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工业制造去产能怎么应对

① 如何应对“中国制造2025”

全面认识“中国制造2025”
要说“中国制造2025”，必然无法回避德国“工业4.0”。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业4.0”是“中国制造2025”的母版。所不同的是，“工业4.0”立足德国实际，在保持世界制造业“领头羊”地位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制造转型，包括构建“智能工厂”与组织“智能生产”，以使德国继续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进一步提升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工业4.0”中，由于智能工厂的出现，端到端的数字化网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创造智能产品、程序和过程，能够管理复杂的事物，进而更高效地制造产品。在“工业4.0”时代，人与技术的持续互动成为可能，人将更多地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参与到生产过程当中，每个生产者都有可能为个性化产品的最终形态提供创造性贡献，而不再只是机械地将少数创新者的设计变成产品。
而“中国制造2025”则在面向未来、直面“工业4.0”趋势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目前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率先推动我国制造业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十大领域进行突破式发展，最终实现以点带面、全盘推进、整体发展。
“中国制造2025”的新要求
“中国制造2025”时代，工业生产将呈现前所未有的特征，真正实现工业生产的灵活性，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重新定义技术、生产与人的关系，制造流程不再是一家企业的单个行为，而将实现纵向集成，生产的上中下游之间的界限将更加模糊，生产过程将充分利用端到端的工程数字化集成，人将不仅是技术与产品之间的中介，而更多地成为价值网络的节点，将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因此，它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首先，智能生产系统将完成大部分的简单劳动，人将从生产线上解放出来，不再需要生产线上的“螺丝钉”。智能工厂里的员工不再是简单的操作工，而主要是产品的设计者和智能生产系统的管理者，需要极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由于生产流程的动态性，小批量、个性化生产将成为主流，产品的最终形态将与生产者密切相关，而不是像传统工业生产中那样只与设计者有关。“工业4.0”模糊了设计者与制造者之间的界限，跨学科能力成为“工业4.0”时代的人才特征。每个生产者都将成为产品形态的设计者、创造者，所以即使是一线的生产者也需要掌握丰富的产品全知识。
再其次，“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十大重点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与传统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要有精湛的操作技能，更应具备对智能网络高度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比对“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对人才的新需求，中国的职业教育显然任重道远。
第一，专业界限过于明显，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极深，中高职教育的专业和专业方向数以千计，且以传统的专业发展思路培养人才。这一基于传统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与岗位分工，很难适应“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重显性技能轻隐性技能，难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更重视可量化、可目测的操作技能，而轻视问题解决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隐性的、难以测量的技能，客观上造成职业院校毕业生能力结构单一、发展潜力和后劲不足，更无法满足智能制造的时代要求。
第三，相对封闭的办学形态，难以提供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升级服务。“中国制造2025”提出建设制造业强国目标，需要大量高素质、掌握最新技术技能的人才给予支撑，将会出现大量存量人才的培养培训需求，亟须职业教育的形态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而不能固守于封闭办学。
我国职业教育的应对之道
第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满足中国制造的时代需求。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为紧密，更应主动对社会变革作出回应，密切关注“中国制造2025”对人才培养提出的全新要求，主动适应新形势，关注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吸收、消化、传递最新产业技术，谋求成为产业进步的参与主体，并力争成为引领产业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意识到这场变革的核心以及其中隐藏的潜能，或者没有找到应对之道”，那么迟早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被无情地淘汰。
第二，适应“机器换人”，培养复合人才。在未来的制造企业中，简单劳动将主要由机器完成，“机器换人”会带来普通劳动力的大量失业，被机器换下的人应该向新型的高端服务岗位转移，但其前提是这些人才应掌握更多的跨学科知识。因此，职业教育亟须打破专业界限，真正实现跨学科、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积极启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及时调整职业院校的服务面向。每一次工业革命必然会带来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职业院校应着眼于为整个社会人力资源提供升级服务，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自身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服务。具体而言，一是为一线劳动者提供更多的专业课程资源，拓宽其知识面，助其顺利实现“升级”，避免被时代淘汰；二是为中高级人才提供转岗课程资源，帮助这些具有丰富从业经验和较为扎实专业基础的特殊群体迅速转型，从而提升产业存量人力资源素质；三是为普通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化课程资源，弥补其专业能力强而职业能力弱的不足，帮助他们迅速适应“中国制造2025”所带来的职业新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职业教育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但仍不是最有效率、最成功的职业教育。我们应把握“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这一机遇，在助力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征程中瞄准世界最高标准，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努力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把自己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

