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手工业作坊的遗迹

① 遗址的分类

（按年代） 人类起源于地质年代的第三纪末，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于更新世时期。中国当前所知人类化石产地和旧石器地点共计200余处，除新疆、海南两个省(区)外，各地都有发现，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分布很广。这些地点的地层堆积，主要有 3种类型：
①河湖相堆积。元谋猿人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地点，沉积物以粉砂亚粘土和粘土为主，猿人化石和石器出自沉积层的下部。丁村遗址和水洞沟遗址，是在黄土底部的砂砾层中发现人类化石和石器。
②土状堆积。北方是在黄土层下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人类化石和石器，蓝田猿人遗址的公主岭、陈家窝村两地点都是如此。南方则在耕土层下的红土层中找到石器或化石。
③洞穴堆积。最有代表性的周口店遗址，第 1 地点(即北京猿人产地)为长约 140米、宽约 20米的巨大山洞，角砾岩堆积厚达30余米。金牛山遗址、和县猿人遗址、穿洞遗址等地点，也是比较典型的洞穴堆积。另外，大窑遗址是广泛分布于山坡冲沟的石器打制场，腊玛古猿化石地点则在第三纪褐煤层中发现古猿化石。[1]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住地和葬地。广大平原地区的古遗址，常位于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遗址，由于河床冲刷下沉的关系，多在距现今河床和村庄较高的二级台地上。江淮等河网地带的古遗址，常见于地势高亢的土墩 (堆)。靠近海滨和河湖岸边的古遗址，因其堆积物中包含大量的贝类介壳，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贝丘”遗址。
中国目当前所知新石器时代遗址总计约有1万余处，其中作过发掘的近千处。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①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地。例如：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为磁山文化发现地，河南渑池的仰韶村遗址为仰韶文化发现地，西安半坡遗址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为马家窑文化及其马家窑类型发现地，青海民和的马厂塬遗址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发现地，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为大汶口文化发现地，山东章丘的城子崖遗址为龙山文化发现地，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发现地，湖北京山的屈家岭遗址为屈家岭文化发现地。
②保存较好的住地或葬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范围往往很大，面积几万、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平方米。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组成，居住区的房屋环绕中心广场排列，周围又有人工挖掘的濠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的房屋基址多达 240座，前仰韶阶段和仰韶文化早、中期为半地穴式建筑，仰韶文化晚期则为地面建筑。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适应江南水乡的地理条件，发现的主要是木构干栏式建筑。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中心区域，有女神庙和积石群，分布范围 200多万平方米。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及其他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迹。 夏商和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黄河中游地区。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均属商代前期，都发现长、宽各1000多米的城垣以及成组的宫殿基址和其他重要遗迹。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包括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住地及其墓葬区等，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商代方国遗存，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都曾发掘大型建筑基址、较多的墓葬以及青铜器窖藏等。应属周初燕国都城所在的北京琉璃河遗址，包括规模不大的城址和贵族墓地，有的大墓出土了记载燕国早期史实的有铭铜器。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
几乎都建在邻近大河的冲积平原上，保存情况一般较好：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侯马晋国遗址、禹王城遗址 (魏国早期)、郑韩故城遗址、赵邯郸故城、燕下都遗址、秦雍城遗址、楚纪南故城以及中山古城遗址、薛城遗址等。一般周长达10余公里，有夯筑城垣二重，平面呈不规则形状。宫殿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并筑有宫城。布局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①宫殿区被郭城包围，例如曲阜、薛城、禹王城等；
②多数城址宫殿区在郭城的一角或一侧，城内或周围还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
