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如何实现生产资料公平

Ⅰ 如何实现社会分配公平

法律分析：按劳分配的基本内容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社会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和劳务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例和贡献大小给予的报酬，即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八十九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实现社会公平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1、效率优先原则
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效率优先。因为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实行效率优先原则就意味着是公平的，合理的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
效率优先原则意味着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这样，效率提高了，生产上去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人们享有的社会公平就更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由于效率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而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因而从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因素的序列中的一般关系来看，效率优先是必然的，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因而是合理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中，生产力的作用是巨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的越来越充分。宏观地看，生产效率越低下，社会公平实现的就越不充分，人们就越缺少自由、民主、公平；反之，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财富越丰富，在社会物质文明增强的基础上构建的人类社会秩序就越完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就越充分，能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也就越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产生的效率就越大，所以，在二者的关系中要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必然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目的实现共同富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效率的提高，只有生产发展了，效率提高了，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真正的公平。所以，把效率优先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率，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而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公平能够实现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物质丰富，才能增进社会公平，如果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严重缺乏，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公平呢？
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误以为公平就是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因而在分配上实行了公平的平均，这种公平的薪酬体系造成了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妨碍了效率，结果使人民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要以效率为先，只有以效率为先才能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只是一句空话。
当今，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要改变的是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部门用计划调节的，它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以市场为轴心，实行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个企业效率好，就会发展壮大，如果效率不好，就会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效率有限原则是符合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
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竞争中机会公平，效率优先，对于企业来说，在竞争中，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效率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以应以效率为先，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营销战略，在企业内部，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企业的效率好，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兼顾公平的原则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并不否认公平，更不能牺牲公平只顾效率，正确的做法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才能够调动效率的创造者，即主体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主体的努力被社会所认同就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反之，不公平会使主体失去工作热情，降低公平效率，所以，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个体被认同和肯定，个体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整个社会整体才能够处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个体间相互协调形成很好的团队精神，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高效率。
总之，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
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即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Ⅲ 工业社会的公平机制是什么

公开透明。工业社会，是指工作将社会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方法运用于工商企业，帮助员工解决个人的、家庭的和工作上的种种困扰，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社会工作。该社会的公平机制是公开透明选人用人，交易公平竞争买卖等。该社会是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社会，是继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

