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欧洲国家的人又懒又没什么工业,为什么能有那么好的
欧洲是工业革命发源地能没工业?西欧北欧经济算勉强,本质上说不过是因为占了国家第一梯队,依仗以前打下掠夺来的优势,占据着剥削地位,去看看全球利润链就知道了。
Ⅱ 工业化为何最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亚洲
工业革命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发生需要一定的生产力作基础,也需要适当的社会机制来促进。
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个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解读,答案也各不相同。我认为分配激励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工业革命首先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
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进入了封建割据时期。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是封建采邑制,由君主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给小贵族。在经过数百年的动荡时期后欧洲内部逐渐稳定下来,各贵族的封土也变成了实际上可世袭的私有财产,国君无权干涉贵族的内部事务。由于土地已被瓜分完,而欧洲没有中国式的科举进升程度,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要想取得更高的收益只有在现有财富生产基础上努力。同时,欧洲封建社会经过数百年的运行形成了对封地内财产权的承认与保护。于是社会上的聪明人纷纷将精力放在如何改进生产效率上。经过一代又一代欧洲科学探索者的努力,终于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足够的理论与技术基础。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教会遍布各地的教会学堂培养了无数信徒,而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思考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反观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高统治者考虑的是如何保证江山的稳固,一切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活动都在限制之列。
由于中国统一后外族一般构不成严重威胁,真正威胁皇帝地位的更可能是内部力量,统治者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统治上。由此便不难理解焚书坑儒、文字狱;也不难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容易理解虽然中国明朝首先进行了大航海,但随之是海禁政策的出台。在这样的社会里,富可敌国甚至也是被杀头的理由。
中国的皇帝为了政权的稳定需要一批有能力的人来帮助治理天下,从唐代开始就实行科举制,全国有能力的人只要能通过科举选举就能成为“人上人”。在这种分配制度的激励下,民众从小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科举制度将考试的内容限定在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其他知识。
在极权统治下,“官本位”盛行,政府掌握着财产分配权,人们的私有财产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频繁变动的政策、官商勾结、王朝更替等无不严重挫伤人们的创富积极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造财富。
所以,虽然中国在明朝初年就基本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分配激励制度的阻碍,工业革命还是不可能在中国首先发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愿意社会上出现威胁其统治的力量。如果不是欧洲工业革命带动了世界的进步并威胁到中国王朝的统治,中国至今还将是皇帝制的农业国。
与欧洲工业革命前社会形态比较接近的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的真正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与别国竞争中胜出纷纷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项制度在激励人们不断创新。财富分配向有利于增强国力的方向倾斜,人们各显神通,社会空前活跃。 虽然战乱不断,但此时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的黄金年代,人才之盛犹如满天繁星。
秦灭六国后中国进入了极权统治时期。国家的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动乱,好处显而易见。所以相比其他长期处于分裂动乱的地区,中国统一后获得了“统一红利”而使社会有了较快发展,直至十七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统一的代价是极权统治的出现,这必然妨碍不同声音的传播。当民众利益与统治者利益出现矛盾时往往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了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思想被禁锢、行动被限制。自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近两千年的极权统治时期社会革新缓慢,更别谈工业革命的出现。
因此,这就很好地回答了李约瑟的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其实何止是当代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两千年来中国又培养出了几个杰出的科学家?事实很清楚,在一个官本位盛行的社会里、在一个财富生产者远远比不上财富分配者过得潇洒的国家,又有几人能静下心来做实际研究?又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统一”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主轴,“统一红利”使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统一”无疑是顺应潮流与民心的必然结果。但统一后出现的极权统治又使中国多次错失发展机遇,甚至一度让国家处于亡国的危险境地。这就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制度方面的东西我们了解得还远远不够,一些当时很合理的制度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也会变得不合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找到了一种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社会制度。相反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不断反思:当今的制度合理吗?
