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美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美国的工业革命晚于英国半个世纪，它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开展起来的。工业化开始之前，美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英国及欧洲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业原料。绝大部分工业处于手工业生产阶段，大多数制造品依赖从英国进口。
政治前提：独立战争后，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工业化问题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国际环境：美国远离动乱的欧洲，南北有弱国为邻，东西有两大洋保护，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美国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平安定局面，较少遭受战争破坏，有助于工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有条件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利用欧洲战争，坐收渔翁之利。
资本积累：美国工业革命所需资金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是奴隶贸易；第二是掠夺印地安人的土地；第三是西部土地投机；第四是联邦政府偿还国债的政策。
美国还有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西部处女地不断地吸引着移民前往开垦，而西部的开发就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劳动力：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外国移民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为美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据统计，1790—186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500万人。其中不少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美国第一架水力纺纱机就是英国人斯莱特制造的。
契机：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是美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契机。在此期间，海外贸易受到限制，工艺品必须自己制造，于是早期棉纺织业、制造棉毛纺织品、铁器、五金器具及其他日用品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1859年，美国造船、机车、农机三项产值达3600万美元。铁路的发展推动了管理的进步。由于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美国的工业革命进展得特别迅速，很快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
再有就是是美国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
B.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德经济实力超过英法的原因有哪些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崛起的原因：
一、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美国大量出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产品相反，美国在棉纺织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主导产业的技术上虽然也有很大改进，但生产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一直是棉织品净进口国。这种历史事实说明，一国在传统产业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新兴产业上可以一跃超过发达国家。
演化经济学对此在理论上已经证明，落后国家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成本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试图在传统产业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将永远不会缩小与后者的经济差距。相反，在新技术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领域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落后国家在这时如果能够迅速进入新技术体系，就有可能把发达国家在早期新技术和科学基础的领先地位转移到本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初三十多年中，德国也是这样崛起的，而英国却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领先地位，锁定在旧技术经济范式之中，导致了其工业力量的衰落。
二、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关键作用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即使是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力电气工业，美国在技术发展上也不具有占先优势，基础科学研究更是落后于英、法、德，那么，美国是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的呢？
美国巨大、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比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许多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却是在美国进步最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能够很快开发出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申请新专利，开辟新的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并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三、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独享巨大国内市场为美国提供的技术创新租金
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上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却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他在1913年就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原因就在于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美国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华为和三一重工最近在美国的遭遇就是明证。正是由于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一旦国外先进技术通过“反向工程”被引进，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会为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欧的技术领导地位也就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了。
四、高工资战略
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的崛起并不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通过内向型经济实现的，国内市场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外，美国民众的工资增长是其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崛起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工业化不能像英国那样靠剥削工人来实现，而要靠开发大自然的技术创新租金为美国人民提供高工资来实现，所以，他们绝不允许像100多年后的跨国公司那样“把利润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因为这样的话，美国人民的高工资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低工资看做是竞争优势相反，当时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却把低工资看做是“祸根”，称作是“乞丐劳动力”。他们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更低，原因就在于机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因此，“不管在何处，由高收入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都必将战胜‘乞丐劳动力’的国家”。
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而机械发明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新的发明。因此，在技术创新与工资增长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依靠美国人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头四十年就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五、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美国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就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持久特征。美国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技术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国家；而在鸦片战争15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方面在津津乐道“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在带头购买外国品牌汽车，其命运的差别由此可略见一斑。法国着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在他1836年的经典性着作《美国的民主》中由衷地赞叹到：在美国，人们对科学中纯粹实用部分的理解令人钦佩，同时又对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给予认真的关注，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这种文化造就了对技术新动向的高度敏感，欧洲的任何技术动向，几乎马上在美国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过欧洲大陆本身，这几乎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例如，1803年，英国开始研发蒸汽动力机车，但在英国还没试制成功的时候，1807年美国就成功地试航了蒸汽推动的轮船。欧洲人发明了电的理论，而对之理解最透彻的却是美国的爱迪生和贝尔等人。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德国崛起的原因：
