向了大学和科研机构。随着科技投入急剧增长，大量“高精尖”的科技成果“喷薄而出”。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来讲，这些成果过于“高深”，吸收不了，消化不了，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蛋糕”卖给了跨国公司。很多企业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具体的制造工艺改进，可这样的“雕虫小技”怎么能让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看得上眼。说到底，我们的科研评价导向还是看“谁能站在前沿”，而不是看“谁能解决问题”。如果大量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确实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那些能够引领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基础研究成果，需要那些“不计成本”、能够“振国威”的重大科技项目，但中国发展的现实，更需要大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以解决我们的国计民生问题，推动我国产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这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9. 王石：中国为何无法成为创新中心

中国企业的跟随路线是相当成功的。帕尔迪是美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一直是万科的目标，在2007年我们超过了它；海尔源自德国，但如今业已是国际上最大的家电企业；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IT业自然也是模仿创新的代表。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世界多模仿，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18世纪时，中国茶杯是当时欧洲最畅销的茶具，也行销韩国、日本。但很快日本不再进口而是自己复制；紧接着欧洲也不再进口中国茶杯，取而代之以日制茶杯。因为日本人发现，高鼻梁的欧洲人用中国茶具会碰到鼻子，于是扩大了杯口，这也是模仿创新。
跟随战略的道理何在？以自行车比赛做个说明在团体赛里的平均成绩一定会比个人成绩好。因为根据流体力学，受阻力最大的是领骑的人，后面一定跟得非常紧，因为降低了阻力。相关数字也表明，基本创新成功率是26%，而模仿创新成功率是90%，这就是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的红利毕竟有限，往下走必须要靠创新。
文化上的阻滞
创新不是简单地把研发费用提升。《罗马人的故事》在开篇写道：在中华帝国修长城的时候，罗马人在修道路。中国的城市文化就是城墙文化，一个国家有城墙，一个城市有城墙，城墙里面紫禁城还是有城墙。罗马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阻碍而是畅通。《罗马人的故事》还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罗马人成功了？论智慧罗马人不如希腊人，论财富罗马人不如迦太基人，论孔武有力不如高卢人。显然这与罗马人的开放思想和包容相关，罗马人打一个城之前得先修道路、建桥，罗马人是工程师，用镐头建成了罗马帝国。
我相信郑和下西洋时的航海技术、编队的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为什么郑和不能像哥伦布那样发现新大陆？因为没有动力。中世纪时，东西方贸易被中东人垄断，所以哥伦布要去寻找新的航海路线。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要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只要沿着一条路走下去，一定能走回来；二是为了发现财富，香料、黄金，为此敢于冒险，甚至可以一去不复返。对于这两点，郑和的团队都不具备，这就是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意思是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组织），譬如明朝，要进行创新是非常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背上了包袱，很难转型。诺基亚、索尼今日的困境也是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让人唏嘘不已。
启蒙在教育
航海大发现之后，先与东亚国家打交道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东亚文明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时候，有天主教和新教两条路径。中国接受的是天主教，而日本德川幕府非常紧张天主教影响统治的稳定性，于是接受了新教。日本接受了荷兰而非葡萄牙、西班牙，因为荷兰是新教，新教是讲资本主义精神的。
江户时代，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设立洋学塾，讲授兰学。而所谓兰学，狭义来讲就是荷兰的技术和科学；广义来讲，就是通过荷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日本最早引进的是医学、地理学、天文学、数学。也就是说，兰学在日本江户时代成为一门学问，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完成了西方实证的训练。江户时代结束时，日本识字率最低达到60%，男性达到75%，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1949年时，中国的文盲率还在80%以上。换言之，1868年日本的识字率就远远高于七八十年之后的中国。同时，知识界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为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