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任何的改革也只是顺应发展潮流,即使政治家不推行改革,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会推动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只是一旦仅靠社会原动力推动前进,社会必定付出极高代价。所以,改革者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果敢推动社会变革,这不仅仅是对社会负责,也是自己对历史的交待。
当代的政治家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改革时机。现实提出了问题、理论给出了答案、社会提供了基础、民众给予了支持。这是千载难逢的改革良机,主导这一历史性进程的改革者必将永载史册!相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保守求稳者必将因痛失良机而悔恨终身。
Ⅲ 欧洲国家又懒又没什么工业,为什么社会福利会那么好
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相对而言是不错的,所以说社会福利比较好。
Ⅳ 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为何在欧洲国家不算富有
能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国家,非乌克兰莫属。据《罗斯史记》记载,乌克兰是“边陲之地”的意思,由此可见其地理位置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乌克兰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却一再错失良机,渐渐沦落为世间三流国家。
人不作不是死,国不作不亡。乌克兰走向衰落,有以下原因:第一,经济方面。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是计划经济,从苏联独立后转为市场经济,由于政府无能管控不力,导致国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一夜返贫,几近崩溃。第二,政治方面,乌克兰搞政治投机,首鼠两端,一会投靠欧美西方国家,一会亲近俄罗斯,失却双方信任。尤其后来被欧美国家和北约组织忽悠,中断了其军工业生产,销毁了战略性核武器,放弃了优势工业,没想到最终被抛弃,国家也是日渐式微,天怒人怨,内斗不止,元气丧尽。
Ⅳ 在欧洲发达国家中,为何西班牙的工业化起步非常晚
因为西班牙那个时候农业落后。
类似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坏账和持续赤字的负面记录使它们的贷款利率急剧上升,这对投资极为不利。德拉拉曾经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坦率地嘲笑西班牙信用已被埋葬在那里。要知道,那是1836年。教育的失败也是诱因,西班牙的教育通常远远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在1880年代,小学等小学教育的入学人数达到了顶峰,但在随后的30年中却急剧下降。除了恩斯特内图萨大学以外,西班牙的现代教育一无是处。保护性农业在国际市场部门中没有竞争力。农业收入太低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原始资本积累太少不足以支持工业发展。总是赤字的政府财政挤占了私营企业,而不是鼓励人们投资。
Ⅵ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
假如,由中国来进行资本主义,而欧洲人没有发生,
那么欧洲人是不是也要分析,我们欧洲人有什么劣根性,我们的欧洲人等贵族等级森严,基督教罪大恶极呢。
人类社会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欧洲幸运的就是,在罗马文明被野蛮民族灭亡了,但是在阿拍伯世界里得到继承,在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中,又重新被西欧所获得,引发文艺复兴,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后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引起了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引发工业革命。
而中国不同的就是,先后竟然遭受两次的外族入侵,第一次是蒙元,因为蒙古人手段粗暴,不汉化,因而对于以文明的破坏力不强,
但是第二次,满清入关,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满清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并且实行了剃发,迁界海禁政策,他们是野蛮民族中比较聪明的,善于利用汉文化中国的糟粕,来奴化汉人,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商业资本被毁灭,结果是中国由商品经济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经济,在这基础上创造了封建经济下的康乾盛世。
所以,当西方人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
中国的幸运比其他文明好不了多和,中华文明实际上也已经消亡,经满清一代的奴化,开放包容的汉文化已经失去了其精随,留下了一堆糟粕,而且现在的满清遗老遗少,出于歌颂满清的原因,而大肆诋毁汉文化,将儒教封建制和汉文化当作毁灭中华文明的原凶,其实他们自己心里却明白得紧,满清入关,不仅灭亡了中华文明,而且直接导致中华文明倒退数百年,这还不算满清统治三百年间的文明的停滞,。
Ⅶ 为什么欧美日韩发达国家用人成本那么高,工业制造业却没有完全消失掉
很简单,一个企业的利润部分是收入扣除产品成本和各种费用后的余额,发达国家他们的用人成本高,他们可以提高产品的价格或者提高经营效率来保持那份盈利空间,再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完全可以消费得起提高价格后的商品,企业通过涨价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试问企业实现了盈利,怎么还会消失呢?
Ⅷ 为什么欧洲人工作时间那么少,却有那么多发达国家
因为积累的多
欧洲的工业化最先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已经占据高附加值高回报的产业链顶端,罗罗公司的一台航空发动机的利润是我们好多货柜纺织品才能换回来,而且人家的技术我们一时间还没法攻破。诸如此类的产业布局形成的代差导致我们没有市场定价权,我们做的白菜价,他们做的天价。因此他们有更多利润投入到研发中去,长期保持技术优势。我们要赶超他们就要做好目前工作,吸收全世界人才,加大科研投入,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Ⅸ 为什么欧洲这么发达的工业国家,很少听到有血汗工厂,而且生产的东西也比我们多这是为什么
单一的比较,欧洲的生产力不及我们 效率远高我们
但是.欧美的工业体系多为技术型 资本型的高端制造业 是后工业时代
带研发 销售 物流 管理 定价 利润高 效率高 不需要人多
而我们的工业化还没完成...
