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速度如何

①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新区，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力度，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新签外资项目(合同)数30024个，项目(合同)金额13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0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从指导思想上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
我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上面关于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估，将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
1.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快速进展，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
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1997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
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总结世界各国和人口规模大国的城市化规律和经验，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客观标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2.计量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进程的代表性指标，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国家对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因而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虽然联合国提议各国统一将2万人口聚居地定为设市标准，但是联合国人口司也认为出现多样化的定义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们在对比各国城市化率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差别化标准。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有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化进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结构和非经济因素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广义上的工业化程度的标志。同时我们选取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这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最能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数据处理
为保证收集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缩写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不包含中国的160个国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人均GDP数据和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处理。
中国的数据同样来自WDI，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口径尽量一致，另一方面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径不一致可比性不强，因此统一用WDI的数据更具备说服力。
(3)分析方法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在分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同时，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我们设计了三类共五个估计方程。①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在1980年-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不包括中国的共160个有数据国家，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保留了4014个观测值；②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中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我们将这16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水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在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其中高收入国家39个，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共保留了998个观测值，中高收入国家34个，共843个观测值，中低收入国家45个，共1124个观测值，低收入国家42个，共1049个观测值；③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估计方程，数据同样是从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共28个观测值。其中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和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的估计方程由于所有指标都有明显的时间趋势，通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所有回归结果见表1。
3.国内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比较
从表1的五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其中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个百分点。但是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同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在抽取的样本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又略占优势，就造成了世界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不显着的正相关。
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个百分点。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是，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替代为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
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或者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国家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呈现显着的正相关性。
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1980—2007年与国际样本相对应的中国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是否单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对各变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时间序列平稳外，LNURBAN和LNIND时间序列由于检验T值比显着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无法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伪回归。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们对变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变量LNURBAN和 LNIND均为一阶单整I(1)。
基于前面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对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对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并考虑到变量均存在趋势性，所以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我们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1)。
对照上述五个估计方程得出的参考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方程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方程最为接近，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这并不是表明我国也处在工业化后期或是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由于选取的工业化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贡献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则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在其他国家的各项系数对比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富有弹性，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也是富有弹性。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
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就成为一个疑问。
2.城市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
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3.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达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45906万人，2006年增加到57706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1.93：1。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约4000至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4.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人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
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
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1.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
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2.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
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设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着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3.从城市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变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
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②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如此迅速,顺利的原因

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认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因此,苏联在资金分配上,侧重支持重工业。头两个五年计划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84.2%和82.8%。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各自的年递增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为：28.5%、11.7%、-2.9%；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为：19%、14.8%、4.6%。
高速度斯大林一直强调高速度发展工业，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标志之一。苏联在工业化期间工业发展的年平均速度为17～20%，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几乎达到30%。

资金积累靠国内斯大林提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要“靠自己”，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靠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资本，靠战争向外国勒索赔款，靠奴役性的借外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采取这些办法，而只能靠自己国内的积累，靠节约。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国内外资本家的剥削，扩大了资金积累的源泉。工业化的成就又增加了新的积累源泉。国家通过农产品义务交售、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农业税以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途径也为工业化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在苏联工业化时期，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26～29%。
重视技术和人材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强调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当时苏联下大力量开办各种学校培训干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到1940年工业已拥有93万名工程技术干部。同时用重金聘请外国的专家，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约有 2万名各国的专家和技工，其中不少是担任过总工程师等职务的第一流技术专家。这对于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加快工业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苏联在工业化时期,开展了以掌握新技术为特点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特别是1935年冬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苏联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比例1913年为42:58，1926年为38:62，1929年工业比重第一次超过农业,比例为54.5:45.5，到1940年达到85.7:14.3。在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1913年为33:67,1925年为43.4:56.6,1932年为53.4:46.6，到1940年达到61.2:38.8。苏联在30年代末已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但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不协调，经济效益差，国家财政负担过重，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提高得不快，市场供应紧张，并形成了一套管理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

③ 工业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什么

工业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是工业高加工度化的发展阶段。工业产业结构是专业术语，是指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高加工度化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的发展

从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一般工业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像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从纺织、粮食加工等轻工业起步的。第二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化工、冶金、金属制品、电力等重化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发展最快的是化工、冶金等原材料工业。第三阶段是工业高加工度化的发展阶段。

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后期，工业发展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机电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时对原材料的加工链条越来越长，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工业生产出现迂回化特点。

加工度的提高，使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大提高，而消耗的原材料并不成比例增长，所以工业发展对技术装备的依赖大大提高，深加工业、加工组装业成为工业内部最重要的产业。