秦汉及以后城市遗址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都城最集中：秦咸阳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邺城遗址(曹魏、十六国、东魏、北齐)、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金中都遗址、元上都遗址、元大都遗址等处。通过勘察，大部城址的城垣范围城门位置、主干大道以及宫殿区、里坊和其他重要遗址的分布情况已基本清楚。两汉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宫城约占全城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基本上属于帝王和贵族的专用城市。大约从曹魏邺城开始，都城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唐代的东西两京，宫城和皇城约占全城十分之一，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城由宫城和外郭二重演变为由宫城、皇城和外郭三重组成。宫城由包括多处并分布在城区南部演变为集中于城区北部和中部，并以南门为正门，门前大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居民区和商业区则由位于城区北部改为位于城区的南部，区划和排列也由不规整趋于规整。历代都城城内及其附近的重要遗址，作过大规模发掘的颇为不少，例如：秦咸阳的宫殿遗址、汉长安的未央宫遗址、武库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洛阳的东汉灵台遗址、北魏永宁寺遗址、唐长安的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青龙寺遗址和西市遗址等。
秦汉及以后时期的地方城邑遗址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城邑、长城及其沿线的烽燧，在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的如崇安汉城遗址、西海郡故城遗址、楼兰故城遗址以及居延遗址、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唐代的如西北的北庭故城遗址、高昌故城和雅尔湖故城，西南的太和城遗址(南诏)，东北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还有东北地区汉代以后的高句丽前期王都丸都山城、金代蒲与路故城遗址等。它们或为边陲重镇，或为方国都城，在建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遗址，现有建筑群残迹数量之多，各类遗迹、遗物保存情况之好，都是已知古遗址中甚为罕见的。 年代较早的古代城址，几乎都曾发现制陶、制铜、制铁和铸钱等手工业遗址，但远离城市的大型手工业遗址则以烧制瓷器的窑址为多。窑址往往分布在较大的范围内，出土有大量的窑具和残次瓷器，有的还发现加工原料、制坯成型及施釉的作坊遗迹。制瓷工业出现于东汉的晚期。初期主要集中在今浙江东北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南方许多省区 (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 )都发现有瓷窑遗址。隋唐时期，制瓷业在北方得到迅速发展，发现多处瓷窑址,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特点。宋代制瓷业达到繁荣时期，已发现的瓷窑址分布在十几个省、区，数量达几百处，不但形成有特色的窑系,而且出现了一批名窑。明代以后,民营窑场激增，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各窑系的多数名窑则日趋衰落，只有景德镇成为着名的瓷都。作过调查发掘的代表性窑址主要有：东汉时期即已烧制青瓷的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宋代几大名窑中的浙江龙泉大窑龙泉窑遗址、河南禹县钧台钧窑遗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还有以创烧影青瓷闻名的景德镇湖田窑址；重要的民间窑址有：陕西耀县黄堡镇耀州窑遗址、长沙铜官窑遗址、四川邛崃什邡堂邛窑遗址、福建德化屈斗宫德化窑遗址、建阳水吉乡建窑遗址、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州窑遗址、河北邯郸观台镇磁州窑遗址等民间窑址。
烽火台（the Beacon Tower）遗址
什么是烽火台？
又称烽燧，俗称烽堠、烟墩，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烽火台是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t望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烽火台的形状因时因地而不同，大体为方、圆两种。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长城沿线的烽火台的建筑与长城一样，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为夯土打筑，也有用土坯垒筑；山区的多为石块垒砌；中东部的自明代有用砖石垒砌或全砖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有建在早期长城干线上之外，一般分为三种：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外沿通道向远处延伸，以监测敌人动向；另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内，与关隘、镇所、郡县相连，以便及时组织反击作战和坚壁清野；再一种在长城两侧（秦汉时有建在长城上的），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早期还有与都城相联系的烽火台，以便尽快向朝廷报警。
成都发现唐代园林遗址(图)
刘陈平摄（人民视觉）据新华社成都7月13日电（记者李倩薇）13日，记者从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了解到：在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内的通锦路，发现一处修建于盛唐时期的人造园林遗址，考古研究员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千年古刹万佛寺的园林。自今年3月开始发掘，至7月上旬发掘结束，共发掘约2500平方米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全长90米的唐代砖砌沟渠和一处人工池塘。水渠形状蜿蜒曲折，分岔为两路，最宽处近6米，最窄处不足1米，深1.6米，砌砖以唐砖为主，间杂有南北朝时期的花纹砖。发掘区北部现存一座砖砌水池，平面近圆形，直径19米，深1.7米。现场还出土大量生活用陶瓷器和少量与佛教有关的石刻造像及建筑构件。这些瓷器以碗、盘、罐、壶等为主，主要为本地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产品及少量外地窑口的青瓷器和三彩釉陶器。现场考古队队长易立介绍，遗址主体应属于一处唐、五代时期园林式的人造景观建筑群。该遗址毗邻历史上着名的万佛寺遗址，遗址东北侧，曾出土大量的万佛寺石刻造像。出土的佛像残件及瓷器也表明遗址与万佛寺的相关性，这些瓷器较为粗朴实用，档次不高。易立说：“隋唐五代时期的园林细分为皇家园林、寺院园林和私家园林3种类型，皇家和私家园林使用的瓷器规格应该更高。”因此，此处为寺院园林的可能性更大。

