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惠安县的经济概况
唐代,生活于境内的先民开始围垦滩地,筑埭作畦。宋初,人们根据这里的山川和土壤特点,引进安南占城稻为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明万历年间,从吕宋引进甘薯,广为栽种;尔后,几经实践摸索,更新品种,提纯复壮,于县内沿海、山区普遍插植,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口粮,惠安素以“甘薯县”之称而闻名海内外。
民国时期,由于耕地瘠薄、水利缺修,耕作技术落后,致生产水平低下。1949年全县森林面积4.5万亩,覆盖率仅2%,水土流失面积达70%。农田耕作层浅,土壤含沙量大,磷钾缺乏,酸性偏重,地力衰退。耕地面积50.78万亩,总播种面积770299亩,复种指数151.6%。粮食占用耕地面积376464亩,粮食总产量58937.2吨,年亩产量156.5公斤,农业总产值2116万元。
20世纪50年代初,惠安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全党全民重视农业,大办农业。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治山治水,保持水土,开垦荒地,围海造田,平整土地;改革耕作制度,旱地改水田,单季改双季,一熟改三熟;重新安排山、水、林、路、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条件;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先进技术,普及良种,优化施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1989年,全县耕地面积393794亩,总播种面积921168亩,复种指数233.92%;粮食占用耕地面积241620亩,粮食总产量149691吨,粮食复种指数276.7%,年亩产620公斤。农业总产值6.219亿元,其中农业产值1.38亿元。 古代,惠安就有手工冶铁、烧陶、制盐、织布等行业。至宋代,制盐业已达相当规模。
民国时期,境内手工业逐步复苏,特别是陶瓷、砖瓦、打铁等行业遍布城乡。同时,皂烛、纺织、印刷等工业亦开始起步发展。至194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46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81%。
惠安工业不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后,以食品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1953年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加1.6倍,达到1216万元。1954年,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组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工业企业由1954年的3320家缩减为1627家,工业总产值1377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45家,产值411万元,占总产值的29.85%。1958年完成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县工业企业144家,总产值2475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31家,工业产值1178万元,占总产值的47.6%。“大跃进”时期,盲目改变所有制结构,造成经济失调,工业产值波动。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经济恢复,工业发展加快,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稳步上升。1965年全县工业企业138家,总产值2034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33家,产值1329万元,占总产值的65.34%;集体所有制105家,产值705万元,占总产值的34.66%。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工业生产步履维艰,产值虽有所增长,但幅度很小。特别是国营工业企业生产效益偏低现象明显,占全部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而集体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则有所上升。1971年,集体工业产值突破千万元,达到1075.5万元,国营和集体工业产值比例为2.3∶1;1977年下降至1.4∶1。是年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5.3∶1。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735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97%。
1951年,县城仅有一家火力发电厂,1958年兴建第一座水电站。至1989年,全县有水电站27座,总装机34台,容量6094千瓦。加上电网供电,年供电量1亿千瓦时,形成较完整的发、供、用电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全县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涌现出石板材、石雕、琼脂、啤酒等一大批名特优产品。形成以食品工业为主体,包括纺织、机械、化工、建材、印刷等的工业体系,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国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1984年工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0363万元。
