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增加值如何计算复合增速

‘壹’ 哪些行业在拉动工业增加值

第二，哪些行业在拉动工业增加值？和上月比较，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 汽车 、非金属矿造（水泥）、农副食品加工等行业改善明显。此外和出口环节信号一致，微型计算机产量增速大幅上升。这些行业表现背后包含几条宏观线索。

第四，地产销售情况基本符合预期，单月销售增速恢复至-2.1%。可能包含对疫情停摆期的回补效应，新开工和拿地上升明显较快。施竣工则继续沿着施工回落、竣工回升的既定趋势，但相对变化不大。

第五，消费降幅继续收窄。其中餐饮仍是-30%负增，未来改善空间更大些。零售有三个领域比较抢眼：粮油食品继续近20%高增长；通讯器材（手机）进一步加快至12.2%； 汽车 零增长但较前三个月-30%增长大幅好转。此外必选消费、地产系耐用消费品也均有改善。

第六，就业一般略滞后于经济，本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今年就业压力来自于三个层面，可能贯穿全年。所以政策也比较明确把“保就业”作为六保之首。

第七，3-4月经济处于比较典型的“恢复期”，基本上所有行业都较1-2月“停摆期”改善。后续总量数据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同时伴随结构性分化：基建预计将继续改善，消费多数领域将继续好转，地产、出口领域则可能会徘徊摇摆。关注经济的结构性线索。

和发电耗煤等指标指向一致，4月工业数据继续改善；服务业生产指数降幅收窄，但仍在负增区间。这也意味着4月隐含的实际GDP增速在回升，但幅度低于工业增幅。4月六大集团发电耗煤增速从3月的-20%收窄为-13%，而今日公布的4月发电量增速从3月的-4.6%回升至0.3%。与这两个数据基本对应的是，工业增加值从3月的-1.1%上升至于3.9%。

4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从-9.1%降幅收窄至-4.5%，也趋势改善。服务业恢复程度整体低于工业，特别是餐饮、交运、批零三个行业形成下拉，所以目前仍在负增长区间。5月第一周发电耗煤和30城地产销售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7.5%，而全国餐饮、住宿行业消费规模仅恢复至去年同期70%左右； 旅游 市场恢复至同期的50%。

这个结构意味着4月隐含的实际GDP增幅大概率要低于工业增加值增幅（除相对较稳定的农业外，GDP的构成主要是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哪些行业在拉动工业增加值？和3月比较，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 汽车 、非金属矿造（水泥）、农副食品加工等行业改善明显。此外和出口环节信号一致，微型计算机产量增速大幅上升。这些行业表现背后包含几条宏观线索。如果看工业增加值的行业结构，有一类是增速一直较高的，比如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有一类是整体低增和负增的，比如纺织服装、电力热力。

和3月比较，专用设备（4月14.3%，3月-2.2%）、通用设备（4月7.5%，3月-5.4%）、电气机械（4月9%，3月-0.4%）、 汽车 （4月5.8%，3月-22.4%）、非金属矿造（4月4.2%，3月-4.5%）、农副食品加工（4月3%，3月-4.8%）等行业同比增速改善明显。

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4月增长11.8%，高于3月的9.9%。其中智能手机（4月-2.0%，3月-0.7%）、移动通讯手机（4月-15.2%，3月-9%）产量4月同比增速低于3月；集成电路（4月29%，3月20%）产量同比增速高于3月；微型电子计算机同比增速上升迅猛（4月26.2%，3月0%）。

这一点和出口信号一致。4月出口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大幅反弹，我们理解反映的是疫情期间隔离和线上办公这一“场景需求”的暴增。

简单来说，4月带动工业增加值的行业可能来自于几个线索：

第一，基建项目升温，所以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非金属（水泥）等行业的生产端发力。

第二，耐用消费和部分必需消费修复，所以 汽车 、电气机械（家电部分）、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环比恢复。

第三，政策导向及场景推动，所以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等行业增速继续抬升。

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修复，其中结构上是基建地产引导。基建投资单月增速回升至了4.8%，引领作用明显；地产投资单月增长7%，亦明显超预期。制造业投资偏低迷与一些外需系、消费系部门投资的低增有关。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3月的-16.1%恢复至-10.3%。

其中基建投资回升尤其明显，投资累计增速由3月的-16.4%恢复至-8.8%，隐含的单月增速已至4.8%，引领作用显着。

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由3月的-7.7%收窄至-3.3%，隐含的单月增速为7%，亦超预期。

制造业投资增速由3月的-25.2%收窄至-18.8%，在整个投资结构中仍是显着偏低。这与一些外需系、消费系部门投资的低增有关，比如纺织业投资累计为-32.5%， 汽车 制造业投资为-22.9%。这些行业投资也在改善，但改善幅度低于整体。

地产销售情况基本符合预期，单月销售增速恢复至-2.1%。可能包含对疫情停摆期的回补效应，新开工和拿地上升明显较快。施竣工则继续沿着施工回落、竣工回升的既定趋势，但相对变化不大。

