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什么时候引入的工业

㈠ 湖北十堰能成为“中国卡车之都”，究竟凭借的是什么

湖北十堰能成为“中国卡车之都”，是由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

十堰因车而建，因车而兴。早在上世纪，毛主席就做出要建设第二汽车生产厂的指示。中国那么大，一个一汽哪里够呢？所以二期呱呱坠地于湖北西北地区的十堰。十堰现在的别称为“车城”，还有着东方底特律的荣誉称号。大家稍微有点地理常识都知道，十堰远离港口，交通极其不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为什么当时要选择他作为我们二汽的诞生地呢?

这还是因为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所决定的。十堰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前三的商用车生产基地。当地的企业数量巨多，资产总额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正是因为十堰的坚持，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才使得其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也使十堰发展得越来越好，世界发展得越来越好。

㈡ 十堰工业新区的新区发展

2008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47025.7万元，固定资产投资15819万元，规模以上企业27家。东风环保实业公司投资1200万元建设医疗废弃物处置项目，已基本完成投资建设工程；天龙汽车电子电器投资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建成十堰市汽车电子工业园；华昌达投资700万元建设生产车间，已建成使用；北京京能集团投资60亿元的120万千瓦热电项目选址落户在新园区；华伟恒利公司投资800万元新上生产线；万益工贸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设二期生产车间，已建成使用。
扩展园区发展空间，提升招商层次。一是张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整理项目。一期试点项目已完成土地平整面积1096亩，征用花果街办大路村、丁家村、二堰村和二堰铺社区4个村（社区）土地，设计开挖土石方327.78万方，一期试点项目费用总计9898.41万元。二期工程基本全线竣工，累计完成土地平整面积4000亩，成片连块面积近3平方公里。项目争取到省农业发展银行贷款4.8亿元，已到账6000万元。按照“开用结合、及早布局”原则，园区招商引资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初步规划“京能工业园、东风汽车新区、香港工业园”3个功能园区。其中，总投资60个亿，占地1500亩的京能集团120万千瓦热电项目，已进入规划设计阶段。二是十堰汽车电子工业园。按照区政府确定的将杨家沟已平整的200亩地建成十堰电子工业园的要求，西城开发区年初成立专班，经过调查、公开招商、项目洽谈等，确定以业主整体规划开发，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配套服务设施的建园模式。汽车电子工业园工程分两期完成，一期工程计划用2—3年完成，园区用地规模约200亩，计划总投资3.5亿元，其中厂房投资为1亿元。二期工程计划在3—4年内完成300亩的开发建设，投资建设额为3亿元。经多次商谈，与湖北天龙汽车电子电器工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开发投资协议，确定天龙公司为电子工业园投资主体，于9月上旬正式开工建设。“三通”（水、电、路）建设正在紧张进行之中。三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开发区整体形象。近年来，随着西城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设和园区重点工业项目推进开工，西城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开发区把辖区“三条道路”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加快提升开发区整体形象。同时，积极争取惠农项目，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㈢ 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什么选在十堰

选择二汽厂址的前前后后

我是20世纪50年代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国家一机部第一设计分局（即后来的第一设计院），从事总图运输专业的设计工作。当时新建汽车厂，首先要在工厂设计的前期进行厂址选择。选址是由汽车行业的主管部门----一机部汽车局组织，部属设计单位按其不同的专业分工，作为技术部门派总图运输专业为主的技术人员参加选址工作。第一设计分局承担的专业很多，1956年把汽车、农机、轴承分出来成立第五设计分局，1958年五分局一分为三，汽车工业设计处是其中之一。我也就随着机构的变化而几次变更工作单位，所以二汽等一些工厂的选址我也都参加了。

二汽曾三次上马，参加一、二、三次上马选址全过程的，全国只有原在汽车局工作的姜季炎同志，参加第二、三次上马选址的就是我了。第一次上马，我仅在后期参加了很少一部分选址工作，那时厂址准备从武汉迁至成都，主机厂都确定了，我1956年4月参加了国家建委组织、二汽筹备处主任刘西尧带队到四川的联合选厂工作，项目中仅包括二汽一部分附配件厂的选址任务，现我着重将二汽第三次上马的选址情况作一些回忆。

二汽历次上马的厂址变迁概况

建设第二汽车厂早在1950年就提出来了，1953年开始筹备并选址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几上几下，厂址也几经变迁，直至1966年厂址确定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共历时14年。