②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益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制造业应怎样应对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
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
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
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
，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
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
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
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
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
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
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
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
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
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
、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
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
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
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
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
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
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
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
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
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
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
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
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
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
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
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
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
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
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
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
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
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
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
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
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
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
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
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
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
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
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
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
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
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
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
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
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
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
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
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
，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
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
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
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
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
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
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
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
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
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
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
，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
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
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
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
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
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
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
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
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
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
、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
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
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
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
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
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
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
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
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
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
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
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
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
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
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
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
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
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
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
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
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
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
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
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
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
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
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
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
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
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
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
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
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
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
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
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
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
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
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
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
，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
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
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
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
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
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
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
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
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
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③ 去产能，国家，行业，企业怎么做

广义对象说。
广义对象论有两种观点：
(1)横向分析法。该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理论、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的科学。它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

定为经济理论、经济问题、经济政策三个方面。
(2)纵横分析法。该观点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六个方面：即渊源、流派、理论、方法、问题、政策。

④ 产能过剩应该怎么控制国家有权利控制吗因为都是私企。

产能过剩我们是国家控制，国外是市场调节，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对产品需求非常大，类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就是我们的需求直接刺激的，但是经济危机后，对需求的减少，造成资源的浪费，资源是很难重复利用的，如果你提取效益很低，卖出价格也便宜，实际上是亏了全民族未来的利益，所以产能过剩，国家的调控目的，1是把技术落后，成本较高的直接刷下来，其实国外市场淘汰产能过剩也是怎么搞得，只是时间长些而已。2是限制高产量，把不多资源用到该用的地方。中国号称资源大国，但是消费需求太牛B，中国每年自产石油位居世界第四，也只能满足国内4成左右需求，煤炭，稀土的开发不仅造成严重污染和水土流失，还造成资源浪费。
对于私企来说，永远处于老三位置，老大国企，老二外企，所以老三当然是第一排除的对象。

⑤ 企业去产能，职工怎么办

内部安置、外部转岗、扶持创业，内退和公益性岗位“托底”

去产能后的企业职工如何安置？记者调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

——内部安置。记者采访发现，当前各地通过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支持企业重组等方式，鼓励将富余职工内部转岗留用，作为职工安置主要渠道。在河北省，截至去年10月底产业结构调整涉及职工51.8万人中，企业内部转岗留用达24.87万人，占比接近一半。

——外部转岗。一位社保业内人士表示，去产能涉及职工的安置分流，尤其是关停破产企业，需要社保、工会等部门积极组织专项招聘会，将人员需求企业和去产能企业无缝对接，帮助职工外部转岗。此外，相关部门积极组织创业技能培训指导，协调小额创业贷款，鼓励有意愿、有技能的职工自主创业。

据悉，近年来，武钢集团在前期安排部分员工到地方就业的基础上，还与劳动、工会部门组织专项招聘会。仅2月底的一场招聘会，就有超过1500名职工与其他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协议。天津市安排10亿元资金，对参加职业培训的企业职工给予80％到100％的培训费补贴。

——内退和公益性岗位“托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对于部分临近退休、就业困难的人员，要通过内部退养和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来“托底”。

一位国企负责人介绍，根据相关政策，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职工，经本人申请、企业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由企业提供生活费并缴纳社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年龄偏大、技能不足或身有残疾的职工，则推荐参与政府公益性岗位应聘。

吸纳就业有较大空间，政府职责重在引导和“兜底”

在不久前的G20财长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中国财政有预算给予下岗工人足够的支持。还有不少与会权威人士认为，除了财政托底，此轮去产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并不大，中国高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有可能吸纳产能过剩行业分流人员。
希望能帮到你

⑥ 钢铁去产能在目前经济体制下怎样才能实现

淘汰落后产能面临着不少困难。首先，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及欠缺大刀阔斧动力是国家政策难以迅速落地的一大阻碍。地方政府干涉市场过度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尤其对“招商引资”项目格外偏爱，动辄提供各类税费减免，土地优惠政策等条款吸引从外省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项目，使这些本该淘汰的“败兵”又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和死灰复燃的能力。其次，这些落后产能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也是急需破解的难题。手持市场退出令的企业们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导致市场跨地区、跨行业重组转型困难，财务清算困难，人员安置矛盾重重，让市场迅速摆脱这些“包袱”、轻装上阵不是短时间内能看到重大成果的。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要啃掉这些硬骨头，政府和企业都要拿出巨大的责任勇气和历史担当。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最后一公里”的实施主体，要时时以国家经济大局和转型方向为重，淡漠地方个体“私利”，针对本地区情况因地适宜地开展淘汰落后产能行动，从源头上减少落后产能审批和政策优待。对能耗高、污染重、质量差的落后产能予以坚决淘汰，对短期因结构性调整出现的短期阶段性产能过剩进行宏观调节。作为政府部门的“当家人”，更该摒弃“唯GDP英雄论”等不合符市场规律、急功近利的思维思想，踏踏实实花心思，花时间重构本地区产业布局，让地方经济焕发出有生命力的青春。
对于处在落后产能泥陷里的企业来说，环顾左右抓救命稻草不切实际，依靠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强，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倡导的新思路，开辟符合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并重的产品生产线，主动抛弃落后产能的“重型铠甲”，才能减轻“重量”，从泥沼里慢慢爬出来，摆脱生存危机。而后，再经过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强强联合、方能打造众多中国经济的先进航母。
中国钢铁行业长时期的高利润强烈刺激了过度的，快速的产能扩张，就连农民，轧棉花的，卖香油的，做钢结构的，做钢铁贸易的，村长镇长都投资炼钢，收破烂的都是钢铁厂董事长，造成钢铁产能几十年的旋风式增长，达到了12亿吨之巨，钢铁行业这种产能严重过剩局面是导致价格下滑，竞争白热化效益低下的原因，无序扩张不制止，落后产能不淘汰，钢铁工业就没有回暖的迹象，即使一时复苏，也会被立即死灰复燃的小钢铁抵消，最终受害的还是建设项目的质量和老百姓的安全。国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经过审批手续的，近二十年建设的钢铁厂一律关掉，拆除。