地产销售面积累计增速由3月的-26.3%收窄至-19.3%，隐含的单月增速恢复至-2.1%。这个情况基本复合预期。我们前期报告《复工率、就业与水泥价格》中也指出，5月第一周30城地产销售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7.5%左右。

拿地和开工也恢复较快。新开工累计增速由-27.2%收窄至-18.4%，单月增速已上升至-1.3%。土地购置面积由-22.6%大幅收窄至-12%，单月增速为13.8%。新开工和拿地的上升与相对较宽的信用条件有关，也可能包含对疫情停摆期的回补效应。

施工面积累计增速由3月的2.6%回落至2.5%，竣工面积累计增速由3月的-15.8%收窄至-14.5%，总体是沿着累计增速施工回落、竣工回升的趋势，但相对变化不大。

消费降幅继续收窄。其中餐饮目前仍是-30%左右负增，未来改善空间更大一些。零售中有三个领域比较抢眼：粮油食品继续近20%高增长，通讯器材（手机）增速进一步加快至12.2%， 汽车 零增长，较前三个月-30%的增长大幅好转。此外必选消费、地产系耐用消费品也均有改善。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7.5%，较3月的-15.8%显着改善。其中餐饮增速由-46.8%回升至-31.1%，也就是说相比去年同期依然是下降三成，中长期空间较大；零售由-12.0%收窄至-4.6%。

零售中有三个领域比较抢眼：一是粮油食品，继续维持近20%高增长，4月增速为18.2%，只略低于3月的19.2%；二是通讯器材（手机），增速由3月的6.5%进一步加快至12.2%；三是 汽车 ，4月零增长，较前三个月-30%的增长大幅好转。

地产系的三个耐用消费品领域均继续负增长，但同比降幅已显着收窄：家电为-8.5%（3月-29.7%）、家具为-5.4%（3月-22.7%）、装潢为-5.8%（3月-13.9%）。

化妆品4月增速为3.5%（3月-11.6%），日用品增速为8.3%（3月0.3%），改善幅度也较大。但较去年底趋势值仍有明显差距。

就业一般略滞后于经济，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今年就业压力来自于三个层面，可能贯穿全年。所以政策也比较明确把“保就业”作为六保之首。

4月调查失业率为6.0%，较3月的5.9%有所上升。

今年就业压力来自于三个层面，可能会贯穿全年：（1）大学毕业生数量上升，达870万；（2）出口系产业链一般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今年出口型产业链，尤其纺织服装等吸纳就业的大行业存在订单下滑压力；（3）疫情防控常态化，餐饮等服务业恢复程度不足，带来一定就业压力。

所以政策也比较明确把“保就业”作为“六保”之首。

3-4月经济处于比较典型的“恢复期”，基本上所有行业都较1-2月“停摆期”改善。后续总量数据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同时伴随结构性分化：基建预计将继续改善，消费多数领域将继续好转，地产、出口领域则可能会徘徊摇摆。关注经济的结构性线索。

按照我们“停摆期-修复期-分化期-企稳期”的框架，疫情导致2月经济处于一定意义上的“停摆期”；此后的3-4月，随着交通物流条件的恢复、消费条件的改善，以及复工率的推进，基本上所有行业都较1-2月环比改善。4月之后复工基本完成，继续修复的主要是消费环境。后续总量数据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社交半径存在一定约束，加上外需订单下行的约束，行业之间可能会进入分化阶段。

基建定调明确，加上3-4月项目审批的加速、专项债和中长期贷款的扩张，估计后续将进一步回升；服务类消费回升趋势比较确定；必选消费中目前存在补偿性消费、增速较高的食品等，后续可能会脉冲结束后回落至常态；日用品、化妆品等受场景影响的，可能会继续恢复；耐用消费品可能会存在消费环境改善、旧改和竣工驱动下的上行脉冲，但家电等亦会部分受出口约束；地产、出口领域则不太确定，可能会存在短期数据摇摆。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海外经济变化超预期

本文作者郭磊，来自郭磊宏观茶座，原文标题：《【广发宏观郭磊】哪些行业在拉动工业增加值》

‘贰’ 简述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发展分哪几个阶段发展趋势如何

由中国提出的《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机床数控系统 一般要求》国际标准提案，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技术委员会物理设备控制分会（ISO/TC184/SC1）批准正式立项，是ISO/TC184/SC1中首次由中国提出并成功立项的项目。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支持及机床行业共同努力下，中国数控系统在功能、性能等方面得到了大幅提升，有效支撑了数控系统产业创新发展。这项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标准规则工作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将进一步提升。下文将对我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作出分析。

一、工业增加值达到28万亿元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已经整体步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

2007-201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保持着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同比增速有所下降。201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28.0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

图表1：2007-2017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情况（单位：万亿元，%）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5年中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行业产销需求预测与转型升级分析报告》。

