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业如何反哺农民

❶ 工业如何有效反哺农业

工业反哺农业具体表现： 1.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2.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3.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 4.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5.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6.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简介：工业反哺农业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农产品生产则受到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增产的困难很大。我国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进口来弥补不足，但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为此，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要求:为了克服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全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既是减缓乃至扭转这种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是按贡献取酬和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稳定社会的要求。

❷ 日本在江户时代，为后世工业革命都做了哪些准备

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开始了对后世的工业革命铺路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就大力发展工业，为后期的日本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为日本后期的工业革命发展奠定了社会、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变革，为后世工业革命打下坚实基础。

一、江户时代的日本

江户时代的日本还处在一个经济、政治、社会落后的时代。由于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刚刚实现统一性，日本经济才慢慢开始有所发展。其中明治维新革命展开后，陆续在社会制度上逐渐分层级化，日本的科技技术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本属于小农社会的日本在灌溉技术、治水技术上的革新将大规模的冲击平原进行开发，农业发展长足高效。人口也随之而增长起来。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就是耕地的不够，土地资源被消耗到极致的时候就必须要开始改变现状，日本政府开始转向提高更精细化的土地，推行勤勉革命。

❸ 论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政策的要点。

必要性
工业反哺农业，是对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一种概括。这里的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而农业则涵盖“三农”。工业反哺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时，要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还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加强农业、反哺农业，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协调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反之，如果继续挖农业、忽视农业，就会出现农业萎缩、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可能性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这四项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这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从农业部门抽取工业化资本，自60年代末开始转向保护农业。

政策的要点
以工促农：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
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其实质是要处理好对农民“取”与“予”的关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从财政实力来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农业税收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左右。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
“以税惠农”，让农民长期休养生息。明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将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取消农业税后，不宜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负担较重，应给他们一个长期休养生息的机会。“以税惠农”应该成为今后国家财政支持农民的一项重要政策。
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农业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后，应加快改革支农资金管理，整合现有的各种支农资金，统筹使用，优先集中用于解决农村最薄弱、农民最急需的问题。应建立政府补助、农民自主决策的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严格控制标准、严格规范，防止为办公益事业再度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重新加重农民负担。更多地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鼓励农民积极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等。
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在各国都是公共财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以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整体财力状况而论，应该有能力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应把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就业培训体系，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中央已经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应健全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城带乡：城市向农民敞开大门
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与同等工业化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也将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而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以城带乡，须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应统筹考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培训，将其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增加投入。
以城带乡，须使农民在城市有长期稳定的生存手段，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7．6％，占建筑行业就业人员的80％。他们中许多人尽管已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多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收入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调整城市建设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城乡互动：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关注。即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2010年农村人口仍会有7亿左右，2020年还会有5亿左右。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供给尤其是口粮不能过度依靠国际市场，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应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完善政府调控政策，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这仍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应全面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实施一体化经营；积极应对农产品进口对国内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县域经济。2003年，我国农村4．9亿劳动力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应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活跃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应着力破除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促进工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增强县域经济的内在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今后农村改革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配套改革。二是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完全脱离农业，土地向一部分农户集中，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具有长期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近年来，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应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和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三是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四是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❹ 日本在工业革命时期如何解决土地

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国土面积不大，80%的国土为山地和丘陵，耕地面积仅为国土面积的13%。虽然工业非常发达，山区农业仍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是小农经济，农户人均农用地面积不到20亩，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在工业革命后，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因为农药、化肥的过量施用，造成土壤的板结、酸化、盐渍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意识到“化学农业”的弊端之后，加上意识到国土面积狭小，可耕地面积有限，地形并不利于农业耕作，最初日本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从土地整治和改良开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就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土地整治和改良计划，一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才基本完成。除了土地整治以外，也逐步将化学农业调整到基于土壤改良的有机农业，即在生产中不采用通过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维持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稳定。

比如，农户通过选用抗性作物品种，利用秸秆还田、施用绿肥和动物粪便等措施培肥土壤，保持养分循环。注重研制与应用新型肥料和功能性肥料，在生产中重视利用再生资源。例如，将家畜粪便经堆放发酵后就地还田作为肥料使用，将污水经处理后得到的再生水用于农业灌溉等。

再比如，发展多样的水稻种植模式，稻作-畜产-水产三位一体，即在水田种植稻米、养鸭、养鱼和繁殖固氮蓝藻，形成稻作、畜产和水产的水田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采取物理和生物措施防治病虫草害；采用合理的耕种措施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产体系及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在耕作方式上采取轮作休耕，保持生物多样性平衡。