⑦ 国家对于工业企业节约能源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比如税收等方面！

增值税主要有5项：自2001年1月1日起，对属于生物质能源的垃圾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自2001年1月1日起，对风力发电实行增值税减半征收政策；自2005年起，对国家批准的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变性燃料乙醇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对县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可按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部分大型水电企业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
消费税方面，自2005年起，对国家批准的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变性燃料乙醇实行免征消费税政策。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提供的专有技术所收取的使用费，经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或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煤层气抽采泵、钻机、煤层气监测装置、煤层气发电机组、钻井、录井、测井等专用设备，统一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抵免新增所得税，技术开发费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
在增值税方面，自2001年1月1日起，对作为节能建筑原材料的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实行增值税减半征收政策；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

⑧ 企业应如何有效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产能是否过剩，不能只看生产能力和可能的总供给量，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需求。但需求是个变量，不容易准确测定。因此，认定产能过剩，需要在纵向对比产量增长过快、过猛的同时，还应同时指出在什么范围内、在多长的时间区间、相对于多大的有效需求而言。
陈湛匀指出：解决产能问题最主要的是鼓励技术创新，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可以借助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等风向，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增加技术研发收入，或是助力于一些高新科技企业、高端制造业企业，获取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物流系统等智能技术，实现企业的智能化转型。

陈湛匀教授
以下是陈湛匀的部分观点实录：
2014-2015年期间被炒热的“国企改革”话题也是针对的产能过剩问题，如何提高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出新过程，减少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领域产能加剧过剩问题。解决产能问题最主要的是鼓励技术创新，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可以借助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等风向，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增加技术研发收入，或是助力于一些高新科技企业、高端制造业企业，获取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物流系统等智能技术，实现企业的智能化转型。

2016年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钢铁行业、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利用3-5年的时间，煤炭产能再退出5亿吨左右，钢铁再减产能至1.5亿吨。
经过2016-2018年三年的供给侧改革，煤炭、钢铁、水泥、化工等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2019年1月29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截至2018年年底，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但有个别省没有完成去产能目标，未来将继续推进去产能工作，但重心逐渐向提升供给质量的方向转移。
2018年12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和具体确认去产能企业首批名单，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2019年僵尸企业“出清令”已发出，目前各个省份例如陕西、河南、河北、黑龙江等多地都已明确具体目标。
着名经济学家、全球共德CEO陈湛匀教授简介：
着名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首批统计学博士点专业博士。现任中国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首创拟人化资本运营专家，上海电视台“夜话地产湛匀妙语”栏目主持人，中国第一财经、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等媒体特邀嘉宾，长期应邀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授课，已获近20项国家、省部级优秀科研奖，走访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聘为国际论坛峰会和国外大学演讲，被誉为具有国际视野、最受欢迎的实战型权威金融专家，成功辅导不少企业上市。

⑨ 去产能是国家对企业实施的措施还是企业自发的可以考虑的措施

去产能是国家的决策，不是企业自发的。

⑩ 工业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制造业对国家究竟有着什么作用

一般把制造业称为实体经济，把互联网、金融业等服务业称为虚拟经济。确实，制造业涉及的“物”要比服务业多得多。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都是“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虽然市值惊人，但固定资产却不重要。银行也差不多，有一些办公设备，但相比银行的资产总额，这些固定资产并不重要。储蓄银行还有一些遍布各地的房产，如果是投资银行，可能一座小楼足矣。

更进一步说，制造业所高度依赖的社会软硬件环境，是国家治理的产物。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指标，并不能用税收高低、军事实力强弱来简单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强，会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内外部安全条件更好、社会治安更好、基础设施更完善、政治制度更合理、国内市场更发达、税收水平更适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