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工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⑴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民国时期这个民族工业现实困境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这种当时的一个军阀混乱，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是受到这种帝国主义这种国外的金融资产阶级和大买办的这种的压迫。

⑵ 民国时期的重工业是如何从清末的水平退步的

清朝末年，清政府几乎处处挨打，国家积贫积弱。大量的收入都用来赔款了。然而，即便如此，清政府还能够发动洋务运动，开设了一大批的重工业工厂。钢铁、枪炮、军舰等等都能够独自生产。

可是，转眼到了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军工生产能力。按理说，这清王朝是一个封建落后的王朝，民国是较为先近的政体。但是，先近的重工业能力比起落后的重工业能力，简直不忍直视。这是什么原因呢？

专家说，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清王朝时期，全世界的重工业发展都差不多。并没有太多的核心技术，生产军火也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水平。就拿火炮来说吧，在清朝时期，全世界的火炮，几乎用的都是用碳素钢来制造的。这种钢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基本上建个厂，找几个工程师，就能生产出来。

可是，到了民国时期，世界各国的火炮，早就已经采用合金钢了，而且是使用的无缝钢管。这个技术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支持。而民国政府之前刚刚经历了战乱，完全没有实力去建厂生产。

再加上，清政府虽然经常挨打，但是它始终还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能够集中全国的资金来进行一系列的重工业建设。可是，民国政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在军阀混战的状态。政府实际上压根收不上来太多的税。没有钱，自然就不能去发展工业。

⑶ 为什么民国黄金10年的时候不大力发展重工业呢

在民国黄金1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并没有依照其他国家发展重工业，而是慢慢提高自己的力量。主要是前期我们损伤太严重，因此无法大力发展中国的重工业。

首先，我们中国无论是在工业方面还是农业方面，物资都没有进步，相反还不断的倒退，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物资。同时，那个时候的国家还正处于分割状态，并没有做到实质性同意统一，因此，由于政治因素不明确，无法做到生产发展重工业。

因此，本质上民国这个10年黄金时期也不算是黄金时期，因为前期带给我们的漏洞太多，我们只能在此期间弥补，因此无法发展重工业。所以，在民国时期要想发展重工业简直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⑷ 为什么民国黄金10年的时候不大力发展重工业

不是不想，是太难了。

重工业想要发展，一是讲资金支持、二是讲产业 链配套，三是讲技术过硬。

光有资源禀 赋、廉 价劳动力的国 家，处在相对理想的国内外环境，不见得就能建设好重工业，这种例子在世 界 史内不 胜枚 举。

首先资金投入，民 国就不过关。老 牌资本 主义 强 国搞重工业，讲究资本原 始积 累。苏 联 搞重工业，也要吃工农业剪 刀 差。就民 国每年那点财政，都被军费糟 蹋的精光。你就是把鲁 尔 地 区大 陆漂 移给老 蒋，他也搞不起来。老 蒋的银 子，都留着中 原 大 战收 买杂 牌部队呢。

其次，重工业不是民 国搞纺织、磨面粉，讲究的是全产业 链配套。建 国后，一五计划上马了一百五十六个大型项目，仔细数数，燃料工业占了很大一块，为什么呢？欠 账太多，你连工业的底 火都不没有，还搞什么钢铁联合体？还要什么行 星发动机？

最后，重工业不是造火柴、造香烟，是要造机床、造发动机、造特种合金。没有技术参数能行么？没有图纸手册能行么？毛 熊再下 品，一五计划是实打实得给你送了一打科技 树。这机会民 国有吗？

⑸ 民国十年为何没有发展重工业

民国的黄金十年是以牺牲重工业换来的?

