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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创办的民用工业有什么

发布时间:2023-12-05 18:22:40

⑴ 洋务运动举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有哪些

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由李鸿章创办于1972年。既然是官督商办,还是以民间经营为主,因此轮船招商局被定义为民营企业。实际上,民间资本只有73万两银,而官银则有190余两之多,完全是公私合营。

二、开平矿务局,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拟订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1878年7月24日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 1881年全面投产,雇工3000人。1882,年产煤38000吨,1898年达730000吨。历年扩充设备,改善运输条件,备有运输煤轮,设有专用码头和堆栈。到19世纪末,总资产已近白银600万两。1892年唐廷枢死后,张翼接任督办,矿权逐渐为外商控制。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人筹建,中间几经曲折,数易其人,终于在1890年开车生产。开工后营业兴盛,获利丰厚。1893年10月工厂毁于火,李鸿章派盛宣怀、聂缉椝负责清理规复事宜,后盛聂两氏在是局基础上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复工生产。

四、中国电报总局,1880年8月中旬,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准筹设津沪电报线,在天津成立官办的津沪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1881年11月津沪线完工前,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18823月1日起,改为官督商办,招股集资,分年缴还官办本银,听其自取报资,以充经费。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等集股湘平银八万两,是其创办资本。

五、汉阳铁厂,1890年,张之洞主持创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它的横空出世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开端,被西方誉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汉阳铁厂建成的首功之臣就是张之洞,但他也曾因为自己的愚昧无知和狂妄自大闹出过笑话,并因此给整个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盛宣怀创办的民用工业有什么扩展阅读

洋务派早期创设的民用企业大都采用官督商办形式。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创办军用企业之后,在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经营等方面都遇到困难,便从70年代中期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但是,清政府财力不足,无力拨巨款直接投资,且不能承担亏损;便全推于商办,但又不放心,于是出现了官督商办这类企业组织形式。

官督商办企业吸收了私人资本,其生产也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又能避免封建地方势力的干扰。它与不计盈亏的官办企业相比是一种进步的趋势。同时,官府一般给官督商办企业以减免税款、取得贷款以及垄断经营等特权,因而在创办初期得到了“商”人的赞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大型官督商办企业在最后大都成了内外反动势力的牺牲品。在这些企业中,有的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所吞并,如开平煤矿;有的被强制改为官办,如电报总局;有的则转入洋务派官僚之手,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如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等等。

⑵ 洋务运动中有哪些军事工业,民用工业

洋务运动(族皮1861年至1894年),又称自强运动,是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

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则亩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因为清军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沉重打击了清廷的信心,洋务运动黯然收场。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孙穗森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⑶ 盛宣怀的主要成就

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
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1892年起,他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
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
因汉阳铁厂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盛接办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将帅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并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委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为总办,将大冶铁矿隶属总厂,接着便着手改造、扩充汉阳铁厂。针对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首先派委员带同外国矿师沿长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德银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随即奏派郎中李维格出国考察钢铁,求取炼钢新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李在考察欧美钢铁工业的同时,找到汉厂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外人惊呼"中国醒矣"。但盛在改造、扩充汉阳铁厂时,为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制铁所的诱惑下,以大冶铁矿得道湾矿山及矿局的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多万日元,使大冶铁矿主权丧失。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学首开航政科,后发展为独立的吴淞商船学院,是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盛宣怀还创设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1997年,上海图书馆又再次组织整理“盛档”,这次整理共历时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盛宣怀当年的亲近幕僚叶景葵曾说过:“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条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叶景葵自称,“公”即指盛宣怀。从盛宣怀对拟“函电属草”这样的事,即使卧于病榻,也必“亲自为之”,足可见盛宣怀对文案(实际上也是对档案)的重视。 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着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吴大澄江苏吴江,经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镛江苏常州,郑观应是广东人,但也长期在沪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着名善会、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绪八年(1882年)被推举为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经元善先后在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任职,郑观应曾任上海保婴局董事,后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这次水灾的义赈工作前后超过半年。由于江苏一些地方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赈灾不力,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不满:“官赈现由乡董地保造册送州,匀摊办法,义赈系经司事亲历各灾区查看开办,俟官赈放后,义赈以补不足。……向来官赈不过凭董保造册呈送,印委分极次贫匀摊,每口极多数百钱,散放极迟,克扣极多。且百姓皆称吃皇粮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饱者,已算极好。宣官直东,总司赈务,亲督查户,洞察其弊,曾严惩印委,禀院以官作义,系将官赈并归义赈,责成义绅,随查随放,奏销则列明官赈若干,义赈若干。李文忠、张勤果不派委员,即派员亦止会同义绅而已。非必委员无妥人,实因章法不同。且委员所带之人,断不能耐苦终日奔波,故以候补官充义绅,亦能变好”。提出“官、义合赈”的建议,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怀随后亲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规范来自政府途径和民间途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办法,实际上官赈的管理权也已经归于上海广仁堂。端方在冬赈结束后上奏朝廷,褒扬盛宣怀等人的功绩:“自议定官赈义赈合办,绅任查产放钱,官任监视弹压,遴派员绅,分投开办,随查随放,不少耽延,办理尚称顺手。……至各属查赈,安静不扰,实惠普沾,则义绅之力为多。而此次义绅之遍布各属,力任劳怨,实由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主持公义,极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后,该人臣等首倡义赈,于捐款弩末之时毅然认筹钱百万串,所派义绅类多朴实廉干之才。”这年冬赈结束后统计:“官赈发过银七十万两,合钱一百余万串,官办平粜米价充赈钱二十万串,义赈钱六十余万串,提用淮海各属积谷钱十余万串,约共钱二百万串有奇。”通过上海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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