二汽第一次上马是从1953年至1956年，工厂是委托原苏联设计的，选厂是由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为主，我国一机部汽车局和第一设计分局配合选厂的。厂址先确定在湖北武昌的答王庙，因苏联提出，武汉有长江大桥及一些大厂，不利于国防，后来厂址改选在四川成都的牛市口。由于“一五”期间基建项目过多，遂于1956年末下马。

二汽第二次上马是1958年至1960年，毛主席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中央决定建在江南，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说建在湖南。由汽车局组织。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后改为第九设计院）参加，先后两次到湖南选厂，第一次选在长沙的琅梨市和常德的德山，第二次看后倾向芷江，后来由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搁置下来了。

二汽第三次上马是从1964年末开始的，在饶斌和齐抗同志领导下，由汽车局和当时划归二汽领导的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参加，到湖南、四川、贵州、湖北、陕西五省的几个县踏勘，厂址先定在湖南的沅陵、辰溪、泸溪，后来由于川汉铁路线方案的变化，厂址改选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并终于实现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历史使命。

二汽人第一次踏上湖北十堰地区选址

1964年末，二汽第三次上马，一机部领导决定由饶斌、齐抗同志主持筹备工作。1965年2月至4月，饶斌同志带队，吴庆时、姜季炎等同志参加，到四川的宜宾、泸州、内江、达县和贵州的贵阳、遵义、安顺等地进行厂址地理位置的选择。

1965年春节后，由齐抗同志带队，参加的有汽车局的殷志炎和宁培治、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的韩云岭和我，到湖南选择厂址的地理位置。二汽是一个大型企业，按中央要求，必须摆在三线，并建在铁路沿线。据了解，川汉铁路线从四川经湖南到湖北，在湖南有澧水方案，于是选厂工作组在长沙搜集了一些资料后就出发，踏勘了澧水沿岸的澧县、津市、石门、慈利、大庸等地，按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形图对照现场，广泛地察看大的地块。

由湖南返回北京后，向部局领导作了汇报，情况在发展变化，川汉线还有经沅江的方案，于是从1965年7月中旬开始到8月上旬止，第二次到湖南踏勘。汽车局的姜季炎、韩云岭和我，仍在齐抗的带领下，踏勘了湘黔铁路线（当时只修到金竹山）沿线的涟源、新化，翻越雪峰山后，踏勘了溆浦、怀化、黔阳、麻阳、吉首、浦市、花恒，以及沅江沿岸的辰溪、泸溪、沅陵等地，同时还到铁道部四院4101总队选线的临时住地-----四川秀山，齐抗的老同事方力副院长介绍了川汉线的选线情况。这次踏勘力求看的地方广泛一些，情况了解的多一些。经过踏勘，认为把厂址摆在湘西的辰溪、泸溪、沅陵三个县境内，相距50公里，比较可行，因沅江附近有个地方叫松溪，故把这个方案称为“三溪”方案。将这个方案向部局领导汇报后，领导基本同意，并要求尽快深入地做工作。

为了抓紧时间进一步的做好工作，决定由原选厂址工作组，于8月下旬出发，先到辰溪、泸溪、沅陵进一步深入踏勘，并随后组织勘测设计人员陆续进入现场。汽车工厂设计的吴庆时同志等、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张铮同志（负责选试车场的位置），还有建工部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部勘测公司华中勘测大队的人员，共计30多人，在当地县委协助下，展开了厂址区域位置的选择工作。为解决交通工具问题，长春汽研所支援了一台嘎斯69型吉普车和一台大客车，长沙汽车电气厂派了两名司机，其中王子树同志后来留在二汽汽车运输处工作。在踏勘和做方案过程中，陈祖涛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要求厂址靠近大山。关键的设施还要进洞。后来陈祖涛同志也来到现场，参加和指导选厂址工作。根据中央的精神，修改和补充了厂址方案，还察看了数个石灰岩溶洞。当时盛夏季节，天气特别炎热，又经常下雨，齐抗同志身体较胖，还患高血压症，但他不辞辛苦，拄个拐杖，同大家一起爬山涉水，察看场地，使之顺利的完成任务。10月下旬除选厂工作组等少数人留在北京汇报外，其他人员均回本单位等待下一步工作安排。还为了了解沅江的水运条件，曾派刘晋福同志跟随湖南航运局的试运船只，从长沙航行至安江。