在普鲁士带动下,德国全境竞相修筑铁路,对煤炭、铁轨、机车、车厢等产生了巨大需求,有力地推动了采煤、冶金、机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扩建,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狂热。几十家银行相继开业,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仅普鲁士就出现了资本总额达24亿马克的295个股份公司。同时,比、英、法、荷等外国资本也源源不断涌入莱茵区和其他地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铁路建造成为50、60年代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到1870年,全德半数的铁路收归国有,私营铁路也受各邦国政府控制。德国统一后再次出现兴建铁路高潮,开始进入第二个铁路时代。1870年,铁路长达18667千米,到1910年达59030千米,1914年增至61749千米[3](P241)。到80年代,密布的铁路网已经形成,长度超过中、西欧等国,密度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从1879年起,俾斯麦开始实行铁路国有化,到一次大战爆发,所有铁路都合并为“德国国有铁路”。铁路网的形成,把德国沿海与内陆、原料产地与工业中心、城市与乡村都连接起来,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形成,猛烈促进了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冶炼等新兴工业、重化工业的发展,并刺激了德国新生产技术的采用与工业化的深入。由于铁路国有化和运输成本的低廉,铁路运输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动脉。铁路建设在德国工业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此外,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革新,海运和内河航运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自1834年德国第一艘汽轮“巴黎伯爵”号建成后,不来梅和汉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德国造船业迅速发展。1845年,在杜伊斯堡制成第一艘德国轮船“希望”号。莱茵河从9米拓宽到30米,船只可以从鹿特丹航行到巴塞尔,多瑙河、伊萨尔河、鲁尔河也得到了修缮。杜伊斯堡、路德维希港和曼海姆建成新的内陆港口,并成为航运中心。到1879年,杜伊斯堡—鲁尔奥特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是国内水路网的中心和最大的轮船制造业中心。运河也在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运河是沟通美因河与多瑙河的德维希运河[4]。自80年代后,汉堡、不来梅两个滨海港口经过不断地扩建,已成为海外贸易的枢纽,涉外航线分别为12条和4条,德国轮船成为一支足以与英国海运匹敌的船队。1871年至1914年,德国的轮船总吨位由8.2万吨增加到510万吨,德国已成航运大国。发达便捷的交通运输成为推动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
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的国家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远超英、法、美等国。18世纪,德意志的一些大邦,特别是普鲁士,建立了开明专制主义制度,主张通过政府的鼓励和参与来发展民族工业。德意志各邦政府利用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在军事工业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尤为突出。法国大革命扫荡了德国贵族社会的基础,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普鲁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农民获得解放,成了自由的公民。农民可以自由结婚,自由迁徙,并从事任何行业。19世纪上半叶,德国各邦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农业改革和社会改革。建立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改善交通运输,设立铁路基金,对铁路实行严密监督,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被臣民期望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普鲁士可作为一个代表,普鲁士政府拥有铅、铁、银、锌矿。1850年普鲁士国有化的盐矿产量占总产量的80%[5](P72)。德国统一后,随着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德国经济开始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德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推行经济一体化。国家大力推动铁路建设,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帝国银行,开设新的银行,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6]。兴建公用事业,扶植私人企业,并通过联邦银行直接参与工业投资。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法、迁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金融机构事务的管理法等。1873年政府公布货币法,规定帝国马克为惟一的支付货币,取消各邦货币发行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5](P159)。邮政和度量衡体系也统一起来,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国家还统一经营管理铁路及交通运输事业。从1879年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保护了发展中的国内工商业。同时,还在整个帝国内实行职业和迁徙自由。这些举措彻底结束了统一前各邦经济的分离状态,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扫除了德国工业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雄厚的教育和科学基础
在世界近代早期,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英、法等国落后,但在文化教育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尤其是教育普及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在初等教育方面,德国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最早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从16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境内各邦先后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法(如1559年威丁堡、1619年魏玛等)。1717年10月23日普鲁士规定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17、18世纪德国中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培养医生、律师、牧师和政府官吏等社会上层职业者。18世纪出现了实科中学,典型的有1708年席姆勒创办的“数学、机械学、经济学实科学校”和1747年赫克开办的“经济学、数学实科学校”等。在高等教育方面,1694年建立了欧洲第一所新式大学———哈勒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的先驱”。到18世纪末,德国所有大学都按哈勒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19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改革更使德国处于领先地位。洪堡进行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学校管理、师资建设等内容的全面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在哲学家费希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德国开始整顿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1810年创设柏林大学,1821年设立以技术教育为主的柏林实业学校,各地纷纷设立中等技术教育学校[7]。教育制度改革的成果,到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影响。在德国工业革命中起到先驱作用的柏林机械工业的核心人物玻尔西希就毕业于此类学校。其中尔斯鲁厄工业大学(1865年)、慕尼黑工业大学(1868年)、亚琛工业大学(1870年)、柏林工业大学(1879年)等学校,到19世纪后半叶发展为高等工业学府,为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德国统一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成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70年代德国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全德的文盲率,1841年是9.3%,1865年是5.52%,1881年为2.38%,1895年降至0.33%。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在60年代已达到百分之百。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1898年,德国9所工科大学在校生超过万人。政府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1900年仅普鲁士就有工业补习学校1070所,还规定18岁以下青少年必须进补习学校学习。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学与科研、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普遍模式。还在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扩建教学和研究机构,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园地。一些大学还成为某一专业研究的人才基地。基森大学被誉为“化学家的摇篮”,哥廷根大学成为数学家荟萃之地。