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化过程为什么会出现停滞

㈠ 中国城市化为什么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Instrialization）[1]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消团灶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成因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

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2]； 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 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3]。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

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4]，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或唤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

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通自主权。这些都为强制转移农业剩余、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乡分割体制从如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拿扮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第四，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现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过分强调防止“城市病”，而相对忽视人口拥挤在耕地越来越少的农村也会出现严重的“农村病”，无视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而过分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身上[5]。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为如果允许劳动力和资金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则许多农村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而当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许多本来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市化进程。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为1.27亿人，占乡村劳动力的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

二、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

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滞后的对策可以分为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个大的方面。

（一）体制改革对策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

根据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宪法曾确定的国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据近几年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胆实践，那种担心放开户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

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鼓励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滞后的核心举措。为此，要打破“城市保护主义”，取消严格限制民工就业范围的歧视性政策；促使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改革僵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才；坚决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归还、赋予和保护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保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证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如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失业保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

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补偿，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为进城农民难以彻底“离土”，不得不成为城乡“两栖”公民。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农民获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或部分土地所有权，让土地尽量流转起来，使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形成优化配置，使进城农民能顺利地将土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出去，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增加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实行将新兴城镇或新城区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同进城农民承包地按级差收益比例调换或置换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

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户籍制度只是外壳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权，大力推进城市住宅、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让农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此外，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

改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单一靠政府财政投入的老办法，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企业投资、居民入资、国外引资等多渠道发展，即变“国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单元投资体制为政府、企业、居民多元投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大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对市政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合理的服务收费。通过城镇建设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人们进城收益总是绝对大于进城成本或政府投资总是得不偿失的不均衡状况，即逐步缓解城镇居民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对城镇人口增加的恐惧，形成正常的城镇扩展机制。

（二）战略调整对策

第一，调整工业化战略，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彻底改变由政府主导优先或重点发展某种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市场来决定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结构调整”为名，过度干预和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性行业的项目开发。不能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各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将工业化的衡量标准由工业产值比重改为专业化分工推进的程度等。

第二，调整“城市偏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比重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干预方式搞“城市偏向”，通过剥夺农村来发展城市，也不能搞“农村偏向”，通过剥夺城市来发展农村，而要由市场来决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当前，尤其要尽快切断城市剥夺农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乡征税起点不一致、农民负担过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出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资金过度流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等。同时，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大搞与国情不相称的只惠及少数人的高档城市现代化工程，而将城市化的真正重点——吸纳农民进城抛于脑后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倾向。

第三，调整城市化方针，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

要调整以城市规模为内容的城市化方针，通过市场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针可以确定为：“尽快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扫除城市化的障碍，恢复城市化的正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人口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新体制新兴城镇和新城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和网络”。

备注：

[1]本文的工业化是指产业化，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而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2]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2.617），资金高度匮乏；8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3.5%；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全社会能提供的积累仅为130亿元，其中生产性积累只有66亿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外，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刘易斯模型；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建立在“联系效应”基础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F.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等。

[4]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签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们将2000多万城市职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万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后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走向农村“上山下乡”。70年代，我们执行了社队企业“三就地”方针，即要求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80年代，我们执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郭书田，刘纯彬等，1990）。

[5]1999年，中国建制镇和3万个集镇的镇区人口为2.2亿人，其中非农业户口1.4亿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户口”人数的56.57%和44.36%。在全国667个城市中，市区非农业户口人数在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占54.72%，中等城市占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仅为13%。

㈡ 苏联工业化过程出现的问题

苏联国内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却被忽视，城市居民并未分享到多少工业进步的成果。和1928年相比，1937年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和人均工业消费品量下降了3%－8%。工人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而且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会被处分，以至进行劳改甚至被枪决。

㈢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中国经济有什么积极作用

积极作用：

一、重工业产品大多与较高层次社会需求的满足相关，能够促使内需规模不断地扩张。产业结构是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动而变化的。