且我国多是低端制造业,而这里面多数只是给欧美代工 利润奇低
还有很多需要人力密集的低端产业 欧美日早就向外输出了 就是我们听到的世界一体化
人家做研发 我们帮忙生产出来 赚个苦力钱... ... 说我们是世界工厂 简直是一种侮辱
剥削劳工 破坏环境 就是我们干的事....
Ⅹ 欧洲为什么要再工业化请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近年来,欧洲国家普遍“去工业化”,西班牙等国工业地位不断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弱。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后,“去工业化”致使抗危机能力不足这一弱点充分暴露,因而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被欧洲各国提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上来。“去工业化”成普遍现象
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或多或少存在“去工业化”现象,其中以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主要涉及纺织与服装业、汽车等行业。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1%降至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20.9%降至17.9%,这意味着欧洲人因为“去工业化”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
西班牙IE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庞比隆在对比西班牙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后发现,1970年西班牙工业和能源产业占GDP的比例为34%,服务业占46.3%,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6%和71.6%。
导致欧洲国家“去工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三产业的崛起是一个带有共性的因素。具体到西班牙则有其特殊原因。首先,西班牙中小企业多,普遍具有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劳动密集等特点,非常容易转向劳动力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其次,西班牙长期缺乏对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1997年至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间,大量资本和就业流向地产建筑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去工业化”的势头。
瑞典也曾经走过很长一段“去工业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给瑞典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带来冲击,瑞典的制造业雇员人数大幅减少。到2008年制造业雇员人数仅为70万,不到全国劳动力的20%。同时,工业品价格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走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减少。
弱化实体经济降低抗衰退能力
整体来说,“去工业化”并未动摇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体的地位,但欧盟智库“罗贝尔·舒曼基金会”专家让—弗朗索瓦·雅梅说,尽管欧盟工业竞争力尚存,但就业流失严重,这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庞比隆认为,“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西班牙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过去4年,西班牙共失去了80万个就业岗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无疑大大削弱了西班牙应对危机的能力。
瑞典的案例则更有借鉴意义。由于及早意识到“去工业化”的危害,瑞典政府重新加大对工业投入。瑞典在《2010—2011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名第二,超过新加坡和美国,这与其“再工业化”密不可分。据瑞典中央统计局预测,今年瑞典工业领域总投资将达532亿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6.74瑞典克朗),比去年增加10%。预计2012年工业投资还将增加7%左右。
重视制造业是德国的传统,也是政府、企业和工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政府定期同“研究和创新专家委员会”举行会议,分析工业国家发展现状和德国技术生产趋势。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英美制造业部门大量裁员,而德国通过政府扶持和补贴等手段,尽量维持制造业的就业稳定,这是危机过后德国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因为“资本没有思想,人才有”,工程师一旦被解雇就很难重返岗位了。
“再工业化”主打高端制造业
面对“去工业化”在产业结构和就业方面带来的威胁,欧盟委员会几年前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并启动了以下方案:2007年成立欧洲研究理事会;2008年建立欧洲创新技术学院;实施联合技术倡议,研发如卫星监测环境与地球安全、微电子工艺燃料电池、药物创新等技术与工艺,以提升“再工业化”进程。
“去工业化”严重的西班牙也制订了“再工业化”援助计划,旨在推动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实施支持高技术和高生产力的工业计划以创造就业。2011年西班牙政府共收到了2412份援助申请,受理908份,拨付的援助金额达4.624亿欧元,这些援助将带动16.8亿欧元的投资并创造直接就业岗位4676个。
瑞典政府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也引导企业将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领域,大力发展电子、环保、能源、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爱立信、ABB、SKF等老牌企业焕发出新活力,走上“再工业化”之路。
瑞典工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林德指出,这种制造业的再次繁荣被一些学者称为“积极的去工业化”,而从生产率及其在实际GDP中所占的比重看,这其实就是“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代表欧盟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高端制造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