Ⅳ 请问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公平

一、问题可以把经济机制分成两部分来探讨，一是社会禀赋资源（无论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并将其用于生产的过程，二是分配这些资源收益的方法。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收入分配动态有效率前提下，在一个总资本量和人力资本分配已知的社会，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也就是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收入平等。在这里对两种收入分配效率做出如下定义，在给定社会禀赋资源条件下，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如果人们平均收入相等就是静态效率相等；如果收入增长率相等，就是动态效率相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动态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那就是所有资产私有，市场不受限制和通过税收实现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再分配。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动态有效率的前提下，存在两个自由度，一是怎样把资产的产权分配给社会成员，第二个是怎样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收益。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只存在第二个自由度，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企业产权极度私有化，产权是很不平等的，但是收入再分配是非常可观的。有些人觉得只要证明再分配的第二个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验显示，只要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两个自由度都需要考察，因为在某些社会资产所有权的再分配比收入的再分配更容易实施。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如果税收制度不完善，也许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不是很容易的。二、协调、激励与市场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20世纪欧洲计划经济失败证明了资产所有权不能社会化。但从计划经济失败的事实，我们只能推论出以下三种制度结合是不可行的：（1）国家拥有资产；（2）非市场形式分配资源和商品；（3）政治专政。假如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个拥有多个企业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它的市场是有竞争性的，另外有归因于民主制度的政治问责机制。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要长期稳定，就必须保持股份所有权的大致平等。这种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并且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对资产所有权做特别的限制。为什么这种制度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思考市场制度的基本功能。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经济活动，二是为人们提供训练自己和创新的动力。在这里不精确阐述这两个功能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两种功能的确是存在区别的。那么这两种功能哪一种更重要呢？在谈论苏联的历史时，我们经常讲起巨大的协调失灵，工厂经理们必须想方设法找到原料，企业之间安排各种复杂的以物易物的交易，买消费品需要排长队等等。关于激励机制失灵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有人对在苏联激励失灵说法表示怀疑，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是把废物做成有用商品的高手。但是不管当时激励是否失灵，一个简单事实是，国民教育水平并没有因为缺乏市场机制而降低。古巴也是这样，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总体来说，受教育的低回报没有使年轻人放弃学业。甚至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深有见解的讨论，也基本上没有涉及激励问题。哈耶克假设苏联企业管理者是忠诚能干的，问题是这些人没有真实的价格指导，无法知道生产成本，因此也无法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协调的问题。哈耶克也谈到了市场提供了创业的机会，因而利用了人们希望致富的动力。但是即使在谈论这一点时，我们也要把市场的协调功能，即市场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在一起的特点，和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市场动员人们为致富而创新的特点区分开来。二战后西方反苏联宣传都没有宣称计划经济不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而着重攻击其缺乏民主和自由。在苏联，就经济学家Yevsei Liberman关于引进价格机制观点的争论，都没有讨论激励问题，而只谈及合理计算成本问题。János Kornai讲预算软约束才是一个真正的激励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进入经济学词汇，此后计划经济在西方才被视为同时受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之祸而有缺陷。在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Harold Macmillan声称，苏联不会害怕西方，他们有同西方同样强大的核武器，有内部交通网络，有繁荣的经济，而且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竞争上很快就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有很多资深观察家都持有这种观点。所以用在价格缺失的情况下协调一个日益复杂的经济体制导致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解释后来苏联经济衰退比用激励失灵更合理。197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在西方很快就变了，计划经济激励机制失败被当作罪魁祸首。但是我们还没有一部好的苏联经济史，把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中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评价。如果市场机制主要的功能在于协调而不在于激励，那么就有可能在保持市场机制的同时，重新分配企业股份而不对经济产量有任何伤害。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是它鼓励企业家思想，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英雄是企业家。但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创业家的企业已被领取薪水的管理人员管理的大型公司所取代，创新也主要由学校和公司里领取薪水的研究人员来完成。70年代西方经济问题要点是有效的监督管理人员，资本主义的英雄也相应变成了监督管理人员的大股东，激励也变成了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激励，以及能够购买比较差的公司控制性股权，解雇公司管理人员，对公司重组的公司突袭者，而并非企业家。对市场研究的注意力也从其发掘创业家的角色，转向它通过公司控制市场，监督管理人员的角色。近年来的诸多丑闻，比如安然事件说明市场监督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的效果远不是完美的，除了英国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是由大的私人股东监督，而是由各种机构控制。在这些国家，公司收入的主要获得者，并不直接参与监督，至少在德国和日本，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开的。如果这种机制不影响效率，进一步把对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制和企业收入分配分开，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我所称的市场社会主义，既不牺牲有效的管理监督，又把资产收益较平均地分配的体制就成为一种可能。三、收入再分配、收入平等与教育假定在一个国家，企业的利润相对均等地分配给公民们，并且建立机制以防止演变出非常不平等的股权控制。怎样设计这样的机制是一个大课题，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种机制的存在完全是可能的。经济学这个行业肯定没有对这个问题像研究拍卖那样绞尽脑汁。但不管怎样，这种机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实际上不像社会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所称道的那样。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里有欧洲的例子，特别是欧洲北部，而以北欧五国为最。某些保守派声称福利国家正在灭绝，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由于人口和移民的变化而无关宏旨地改变，而不是在消失。经济学家Peter Linder最近甚至主张，由于采用了聪明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北欧国家的经济效率的损害基本不存在。而且基本上没有证据说明较大的福利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低。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美国的低，但原因是欧洲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工作更少，而他们的生产率并不低。我猜想，北欧国家收入再分配制度成功的秘密是他们的社会成员具有同种性。这个看法并不新颖，但是我的论点与同种性带来团结那种惯常的说法不同。我认为在福利经济历史的早期阶段，重要的是成员的风险同一性，而这是由教育同一性造成的。这里的风险同一性，不意味着每个人的风险是相互关联的，而是每个人发生恶劣情况比如残废和疾病的机率都差不多。因为风险是同一的，劳动者彼此保险是理性的，相反如果在保险费相同的情况下，一个高风险的群体和一个低风险的群体彼此互保是不理性的。所以劳动者同种性导致了北欧出现了最早的社会保险体制。而且我猜想，这种制度建立之后，人们开始喜欢这个制度，疾病保险和养老福利带来了一种愉快的社会。这种状态，也开始为人们所珍视，于是那里的公民进一步推广福利社会的范畴。当今的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超出了从个人利益出发做理性的保险所需要的水平。原因是早期的保险制度使人们养成了对平等的喜爱。不能忽视的是，北欧国家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团结工资政策。50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会和雇主们同谋使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实行同样的工资。这种做法不是由于什么道德观念，而是为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而且当时被人认为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需。