勿刻意追求中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证明没法走下去。不要强调中学为体，因为这会阻碍现在的创新。
我到哈佛之后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没法丢掉，否则就不是中国人了。明治维新全面西化，也并没有丢掉日本传统的文化，不但没有丢，反而是日本本土的文化在国际上处于优先地位。建筑业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PritzkerArchitecturePrize），获奖最多的是美国人，其次就是日本人，英国第三，中国也就是王澍。王澍苦苦坚持的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但不是固守传统，而是把传统建筑语言与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都没有被淹没，一定还有存在的道理，在这个情况下须敞开胸怀认真学习。管理呢？我认为只有一种，没有中式、西式的区别。现代工业、现代企业管理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产生的，那就拿来主义，向其学习，创新模仿。再往下，当你已经做得最优秀了再谈如何创新。尚未卓越之前，半道搞儒家的教育方法，我的直觉是行不通的。
[本文根据王石在中欧创业营课程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Q&A
Q：很多人觉得中国商人的地位还是很低，抱怨环境不好。
王石：你不是追求民主吗？不是向往公平吗？不是追求正义吗？就从你做起。企业家就从你的企业做起。有什么老百姓就有什么皇上，如果你本人独裁、专政、不透明、暗箱操作，你怎么能指望一个皇上是廉洁、透明、公正的呢？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是潺潺流水，如果我们自己民主、讲正义、讲公平，自然而然就汇成滔滔巨浪。
王石：很多人不遵守做企业的底线，但至少我在遵守。当然这样是比较难的，但是难之后反而有竞争力。我过去说不行贿，现在照样也不行贿。房地产有一个金科玉律，位置、位置还是位置。万科的位置全部都是在郊区，拿不到好地，所以万科相当一段时间就是郊区开发商。怎么办呢？必须到市场上找回来，要最好的市场调查、最好的策划、更多地用心，在物业管理上、小区配套各方面做好，反而形成了竞争优势。
王石：万科现在不但是中国最大，还是世界最大。但是，我从来没把这个当成目标，这是结果。后面有追兵，中海、保利、富利、恒大、万达，要超过万科，如果我的目标就是最大，我不让你超，就得快速扩张。我现在和管理层讲，做第二、第三有什么不好？跟着加快出现两个问题，一个质量没法保证，第二资金可能随时断掉。现在，万科第一的位置没变，排第二的始终在变，要超万科的往往结果都不好。
Q：有人说创业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王石：万科本想做录像机，可是没许可证；我也想做保险、金融，但进不去。相当长时间内，我一点都不喜欢房地产，也不喜欢商人，但是形势比人强，这个社会搞商业容易成功，搞房地产更容易成功。不喜欢是一回事，但这是你的职业，你得负责任。所以要认真研究，从城市发展史，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等这般考察下来，你会发现，房地产、城市规划与发展是最综合的一个体系，不仅牵扯到工程，还牵扯到美学、技术。我现在是很喜欢，但也是这四五年的事情。
如果当时我换了，就没有机会了，人生不可能折腾20年，人生苦短，所以不喜欢也不要轻易放弃。怎么办呢？你把它做好。我当过兵，当过铁路工人，当过国家干部，当过工程师，可以说都不喜欢。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认真做好，当真正选择喜欢的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认认真真做好的不喜欢的东西，是人生很好的一段经历。

10. 为什么目前中国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看一下专家怎么说的 庞瑞芝：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时期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价值链分析。我们这个研究是基于实政技术方法上的技术研究。它是基于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基础数据和价值链引起的考察。我这次汇报的结构包括几部分：首先是背景。第二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工业行业部门技术创新绩效和效率。第三块是我们国家在转型经济过程中，我国工业部门创新的模型构件。 第四块是实践的模型分析。第五块是创新价值链的整体绩效评估。昨天很多的学者发言已经证明到我们国家改变的这个阶段，技术性创新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我们竞争的核心。尤其是在我们国家资源、能源和环境生态约束的大背景下，没有创新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有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决策部门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相关的支持性措施。从实际投入可以看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研发经济的支出是逐年在大幅度的增长。2000到2006年我国研发性年均增长到22.4%，这说明了我们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已经转化为实际的投入。到2006年我们国家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了33亿元。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研发投入是在不断的加大力度。也是很高的规模。但是跟这个现象向背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我们的基础创新能力和制造大国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在2000到2005年期间，我们国家的新产品销售额占纯销售额的脾肿只有11.6%，同期的欧洲国家是35%到40%。