在北京向段君毅部长汇报时，段部长说，在中央川汉铁路从湖南过的呼声比较低，而从湖北过的呼声较高，因此你们到湖北去看看。当时齐抗同志家住南京，我和韩云岭家在长春，也都来不及回家，就抓紧时间，于11月3日仍由齐抗同志带领姜、韩和我三人，从北京出发到湖北，进行厂址地理位置的选择。在武汉和襄樊搜集了一些必要的资料后，11月13日离开襄樊，进入鄂西北，这是二汽人的第一辆吉普车进入十堰地区。11月21日，李延彭和迟文波同志乘武汉汽车发动机厂的吉普车追了上来，在竹山会合，这是进山的第二辆吉普车。

鄂西北厂址地理位置选择告一段落

选厂工作组在离京前曾到铁路部了解铁路情况，铁道部二部院设计的川豫线（后叫襄成线，即现在的襄渝线）计划从四川成都开始，经陕西、湖北到河南信阳，在湖北有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南线方案始于安康、经平利、竹溪、竹山、房县到朱家坡，北线方案从安康起，经旬阳、白河、将军河、鲍家峡、黄龙、十堰、六里坪、三宫殿到光化。这样就根据两个铁路方案，先后踏勘了光化、丹江、郧县、十堰、黄龙、房县、竹山、竹溪、平利、安康、汉阴、石泉、白河、将军河、六里坪、浪河店、老营、谷城、盛康、石花街等地，了解了许多情况，搜集了大量资料，12月3日选厂工作组返回北京。

据了解铁路选线采取北线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工厂摆在沿北线的地区也比较有利，于是选厂工作组于12月21日离开北京，第二次进山，进一步踏勘了谷城、盛康、石花街地区及老营、戴湾、丁家营、浪河店、十堰、郧县、六里坪、白浪、花果、黄龙、将军河、白河一带，在十堰附近重点看了顾家岗、叶家湾、李家边、茅箭堂、陈家岗、马路坑、白浪堂、郑家湾、余家湾、方块、十堰、头堰、二堰、三堰、五堰、狗盆、狗咀、张湾、花果等地。选厂工作组两次到鄂西北、陕南一带，踏勘了20多个县镇，先后跑了80多个单位和部门，搜集了铁路、公路、航运、地形、地质、水文、地震、气象、洪水、水源、电源、水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大量资料。经汇报后认为六里坪至将军河一段范围内，可以进行区域位置的选择，做厂址方案比较。踏勘工作到1966年1月18日止，二汽厂址在鄂西北、陕南一带的地理位置选择基本上告一段落。我就现场参加一些临时专项工作和区域位置选择、厂址方案的工作，从1966年春节进山，一直到第二年春节才回了一次长春。

据我粗略统计，二汽第三次上马，从1964年10月中旬到1966年1月中旬的15个月中，先后有13人参加的选厂址工作组，共8次从北京出发，踏勘了57个市县的地区，乘汽车的行程约42000多公里，曾到220多个单位搜集技术资料，记录数据共约12000多个，终于完成了二汽厂址地理位的选择工作，为下一步的区域位置选择和厂址方案比较创造了条件。

在十堰地区的厂址区域位置选择

根据地质部门的资料记载，草店至黄龙有一条断层带，称老白公路大断裂，为给厂址区域布置创造条件，需要进一步落实。按饶斌同志的指示，何方同志等在北京走访了地质部和科学院下属的十多个单位，并邀请了三位专业人员于1966年2月中旬到现场，何方、徐大榑和我陪同他们，到房县、石花街、郧县等地，对地质、地震进行观察和调查。最后结论认为，十堰到将军河一带可以建厂，地震按六度考虑，可不加设防。

自1966年3月份开始，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武汉华中勘测大队、建工部的六个设计科研院所、湖北省水利厅设计院、二汽筹备处等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共100余人陆续进山，以老营作为临时工作基地，在饶斌、齐抗、陈祖涛、李东波同志领导下，开展厂址区域位置的选择工作。

为了厂址布置更加落实可靠，组织大量的专业人员分片分组详细踏勘山沟，从沟口一直看到沟脑，测量可用地的面积，调查农业情况，以确定该沟布置工厂的可能性，从六里坪到将军河一段，看了约上百条山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曾在陈庄片和花果片和其他同志们做此项工作，回忆起来最艰苦的是在盛夏的伏天。我们早上三点多钟起床，吃饭后带上水爬山沟、步行四五十里，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回来。晚上住在已放假的小学教室内，用课桌拼成高低不平的床，因太热只铺一个床单，挂上蚊帐热的受不了，不挂蚊帐蚊虫咬的受不了，久久不能入睡，但是大家毫无怨言。