后来团结工资延伸到企业之内，导致北欧国家不仅有财政分配后的收入平等，而且有财政分配前的收入平等。北欧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例子，虽然这种例子不是能够广泛复制的。社会保险带来人们对平等的喜爱，而社会成员的同一性是实施社会保险的前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除了社会成员的同一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使工资平等成为理性的选择。所以北欧模式不一定可以模仿。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反驳政治右派的中心论点，即大规模的收入分配会摧毁人们的动力因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在这里，我们不谈论选择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体制（比如上述重新分配资本所有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可能性，我们关注的只是这种体制的经济可行性。这种体制即使经济上可行，由于劳动收入的极大差异，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所期望的收入分配。消除绝对的贫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人力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家庭收入还会是极不平等的。利润、利息和租金收入，只占一般发达市场经济产出的25%，剩下的都是劳动收入。最近两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最近一个世纪，美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收入最高的0.1%的人都是以劳动而不是资本获取所得。今天美国的富豪多数都是电影明星、超级球星或者公司总裁，不像一个世纪以前是资本家或者收利息的债主。如果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在竞争机制下取得的，而且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很明显，即使没有上述的高收入人物，平等分配企业股权，也不能导致很多人所想要的收入分配平等。事实上，劳动的异质性至关重要，尽管马克思的着作，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提及这一点。我曾经计算过，如果美国的资本全是公共所有，而产品按照劳动价值分配，美国的基尼系数会是0.28。这种平等程度，不需要改变现有的资本所有权分配，只需要把税率提高5%就可以实现。这个结果戏剧性地显示出，起码在美国，现在的不平等，原因在于能力不平等，而不在于资本所有权不平等。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共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50%，但是社会成员的同种性不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深度再分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公共收入也占国家中收入的30%。然而在人口异质性的国家，教育作为另外一种纠正不平等的方法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教育，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力资本也就是获取薪酬的能力平等化。第二，我们能否期待民主制度在异质性国家带来必要的教育财政支持。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通过教育改革达到平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首先，我们要把经济可行性这个问题讲清楚。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本领的不同，总会带来获取收益能力的不同。以为通过教育可以完全消灭这方面的不同是乌托邦的想法。更为合理的问题是能否在平均水平上消除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之间的关联。机会平等的一个确定的表现是一个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分布与他们母亲的教育无关。有一项研究，将美国男性劳动者分成三类，母亲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只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至少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90年代初，这三类人的收入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很明显孩子的前途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虽然这项研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三类人收入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可以想象，不仅仅是基因，社会因素，比如家庭的文化环境和家庭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对孩子将来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对比，对丹麦做同样的研究，这三类人的收入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但是收入差距比美国的要小。上面美国与丹麦的差别，不完全是教育财政政策的缘故，文化同质和团结工资政策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教育财政政策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在丹麦，国家对所有孩子的投资都是等同的，而且没有私立学校。在美国，由于学校财政依赖于地方政府地产税的征收，教育投资在不同地方有很大的差别，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投资，更不用说私立学校了。考虑下面的问题，假设我们可以对美国教育预算重新分配，对社会背景不同的孩子做不同数额的投资，什么样的预算分配可以将上述不同背景的人们的收入的不同极小化？要做这样的计算，必须估算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工资和教育支出间的弹性系数。在美国，不同市区可以观察到的学校支出差别很大，这种计算是可以做的，美国劳动经济学家Julian Betts和我用局部均衡模型算过。按照母亲教育程度将美国孩子分为四类，母亲教育程度<8年 ,8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计算结果表明，要达到这种平等，对母亲教育程度最低儿童的投资大约应该是母亲教育程度最高的儿童的5倍。根据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我们认为，即使在教育技术给定条件下，教育支出彻底地再分配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缩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未来可预期收入的差别。教育技术给定，指有关弹性系数都是从现有数据计算出来的，因而反映了当前的教育技术。四、教育财政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探寻通过教育财政政策消除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儿童将来获取薪酬能力的不同，是否政治上可行，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想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阶层的人，通过民主的政治竞争，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教育财政政策，能够达到不同的阶层的人获取薪酬能力的平等。我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由家庭组成，每个家庭有一父一母，一父或一母，和一个孩子组成，家长按照获取薪酬能力来分类。教育生产函数，也就是孩子未来薪酬函数是家长薪资和学校教育对孩子投资的函数。也就是说，孩子将来的收入由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决定。假设所有的孩子的天赋和能力没有差别，因为我想着重考察社会对孩子将来收入的影响，而不是基因对孩子将来收入的影响。在模型中，家长们组成政党，就收入再分配和教育预算进行政治竞争。竞争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均衡政策，这种政策需要制定税收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收缴教育预算金额，然后把预算分配到学校，预算分配严格按照学生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就是家长薪酬的不同来进行。我们把模型简化，假定一代人只有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实施教育财政政策，通过教育技术决定下一代的薪酬分配。下一代人进行同样的政治竞争，决定第三代人的薪酬分配。这种进程永远持续下去。下一个问题是，薪酬的分布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方差趋向于零，那么从长远来看，下面意义上的平等就会实现了，人们的薪酬与年代久远的祖先的薪酬无关。但是模型的结果显示，此分布的方差会不会趋向于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主从来不能保证能够消除家庭背景对孩子薪酬的影响，最多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消灭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上面的结果说明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看，民主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家庭只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是有争议的，因为在很多国家，不同家族间的相互团结是很一个真实而重要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上述的悲观分析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当然，不同家族的相互团结在一个种族、民族、宗教不同的人口中发展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在种族同一性比较高的北欧国家才出现了上述的团结工资政策。五、总结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只要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不会带来剧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对于民主制度通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消除不同家庭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可能性，如果各个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在一个良好政体下，也就是一个不为腐败所扰，衷心代表选民利益的各政党进行有效竞争的民主制度下，机会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并且，起码在美国，要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儿童获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较高的儿童的水平要做出较大数额的投资。