日本政府制定和颁布一些列法规政策，从政策法规上保证日本农民种植高质量的农产品。政府对农产品售卖检查过程有严格的审查机制，一旦发现一个地区中有农户农药残留不达标，那么该地区的农产品都会被打回原产地销毁，这就是连带责任。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批日本的新农人进去农业，也有意识地运用有机的方法种植农业，体验农场杜绝使用农药，而是根据土壤性质、种植品种，提供合适的有机肥料。全部进行无农药有机栽培。Myfarm等农场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努力也从实体上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带动了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实现。

❺ 工业反哺农业是什么意思

工业反哺农业是指工业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农村、农业发展以支持和保护，促进其从落后的、传统的形态向先进的、现代化农业转变。这是一个仿生学概念，其提出是基于农业曾经哺育过我国工业的发展，并为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当我国进入后工业时期，面对农业落后的状况，工业有义务对其进行反哺。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还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使农民的人居环境向现代化转变，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反哺是一个仿生概念。这里借用反哺概念，显然是为了表明在长期接受农业哺育后，工业已“长成”，应该回报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对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农业哺育工业”的升华转化。这里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历史性的概括性概念，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农业则涵盖“三农”。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既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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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工业反哺农业"具体例子

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特色的政策性概念，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工业反哺农业政策选择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功能演变密切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农业是社会上唯一的主导性产业，也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性产业。到了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成分，工业部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农业部门的主导性，也就是发展带动性，逐渐被工业部门所取代，但它的基础性，也就是生存保障性，还没有其他部门可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保障工业部门的稳定，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农产品生产则受到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增产的困难很大。我国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进口来弥补不足，但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为此，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
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要求：为了克服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全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既是减缓乃至扭转这种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是按贡献取酬和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稳定社会的要求。
1998年底，国家做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今后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还越来越受到需求的约束。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而将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之初我国的“三农”政策始终是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展开的，力求把过去单纯追求产量的工作重心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优化农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的发展轨道上来，以求全面发展农村经济。随着现实生活的演进，相继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移动因发生重大变化，加快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变化，收入增长来源日趋多元化；农村发展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发展的互补性和互动性增强等若干关于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出现重大变化的认识。概而言之，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已有本质区别，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目标将由解决温饱为主转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农产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将由总量矛盾转向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和质量矛盾，核心是如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多样化的食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将由过去主要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约束，市场需求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❼ 战后日本如何摆脱了制约本国的产业发展要素

日本战后改革

（riben zhanhou gai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之下进行的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广泛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主要包括：第一，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采取如下措施：解散日本全部军队；逮捕东条英机等140多名战犯，并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撤销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团体；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神道和国家分离；释放共产党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等。第二，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宪法。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0月7日经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 11月3日正式公布，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新宪法使日本成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第三，解散财阀。美国占领当局首先指定三井总公司等83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56人为财阀家族。这些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处理。解散持股公司，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十年内不许复职。在此基础上又制定《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分集中排除法》，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划小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企业。此项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被指定的83家持股公司只解散28家，原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325家企业中，实际上被划小的企业只有8家。解散财阀虽不彻底，但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第四，农地改革。先后颁布两次农地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有：凡在村地主超过一町步的出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出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全国原230万町步出租地征购了190多万町步，其中180多万町步廉价售给佃农。农村90％耕地变成自耕地，90％左右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封建地主制基本上被消灭，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此外，日本还对文化教育、劳动立法、公务员制度、警察制度、家族制度等进行改革。战后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解决了明治维新遗留下的历史任务。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通过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基础、美国的扶持政策、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机遇、国防开支的减少与军事负担的减轻及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揭示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是曾经获得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所致.

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19 53—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 10.9%，同期联邦德国为5.7%，法国为4.2%，美 国为4%，英国为2.5%。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1950年只有1.5%， 1980年猛增为13.3%，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 2位，仅次于美国。西 方有些学者把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称为20世纪的“奇迹”。