在查看山沟的同时，还临时组织少数人员在面上再深入的做工作。梁万瑞和张国典同志，从安康沿汉江经旬阳到白河，步行400余里，寻找布厂的地块；吴庆时、韩云岭、梁万瑞等到沿汉江的五峰、辽瓦、茶店、邓湾、鸳鸯寺一带，调查建厂的可能；陈祖涛、何方、李延彭和我到老营南面的剑河上游，并爬上了武当山，查看均郧地区的山性地貌。这是第一批登上武当山的二汽人，时隔不久，我还应周洪德同志之邀，曾两次为陆续进山的同志们带路上武当山。对汉江沿岸的察看，终因可供利用的面积太少，构不成厂址方案。

对贯彻“六字”方针的争论

在厂址区域位置选择和做厂址方案过程中，对于“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如何理解和怎样贯彻的问题，在国家的一些部门中看法不完全一致，在我们选厂的专业人员中必然引起很大的争论。

为了做好厂址区域位置的选择，当时在现场传达了关于中央防空检查组的《第一次检查汇报》，还请武汉军区的三位空军参谋来现场指导座谈。《汇报》中提出了当前选点和设计方面在贯彻“山、散、隐”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在座谈中参谋们提出，厂房越小越好，尽量低一些；厂房钻小沟，充分利用支沟，留出大沟种田。看现场后提出建议，把沟分为三等，一等沟如陈庄的小河和回马洞（据传说，曾有一人骑马进沟，因崎岖难行而返回，沟故此而得名），沟口有屏障，沟狭、山高、沟弯，是防空的保险箱；二等沟如大李沟、鲜鱼沟，就是比较差，使用时要依山就势；三等沟是一些直沟，更差，不到不得已时就不要用。在现场还传达了建工部某领导给国家建委党组的关于“山、散、隐”的八条意见，其主要点是：山势越是陡峭，峡谷越是窄小，对空隐蔽越是有利，选点时山的高差不低于150米；工业建筑群要一贴、二埋、三嵌、四散、五藏、六进洞、七伪装；一个建筑群的总面积应控制在2万平方米上下，几个建筑群应布置在相邻的山沟里，建筑群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少于1000米；一个车间的长度不超过70米，宽度不大于20米，单独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应控制在100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车间不宜超过3000平方米；建筑尽可能小一些、矮一些，要修单层厂房，如试验、研究楼一般不要超过两层；生产主要设施（如电源、水泵站等）和关键部分应当藏在山洞里；要去掉工厂的标志和特征，屋顶不做气楼，砌墙不要红砖，要用油漆涂色伪装墙面，门窗不宜过大，要遮掉玻璃的反光，还可仿照民房设计厂房立面；为了目标隐蔽，居民点、主要设施和生产关键部分要分散得远一些。

1966年4月4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和国防局长白杨从四川到湖北路经郧县时，听取了陈祖涛同志关于二汽厂址的汇报，当时我也在场。关于厂址问题林乎加批评我们在大的方面动脑子少了，现在选的地方不够纵深；他指出，我们要准备大打早打，要找一个既有铁路又有水运，厂址打不烂、运输炸不断的地方；他要求我们再向纵深看一下，白河至黄龙一带山也很大，紫阳到安康、安康到石泉都可以看。因此，4月上旬饶斌同志亲自出马，同陈祖涛、何方和我一起查看了安康、汉阴、石泉一带的地形，但因铁路干线修通的时间较晚，不便于基建时期的运输，而予以否定。4月中旬我和何方同志，还到房县地区重新进行踏勘，认为可构成一个厂址方案，但基建时期运输不便，又无水运条件，没有郧县厂址条件好。当时我曾把林乎加同志的谈话内容、安康地区和房县地区厂址的利弊分析，写了书面汇报材料，上交存档。不久我到西安去，饶斌同志还特别叮嘱我，要看一下过秦岭的公路情况，我后来把公路的路面结构、宽度、坡度、桥梁及拐弯情况等，以书面形式作了汇报。