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产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体转向重化工工业迅速增长，工业劳动力开始占主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地区产业布局的主要内容是重化工工业的布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城市体系布局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塑造。以上三个阶段，反映了传统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结构变化的一般情况，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完全按照这种顺序去发展。

④ 中国的工业体系哪来的

49年之前的部分，主要就是东北的重工业。其他你说国民党黄金十年搞的什么什么，其实几乎可以忽略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打仗加掠夺之后更没有什么了。新中国建立后百分之八十都在在东北，广大的华北华东内地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

工业化里最关键的是把农业人口变成工业人口，这是最难的。

以前有地主，农民的余粮被地主剥削，然后地主拿来向手工业者与商人换奢侈品。这样是没办法工业化的。土改之后地主阶级灭亡，余粮大家平摊了，每个农民都可以拿来向手工业者换一些高级些的商品，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这样同样也是没办法工业化的，所以必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有些人眼中解放后农民生活也没怎么提高的原因。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中国是没办法工业化的。

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定了城乡二元格局。让城市的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还有曾经从属于买办与洋人的苦工能够留在城市里，成为第一批工业化的人口。国家有低价把农民的余粮征收了，往城市里发。这就是粮票的原因，国家给市民发粮票是意味着你可以有这么多低于市场价的粮食买。如果你不够吃，去自由市场买也行，就是贵。这是有些人眼中中国粮食紧缺的象征，事实上当时确实也是紧缺。但如果不是这样，工业化速度不会那么快。因为要让人们快速脱离农业到城市，所以一定要有原始资本。英国法国是殖民战争里从落后地区抢过来的，日本是甲午海战从中国抢过来的，而中国和苏联的这个原始资本是从自己农民手上剥削出来的。以前地主剥削去的，现在就让城市工业阶级剥削去。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我们没有殖民地也没有掠夺，战争赔款都没要，一穷二白，只能靠这个了。但是等工业体系完备后可以反哺农业，这是后话。旧中国的城市就是一些洋人与买办集中的地方，还有商人与手工业者，不是西方那种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如今，城市开始向真正的工业化城市转型。

工业分为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是造机器的，生产工业的工业。英国法国是从轻工业开始，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的路。德国日本后起国家，没有殖民地需要抢所以必须要军国主义，军事工业都是重工业。为啥二战后日本gdp不如中国高却发展这么快？因为人家二战前是造飞机造航母的，重工业底子在。中国gdp都是农民堆出来的。苏联就不用说了，工业化时候抢本国农民的口粮，趁着大萧条时期去各国狂买重工业机器，七年时间完成超级工业化，堪称世界纪录，不过农民很惨就是了。中国一开始是学苏联的，全力发展城市重工业，钢铁石油机床煤矿铁路。因为这些造出了机器可以进一步又发展工业。不过一五计划后开始调整了，毛泽东认为不能只顾着重工业，要多顾及一下轻工业和农业，顾及一下要让人民切实能感觉到生活水平在提高。他的十大关系就是专门讲这个的。

然后就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苏联的超级工业化忽略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而毛泽东想重建这种主体性。大跃进概括说来就是放权，打破中央集权统一计划，打破集中在城市的工业格局，打破集中在重工业的格局，让人民公社就地工业化，建立自下而上的体系，把中国变成邦联制一样的国家。从大跃进到朱镕基改革，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很穷。

接着大跃进失败了。第一是由于农业发展还不饱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多。第二是农村就地工业化水平差，全是大炼钢铁的废铁。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真正实现放权，打破中央集中体制后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官僚体制。所以自然灾害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是一五时期的中央集权或者今天的大政府，自然灾害断然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毛主席一是要恢复原有生产方式调整巩固提高，二是准备找官僚主义算账。

文革动乱一定减缓了工业化，但是远没有到崩溃边缘。你去查各种资料，70-75增长比80-85怎么都是要快的。70年代完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从钢铁煤矿发电水泥，还有铁路网与工公路网，卫星上天轮船下海。水平不高但是是完整的，门类齐全，可以自力更生。这就和所谓四小龙四小虎有天壤之别。70年代西方已经判定中国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了。从五十年代完全农业国，到七十年代卫星上天，感觉中国工业化速度也算是奇迹，大约世界第二，仅次于苏联，略高于日本德国美国，远高于英法。四小龙并非真的完整工业体系，不予考虑。
八十年代，工业体系完成之后开始反哺农业。化肥和杂交水稻广泛推广，而邓总设计师却在这时候选择废除人民公社。事实上粮食产量和共有私有无关，几乎只取决于技术。中国两千年一直是私有农田，怎么不见粮食增产，怎么灾害之年大逃荒？增产只是因为工业化完成，与私有田无关。这时候农村才开始真的有剩余劳动力，可以完成大跃进时候想的就地工业化。但是邓小平取消了人民公社。一个村几百剩余劳动力变成了一个家一两个剩余劳动力，没法就地工业化了，就只能开始向城市流动进一步推动城市工业化。效果见仁见智，有人说不包产到户现在城市不拥挤，农村都有产业都是华西村，没有破败的农村与三农问题。有人说人民公社乡镇企业大多初制滥造，最后全部被淘汰，城市发展也跟不上，没有国际竞争力，也只能像是拉美一样惨遭去工业化与中等收入陷阱。没发生的事情谁都不好说。