二、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高的商品如耐用消费品等，社会消费需求与重工业的联系日益密切。

三、重工业产品既能为轻工业的结构升级创造条件，本身也能创造市场上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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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重工业必要性

选择正确道路，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前提。由于资源禀赋、历史传统不同，各国工业化道路也不尽相同。能否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对各国执政党的重大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认真总结吸取我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在实践探索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工业化之路，开启了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

㈣ 近代中国工业化屡屡受挫的原因

1、科学技术的限制，专业人才稀缺。

2、被接连不断的战争摧毁。

3、外国列强的经济入侵。

4、近代中国是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

中国近代工业是指在1840～1949年间在中国设立的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生产的制造工业，中国近代工业主要的特征是短暂、快速、发展迅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普遍地遇到了外国势力争夺市场的压力。战时发展迅速的棉纺织业这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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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抵制外货,设厂自救的呼声遍及全国。1895～1913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时期，并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现了两次投资工业的热潮。

这19年中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新投资总额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

㈤ 90年代工业化为什么增长缓慢

一、问题的提出：停滞与结构转型
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是工业化不断演进、深化和升级的历史，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本文主要以制造业发展周期为主要路线，试图分析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制造业逐渐地从以纤维为中心的轻工业向以重化学为中心的重工业转变，这种现象被称为“重化学工业化”。主导产业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当轻工业发展到极限时，重化学工业开始加速发展，这非但没有使制造业整体增长率下降，反而使之上升。主导产业的替换加速了工业化的不断变迁。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阶段中，制造业始终成为工业化的核心和动力。[1] 它不仅包括了数量方面的发展，也包括了许多质的方面变化，如现代企业制度的普及和不断的结构转变。
我国的工业化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转型增长之后，到了90年代中期，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增长缓慢，收益率持续下降，[2] 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转向了基础设施、建筑、住房等其他工业及服务部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制造业的增长环境更加严峻，一些依赖自然资源的地区由于资源耗竭直接导致了整个地区工业衰退。理论界对近20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评价也存在很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制造业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他们的依据是目前我国许多工厂已经能够为一些世界知名公司提供OEM服务； 另一种观点则表现出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格局的担心，他们认为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结构转型、企业重组、城乡矛盾和区域差异仍然是工业化过程不可逾越的障碍。许多制造业部门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能源消耗远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一时期水平；产业的技术层次低下，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动力；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了恶化；[3] 区际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工业化的深化过程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改革以来我国制造业到底以什么增长方式为主导？表现为什么样的特点？出现停滞趋势了吗？其根本原因和机制是什么？这一现象是否表明我国工业化中制造业增长的动力逐渐消失？是否意味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结构性发展阶段？如何超越发展瓶颈，化解由于停滞导致的工业化升级进程产生的危机？