1966年8月3日，一机部段君毅部长到现场，察看了地形并听取汇报后指出，工厂布置要“靠山、分散、隐蔽”，但要适当的分散，要适当的集中，都进洞也进不起，要积极防空。他强调说，你们汇报的最分散的方案，已经分散到极点了，隐蔽和分散是需要的，但也要看生产的合理性，要算经济帐，最隐蔽的方案可能是最浪费的方案，基建投资增加三分之一就不干了，你们的汽车成本要同第一汽车厂比较，分散后仓库和动力站房要增加多少？运输费要增加多少？厂房小了生产是否可行？他还提出，做方案要广泛发扬民主，可以展开辩论，不要片面的用备战压人。

8月中旬，在现场还传达了国务院对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在三线建设中，进一步贯彻执行“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加强对空隐蔽问题的报告》的批复，批复中指出：“在三线建设中即要坚决贯彻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对不同建设项目提出不同的要求。对于国防尖端重要民用骨干项目，必须采取切实可靠的防空隐蔽措施，要害部分和关键设备要尽可能就地进洞下地，并且要千方百计力争不影响或少影响建设进度，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

听了中央文件和一机部领导的意见后，大家对“山、散、隐”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大大减轻了思想上的压力。但是在具体摆方案时，搞工厂设计的技术人员和来自上产一线的专业厂筹建组人员，同建工部搞土建公用设计的技术人员经常在看法上发生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应当放在保险柜里的保险箱内，所以摆在陈庄的小河是隐蔽条件最好的，枧堰沟也必须摆上关键的工厂；而另一部人对此则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更有甚者，在老营的总体方案审查会上，一机部领导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宣布结论后，当时就有一位搞土建的设计人员，站起来在大会上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并提出要到北京向上级反映情况。

为审查会议做厂址方案的准备

同志们根据所掌握的80多条山沟和地块的条件，按照汽车生产工艺路线的特点，把23个专业厂划分成发动机、底盘、总装冲压、技术后方四大片，并发动参加选厂的近百人专业队伍，大家动手做厂址方案，提出了40多个方案，经过讨论归纳修改后，向老营审查会议推荐了西、东、中三个类型的西一、西二、西三、东一、东二、中一、中二，共七个厂址方案。

所谓西方案，就是摆在堵河以西的方案，从小峡口致将军河附近的南沟一段的范围内，长度约13~45公里，占6~17条山沟，其特点是山高沟窄，隐蔽条件最佳，但生产经营条件较差，基建投资也高。

所谓东方案，就是摆在堵河以东的方案，从茅坪附近的梁家沟至花果附近的陈家沟一段的范围内，长度10~22公里，占8~10条山沟，其特点是山低沟宽，“山、散、隐”的条件差，但生产经营条件较好，基建投资也较低，这个方案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比较相近的。

所谓中方案，就是堵河以西和堵河以东有条件的山沟都用上，从花果附近的枧堰沟至鲍峡附近的两河口，长度约44~59公里，占11~14条沟，其特点是将堵河东、西两边山高沟窄的山沟都用上，分散的比较突出，隐蔽的条件也好，但分散后生产经营条件差，基建投资也高。

1966年9月，孟少农、李子政和张庆梓同志，以及二汽各专业厂筹建组的四五十人陆续到达现场后，分批察看各个山沟，讨论中普遍认为东方案有利于生产，并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

二汽厂址方案最后的确定

1966年10月7日~26日，由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主持，在湖北老营召开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总体布置审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45个单位的400余人，在白坚同志讲话之后，饶斌同志作二汽筹建工作的讲话，陈祖涛同志总体方案的介绍，其他的分别作了专项的汇报，我汇报了运输规划。与会人员经过现场考察和深入的研究讨论，26日白坚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同意东方案。建厂范围是：东迄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刘家沟，南到枧堰沟，东西长20余公里，南北长10余公里，总装冲压各专业厂布置在狗培、镜潭沟等处，底盘、锻工、可锻铸铁各专业厂布置在大岭沟、赵家沟、东沟、后槽等处，发动机、传动箱、灰铸铁各专业厂布置在花园沟、安沟、枧堰沟、头堰等处，技术后方各专业厂布置在吕家沟、周家沟、袁家沟、和大小炉子沟等处。白坚同志在总结时说，这是一个好方案，贯彻了“靠山、分散、隐蔽”与经济合理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汽车工业生产的特点，把二十三个专业厂组成四大片，形成一个分散布局但又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他还具有分析了这个方案的十二条有利条件。1967年2月24日，一机部以13号文件，原则上批准了老营现场会议纪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于1967年2月1日和3月2日、1968年2月3日，多次向李富春、谷牧同志写信，认为二汽在十堰建厂存在不少根本性的问题，后患很多，不符合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建议在谷城县石花街分片布厂，或者重新审查并选定厂址。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多次向中央领导汇报，并同有关单位研究商定，分别由一机部副部长郭力同志、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同志主持，于1967年4月和1968年6月到二汽现场，召开了两次厂址调整会议。会议认为老营会议确定的厂址和总体布置基本上是合理的，所以按照“基本不动，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厂址作了局部的调整。1968年11月19日周总理指示，二汽要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建设。