德国涌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正是他们的创新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还注重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的工业化先进经验。国家组建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1873年)、国立化工研究所(1877年)和国立机械研究所(1879年)。德国还创建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夫妇请西门子到皇宫作电学演讲。1885年俾斯麦50大寿,曾从250万马克国民捐赠中拿出120万用于学位补贴。俾斯麦还鼓励学生去学习世界高新科技。德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也相当高。在校学生人数显着增加。1871年至1896年,仅普鲁士的初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390万多人增至523万多人。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由1885年的24万多人增至1911年的66.4万多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也明显增加。在德国先进的教育背景下,一批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涌现出来,如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茨和发现X光的威廉•伦琴等。实用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集工程师、发明家、大企业家于一身的维尔纳•西门子,他创立了西门子公司,1886年还创办国立物理技术研究院。着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评论说,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化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德国科学和教育的昌盛,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是德国后来居上并呈跳跃式发展的基本原因。
注重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以及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
德国很早就注重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19世纪初,洪堡提出了“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原则[8],德国大学由单纯教学型逐渐转向教学———学术研究型。大型的工业公司都筹建有独立的研究部门。德国注意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9]。德国能够充分利用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德国在统一后更是如此。政府鼓励采用新技术装备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和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德国人在吸取最新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创造力。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同时,完成了科学研究向应用方向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典型特征的。19世纪60年代后,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源。对近代德国电气工业的发展作出最重大贡献的是西门子和埃米尔•拉特瑙。西门子是将科学技术发明迅速运用于工业的代表人物。1866年,他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制出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首次完成了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9年,他又发明了电动机,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西门子公司因而成为强电流方面最主要的公司。他还建造了第一条电车轨道。拉特瑙则将爱迪生发明电灯的专利从美国带回德国,于1883年创办德国爱迪生公司。电机制造、输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器工业作为新兴的工业部门在德国迅速崛起。在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方面,德国在19世纪70-90年代相继完成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机车、轮船、飞机、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陆续出现,汽车工业、石油开采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在德国迅速发展起来。钢铁工业成为德国工业领域中最强大的主导性部门,同样是采用了新的技术发明。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托马斯通过向衬有白云石的贝塞麦转炉中掺入石灰的方法,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1879年,莱茵钢铁厂和霍尔德尔联合会等德国钢铁企业及时引进这一专利。是年,德国生产托马斯钢1782吨,贝塞麦钢46.5万吨。到1913年时,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最大的金属出口国。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德国生产的生铁、钢等成了当时欧洲价位最低的产品。德国的煤炭工业的迅猛增长得益于新的矿井设备和开采机械等的使用。1894年安东尼•拉基发明的快速钻探机在亚亨地区的采煤业中开始运用。1902年,威斯特发仑地区开始将凝固工艺运用于矿井中,扩大了可开采矿区。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矿井汲水开始运用电动泵和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采煤工具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具的使用,使得德国采煤业规模扩大,煤炭开采量迅速上升。石煤开采量由1871年时的2900万吨猛增到1913年的19000多万吨,增长5倍[10]。德国化学工业也大力应用新工艺和新成果。霍夫曼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随着德国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有机化学在煤焦油的综合利用等领域出现了突破,陆续制造出了人造染料、塑料、橡胶和纤维等合成物质。19世纪90年代后,催化、电解工艺等新科技的出现成为化学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德国化学工业大规模推广电能等新能源在强碱电解和大气氮肥生产等方面的运用,将化学工业和新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德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威廉•伦琴、马克斯•普朗克等一批科学巨匠,而且在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新成果。德国在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环节上动作十分迅速。在苯胺染料、电动机制造等从理论到应用,德国比英、法等国要快3-5年,使得许多发明出现了“英法开花,德国结果”的状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4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来自德国。这些成就促使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
阿尔萨斯和洛林及赔款的刺激作用
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从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部分洛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18世纪,阿尔萨斯成为法国最富裕和欧洲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也是法国最先进的纺织工业基地和发达的工矿业区,而且此地还有丰富的原料和铁矿,尤其是洛林地区。洛林的矿藏生产量在1857-1869间从10900吨增加到42000吨,增长了3倍。这些矿藏对德国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洛林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磷酸铁矿石,非常适合那时新出现的炼钢技术。而且,丰富的盐、硫、褐煤为德国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施塔斯富特附近独特的钾盐更是促进了德国化学工业的发展[11]。阿尔萨斯、洛林拥有150万居民,它们的割让,对德国工业发展的意义巨大,使德国棉纺工业扩大1/2以上,并使德国的钢铁、化学工业拥有了丰富的铁矿资源和钾盐矿藏。特别是洛林的铁矿,日后与鲁尔的煤矿联合起来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保证了德国钢铁生产国的地位[12](P46),还直接影响到德国机械技术的确立,对德国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根据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得到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1873年,法国以公债形式筹资,提前还清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德国利用这笔巨款巩固了金本位制和偿还了国债,并用于工业建设和加强军备,为工业发展注入了充裕的资金[12](P45)。战后四年,在德国兴修的铁路、工厂、矿山等等,比过去25年中建造的还要多。同时,数十亿法郎流入德国,使德国证券市场空前活跃,德国形成了一股创办企业的热潮。
综上所述,德国建有发达的铁路和内河航运业网络,加上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保证了德国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德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和科学的兴盛,为工业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府注重科学技术向经济的转化以及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极大促进了德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使德国获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巨额赔款,给德国工业革命巨大的推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为德国工业强国地位的确立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