本文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一般被归类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研究者将当时工业内部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产业结构的“虚高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些研究大多数仍然以政府主导发展为视角，考虑政府主导产业选择、发展方式以及政策措施，并没有考虑到是否可以持续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微观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外文献研究方法和导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文献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出现了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局部地区出现了增长瓶颈的事实。其中殷醒民以资金利税率为指标，认为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从1980年的24.5％下降到1990年的12.4％、1993年的9.7％；产值利税率从1980年的24.1％下降到1990年的12.0％、1993年的11.1％。[4] 国外的研究也已经注意到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效益下降问题，欣格、拉萨和肖为了支持“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使用了80年代的省级数据对利润率与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行了相关分析。[5—6] 张军认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整个产业都出现了整体性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现象表明，带动我国工业化增长的制造业的动力正在减弱。[7]
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这些特定困境实际上反映出工业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条件。钱纳里提出在不同的发展结构中，由于受到需求和供给结构的影响，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不同阶段的转换。[8] 余晖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增长停滞的客观原因在于收益递减形成的产业周期变动，他将这一问题归结为资源耗竭型工业化的停滞。[9] 诺顿使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卷）提供的38个工业部门的数据，分别计算了1980和1989年利润率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认为存在着“竞争侵蚀利润”的事实。[10] 郭克莎也认为利润率下降正说明了我国工业持续高速扩张的情况下工业结构升级缓慢。他在与标准模式比较之后，认为“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11]。此外，殷醒民将我国低集中度与收益率下降结合起来，认为我国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效率提高。[2] 张军则强调了过度的资本形成对制造业升级的障碍，过度的资本形成促使了非国有企业的快速进入并对已有的产业结构产生很大的冲击，形成了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的局面。[12] 刘志彪认为我国大面积制造业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在的微观机制发生了矛盾，这些因素包括了企业的产业选择和投资机制、进入和退出、行政垄断和用户垄断、价格预期等。[13]
其实，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制造业缺乏持续的增长，也出现了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如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英国病，80年代美国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倒闭和90年代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导致的经济衰退等等。这种本地制造业在面临国际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力衰退导致的停滞问题，根本上反映了工业化在结构升级过程中，由于收益率递减规律作用而导致的内在生命周期。因此，工业化过程的深化或者升级需要不断地寻找新市场或者新技术革命。但如果这两者受到特定条件的阻碍，就会抑制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引起制造业的收益率持续下降。上述的研究表明了工业化关于制造业问题的分析已经逐渐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的转换趋势，但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局部现象描述，缺乏进一步从微观机制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三、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和轨迹
我们将40个制造业部门分为六大板块，分别为资源型（采选业）、轻工业、重加工业、化学品制造业、机械电子制造业和公用事业。根据一般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部门的演进表现为从轻型工业或者资源型工业逐渐向重工业和重加工业延伸，也就是中间投入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制造业“迂回生产能力”的增加。从资源型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始，经过初始阶段，在以重加工业和公用事业为主导的投资品带动下，化学品制造业和机械电子制造业的发展为工业化进入中期以致进一步高度化提供了基础。在发展阶段上，前期表现为采选业和轻工业，中期表现为重加工业和公用事业，后期表现为化学品和机械电子部门。