写于2004年8月25日

作者为东风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高级工程师

（联系电话：0719--8225761）

㈣ 十堰工业新区的新区简介

十堰城区西部山地整理是市委、市政府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拓展城区发展空间、着力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大举措，被定位为“十堰工业新区”
十堰工业新区是今后十堰城区工业发展的希望所在，是东风公司打造“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商用车制造基地的发展空间，是申报国家级节能环保示范基地的重要载体，其规划目标是建设一个以工业为支撑、具备完善城市功能，生态和谐、宜业宜居的全新“城中城”。

十堰工业新区于2007年11月开工建设，已完成土地平整4平方公里，内部道路、供水、供电、电信、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健全，对外连接的建设大道、发展大道、风神大道即将动工兴建。十堰工业新区面向国内外广泛招商，已接洽项目300余个，达成投资意向的大项目有：北京京能120万千瓦热电项目，东风商用车公司动力系统项目，西安交通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产学研基地，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专用车整车项目，广东商会广东创业园，上海市天台商会浙商工业园等。
工业新区规划已经出炉。这里的山地整理项目，造地面积将超过万亩，并将在这片“人造平原”上建设一座工业产值500亿元、人口30万的现代化西部新城。新城内，两纵两横主干道、十纵十横次干道的建设蓝图正在形成，广场、医院、学校、银行等社会服务设施配套齐全。
工业新区北起十天高速，南到规划三峡路，东到四方山麓，西至西城经济开发区，包括建设大道，风神大道，发展大道，凯旋大道，车城西路等在内的主干道。区域面积51平方公里。十堰市张湾区为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能力，实现一个地区的跨越发展，由政府在所辖区域内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乡、镇、区特别设的以招商引资、开发建设为主要目的的行政机构。

㈤ 中国的工业技术是从哪引进的谁带动中国短短时间突然发达

中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时期。1949年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20世纪中国提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21世纪中国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构想。

18世纪初，中国工业生产规模曾经处于世界前列。18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例经历了下降和上升两个阶段。如今，中国工业产规模再次走到世界前列。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工业百年发展历程。

洋务运动 中国工业迈开第一步

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主要指导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

在清朝中叶开始，手工业的大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国内生产需求了，所以重工业几乎是不存在的。直到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开办了工业学堂之后，满洲里也就是现在的东北地区才正式接触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的行业。

运10

汽车产业也是类似，当年国外几大车企在中国合资设厂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求中国解散国内汽车研发团队，在生产合资车可以躺着赚钱的情况下，国内不少车企也就缺乏研发自主汽车的动力了。

集成电路是政府报告中提出的重点发展方向，但是在过去，我们过分注重技术引进，轻视了消化吸收。国内少数手机芯片设计公司在近10年时间里，历代产品用的都是ARM的内核，所有的CPU源码都是从ARM手里买的，可谓“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反复引进”，并没有做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始终是买买买。

因此，如果只是引进技术，但放弃消耗吸收和自主研发，重则一个产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轻则只能当整机组装厂，并导致技术和利润受制于人。在引进技术之后，必须重视消化吸收，成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仅仅是国内企业技术升级的第一步。只做引进技术，放弃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的做法不妥当，同理，关起门来自主研发，闭门造车也是不合时宜的。

在中国技术升级的过程中，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五大领域，除了5G通讯这项与国外同步发展的技术之外，在其余几个方面，完全可以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重点扶持国内团队自主研发，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类似于90年代沈飞引进苏27的同时，成飞可以自主研发歼10，实现互相促进，殊途同归。

可以说，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就像人的两条腿，不可偏废。相对于单脚跳，两条腿走路，可以走的更快，走的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