战后十年经济的重建

战后，日本为医治战争的创伤，把战时工业改组为平时工业，大体上花了10年时 间。一般认为，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复兴期”，即国民经济恢复和改组的时 期。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发布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 终于宣告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民族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末期，包括惨遭原子弹 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 900 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如果以战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为 100，1945年的工矿业生 产指数仅为60.2，1946年更跌到30.7。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常年的六成， 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物资极度缺乏，货币发行量激增，通货膨胀日甚一日。 1945年秋到1946年初，主要消费物资的黑市价格暴涨为官价的30倍到60倍。经济上的 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该年由着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主持编写的日本第一部《 经济白皮书》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这句话概括了当时日本经济的困 难局面，以至成为名言。 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是从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开始走上轨道的。为了使日本经 济摆脱瘫痪状态，日本政府于1946年 8月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负责制订和实施有关 经济政策。当时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是能源不足。因为缺煤，高炉陆续熄火，全 国有一半列车停驶，恢复生产急需的原材料运输出现障碍，工业生产日趋萎缩。经济 安定本部遂于1946年秋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所谓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在资金 和原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用生产出来的煤炭重 点供应钢铁业，再用增产的钢铁加强煤炭业。首先，要努力造成煤和钢铁扩大再生产 的能力，以此为杠杆，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这个经济战略，政府专门设立的“ 复兴金融公库”在1947—1948年向煤炭业发放了 475亿日元的贷款，占该公库全部贷 款总额的36%。1946年日本产煤2，274万吨，1947年即达2，932万吨，增长近30%，同 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 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矿业生产恢 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 49.2%。虽然有这些效果，但由于支付巨 额的价格补贴和大量贷款，通货膨胀则如脱缰之马失去了控制。批发物价的上涨率， 1947年和1948年分别为193%和167%之多。 日本的经济恢复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扶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日本 实行军事占领，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推行了旨在铲除军国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民主 改革，并强制日本拆迁工业设备赔偿战胜国。1948年后，随着东、西方冷战加剧和中 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趋向于胜利，美国统治集团企图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堡垒，以对 抗所谓的“远东的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到扶植日本恢复经济 上来。具体来说，首先是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 5月干脆一笔勾 销，已拆迁的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其次是向日本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 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 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美援物资达23亿美元。美国还直接干预日本的经济结构的改组。 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于1948年12月联合发表声明，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 要求日本尽快结束财政金融上的混乱状态。次年 2月，底特律银行董事约瑟夫·道奇 以美国总统特使、占领军财政金融顾问资格赴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加强税收、冻结工 资、削减财政补贴、停止“复兴金融公库”放款等主张，实行所谓“道奇整顿”。日 本1949年的财政预算被编成一个有大量盈余的“超平衡预算”，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 汇率也是在这时确定的。“道奇整顿”使居民赋税加重，企业银根抽紧，货物积压， 需求萎缩，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9年度则首次由赤字转为盈余，货币发行量趋于减 少，物价水平开始下降，猖獗一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缓和，为尔后的经济恢复创造了 必需的�前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毗邻的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维修卡车、 坦克、舰艇等，这对当时苦于需求不足的日本经济无异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强刺激。日 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为1.49亿美元，1953年猛增为8.09 亿。战争期间合计为24.7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另一方面，朝鲜战争 促使西方各国扩军备战升级，掀起了一股采购物资热，这又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 敞开了大门。仅1950年下半年，日本的出口比上半年增加 55%。1952年的出口额等于 1949年的2.7倍。自1949年以来由于市场萧条积压下来的近 1，500亿日元货物随之倾 销殆尽。轻纺工业因为得到大量订货迅速恢复发展；钢铁、机械、造船、水泥等行业 的生产也有大幅度增长。整个经济生活空前活跃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在1951年度达到 战前水平。正如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所说的，“朝鲜战争”成了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 天赐良机”。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名义上结束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政 府在实现“经济自立”的口号下，大力进行经济结构的改组和基础工业的建设，开始 实施一系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主要包括：制订钢铁、煤炭、造船、电力等行业 的生产合理化计划，把私人投资的 40%吸引到这些行业，加快改造旧设备的步伐；设 立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对重点行业的设备投资和进出口提供长期低利贷 款，并直接对铁路、港湾、电力等部门进行财政投资，支持基础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修订税制，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1953年日 本政府规定，企业购入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设备价格 50%的折旧费，从利润 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51年， 日本企业中使用期限超过6年的旧设备占71%，1955年便下降为 42.8%。1950年日本开 始实行《外国投资法》，1951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外资，进 口设备也逐渐增多。1951年至1955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7%，工业生 产平均每年增长 12.3%。这段时期，日本的农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战后，美国在日 本推行了农地改革，建立了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民经济，农民的积极性有 所提高，再加上政府鼓励增产化肥，推广良种，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到 1951年日本的农业生产已超过了战前水平。1955年粮食总产值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 稻米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这一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战前水平，从而标志着 战后经济恢复的大体完成。1956年度颁布的政府《经济白皮书》在回顾战后10年的经 济生活后，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 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