到2006年底，我们国家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而且在所有的企业中，只有0.03%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看得出来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们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不断的扩大，但是我们从技术创新的效果来看，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产品拥有情况来看，却是不相称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这边研究是从反差的矛盾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的创新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的投资在不断的增加，可是创新效果却没有显现出来。而且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周期远远不会这么长。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方面投入在增加，可是绩效并没有提高。研究性的学者非常多，而且给过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我们这篇文章是定量的研究，就是想衡量一下到底绩效是多少。从我们的研究出发点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整个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的绩效。我们采用了价值链所谓的模板，这个模板是有一些生产经营活动，投入到产出并不是一个环节，可能要经过若干环节，基于我们国家对研究创新性活动的价值链分析，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初步分成了两个阶段。两个环节，首先从我们看得见的投入，我们经济的投入，包括技术改造经费和引进消化购买国外技术的经费。从这个有形的投入到企业的成果，企业的成果可以用专利申请量和新开发产品量来衡量。我们最终的成果是要转化为社会产值，要推动全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产品研发，到申请专利到真正社会产出还要有一个过程。第一阶段，从新产品开发数目和专利产品量，从这个过程我们来看。第一阶段从投入到中间产出的转换效应。第二阶段，我们可以看作是从技术创新成果到新产品数目，你的专业申请了，立项了，有没有转化为新产品，有没有转化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个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益。我们的结果来源于对我们国家行业的分类，我们采用了36个大范围的工业。这里面不仅仅包括了制造业，还有其他的能源基础的行业。数据是1997到2005年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我们总体状况有一个判断，我们根据技术创新活动的滞后性。从资源的投入到创新活动成果的产出，我们认为是有滞后性的，我们采用了两年的滞后期。当然可能行业不同，时间也不同，我们采用了平均的办法。我们看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平均在0.6，没有超过0.8，而且这个趋势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跟转换效率相比，转化效率是非常低的，只有不到0.4%的水平。我们这个方法应该是建立在数据报和分析法基础上的，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我们自己跟自己比，但是这个比的结果可以发现，总体的创新性水平是很低的。可能个别有很高的，但是大部分要低于平均的水平。我们这两个阶段当中，第一个阶段是转换效率不高，另外，转化效率更低。从行业分布和特征来看，我们这里面有一张表。这里就是我国2001到2005年，列了一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性效率的产能分布。分成了转换效率比较高的行业，一般，和比较低的行业。转化阶段也是分成了三部分，因为转化效率比较低，我们以0.4作为一个分界点。发现两大块比较低的行业是占主流。我国技术创新的转化效率和转换效率都比较低。而且每四五年我们发现，转化绩效低，它的效率会更差。效率比较高的行业，跟我们想象的也不一样，我们发现从定量的分析来看，电子设备电子制造，只有这一项比较高的。其他的高技术行业，比如说交通运输设备，他们这些都在行业平均点一下。我们经过定量分析，结果就是我们的绩效确实比人家差，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可是我们的效果没有出来。原因是，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制度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完善，会影响绩效价值链的发挥。在工业技术性创新的价值链中企业的创新地位没有完成建立。所以作为创新主题的作用没有发挥。而且我们的创新体制是条块分割，我们自主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的创新文化都存在缺陷。第一阶段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市场竞争不足，以及非势场化导向的资源配置，这都是影响转化效果的发挥。转化阶段，我们创新成果的科研市场转化体系还没有真正的建立，所以很多专利数据高的，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这些直接影响工业部门创新绩效的发挥。我国工业部门的创新绩效整体表现不佳。既使是一些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绩效也值得关注。我们观察这些现象的原因，我们发现我国转型经济过程中体制的缺陷是影响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