② 河姆渡人的居住房屋和原始手工业的简介 我急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斧当年的河姆渡人，就是依靠这种简陋的石斧，砍来大木，加工木板，建筑起干栏式房屋的。

发现木构建筑遗迹的现场虽然由于在地底深埋了几千年，当年的房屋早已坍塌废圮，光从这张遗址现场照片已经看不出当年房屋的情形了。

但是，从那林立密布的柱桩、满地散落的构件上，仍然可以推想这些房屋昔日的情景。河姆渡人就是住在这些木头房子里生活的。

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种植水稻，以大米为食，这就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像那些纯粹靠采集或渔猎为生的史前部落一样，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或是栖息在山洞、树林中了。那么，河姆渡人住在哪里？他们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屋呢？

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居住的是干栏式建筑，这在考古学上早已成定论。从国内的考古发掘来看，在林林总总的干栏式建筑遗迹中，年代最古老的则是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式长屋遗迹，它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依山架屋的形式，至今在浙南山区仍有保留，前些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套《中国民居》普通邮票，其中一枚“浙江民居”选用的图案就是这种干栏式房屋。从有巢氏说起

在当年考古发掘的复原现场，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蔚为壮观的场面：大片大片的原始建筑木构件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横置的木板密密层层，几乎遍及整个发掘区；竖插的圆木桩和板桩一排又一排，纵横交错；数不清的柱洞、柱础、地龙骨、横梁板等等，星罗棋布。无疑，这就是当时河姆渡人营建并居住过的房屋遗迹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房子呢？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据遗址里发现的众多柱桩和其他构件，推断出这是一种架空房屋基础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建筑学上的术语，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建筑形式。河姆渡人怎么会想到建造这样一种房屋呢？

其实，干栏式建筑是一种半巢居形式，它是由原始巢居演变而来的。因此说到河姆渡人建筑的房屋，还要先从有巢氏说起，传说有巢氏是发明“巢居”的始祖。

远古时期，有巢氏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因为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险恶，除了要防范野兽虫蛇的攻击，还要抵御潮湿瘴疠的侵袭。于是有巢氏就发明了一种利用树木构筑的房屋，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很大的鸟巢，故此称为巢居。

最早提到有巢氏的是《韩非子·五蠹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

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历史上是否有“有巢氏”这位发明“巢居”的圣人？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只是传说而已。但也有人认为有巢氏部落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有巢氏在古代确实存在过。说出来令人惊奇，据他的考证结果，这个所谓的有巢氏部落，竟然就是我们的这个河姆渡部落!当然，这个看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过有巢氏这个人，但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居住形态中，生活在炎热潮湿地带的人们确实建造了这种住宅。早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曾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住在树上，他们用石器砍来树枝，构筑窝巢，这样既可避免猛兽蛇蝎的侵害，还可脱离潮湿的地面。这可能就是后来巢居的由来。

民族学家通过调查发现，巢居的原始形态，起初是在单株大树上树枝分杈处架木并铺设树枝、茎叶，形成居住面，上端也以枝干相交搭成棚架，再铺盖上茅草，用以遮风蔽雨，这就是《礼记·礼支》上提到的“橧巢”。后来人们又懂得在相邻的两棵或四棵树上架设树枝，构筑成简单的房屋，象形文字中的“橧”显然就是巢居形象的缩影。至今南太平洋巴拉望岛上的克诺伊族人，还有大洋洲一些偏远地区的原始民族居住的树上房屋，均为巢居形式的遗存。从巢居到干栏之居