1989年,全县工业企业3001家,其中乡以上工业企业218家,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2783家;工业总产值37480万元,比1978年增加4.1倍,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53.22%;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3.2∶1。
工业园区
城南工业区、 城北工业区、惠东工业区、黄塘台商创业基地、绿谷台商高科技产业基地、泉惠石化园区、城关科工贸中心区、崇武沿海对台经贸旅游区、斗尾港临海工业区 惠安的石雕工艺,源自中原。东晋至隋唐,中原人口的迁入,带来石雕技艺,出现诸如林禄、王潮等墓葬的石雕品。两宋至明初,境内由于众多石桥的架设,巨塔、“浮屠之宫”的兴建,大型石佛的雕凿和石城垣的修建,惠安石雕人才辈出,石雕技艺不断提高。从所遗存的石人、石兽为主的实物看,初始造型简单,还保留着北方质朴粗犷的风格。至明代中后期以及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源自佛教,以狮子和龙柱作为主要装饰的石雕品遍布境内。是时,惠安出现如李周的石雕巨匠,把绘画艺术运用于石雕工艺,石雕艺术出现划时代的转变,其造型日渐繁复,风格由质朴粗犷趋向精雕细琢,并开始注意线条结构和形态神韵之美。清末民初,得传于李姓而又加以发展的五峰蒋姓石雕艺匠,走出家门,在福州、厦门乃至海外等地开设石店,产品出口,盛极一时;他们还参加台湾公用(包括寺庙)和民用建筑物的建设,以及国内大型陵园石件的雕制,奇葩怒放、佳作纷呈,最终形成柔美、婉丽的南派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惠安艺匠先后参加国内许多大型建设和纪念性碑塔、陵园的石雕件加工与安装;并在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下,组织创办许多石雕企业,石雕工匠队伍迅速壮大,名匠辈出,新工艺迅速发展,石雕品类日益繁多。惠安石雕厂自建厂数十年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石雕艺匠和能人;在改革开放年代,抓住机遇,大显身手,艺匠纷纷“下海”办厂建业,为振兴惠安石雕事业作出贡献。
惠安的石雕作品,遍及除青海、宁夏之外的全国各地;产品还远销香港、东南亚、日本、欧美等19个国家和地区,倍受欢迎。据统计,全县1989年总产值近5000万元,出口交货值达3280多万元。 惠安商业集市的形成,可追溯至明代以前。集市上主要为小商小贩,经营海产干制品、京果、棉布、油脂、糖、大豆、粮谷、干菜、药、茶等南北货。邑内仅典当铺行业就有7家。崇武、洛阳、辋川、峰尾、东园等乡镇集市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大商行不亚于城关。
民国时期,惠安匪患频仍,商业受害尤烈。民国18年(1929年)6月6日,匪首汪柴水率300多名匪徒攻破城门,益成、义记等19家大商行被洗劫;陈添、林情等13个富商被绑架勒索巨款;约有200多家商店的涂寨街同时被洗劫一空,一时间大小商户纷纷倒闭。抗日战争时期,海上被封锁,公路奉命自毁,侨汇中断,境内百业萧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通货膨胀,商业不景气,市场冷落,民不聊生。
1949年9月6日,惠安县人民政府设立工商科,作为商业行政管理机构,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开展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登记和行业调整,逐步形成以国营为主导、国营集体、私营三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业体系。1953年商业机构和体制发生变化,购销业务迅速发展。至1957年市场上的国营、合作社商业比重占57.17%。1958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大合作,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及个体商业逐步过渡为国营商业。1959~1961年发生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匮乏,市场供应紧张。1962年初,国营商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集体商业,开放集市贸易,实行奖售收购、对流贸易,市场贸易状况逐步好转。至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市场活跃,物价下降。“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机构网点大精简、大合并,集市贸易被关闭,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得已经缓和的市场供应又日益困难。1976年,商品紧缺,连肥皂、火柴、锅、碗等日常用品都供不应求。
1979年起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和改革开放政策。商业部门在大力发展国营商业的同时,扶持集体、个体商业,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减少环节的“三多一少”流通体制,促使城乡购买力逐步提高,社会商业商品购销额稳步增长。1989年,全县社会商业商品购进总额1.32亿元,其中国营商业购进额7368万元,供销社购进额2628万元,其他商业购进额3222万元;销售总额4.04亿元,其中国营商业销售额1.33亿元,供销社销售额6571万元,其他商业销售额2.06亿元。
2. 惠安一共有几个工业区,他们在什么地区
惠安城南工业区 匹克在那边建设房地产,但匹克奥林星城/奥林华庭对面要规划惠安大型垃圾中转站,看来那边买匹克房子的人要惨了,也不知道后期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