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里实现平等的前景是不乐观的。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实行社会团结，就是要说服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同胞做出一定的牺牲。美国着名学者John Rawls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一道德信条提供了精深的哲学依据，使以下说法成为值得尊敬的说法：出生于好的家庭或者拥有聪明的大脑不过是一件侥幸的事情，不应使获得高收入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过去35年里，美国右派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最有危害的后果是对博爱这个道德信条的否认。美国右派意识形态使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变成是体面和正常的事情。经常有人提出左派也就是平等主义者需要对现实世界提出新的政策，新的想法。创新当然是对的，但是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问题，团结这个旧想法依然很好，社会保险这个旧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的重要性的人往往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有新的手段来说服那些已经被右派教导认为自私是好事的选民选择进步政策。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战略，的确需要一些新的手段，但这个战略本身是错误的。左派应该开展的是意识形态教育运动，教给民众什么是公平，教给民众博爱是公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数人都支持机会平等观念的社会里，这样做是有基础的。美国右派智囊团，雇佣一些学者来鼓吹他们的思想。这些组织包括胡佛研究院等等，每年总共有5亿美元的支出。他们已经用了35年的时间向民众灌输他们的观点，比如反社会团结的观点，贪婪是正确的，激励只能利用人们贪婪的动机，或者社会保险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产值和社会财富。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对这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团结的意识进行了打击，他们使大家认为人们贪婪，只考虑自己的家庭是体面的事情，结果造成了美国一百年来最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40%社会财富，最富的0.1%的家庭拥有30%的社会财富。我认为中国有可能避免这种很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发生，但是这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提问：问：如果把您所说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推广，会面临更大的人与人之间异质性，我想，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保险金和人们的风险特征联系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异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人寿保险中，人的保险金和他的风险是联系起来的。在银行的管理方面，资本充足和它的风险是联系起来的。这在金融市场是很自然的，我想问罗默教授，在社会保险方面，对这种建议有什么看法？罗默教授：各个国家社会保险机制是不同的，尤其是您所说的保险是否反映人们风险特征。我认为多数的社会保险不反映人们的风险特征。有一些例外，比如说退休金，保险费和一个人的收入是有关的，但是其它保险比如医疗保险，收入越高的人，医疗保险费越高，可能他们使用医疗保险业越多，但是他们得病的概率比较小。总体来讲，多数的社会保险是有重新分配性质的，而不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理性的个人选择，所以一种团结的社会精神是必不可少的。问：您的报告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人力资本决定收入，如果要实现公平必须从教育公平入手。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人力资本是非常稀缺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相对不稀缺。在一个人力资本相对不那么稀缺的国家中，怎么实现公平呢？罗默教授：首先，我不确定在中国人力资本是否是不稀缺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缺少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在中国现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高素质的人会越来越稀缺。总体上，在中国的工资是要上涨的，但是起码根据美国的经验，很多来自穷人家庭的孩子将来的工资很难有很大提高。家庭对孩子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问题是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带来收入不同，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据我观察，在中国，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中国需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找出它自己的解决方式。问：您刚才提到，在过去的35年，西方国家教育人们要贪婪，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观点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在中国，我们被教育，我们也教育人们要自私，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怎么才能改变这种趋势，使人们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对此您有什么建议？罗默教授：我的顾虑是右派观点现在美国占上风，这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也许中国一些人因为受美国右派影响才变得意识形态比较偏右。我并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对右派的这种人本性贪婪，只顾自己的说法做出挑战。我认为社会上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个被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他们愿意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收入重新分配会伤害经济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风气和社会制度是相关的，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在北欧，人们消费更多的休闲，工作更少，这种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工作的效率同样很高，他们的经济在全球也是有竞争力的。我想要说的，一个国家的成功，并不需要很大的不平等，而且税收很低。经济学不会教给我们这个结论，坏的经济学才教给我们这个结论。问：您认为激励和人们的贪婪联系在一起，通过市场机制不能达到公平。通过教育人们，我们可以将激励和社会团结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达到社会公平，而不需要太多的市场力量。这是您的意思吗？罗默教授：不是。我想说的是即使在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只要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想要的平等。如果家庭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民主政体下不会产生达到平等所必需的教育财政政策。只有在人们不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我认为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一些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实现平等的希望，后来，社会主义被证明是失败了，20世纪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将民主制度看成是实现平等希望，就像当初看待社会主义那样，我认为对这种看法不是理性的，对它持怀疑态度。要达到这种平等，在民主政体下，人们必须有社会团结的精神。问：我看到有资料表示您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信仰影响过自己的事业。刚才林老师称您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中国还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经历了从兴起到走下坡路的过程。这么多年以后，您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是怎么看待的？罗默教授：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快速向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是向不好的资本主义发展。当然，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成就使很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推动最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场机制。资本主义最好的地方是它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它的私有产权。市场机制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过去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现在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等主义者。我从来都认为马克思思想上有一些重要错误，尤其是他对市场的很低评价。我认为市场是一个复杂社会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现代经济的发展使马克思过去的错误越来越突出。就是因为我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不同，在讲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言不达意，所以我不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社会现实和19世纪的有很大不同，考虑现在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不会有什么高见。在70年代末，我和西方一些学者，用现代的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什么假设，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哪些假设，哪些结论是对的，哪些假设，哪些结论是错的。我们这个群体的很多成员，80年代在西方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中的所有人，都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足够的探讨，其次，马克思主义离现实社会也越来越远。 （李中海、卢锋整理）

