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心理疾病与工业革命有关

A. 工业革命为教育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什么基础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闵斯特伯格作为工业心理学的先驱，他的研究和思想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和工业心理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早期的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研究工作主要着重于应用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

B.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原文摘录

工业革命极大增加了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而人群聚集会增加压力与攻击性。

技术变革导致现代社会的变化十分迅速，因此整个社会不存在稳定的框架和价值观。

有些人急于拯救自由却不愿牺牲技术带来的所谓好处，他们会提出天真的新式社会构想来调和自由与技术。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并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

经济体系所能容纳的企业数是有限的，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工业-技术体系可能幸存也可能崩溃。假如该体系幸存下来，可能最终将会降低生理与心理的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期，而且人类与众多其他生命体也将付出惨重代价，永远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更有甚者，假如这个体系幸存下来，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革或改进这一体系，使之不至于剥夺人的尊严与自主。

假如这一体系崩溃，结果依旧会十分痛苦。但是体系规模越大，崩溃造成的结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溃的话最好赶早不赶迟。

所以我们主张发动针对工业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无法预测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确为那些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勾勒了一套十分宽泛的方法，从而为反对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革命铺平道路。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目标并非推翻政府，而是颠覆现存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一般来说科学家都是这样。可能其中也有少数例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其他动机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也有作用，例如金钱与地位。

科学技术也构成了群体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都通过认同这一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

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

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合乎“道德”，如此这般的做法则不道德，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多数族裔也会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很可能对于如何 “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数族裔。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条，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恰恰不可能在技术社会中得到实现。任何将遗传工程贬低成配角的规范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大量生物技术的应用显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术必将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应用方式只能与工业-技术体系的需求相一致。

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会不可逆地朝一个方向前进。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对其产生依赖，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都会依赖它。（例如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了计算机，今天的体系会怎么样）因此，体系只能朝向更加技术化的方向移动。在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技术将会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

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许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于大型组织越发严重的依赖、宣传与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等），阻挡任何一项对于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势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执着。

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

但另一方面，请假设今后几十年的压力超出了体系的承受能力。如果体系崩溃，可能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动乱年代”，就像在过去各个时代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不可能预见动乱年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无论如何人类会被赋予一个新机会。最大的危险是工业化社会很可能在崩溃后不几年就开始重组其自身，肯定会有许多人（特别是权力饥渴型的人们）急于重新开动工厂。

工业体系将人类贬低到了被奴役的状态，而憎恨这种被奴役状态的人则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必须增强体系内的社会紧张态势，以加快其崩溃或把它弱化到足够程度，使得反对体系的革命成为可能。第二，当体系充分弱化时，我们必须发展并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当工业社会崩溃时，这种意识形态将有助于保证其残余被粉碎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这样体系就无法重组。工厂将被捣毁，技术书籍将被烧掉，等等。

工业体系的崩溃不会纯粹是革命行动的结果，它不会那么难以抵御革命的攻击，除非它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因此如果体系崩溃，那么它或是自发崩溃，或是部分自发、部分由革命者促发的崩溃。如果崩溃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人都会死去，因为世界人口已如此过分膨胀，离开了先进技术就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溃足够缓慢，人口的减少可以主要通过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实现，非工业化的过程也多半是极度混乱和极度痛苦的。幻想通过平稳控制的有序方式逐步废除技术是天真的，特别是要考虑到技术爱好者们的负隅顽抗。那么，致力于体系的崩溃是否因此就十分残酷呢？也许是，也许不是。首先，除非体系本来就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很可能最终自行崩溃，否者单靠革命者是不可能强行使其崩溃的。而且体系发展得规模越大，崩溃的后果就越严重。因此加速体系崩溃的革命者或许反倒控制了灾难的规模。

其次，我们必须权衡斗争与死亡和丧失自由与尊严这两方面的得失。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自由与尊严比长寿和避免肉体痛苦更重要。再者，我们早晚会死，死于为生存或为某一事业而战，强于活得空虚而无目的。

第三，体系的存续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一定就比体系崩溃所带来的痛苦更少。在全世界范围内，体系已经招致、并且正在招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类千百年与他人以及环境和睦相处的古代文化被与其解接触的工业社会所摧毁。其结果就是全方位的经济、环境、社会和心理问题。工业社会的侵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传统的人口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产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连带后果。接着就是心理疾病席卷了整个所谓“幸运”的西方社会。没有人知道臭氧层耗尽、温室效应及其他现在还不能预测的环境问题最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而且就像核扩散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无法防止新技术落入独裁者和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手中。愿意猜猜伊位克或北朝鲜将用遗传工程来干什么吗?