原始人总是住在树上，当然觉得不方便。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原始人开始学着在地上建筑房屋，渐渐地把家从树上“搬”到地上来了。

住在地上，方便固然是方便了，但也有着很多的不利因素。比如说，地面潮湿，对身体有害。同时，还得防御猛兽虫蛇的侵害。这样，一种兼具巢居与地面建筑优点的干栏式建筑就应运而生了。

干栏式房屋与构木为巢有异曲同工之妙，干栏式就是按照巢居房屋的原理来建造的，是巢居的发展，但又打破了地域限制，可以把房建在任何想建的地方，而且建得更宽敞、更方便。

干栏，原来叫干阑，名称最早见于《魏书·僚传》：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三国东吴时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一书中，提到今浙南一带的“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

从建筑遗迹看，河姆渡人建筑的这种干栏式住宅是比较奇特的。

由于从地下揭露的那些木桩都已残缺不全，因此很难确知它原来的长度，根据其中的一组木桩来看，长达23米尚未见到尽头，原来的长度当然更长。这些木桩的排列，有一定规律，多数是一些直径10厘米的细桩，打入土中约50厘米深。在每排桩木中有数根直径较大、间距相当的大桩木，打入生土1米上下。这几根大桩木应是主要的承重桩，在其间架设纵横交错的是地龙骨地梁。

当时的房屋有多大？根据现存遗迹来看，一般住宅有四排桩木，前后总间距有7米，除去宽约1米的前廊，房屋的进深大约6米左右。至于每间房间的面宽，如果以三个承重桩的间距计算，当为2.4米—3米。如果按前面提到的那排长达23米还未见头的木桩算，这类住宅有十来个房间，算得上是一座“长屋”了。至于这类房屋的高度，从现存木桩的残高和文化堆积物的厚度等方面综合考察，估计这类干栏式建筑如果包括它的底架在内，总高度约在3.6—4米左右。

因为河姆渡临近湖沼，十分潮湿，南面山上的野兽虫蛇对氏族里的人畜也有危害，因而河姆渡人在建房时，就把大批木桩打入土中，底上架空，抬高了居住面从残存的木桩高度推测，当时架空约1米高。然后把地梁分别架在前后承重柱上，在地梁上再铺设地板，形成腾空的居住基座。然后，再在基座上立柱架梁，构成了一组简单的木构架。在平行的两组木构架之间，用矩形的枋木连接柱子的上端，再在柱头安置檩条，紧接着便在檩条上敷上椽子，用席箔、茅茨或者树叶盖顶，用树枝、树皮或者木板扎结成墙。

以上这些描述，是考古学家与古建筑学家通过对遗址出土遗迹现象的分析，然后经过科学研究推断出来的。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形。具体到从建筑房屋的各个环节上来看，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现象。

比如说，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梁、柱之间，是怎样连接的？在石器时代，铁器的影子都还没有呢，河姆渡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可以举桩木与地龙骨的交接节点为例。他们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很聪明地用“丫”字形树木制成大桩木，把地龙骨直接安放在树杈之间，然后用藤葛之类扎结加固。另一种方法就令世人惊讶了，他们居然采用了先进的榫卯技术!

在遗址中发现，有的木桩的上端尚残存着长方形或凹形卯口，有的地龙骨或梁端则有凿出的榫头，可以插入木桩上的卯口内，相互套合。在遗址中发现的屋架构件主要有柱、梁、枋、檩等，在这些构件中，不少是凿有榫卯的。诸如柱头桩脚榫、梁头榫、带销钉孔的榫、“平身柱”的透卯、“转角柱”互成直角的卯等等。从这些榫卯看，当时屋架结构上已较广泛地采用榫卯技术了。

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在现代建筑中，榫卯技术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但古语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民间俗话也说“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在河姆渡那个时代，金属工艺尚未出现，河姆渡先民用什么工具、如何来加工这些榫卯？

还有，考古人员在遗址中曾发现一些遗物，它们被认为应是建筑物上的装饰件。如一件六角的陶块，其上刻画有一盆五叶形的植物，另一件塑成一头回首的小兽。从这些陶塑的大小、形态分析，可能是安置在建筑的某些重要部位的。另外还发现一些木构件上的雕刻装饰，如在一块两头带有小榫的木板上刻有两个对称的双圆，在双圆内侧刻画有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在另一个木构件上，刻画有植物茎叶组成的图案。