70年代西方世界滞涨，苏攻美守。八十年代里根开始全球化，第三世界在50，60年代建立的民族工业几乎全部灭亡。中国靠完整的工业体系扛住了，不过也损失了许多自主的产业，比如四人帮的大飞机运十，70年代大概有波音707的初代水平，就这么没了。前三十年靠着医疗卫生系统，扫盲运动，造出来的大量健康长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国际代工厂。美国获得了广阔市场之后经济强势复苏，反杀苏联。非洲拉美等地方在全球化之后迅速表现出去工业化的趋势，经济停滞不前，最后沦为原材料出口国。就连苏联都不能免除这个命运。四小龙靠着个别门类代工的比较优势快速发展。中国经历八十年代初倒退与高通胀，不好说是损失了宝贵的自主产业还是淘汰了差的东西，之后逆风崛起，靠着完成的工业体系与庞大的工业人口，终于在2010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开始反过来与西方争夺市场。到互联网时代终于碰着了美国的脚后跟，下一个时代开始考虑超车。

以上就是大概能够想到的过程。

⑤ 中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什么时候

中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1958—1978的20年间。（预计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建国后，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建国头三年，就迅速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从1953年开始，执行以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按可比价格计算,如以1952年为100，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67.8，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24.8，工业总产值增加到228.6，其中轻工业总产值增加到183.3，重工业总产值增加到310.7。

在这个期间,不仅经济发展比较快,而且各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比较协调,经济效益较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显着改善。

这表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工业国的道路上跨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5)工业化速度如何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指变落后的农业国家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用机器大工业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使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通常以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为其实现的标志。

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各国应走与本国情况相适应的工业化道路。

我国在1952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努力奋斗的“总任务”之一，并在随后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网络

⑥ 1982年到1991年为什么农村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城市化的速度

那个时候有很多工厂搬到了农村，还有农村联产到户以后，他工业化实现的程度要快一点

⑦ 英国是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的

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时间上比美、法、德、意等发达国家提前了１００年左右，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前了２００多年。这种绝对先行国地位使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农关系的处理上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加上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保护主义、倡导自由竞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传统，英国于工业化完成后在对农业的保护上反而比其他发达国家要晚一些，从而走出了一条从通过“财产剥夺——贸易条件恶化”模式积累工业化资金，到适度农业保护的较为独特的工农关系变动的道路；也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从农业剥夺向农业保护的转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从工农业关系上看，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１８世纪中期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圈地运动”及其对工业化的初始推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对农民的财产剥夺和强制性农场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剩余的能力，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从而开始了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圈地运动”历经了大约４个世纪，但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１８世纪中期产业革命以后。其结果主要有二：

首先是扩大了农场的规模，提高了农业的相对和绝对剩余水平。根据１８５１年的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面积为２４７０万英亩，其中经营面积在１００～５００英亩以及５００亩以上的大农场约占７８．２％，经营面积在５０～１００英亩的中等农场约占１３％，经营面积在５～５０英亩的小农场仅占８．６％。同时，即使是小农场，在经营方式上也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以前的小农经济。农场规模的扩大，为具有不可分特征的农业机械技术的广泛采用提供了可能。在机械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化肥和良种技术也开始推广，并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这就使得当时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剩余水平大大提高。在从１６５０～１８００年的１５０年间，英国的小麦单产水平平均提高了７７％，而仅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就提高了７９％，其中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比３０年代小麦产量提高了大约５０％。１７９０年以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１７９０～１８１５年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０．２％，１８１６～１８４６年为０．３％。一个农业劳动力在１７００年时只能养活１．７人，而到１８００年时就能够养活２．５人了。可见，“圈地运动”实际上是通过土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产品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农业剩余供给水平大大提高。１８世纪中叶之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出口。

其次，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权，为当时日益增长着的城市机器大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当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降低。１７００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６０％，１８０１年降到３６％，１８２１年降到３２％，１８５１年降到１６％。１８０１年，英国５０００人以上的城市只有１０５座，到了工业革命结束以后的１８５１年猛增到２６５座。这时，英国已经出现了象伦敦、曼彻斯特等人口上百万和数十万人的大城市。１８０１～１８５１年间，英国城市居民占全体居民的比重由３２％上升到５０．１％。