“嗨！”技术爱好者们会说，“科学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征服饥荒、消灭心理病痛，让每一个人都健康而快乐！”是的，是的。他们200年前就是这么说的。人们曾指望工业社会能够消灭贫穷，使每一个人都快乐，等等。实际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技术爱好者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简直是无可救药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当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变化，被引入一个社会时，将会引发一长串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大都分是不可预见的其结果则是社会的混乱。因此，技术爱好者们在试图消灭贫穷和疾病，设计制造驯顺、快乐的人格等等时，很可能会创造出比现在还糟糕的社会体系。例如，科学家们吹嘘说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遗传工程改造的粮食植物以消灭饥荒。然而，这将会允许人口无限膨胀下去，而众所周知，拥挤会导致紧张和攻击性的增强。这仅仅是技术会导致的可预见问题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强调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因此技术爱好者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试错时期才能够为他们的美丽新世界排除掉所有的故障（假设他们最终能做到的话）。而与此同时所产生的痛苦将会如此巨大，以至于体系生存下去所带来的痛苦不见得就比体系崩溃更少。技术己将人类带入了一条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

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在工业社会中促进社会紧张与不稳定，以及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意识形态。当体系变得足够紧张和不稳定时，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就有机会发动了。这一模式将十分类似于法国和俄国革命。在两国各自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和俄国社会都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紧张与脆弱迹象。同时，提供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愿景的意识形态发展了起来。以俄国的情况为例，革命者积极从事于破坏旧秩序的工作。然后当旧体系面临着足够的额外紧张时（法国是财政危机，俄国是军事失败），它就会被革命一扫而光。我们预想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大多数革命都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摧毁一个旧社会，另一个目标是建立革命者想象的新社会。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他们所梦想的新社会（这是十分幸运的事），但她们非常成功地摧毁了既存社会。

然而，一种意识形态如想争取到热情支持，除了负面理想外必须还有正面理想，决不能只破不立。我们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来面目运行的地球，不依赖于人类管理、摆脱人类干涉和控制的地球生灵。我们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类本性，即不受有组织社会管制、自主运行的个人，成为偶然性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产物。

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在决定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远比政治结构更加重要。

我们不应主张无力或消极，我们应主张打破工业体系的权力，而这将大大增加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和自由。

（据称）贯穿整个历史，技术都是进步的，从未退步过，因此技术退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事实。对于“进步”的热情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特殊现象，在大约十七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C. 为什么现代人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多

心理疾病是过度神经内耗造成的，长辈们所受的教育粗暴，境遇绝望，生活贫困，反而极大降低了他们神经系统的内耗，熬就是了，有一点变化，都可能反而是向好的，希望带来的快乐，比现在反倒多。现在的人们不快乐，根本原因是患得患失，成天疑神疑鬼，本来就不够聪明，做个解析几何题都能大脑发烫，那二十四小时想东想西能不得病吗？
1、两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父辈这一代人生活在建国后的那段时期，时代主题就是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先进模范值得学习，大家都是精神饱满、热火朝天干工作，一切都是政治挂帅、以工作为核心，精神上的富足让心理上的问题少得多。而现代社会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追求各自的事业成功，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优胜劣汰异常残酷，身处其中的个体身心疲惫，心理问题难免频繁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人的心理问题的确多些。

2、幸存者偏差。父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物质匮乏、阶级斗争、繁重的劳动等等，说实在的，能挺下来，活过来的都是强者，而很多中途夭折或去世的人，也没有机会教训后辈。因此能活下来的父辈并不代表他们接受的教育有多好，只能说他们作为幸存者活下来而已。

3、社会发展的结果。父辈所处的社会，医疗条件没有现在好，有些心理上的问题根本没受到重视，纵然出现问题也归结为其他笼统的原因。不像现代社会，各种心理问题分门别类，非常细致。就算没什么问题，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也受到大家的重视，而且还呼吁个体要提前介入治疗或预防，而这些问题父辈们根本就不当一回事。所以现代社会中，人们心理问题多，与整个社会重视、心理学及医学高度发达有关。

D. 从一定角度来说，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心理疾病

从一定角度来说，人类会进化出心理疾病主要原因在于在于人们头脑之中，各种思维记忆之间的不断手机存储，以及人民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不断的进化遇见的事情和发生的事情过多，促进大脑的思考因此也会产生一种心理疾病。不管任何时候一定要加大对心理疾病的改善与突破，这样才不会带来生命健康问题，也会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做好相应的准备和改善。

E. 英国工业革命城市病是什么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

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因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圈地运动的影响，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是造成城市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