Ⅳ 如何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1、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3、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4、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公平。

5、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

6、发挥财政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的作用‍。

(5)工业社会如何实现生产资料公平扩展阅读

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受诸多因素影响：

第一、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分配的根本性因素。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经济命运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二、自由的市场竞争，其结果是贫富悬殊。各种市场竞争都是以利益为内驱力，以拥有的资源力为依附，利往高处走，钱向富人流。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调节的自发性。

第三、国家制度与政策对分配公平有巨大影响。现代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是由法律和制度来调整的，制度、法、政策的不公平反映到收入分配上，就会产生分配的不公平。所以，制度、法、政策公平与否将直接决定分配的公平。

Ⅵ 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及性，以及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实现方

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及性从新中国开始建设发展的情况已经说明一切，但是现在中国生产资料向社会转化的实现方式未必就有多么正义。
从必要性看，首先，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迫切需要。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必然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个体农民，尤其是缺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从可能性看，首先，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这是转变的根本政治保证。其次，我国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有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为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牢固树立。

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由哪些原因决定的

1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也就不会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因如此，要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首先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
2 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集中表现为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生产社会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3 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在公有制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生产力有较高程度的发展，它是消灭剥削的物质条件；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是消灭剥削的社会条件。
4 实行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证，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经常出现的社会经济震荡。

Ⅷ 工业社会的公平机制不尽如人意有哪三个原因

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工业社会的公平机制不尽如人意的三个原因：
1、生产要素占有状况的不公平：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来说，工业社会不公平首先来自市场经济初始条件的不公平。
2、制度不完善：工业社会不公平还来源于制度上的不完善。效率市场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的。
3、个人及家庭状况的不同：个人偏好、家庭赡养人口的不同也会导致工业社会不公平。劳动者的家庭负担是不一样的。

Ⅸ 如何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①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②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③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④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公平.
⑤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
⑥发挥财政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的作用.‍‍

Ⅹ 联系实际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平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分配公平问题长期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也是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工作重点。党的十七大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强调“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如何促进分配公平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分配公平，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包括分配制度公平、分配原则公平、分配方式公平、分配过程公平等多重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是走向共同富裕、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是社会生产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制于生产并反作用于生产。没有生产，根本谈不上分配。分配是生产的产物，生产的产品决定了分配的对象，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分配的性质，生产的形式和结构决定了分配的形式和结构。马克思一贯反对脱离生产关系研究分配关系的做法，否认在分配数量公平、伦理正义等问题上反复兜圈子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超越了道德价值观念的主观评判标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将分配公平与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更替紧密联系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等理论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替代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