可见，“圈地运动”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一是强制性集中土地，提高了农业剩余水平；二是为城市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剩余水平的提高又为劳动力的非农化创造了物质基础。

二、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贸易条件恶化及其效应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英国的议会和政府基本由大地主、大商人和金融贵族控制着，他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多次颁布谷物条例，实行关税保护，限制和禁止国外廉价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谷物条例在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同时，也为高速发展的工业产业带来了一系列障碍。主要是：谷物价格过高，在工人的日常支出中食物费用占一半以上；工资的高低取决于面包的价格，从而造成了谷物价格和工人工资轮番上涨的现象，导致了工业产品中工资成本过高；食品和原料价格过高造成工业资本家的利润逐渐下降。从而，对农业生产的保护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反而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降低谷物价格，降低工业品成本，扩大工业品市场，增加工业利润，工业资本家和城市消费者联合起来与大地主进行斗争。终于在１８４６年，通过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方式废除了谷物条例，放开农产品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此后，两大产业的比较利益逐渐向工业转移。１８４０年，英国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为１１２％，废除了谷物条例后，１８５０年即下降为９０％，１９００年下降到８０％。其中，种植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更快。与１８４０年相比，１８５０年种植业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２０个百分点，到了１９世纪末期，种植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只及１８４０年的５７％。可见，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农业的贸易条件明显地恶化了。这种状况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推”、“拉”两种力量，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１８５１年，英国城市居民的比重为５０．１％，１８８１年达到６７．９％，１９０１年达到了７８．０％。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在工业对农业的超强度剥夺中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在极大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点：

１、农业的衰退。１８４６年谷物条例废除后，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农业便逐步走向衰退。特别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谷物的海运成本急剧下降，美国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廉价农产品源源涌入英国市场，使大量农业经营者破产，农业衰退益发严重。在这一时期，英国主要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急剧减少。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小麦播种面积由１４１．６万公顷减少到５８．９万公顷，产量从３０．７万公担下降到１４．８万公担，粮食自给率由１８７０年的７９％下降到１９００年的３９．６％。农业的衰退迫使英国工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国外农业的支持，这也是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此期间快速转移的重要原因。

２、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下，乡镇人口向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转移，使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在经济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就业的工人也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贫民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大量存在，居住条件恶劣，许多人住在不透空气、没有光线的地下室里；由于农业衰退，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剧了穷人的贫困。城市中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者，其生活还不如原来的自耕农。无业人口的大量增加还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恶化，以及犯罪现象的剧增。

可见，对农业的过分剥夺，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不仅造成农业的衰退，也在城市中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降低了城市化的质量，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对农业造成的持久性衰退，美国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自２０世纪初起就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但英国直到本世纪３０年代才开始这一转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进口受阻，国内粮食供给发生困难，英国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转而加强对农业的干预和扶持。主要政策有：奖励垦荒，对开恳荒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扩大耕地面积；在政策上鼓励农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产业的发展，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于二战以后迅速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对于各出口国用出口补贴的办法廉价倾销其过剩的农产品现象，英国等欧洲进口国采用提高关税以及非关税的手段对国内农产品生产者进行保护，这就大大提高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建立健全了国家农业生产管理机构，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大力发展农业合作企业和流通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按照欧盟的统一政策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补贴等。上述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显着的，其标志之一就是英国国内的农产品供给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８０年代以后甚至一度出现了过剩现象；标志之二就是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等规模农户的收入水平超过了城市中的一般产业工人；标志之三是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显着改善，乡村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善了乡村落后的历史面貌，逐渐同城市接近起来，社会学家把这一过程称为“乡村城市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中使用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少，１９７８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有６５万人；１９９１年进一步减少到２７万人，只占全部劳动力的１．３％，此后便稳定下来。而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在进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５０年代以后，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从而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城市中就业结构的改善使失业人数大为减少，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大为改观。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城市环境污染的状况逐渐得到了治理。城市产业逐渐向乡村渗透，城乡联系更加密切，８０年代以后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现象。

⑧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如何

工业化率达到20%-40%，为正在工业化初期，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

⑨ 中国完成工业化了吗

中国现在没有完成工业化。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首先要完成工业化。按照现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状况,劳动力的分布是:60%从事第三产业,20%的工业,10%的从事农业,10%的国家公务员。其中和我们现在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农业人口的比例。按照官方的数据，城市人口还没有超过50%，当然，如果只算拥有城市户口的则更低。
其实目前我国真正还完全靠从事农业生产来养活自己的人并不多，主要是靠打工，及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虽然这些农民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里工作，但他们并不能真正容入城市，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让家人享受城市的繁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子女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一起读书，从而变成留守儿童。他们多数都不能从顾主那里得到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