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应如何反哺

❶ 兴十四村的工业反哺农业

富华集团以工业反哺农业，使兴十四村全村农林水畜机实现了全面发展。以工业反哺农村，积极开发红色、特色、绿色生态旅游。以工业反哺农民，建了136栋单体花园式村民别墅，还建了村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免费为全体村民搞福利，使村民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积极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村民生活实现了城市化。每栋平均35万多元的别墅户均拿10万元，村集体补助20多万元，产权归个人，村民得到了实惠。
目前该村已被黑龙江省委确定为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另外，国家农业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在兴十四村联合举办了现代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级研修班，国家农业部举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联系村负责人培训班也在兴十四村开班。全国妇联已经把兴十四村确定为国家级“巾帼示范村”。

❷ 究竟什么是“工业反哺农业”具体是指什么

农业对工业的发展有基础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早期更是牺牲农业、农村利益搞工业。现在我国工业发展起来了，农业却面临极大问题，所以要提出“工业反哺农业”。

❸ 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反哺农业在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十分鲜明地提出和确立了我国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取向。
一、背景：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1998年底，国家做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今后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还越来越受到需求的约束。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而将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之初我国的“三农”政策始终是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展开的，力求把过去单纯追求产量的工作重心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优化农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的发展轨道上来，以求全面发展农村经济。随着现实生活的演进，相继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移动因发生重大变化，加快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变化，收入增长来源日趋多元化；农村发展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发展的互补性和互动性增强等若干关于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出现重大变化的认识。概而言之，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已有本质区别，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目标将由解决温饱为主转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农产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将由总量矛盾转向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和质量矛盾，核心是如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多样化的食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将由过去主要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约束，市场需求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二、“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考察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已经指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应该反过来由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世纪50年代，着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即现代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通过经济结构转换，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最终在工业化后期实现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劳动力供需均衡。20世纪60年代，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强调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认为农业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随后发展经济学的乔根森模型也突出强调农业剩余对工业发展的作用，把农业剩余看作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充分必要条件。
然而，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国家的人均GDP跨过1 000美元关口，为推动经济快速起飞，普遍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农民被有组织地转移到城市，农村的耕地留给继续务农的少数农户，以期通过此举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这样做确实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南美也一举成为世界上农业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是，大量无保障、无固定岗位、无技术的农民成为新市民后，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养老问题、住宅问题、医疗问题、失业问题等，加剧了社会矛盾，由此导致社会阶层严重分化，治安混乱，乃至国家陷入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着名的“拉美陷阱”或“拉美现象”。此时，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此出现了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模型与前面的分析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将农业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来看待，而是将农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目标，认为农业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产业组成部分，同样承载着重大的使命，与工业具有同等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所依赖的经济转型并非单纯通过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即可实现，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再次转向农业发展，从宏观角度探讨了粮食政策、粮食保障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国家应及时根据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调整农业发展政策，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这些理论的探讨和演进对我们无疑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公共财政支农的若干政策取向
第一，大力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
从1998年中国首次提出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在财政收入稳步增加的基础上，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已经通过实行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在全国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以及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等多种渠道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支持。2006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大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重要举措，包括自西部开始逐步将中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区，同时提高农民每人每年的补助标准等。从这些以均等化为主要取向的财政改革不难发现，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各级财政的管理理念和工作重心正在逐步向农村的弱势群体和农业的薄弱环节转移。以农民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象，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的财政分配正在配合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战略，转向更多注重公平和根本改造城乡分治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二，积极引导生产布局的区域调整。
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主要将依靠粮食主产区数亿亩的高标准基本农田来保障，财政支农资金将会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解决好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农业生产的瓶颈因素，集中资金、重点投入，着力打造“中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从全国范围内看，这些粮食主产省（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5%，近3年平均每年商品粮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国家确定的484个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重点县（农场），耕地面积占到了主产区的一半以上。集中财政资金，充分发挥农业主产区的潜力，必然会成为财政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政策手段。2006年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安排用于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部分，在2005年占60%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就充分体现了财政支农资金进行区域调整，重点扶持主产区的政策取向。
第三，注重实施支农资金的整合。
目前江苏、安徽、吉林、山东等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将过去由财政、农口部门分管的资金进行“打包”整合，力图避免资金和项目过于分散，提高有限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县一级是各种渠道投入的支农资金的汇聚点，资金整合多以县级为主展开实施。整合政府农业投入渠道主要集中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投资和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政扶贫资金、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投入等农业生产发展的建设性资金方面。从已有的改革看，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存量部分和增量部分可以同时进行整合。具体而言，将“农林水气支出”增量资金、农业部门管理使用的存量支农资金、财政部门管理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粮食风险基金以及地方用于农村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主要的财政支农资金进行调整优化，进一步加大部门内部统筹安排力度，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归并支出项目。各地支农资金整合的成效显着，可以预见，进一步扩大资金整合的规模和范围将可以成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举措。
第四，探索投资参股等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创新。
财政部从2004年开始在河北、河南等10个省份进行国家开发资金投资参股经营试点，2005年扩大到13个省份，2006年中央财政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006年为8亿元）全部用于投资参股经营试点，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具备投资参股经营试点条件的省份。表面上看，投资参股经营是将具有公共属性的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到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农业企业，似乎有悖于公共财政理念。但事实上，投资参股却是现阶段公共财政通过资本运营扶持弱势产业、扶持弱势人口一种理念上的突破。一方面，财政部门通过委托资本运营机构对投资参股形成的国有资本进行运作，既体现政府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又不是政府直接办企业；另一方面，投资参股经营的扶持对象是具有市场潜力、有一定规模且能够带动农户的龙头企业，通过扶优、扶大而不是传统的“扶贫”，起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作用。“只参股、不控股”以及有效的适时退出机制充分体现了财政资金支持农业发展的“不追逐利润”政策内涵。综合而言，投资参股是财政通过介入企业产权的方式创新财政支农政策的一种有益尝试。虽然处于试验阶段，但这类有创意的、“有进有退”财政支农理念，应当被看作值得关注的重要探索。