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那可要对河姆渡人建造的房屋刮目相看了：不要以为他们建造的只是简单的茅草屋，其实考究得很呢！后世形容建筑的华丽，常用“美轮美奂”、“雕梁画栋”这些词汇，这般看来，它们的渊源，一直要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了。石斧劈出千栋屋

曾经亲身参与过对河姆渡遗址的三次发掘（包括试掘)的一位考古前辈，在一本名为《河姆渡访古》的书中，用了“石斧劈出千栋屋”这样的标题，让人觉得十分形象、贴切，因此本文也在这里借用了。

的确，在河姆渡人建造房屋的过程中，石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先说伐木。河姆渡人建造的是木结构房屋，需要大量的木材。当时的村落南面，峰峦叠翠，森林茂密，满山生长的栎、栲、枫香和青冈等高大挺拔的树木，都是良好的建筑材料。但问题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怎样来砍伐这些木材呢？

从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当时人们砍伐树木的主要工具就是石斧。另外像石凿和石锛这些石器则用来辅助加工原木。当时用石斧伐木，操作原理与现代民间用铁斧伐木相似。采伐的木材截端略呈桩尖状，尖端稍偏向一侧，这都是石斧劈过留下的痕迹，而所遗留的树桩截面呈毛茬平面，正是最后推倒或拉倒大树的证明。

如果是特别巨大的树木，使用石斧甚至铁斧也是难以伐倒的。在这种情形下用什么办法呢？古文献记载，四川百姓进山伐木，不是将大树伐倒，而是用铁楔具取大树的一部分木材。我国西藏、甘肃等偏僻地区，近代民间裁木板，在没有铁锯的情况下，也是用楔具使木材纵裂的方法加工的。河姆渡人很可能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因为在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出土了类似楔具的石器———石楔。

我们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河姆渡人用这些简陋的石器砍伐树木是怎样的情形。好在考古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一棵十余厘米直径的小树，用石斧进行连续不断的砍伐大约需要十余分钟才能砍断。河姆渡人建造一幢木结构干栏式长屋，需木材数百立方米，这样多的木材，靠石斧来砍伐，不难推想，要付出何等艰巨的劳动!

大树砍来以后，根据需要，有的须削尖成为木桩，有的须加工成一片片的木板，还有的须凿出带有榫头或卯口的木构件。那么，河姆渡人又是怎样来加工这些桩、柱、梁、板等不同构件的呢？

木桩可能是最容易加工的了。只须将原木按需要的长短截断，一端用石斧削尖就可以了。截断原木的方法，应该和伐木差不多。但因为原木是水平放置的，所以操作时石斧可沿拟定断线周匝砍成凹槽（伐木需要掌握其倾倒方向，故不能周匝平均砍伐)，然后折断。这样，横断的两个截端均呈桩尖状。如果这根原木够长的话，这就是现成的两根木桩了。

加工一些狭小的木板比较容易，只需要用石斧在比较小的木料上劈削即可削成，然后用石斧、石锛将圆形的截面砍平，就成了方形木板。而如果需要宽阔的木板，就要在大原木上用纵裂的方法来剖分，难度较大。

河姆渡人是怎样将原木剖裂的呢？遗址中出土的一种被称为“石斧”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木构件上的榫、卯的加工，则要复杂一些。要不是亲眼所见遗物、遗迹，谁能相信如此坚韧的木头上数量众多的榫头和卯口，竟是用一些粗笨的石器和骨器凿成的呢!