⑹ 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工业得不到发展

中国的重工业发展的较晚，我可以说点你参考一下：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分析与判断
2004年始，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言论不绝于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断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此后陆续有相关分析出现，一些省市也纷纷发表本地区已经“挺进重化工时代”的宣言。对此，我们该如何判断和应对？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
2004年第4期《中国科技财富》刊载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文章认为，肇始于2000年，而爆发于2003年的这轮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究其内在原因，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产生制约的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而这个阶段目前还远未结束，从其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证券报》登载李佐军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挑战。不管喜欢不喜欢，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既阻挡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
作者认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有以下理由：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第七，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几年，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以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化工业投资领域，将大量资金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学等产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能源紧张等问题突然显现，煤、电、油、运供应全面紧张，资源约束“瓶颈”日益凸显，在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随着汽车、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升温，2004年前11个月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2004年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局部过热”和“盲目投资”的严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更深程度地认识到了“能源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经济原因——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型化”特征，从而促使人们认真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吴敬琏：警惕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国研网》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文章，他警告说：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将导致中国能源危机。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认为，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过于依靠高投入发展的后果。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德国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符合客观规律，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长期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但吴敬琏认为，霍夫曼的理论“还未被证实”，而“我们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吴敬琏也指出，“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吴敬琏还指出，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一是因为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是因为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敬琏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吴敬琏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应吴敬琏的观点，在2004年12月23日的《经济参考报》上，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他说，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三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厉以宁：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厉以宁最近在呼应吴敬琏的观点时表示：“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他总结说，“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认为，厉以宁的观点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的经济发展思路暗合。首先，厉以宁说，作为大国的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这正是国家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潜台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此前解读“稳健财政政策”时指出，中央财政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他建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国经济战略上。
此外，厉以宁也对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现状提出警告：“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是，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他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
汇丰银行中国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他认为，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认为，吴、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构成了当前的国情。换言之反对的思路不符市场导向及国情。从发展角度看，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轨迹，可见最初是以劳力密集加工业起家，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开展高科技产品加工，到新世纪又开始了重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可说是上两阶段的顺势伸延，项目大都是为加工业提供原材料及设备的上游产业，由此亦有助扩大中国的产业基础及生产增值链。重工业本身虽未必能创造很多就业，但如能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发展基础，则可间接推动就业增长，并因而有助减低贫富差距。
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车及电气化消费模式扩散，对重工产品特别是能源、小车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动了重工发展。经济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可能不造车、不炼钢而能令13亿人民出有车、住有屋，因绝不可能单靠进口满足所需。
赵令彬认为，经济重型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许多大型化工及汽车制造等项目都是由跨国企业投资，规模每以十亿美元计。当然也有大型国企提升竞争力后作出的业务扩张：不少大项目正是国企与外商实行强强联合的结晶。这批有水平、有市场的投资很难说是“粗放型”增长。至于中小企业转向重型化发展也是受市场驱动：为追求高需求带来的高利润而转向，正反映灵活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绝不应横加指责。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寻商机，投入不少包括电、煤、冶炼等重工项目，对开发西部及支持东部加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中小民企转搞摩托、汽车亦已卓然有成，为发展民族产业另树新帜。显然，绝无中小企业不可搞重工之理。无疑一切要依法规办事，投资亦须注意风险。民企转向将有成有败，但汰弱留强是市场机制运作结果，而不能由学者扮演中央计划者来妄下定论。另一方面，相对各类企业的灵敏，政府显然反应迟缓，根本未能预计经济重型化的到来，两年前还基于经济过剩的设想忙于控制钢铁、煤炭及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及投资。所以这一轮重型化发展是市场纠正规划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优势论”有很大片面性，因为：（一）如中国真的没有发展重工优势，那么到来投资重工的众多跨国大企业都错了？市场也都错了？（二）优势是可变的，不能只用静态模式看待，更要采用动态分析。中国经多年迅速发展已累积一定的资金及技术能力；足可推动一些资本及技术密集项目上马。事实上目前中国已有本、外币资金同时过剩而劳力局部不足的情况；民工荒对劳力密集加工业打击颇大。几年前当外商台商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高科技的晶圆加工项目时，林便声称这不符中国优势。但中芯等大型项目进展良佳，更多投资亦接踵而来。看来市场正与林的理论背驰，日后其中一方须作调整。
赵令彬提出，重化工业中的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场经济常见现象：发展每非循直线而是波浪或梯级型轨迹前进。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国便采取了必要的调节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导致经济过热。无论如何，不应因暂时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长远发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远景的不同目标。对于目前的资源瓶颈，短期只能靠挤下部分重工项目以作缓解，但从长远看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由持续发展，特别是重型化发展来作根治：重型化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是这种发展不足的体现。
赵令彬指出，总之，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亦要更紧贴和尊重市场趋向，否则难以把握新发展形势。
部分学者对“重化工时代”的判断
2004年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该报对部分经济学者的采访，对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的说法如何判断，又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呢？学者们表达了如下的看法：
卢中原：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
中国目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加速拉动经济高速成长非常明显。重工业占经济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预计超过65%，应该说，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但是不要简单的概括为“重化工业时代”，包括吴敬琏老师在内，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反对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一种说法是容易导致地方的盲目扩张，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
张曙光：重化工业的趋势是明显的。
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而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做文章，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发布一些有关的信息，这对于整个过程更有利。
彭志龙：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带动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之所以会这么快，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区都在大搞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由于这类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魏加宁：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战略是对的，也并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对于国外经验也有误读的一面。日本、韩国战后的确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时，还搞了一个“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几个大的钢铁厂，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搞重化工。这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年（2004年）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处都在上重化工项目。四川、内蒙不用说，就连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这除了所谓“政绩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目前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又没跟上，因此想方设法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搞房地产、上汽车项目都与此有关。
王大用：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和过分消耗资源。
我国正进入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时期，这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消费更容易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大。长期的高投资形成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场调节下，带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也带来对环境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