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企业的工业革命

1. 什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如何应对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致可以划分第一次是蒸汽技术革命，第二次是电力技术革命，第三次是信息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用现在的词叫做“物理信息融合”，其实就是“物联网+”，主要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在创新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如果把第四次工业革比喻为快速行驶的火车，命希望中国能驾驭得了这列火车的火车头。

2. 中国政府与企业积极参与新工业革命的原因

因为一个国家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上不管是处于追赶阶段，还是处于引领阶段，都需要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来为创新型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当然，处于追赶阶段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和处于引领阶段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因此政府因势利导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
在追赶阶段，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可能是新产业的进入、新技术所需的人力资本的培养等有外部性，金融体制可能没有办法动员足够的资本和分散可能出现的风险以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或是电力、交通、通信等硬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等软的制度安排不完善等，这些市场失灵难以由企业自己来克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来协调或进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可动员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须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战略性地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帮助给创造就业、促进增长能带来最大贡献的新产业企业克服遇到的市场失灵，助力其发展。
在新产业的引领阶段也会有市场失灵，这是因为在引领阶段，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需要靠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很有积极性，因为成功开发出来新产品、新技术可以得到专利，会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和利润。基础科研的产出则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不能获得专利，企业不会愿意去做，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要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将会是无源之水。因此，在引领阶段，政府因势利导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支持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同样，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可以做的基础科研是无穷的，政府也要以产业政策战略性地使用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和能力，以因势利导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这实际上是美国等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一直在做的事，这就是马祖卡托（Mazzucato）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称为“企业家型政府”的原因。

3. 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新技术引发新革命

科技革命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推动世界前行。18世纪末英国发明蒸汽机、实现机器代替手工生产，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从此进入“蒸汽时代”；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流水线出现，实现大工厂生产代替手工作坊，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人类由此进入“电气时代”。进入21世纪，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以及新的生产辅助技术等一系列重大关联技术的群体突破，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效率正在不断跃迁，人类正在进入以“智能制造（或数字化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夜。智能软件、新材料、灵敏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及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商业服务正在形成合力，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

得益于诸多数字化制造关键技术的突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呈现出与前两次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迥异的特征：一是从规模生产转向定制生产，即在生产过程中强化产品内部结构的标准化，以零部件的批量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增加顾客可感知的外部结构的多样化，以多元化外部构造来满足个性化需求；二是从刚性生产转向柔性生产，即以重新组合、重复利用制造子系统等方式，实现整个制造系统的快速组装和调试，使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灵活性以及突出的生产能力，从而能够适应大规模定制生产；三是从工厂生产转向个体生产，即创意设计者能够地从网络上获取产品设计程序和模板，并借助可重构制造业系统，将创意转化为个性化产品，使得创新者瞬间转变为制造者；四是从集群生产转向开放生产，即凭借发达的网络和通信技术，生产者的地理集群逐步转变为网络意义上的虚拟集聚，具有更高的开放性和灵活度，使生产者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更加敏感；五是从分工生产转向融合生产，即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产业边界渐趋模糊，制造者不单提供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与该产品配套的包括操作程序、配套软件等在内的完整的服务系统。

新革命带来新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尚处于爆发前夜，但其对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冲击和重塑作用不容小觑。尤其在生产分配方式以及全球产业资本流向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必将对已深深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江苏经济带来挑战：

一是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对劳动力的解放，同时又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部分生产工作将由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系统完成，从事制造行业的劳动力人数将大幅下降。显然，一方面是知识技能层次偏低的廉价劳动力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是知识型员工供不应求制约经济发展，这使得江苏长期以来的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二是外资减少进入并逐渐回流至发达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同时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些特点都会使过去为追逐低要素成本外移到中国和江苏的制造业资本发生“回流”。三是关键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可能拉大。为了攫取在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领先优势、抢占未来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欧美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关键领域技术的攻关力度。江苏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虽已取得很大成效、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研发力量、技术层次、产业化应用等诸多方面仍有不小差距。四是理念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不相适应的地方。比方说，仍有不少企业坚守“做产品”的理念，而对设计、服务、品牌等重视不够；有的企业仍然是“一个产品包打天下”，缺乏对客户需求的及时了解和快速响应；有的企业习惯了“模仿创新”甚至“拿来主义”，漠视知识产权保护。而很多时候，政府角色和定位也不相适应。诸如追求增长速度，热衷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惯性无疑与新工业趋势相悖。

新挑战呼唤新准备

挑战非常严峻，机遇不容错过。对于工业大省江苏而言，企业在传统工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正在经受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旧的生产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蓄势待发的历史性机遇，主动作为、提前布局，尽快调整工业战略，寻求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为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做好理念、技术、人才、政策和市场等五个方面的准备：

一是理念准备。要在全社会宣传普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关知识，扩大影响，营造氛围，逐步使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加强对政府部门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企业家的学习和培训，帮助其系统全面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关理念，帮助其认清形势、破解难题。二是技术准备。关键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是各国争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主战场。企业和研发机构要深入分析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适当超前考虑，加大研究力度，力争站到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政府部门要加强政策支持，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结合起来。三是人才准备。适应人才的新要求，加快开展有利于前沿技术突破的科研体制改革、有利于知识型员工培养的教育体制改革。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职业培育都要有所变革。同时积极打造人才高地，引进集聚掌握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四是政策准备。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的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是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要逐步将现有的追求传统产业规模扩张的“规模赶超型”政策体系，改革为鼓励新兴产业技术进步的“创新导向型”政策体系。五是市场准备。“大规模定制”要求充分重视市场需求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应充分利用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双“提升”的有利条件，将“大规模定制”与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启动“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要通过应用示范、用户体验和会展等形式提升用户对未来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培育潜在市场的消费群体。

4. 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首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主导未来世界的工业标准之争。美国互联网和软件业发达，因此提出工业互联网标准，试图从软件出发打通硬件；德国拥有强大的机械制造业，希望从硬件出发打通软件。中国是制造业和互联网大国，同时拥有推行工业标准所需的庞大市场，应从早期介入，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推介“中国标准”。
其次，“工业4.0”是具备基础条件的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式之一，但不是竞争力的唯一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项统计预测，“工业4.0”将影响46%的全球经济。中国人多地广，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有的还停留在工业2.0时代。条件成熟的企业可以引进先进解决方案或寻求弯道超车；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立足现实，寻找更符合自身需求、更经济的转型升级方案。
第三，掌握核心技术的才是王者。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如何集中力量在诸如芯片、精益模具等一些尖端制造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如何珍惜和更好地充分利用本土创新，都是未来努力的重要方向。
第四，始终把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智能化时代数据高度互联，如何确保数据或信息安全被认为是实现“工业4.0”的主要挑战之一。这不仅在企业层次，在国家层次更是如此。
浪潮已经汹涌而起，失之交臂者将会被时代远远抛在后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和呼唤弄潮儿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