榫头主要是用石斧砍成的，在一些榫头顺纤维的平滑面上，留有明显的石斧劈过的痕迹，在横断纤维的粗糙面上也有斧痕，这都是证明。其方法和顺序是：先横向裁截再纵向劈裂制成。卯口是用石凿、骨凿、角凿挖成的，其操作方法大概类似用石楔剖木，用木槌之类的工具打凿。骨凿、角凿刃部较窄而且锋利，如果木材不甚坚硬，也可直接挖凿卯眼。近代澳大利亚的土着居民，也曾使用火鸡大腿骨制成的骨凿挖制木构件的卯口，和远古的河姆渡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想到一块去了。最古老的木构水井的发明与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一个漂泊不定的史前部落，是不可能有这闲工夫去“凿井而饮”的。而且凑巧的是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这口水井，也是用木头构建而成的。

说到水井，人们可能觉得这是很平常的物事，过去生活在老墙门里的人，说不定院子里就有一口水井。可是如果告诉你，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这口水井，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口木构水井，你还会觉得它平常吗？

我国水井的开凿，史称始于传说中的黄帝，又说是夏时的伯益。但河姆渡水井的发现，将中国水井的历史提前了数千年。如果要“饮水思源”的话，这水井的发明专利，还应该颁发给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

这口水井的遗迹，是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中，于第二文化层下发现的。它位于第34和第7探方中部，开口在第二文化层的黄绿土之下，底部打破了第三、第四文化层，可见其年代较久远。

人们想不到的是，这口古老的水井，是由木头构建而成的，井口呈方形，边长约2米。根据出土遗迹分析，它共由200多根底部削尖的桩木和长圆木构成。估计这个地点原先是一个锅底状水坑，平时人们就在坑边取水饮用，或许是后来遇上了旱季或者大旱之年，水位不断下降，给取水带来了困难。再后来，河姆渡人便利用桩木、圆木建造了水井。

建造方法是：在原来的水坑中部，每边竖靠坑壁打入四排密集的垂直入土的桩木（构成一个平面呈方形的桩木墙转角处用粗桩木)，然后将中间的泥土挖掉。同时，为了防止排桩向井中倾倒，又在外围用28根长196厘米，直径15—18厘米的圆木（其中6根一端带有桠杈，一根有十字形斗口)，组成了一个近似方形的木框，用以加固井口或井架。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中间呈方形的竖井。这样，一口水井就建成了。

从遗迹现象分析，当时这口井大约只有1.35米深。井内曾出土有陶器和工具，应是当时打水或建井时遗留下来的。因为在水井四周发现过栅栏桩、呈辐射状小长圆木及残苇席遗迹，有人推测，当时的井上可能还盖有简单的井亭。

耐人寻味的是，河姆渡水井的形制，同商周金文中的井字特别相近。，金文中的“井”字，像是用四根长圆木横直相交成井架之形，中间的点则以陶瓮汲水之状，两者确实是有迹可寻。

既然说到“井”字的话题，不妨再说得远一点。在中国汉字里，“井”字上起甲骨文、金文，下至篆、隶、行、楷，是字形笔画变化最少的方块字之一。从造字法分析，它显属象形文字，但对其所象之形究为何物，历代文字训诂学家的诠释大都似是而非，成为文字史上一个千古悬案。

关于井的较为详尽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千年前成书的《周易》。《周易》中的《象辞》据说是周公所系之辞，他对“井”下的定义是：“木上有水，井。”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却让后世的训诂家兜了几千年的圈子，争论不休，却又让人不得要领。有人说这“井”字所象之形是井上的木栏，还有人说是取形于井上打水的辘轳，莫衷一是。

其实也难怪古人，在河姆渡古井发现以前，就是想象力再丰富的人，哪里想得到这“木”上会流出水来呢？这般说来，这口水井的发现，又为“井”字所象之形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水历来就维系着人类和动物的生存。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人类祖先就往往选择在离水源不远的地方居住。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也不例外。河姆渡既已有了发达的耜耕农业，过着“耕田而食”的定居生活，因之“凿井而饮”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不少旁证，1957年发掘的湖州邱城遗址，在下文化层居址旁边，曾发现有两条小型水渠，是先民们有意把水源引入住地，为方便饮用、洗涤而开凿的。在上海青浦崧泽和松江县汤庙村也都发现有崧泽文化晚期的水井，距今约已5000年。

河姆渡人水井的发明，是以当时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的，它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此外，在第三、第四文化层还出土了人们有意采集的大量樟科植物叶片，其中有不少类似药用植物。当时很可能是用它来驱虫防病。这和水井的开凿一样，改善了卫生环境，对促进先民的身体健康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