‘叁’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哪些特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交通设施日趋完善，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新区，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力度，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新签外资项目(合同)数30024个，项目(合同)金额13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30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缩小的是“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从指导思想上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
我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上面关于我国城市化的特点，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估，将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
1.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快速进展，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
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1997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
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总结世界各国和人口规模大国的城市化规律和经验，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客观标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2.计量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进程的代表性指标，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国家对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因而世界各国城市化率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虽然联合国提议各国统一将2万人口聚居地定为设市标准，但是联合国人口司也认为出现多样化的定义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们在对比各国城市化率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差别化标准。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有许多潜在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化进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结构和非经济因素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广义上的工业化程度的标志。同时我们选取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这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最能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数据处理
为保证收集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缩写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不包含中国的160个国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数据、人均GDP数据和工业总产值占当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处理。
中国的数据同样来自WDI，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口径尽量一致，另一方面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径不一致可比性不强，因此统一用WDI的数据更具备说服力。
(3)分析方法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在分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同时，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我们设计了三类共五个估计方程。①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在1980年-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不包括中国的共160个有数据国家，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保留了4014个观测值；②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中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我们将这160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水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和低收入国家水平。同样在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其中高收入国家39个，考虑部分国家在某些年份数据缺失，共保留了998个观测值，中高收入国家34个，共843个观测值，中低收入国家45个，共1124个观测值，低收入国家42个，共1049个观测值；③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估计方程，数据同样是从1980—2007年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选出，共28个观测值。其中世界总体估计方程和四类收入水平国家的估计方程用固定效应模型，中国的估计方程由于所有指标都有明显的时间趋势，通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所有回归结果见表1。
3.国内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比较
从表1的五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回归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其中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个百分点。但是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同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在抽取的样本国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又略占优势，就造成了世界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存在不显着的正相关。
第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个百分点。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的解释是，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替代为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
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个百分点，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加0.05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或者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国家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呈现显着的正相关性。
4.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1980—2007年与国际样本相对应的中国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是否单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对各变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时间序列平稳外，LNURBAN和LNIND时间序列由于检验T值比显着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无法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伪回归。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们对变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从检验结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变量LNURBAN和 LNIND均为一阶单整I(1)。
基于前面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对以上多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对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并考虑到变量均存在趋势性，所以确定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我们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到标准化协整方程(1)。
对照上述五个估计方程得出的参考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方程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方程最为接近，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这并不是表明我国也处在工业化后期或是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由于选取的工业化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贡献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则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长。在其他国家的各项系数对比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富有弹性，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也是富有弹性。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
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就成为一个疑问。
2.城市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
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3.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达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45906万人，2006年增加到57706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1.93：1。这种城市面积扩张致使大约4000至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4.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人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
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
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21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1.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
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2.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
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设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着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3.从城市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变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
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肆’ 杭州真的干不了工业吗

从2009年到2021年，杭州确实是在“远离”制造业，这个是事实。高赞说的很多知名企业，它们大部分只是将总部和研发放在了杭州，吉利甚至只在杭州放了个集团总部，研发、制造甚至子品牌总部都放在其他地方。

这些名字和归拢的利润数字无法证明杭州制造业。直接看工业投资和工业增加值，杭州从零几年开始就没有增加过工业投资，在M2大扩张的背景下，这已经证明了杭州的去工业化；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可以看出，杭州09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50%左右，21年只剩30%不到，20%的降幅全国罕见。全国主要城市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比杭州还低的只有北京和广州，但是这两个城市分别是全国中心和华南大区中心，有巨大的国企总部效益，杭州是根本没办法比的。杭州最早的定位是风景疗养城市，大跃进后转型重工业城市，改开后重新定位旅游文化城市、工业兴市，方向确实是迷茫，国家给杭州的定位比较低，央企国企的产业投资极少。

但是，杭州发展工业的条件只是相对的差，而不是绝对的差。重工业时代的杭州GDP排名是长期全国前十的。大江东距离嘉兴港车程80公里，距离世界第一第二港口都在车程200公里开外，这条件算差？工业条件确实是远没有上海宁波好，也不如有高级内河航运的广佛苏锡。但看看合肥，人家纯内陆城市都能制造业起飞，家电/汽车/半导体/面板都很好。要知道，就算是拥有世界前十大港的苏州，它很大一部份进出口也不是走内河水运的，而是从工业园区直接公路运输到上海港（园区到外高桥100公里开外，到临港150公里开外）。

不指望杭州拥有宁波苏州的制造业规模，可现实是，近几年制造业份额直接从杭州的经济增量版图中消失了，这拿地理区位说得过去啊？这完全是自我放弃的结果。不知道是省里的定位还是杭州市的自我定位，总之单薄的“数字经济第一城”根本扛不住周期波动。每个产业都会有自己的小周期，而对一个城市来说，产业越复合，抗波动能力越强。这几年杭州市也算回过味儿做了一些事，比如知道把自己孕育的新能源汽车独苗给留下来，但还是远远不够。后面就是项目优先，该舔北京的舔北京，该舔上海的舔上海，能给苏州宁波做配套的项目也不错啊。也不用担心什么此消彼长，杭州反正西边和东边根本就是两个地方，大江东也到杭州市手里了，方向其实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