㈥ 苏联工业化中存在的什么严重问题

我觉得不是苏联工业存歼茄在严重问题，而是政府的制度有问题，导致工业发展迟缓，
苏联是大的能源国家，工业技术很先进，政府的腐败牵连到闷态企业，工业才会停滞不前，
现在的俄罗斯制造能力依旧比中国强很蚂改源多

㈦ 农业和轻工业落后为什么会制约重工业发展

在后发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几乎都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协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不但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社会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由于苏联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所以，这一战略在中国学术界和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到底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对不对，怎样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苏联为鉴，带领亿万人民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被正确的运用，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价值评定

纵观世界历史，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基本上是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重工业，如英法等国。对此，毛主席有深刻的认识，曾说：“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英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让人民自己去发展经济，人们当然去发展那些投资少、见效快，适合当时形势与需求的产业了。所以，一直都在着重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国家的主导产业部门是毛纺织和棉纺织工业，以及相关的辅助产业部门如，畜牧业、采煤业。直到工业革命时，由于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有了提高，才开始发展重工业，工业革命后，英国才具备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能力。这种发展方式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认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追加的资本中不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由此会影响到整个预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这样，就要求第一部类的增长快于第二部类，而在第一部类中增产最快的又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所以，正常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从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逐步过渡到以重工业为主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后发展的国家往往会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后再适当地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像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发国家选择这一战略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既充分利用了客观条件，又满足了本国人民的感情。
一、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那些从发展经济的开始就以重工业为主的国家认为，如果先有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能力，然后再去制造机器便容易得多，而且，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术，他们只需要学来就可以了，节省了许多摸索的时间。这就像一个想要办养鸡场的人所考虑的一样，是先买鸡蛋,再将其孵化，长大后靠这些鸡生的蛋发财；还是直接买一群鸡，立刻就可以卖蛋赚钱。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能力，应该先发展重工业。
二、后发国家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在面临外部敌人的威胁时，或企图去侵犯别的国家时，便会急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德国为了和英法抢占殖民地和日本为了摆脱殖民压迫并去压迫别的国家都采取了这一发展战略，还有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面临西方列强的封锁和挑衅时也选择了这一战略；其次是为了实行赶超战略，德日为了赶超英法老牌强国，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苏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都试图赶超美英等发达国家，当然，苏联实行赶超战略还有与美国在全球争霸这一层因素。
中国实行这一战略，首先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其次是政治上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军事威胁；再次是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广大人民投身于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发展经济，保家卫国；最后是因为有了苏联这个榜样，苏联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他就指出：“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又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5页]可见，列宁把重工业与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了，中国建国之初与苏联的情况比较接近，自然会借鉴苏联的模式了；最后是由我国建国初期的实际状况决定的，毛泽东曾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如此薄弱的重工业，如不加以重视，则会导致：军事上无御敌之武器，经济上无发展之潜力，政治上无引人之魅力。国家没有存在的基础，没有发展的条件，发展重工业便成为一项急切的任务。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我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重工业优先发展都是必由之路。但在实际运用这一战略思想的时候，却往往会出现过分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造成可怕的后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孤立地增长，仿佛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得越快越好。因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归根结底要依赖于或受制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这表现在：第一，第一部类扩大再生产所追加的劳动力对消费资料的需要，要依赖第二部类的增长来提供；第二，第一部类为第二部类制造的更多的生产资料，有待于第二部类的增长而去购买和使用；第三，第一部类为本部门制造的更多的生产资料，最终也要受第二部类发展的制约，因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总是为了消费，否则将成为无目的的“为生产而生产”。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它会人为地加大不变资本的追加，使有机构成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值，使劳动者的工资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相等；而且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过分发展重工业，必然就要牺牲一部分必要的轻工业和农业。这样劳动者拿着很低的工资，也买不到足够的消费品，使人民群众普遍对政府不满。尤其是德国和日本一度实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国民经济军事化，声称要大炮不要黄油，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极大伤害，他们用血和泪换来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大。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能这样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只注重发展重工业，而置轻工业和农业于不顾。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其实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是主要矛盾，农业是次要矛盾，在工业中重工业是主要矛盾，轻工业是次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决不能忽视次要矛盾的解决，次要矛盾解决不好，会阻碍主要矛盾的解决，以致于对整个问题的解决起了消极作用，而且，主次矛盾之间也可能会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农业和轻工业也会成为主要矛盾。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着作中论述了这些观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继续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大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又以苏联和东欧为鉴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而要求我国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基础上，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并预示会起到积极的结果。“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同上]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了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这充分体现了主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战略思想。
主席又在思想领域针对三者的关系辨证地告诫全党：“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同上] “从长远看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同上]这些论述从理论上来说，都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实践中还是没有做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而且影响了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没有错，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加大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总结国内、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苏联从开始工业化就实行剥削农业的政策，结果实现工业化后，农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1917年的水平。主席针对这种状况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中国没有实行苏联那样的剥削农业的政策，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没有做好，实际上，农业生产还是受到了破坏，农民的利益还是受到了损害，致使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在注重主要矛盾的时候，不能忽视次要矛盾，所以主席又提出了“并举”的思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同上]“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和农业，以工业为主导。”[ 同上]并举不是平均主义，不是要动摇重工业的重中之重的地位。“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同上]可见主席的并举思想也不是不分主次的平均主义，而是强调要有重点的两点论和两点中的重点论。