❹ "工业反哺农业"具体例子

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特色的政策性概念，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工业反哺农业政策选择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功能演变密切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农业是社会上唯一的主导性产业，也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性产业。到了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成分，工业部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农业部门的主导性，也就是发展带动性，逐渐被工业部门所取代，但它的基础性，也就是生存保障性，还没有其他部门可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保障工业部门的稳定，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农产品生产则受到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增产的困难很大。我国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进口来弥补不足，但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为此，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
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要求：为了克服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全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既是减缓乃至扭转这种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是按贡献取酬和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稳定社会的要求。
1998年底，国家做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今后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还越来越受到需求的约束。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而将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之初我国的“三农”政策始终是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展开的，力求把过去单纯追求产量的工作重心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优化农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的发展轨道上来，以求全面发展农村经济。随着现实生活的演进，相继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移动因发生重大变化，加快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变化，收入增长来源日趋多元化；农村发展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发展的互补性和互动性增强等若干关于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出现重大变化的认识。概而言之，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已有本质区别，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目标将由解决温饱为主转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农产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将由总量矛盾转向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和质量矛盾，核心是如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多样化的食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将由过去主要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约束，市场需求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❺ 工业反哺农业的介绍

反哺是一个仿生概念。这里借用反哺概念，显然是为了表明在长期接受农业哺育后，工业已“长成”，应该回报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对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农业哺育工业”的升华转化。这里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历史性的概括性概念，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农业则涵盖“三农”。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既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❻ 究竟什么是“工业反哺农业”具体是指什么

农业对工业的发展有基础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早期更是牺牲农业、农村利益搞工业。现在我国工业发展起来了，农业却面临极大问题，所以要提出“工业反哺农业”。

❼ 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意义

（1）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①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以形成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财政对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业逐渐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的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关键作用。

②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③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②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④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推进城乡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⑤以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来推动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2）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体现了什么哲学和经济学道理？
哲学道理：①体现了事物与周围事物的普遍联系，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也体现了国家从整体上把握工农、城乡的联系，从整体着眼，顾全大局；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体现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作为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③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增加，使我国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体现了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体现了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矛盾。
经济学道理：①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即经济手段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②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体现了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③有利于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④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农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为农业提高先进的技术装备，保障农业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3）运用经济常识，说明怎样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更快发展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机制，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综合改革，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及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❽ 如何理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工业反哺农业，是对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一种概括。这里的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而农业则涵盖“三农”。工业反哺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时，要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还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加强农业、反哺农业，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协调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反之，如果继续挖农业、忽视农业，就会出现农业萎缩、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看，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多美元，农业劳动力份额达83．5％，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为70％。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农业必然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据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4500亿元。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和整体看是必要的、有效的，问题是延续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改善。不仅如此，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还使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从根本上改变，因而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和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差距依然悬殊。 我国是否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回答是肯定的。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这四项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这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从农业部门抽取工业化资本，自60年代末开始转向保护农业。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与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由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承受风险最大的弱质产业。我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从历史经验来看，农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农村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也才有可靠的保障。我们必须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工业反哺农业、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其实质是要处理好对农民“取”与“予”的关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❾ 论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政策的要点。

必要性
工业反哺农业，是对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一种概括。这里的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而农业则涵盖“三农”。工业反哺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时，要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还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加强农业、反哺农业，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协调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反之，如果继续挖农业、忽视农业，就会出现农业萎缩、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可能性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这四项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这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从农业部门抽取工业化资本，自60年代末开始转向保护农业。

政策的要点
以工促农：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
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其实质是要处理好对农民“取”与“予”的关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从财政实力来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农业税收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左右。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
“以税惠农”，让农民长期休养生息。明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将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取消农业税后，不宜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负担较重，应给他们一个长期休养生息的机会。“以税惠农”应该成为今后国家财政支持农民的一项重要政策。
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农业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后，应加快改革支农资金管理，整合现有的各种支农资金，统筹使用，优先集中用于解决农村最薄弱、农民最急需的问题。应建立政府补助、农民自主决策的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严格控制标准、严格规范，防止为办公益事业再度出现乱收费、乱摊派现象，重新加重农民负担。更多地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鼓励农民积极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等。
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在各国都是公共财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以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整体财力状况而论，应该有能力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应把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就业培训体系，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中央已经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应健全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城带乡：城市向农民敞开大门
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与同等工业化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也将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而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以城带乡，须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应统筹考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培训，将其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增加投入。
以城带乡，须使农民在城市有长期稳定的生存手段，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7．6％，占建筑行业就业人员的80％。他们中许多人尽管已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多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收入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调整城市建设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城乡互动：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关注。即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2010年农村人口仍会有7亿左右，2020年还会有5亿左右。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供给尤其是口粮不能过度依靠国际市场，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应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完善政府调控政策，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这仍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应全面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实施一体化经营；积极应对农产品进口对国内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县域经济。2003年，我国农村4．9亿劳动力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应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活跃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应着力破除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促进工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增强县域经济的内在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今后农村改革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配套改革。二是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完全脱离农业，土地向一部分农户集中，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具有长期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近年来，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应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和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三是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四是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❿ 何谓“城乡二元结构”“工业反哺农业”呢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比较繁荣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农村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可以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说，如果上述的问题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就不会消失，户籍制度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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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胡锦涛，2004）中国目前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应该而且有能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研究、分析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