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后果

本人无意于将某一次要原因夸大成根本原因，而达到一鸣惊人的目的。但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短缺，的确在苏东巨变中起了促进和加速作用。让人们不得不正视忽视轻工业和农业所带来的恶果，仿佛是警钟的振聋发聩的响声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着。
70年代末，匈牙利的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科尔内正在潜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短缺现象，短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在确立。他虽然没有把短缺的原因归罪于重工业优先发展、忽视轻工业、农业生产的政策，只是说：“短缺，或是作为其他现象的原因，或是作为他们的后果，通过无数纽带与经济体制的其他环节，即与价格和工资，计划和市场，财政和货币政策，物质和精神刺激，联系在一起。”[ 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第12页]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价格与工资，计划与市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制定都不是脱离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一根本政策的，所以这一理论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因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所导致的消费品严重不足的反映。
在波兰这一现象突出地体现在对猪肉的消费上，波兰喜欢吃猪肉，但是波兰人为了买肉每天都要排好久的队，还不一定能够买到肉。“70年代末，波兰广为流传着一个笑话：华沙街头的一家肉店从早上5点开始就排起了买肉的长龙。一个排了6小时队仍未买上肉的中年妇女疲惫不堪，显得很不耐烦，她对排在身后的一位长者说：‘不行，我得去找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半个小时之后，这位妇女匆匆回到了排队的队伍中，嘴里念念有词：‘妈的，盖莱克门口排的队比这儿还长。’这是对商品短缺的绝妙讽刺。”[ 欧阳东：《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第320页]在波兰商品的短缺是如此严重，甚至有些人发出了：“现在的生活比希特勒时期更糟”这样无奈的叹息，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德国首都东柏林的大商店里，几乎看不到录像机和录像带，更别提高级组合音响、激光唱机和唱片了。连儿童玩耍的遥控汽车也买不到。商店里虽然有彩电，但价格高昂，且品种极少。小轿车造型差、噪音大、速度慢、耗油高，即便如此，买一辆小轿车，无论是卫星牌、瓦尔特堡牌，还是拉达牌，也需要等候10－12年方可得到。许多人没有这份耐心，只好多花3倍以上的钱光顾黑市，一辆新型拉达牌小轿车索价高达7万马克。在柏林墙开放的日子里，从西柏林回来的民德公民，无论男女，人人手里都提着花花绿绿的精制塑料袋，里面装满各种物品。也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去西柏林就先抓几个空塑料袋。这在东柏林也是稀罕物。
同样的事情也毫不例外地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经济严重地伤害了那个时代的人，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失去了信心，最后导致苏东巨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最严重的挫折，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一定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㈧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1、工业化水平尤其是重工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2、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低。
3、工业分布不合理，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
1、近代以来,民族资本主义以发展轻工业为主,导致工业经济比例失调,先天不足,发展畸形。
2、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急需提高工业水平,重工业是较好的选择。
3、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已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其实践对我国工业发展有借鉴作用。

㈨ 中国工业化时代为何没有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直到49年以后才大力发展，不过到现在重工业也不强。

因为苏联是前车之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重工业，导致农业和手工业严重失衡，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所以当时在中国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走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平衡路线，但过程中依然发生过“大炼钢铁”等不符合国情的可笑事情。

㈩ 中国近代重工业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1）政治上：中国自明清之后，封建专制、闭关锁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近代中国受“三座大山”压迫；而西方经文艺复兴后，封建专制逐渐松动，先进资产阶级逐渐取代落后封建统治。
（2）经济上：中国封建时代为巩固统治实行小农经济；近代以来，受很强的小农经济影响，阻碍商品经济发展，连累近代重工业发展。
（3）技术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再加上西方封锁，使得我国重工业发展缓慢。
（4）民族资本主义：我国自洋务运动后，在东南沿海产生早起民族资本主义，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主力军，无奈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先天畸形，后天失调”，没能承担起发展近代重工业重任。
（5）近代外部时局：我国近代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西方国家见不得中国发展，只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不断挤压中国重工业发展。
（6）近代内部时局：我国近代内部战争频繁、时局动荡，没有和平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