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重工业不行

❶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为什么现在东北的重工业却很不发达

重工业本身就是一种建设周期长，生产周期长，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工业类型。举个例子：我们经常接触的工业一般都是轻工业，但是轻工业的生产是需要机器进行加工的，那么是谁生产了这些机器呢？就是重工业。所以可以说重工业实际上是真正的工业之母。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目标是完成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基础就是起码能够制作工业要求的原料和工业机械。这样，紧邻苏联的东北就成为了重工业的基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当时东北的GDP指数有多高，相反，东北各个重工业城市的GDP都不如上海、天津等综合型工业城市。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没有多少工业，就远远的落后于东部沿海和东北重工业基地了。
改革开放后，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依靠地理优势和无官一身轻的姿态，迅速发展，东部沿海的综合型工业基地也能迅速转型。但是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却仍然要保证中国的工业基础也就是重型工业。但是又由于重工业本身的局限。东北的GDP增长同南方相比就逐渐落后了。
这就好比一个刚刚建立的村子，人们不会耕地，只能依靠几个猎户去打猎以养家糊口，当有一天发现了耕地的时候，不会打猎的人由于没有什么顾虑，马上就学会了耕地，而且还能够吃饱饭。但是那几个猎户却不容易转成耕地的农民一样。

❷ 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工业得不到发展

中国的重工业发展的较晚，我可以说点你参考一下：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分析与判断
2004年始，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言论不绝于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断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此后陆续有相关分析出现，一些省市也纷纷发表本地区已经“挺进重化工时代”的宣言。对此，我们该如何判断和应对？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
2004年第4期《中国科技财富》刊载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文章认为，肇始于2000年，而爆发于2003年的这轮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究其内在原因，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产生制约的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而这个阶段目前还远未结束，从其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证券报》登载李佐军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挑战。不管喜欢不喜欢，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既阻挡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
作者认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有以下理由：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第七，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几年，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以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化工业投资领域，将大量资金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学等产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能源紧张等问题突然显现，煤、电、油、运供应全面紧张，资源约束“瓶颈”日益凸显，在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随着汽车、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升温，2004年前11个月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2004年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局部过热”和“盲目投资”的严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更深程度地认识到了“能源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经济原因——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型化”特征，从而促使人们认真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吴敬琏：警惕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国研网》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文章，他警告说：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将导致中国能源危机。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认为，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过于依靠高投入发展的后果。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德国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符合客观规律，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长期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但吴敬琏认为，霍夫曼的理论“还未被证实”，而“我们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吴敬琏也指出，“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吴敬琏还指出，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一是因为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是因为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敬琏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吴敬琏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应吴敬琏的观点，在2004年12月23日的《经济参考报》上，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他说，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三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厉以宁：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厉以宁最近在呼应吴敬琏的观点时表示：“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他总结说，“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认为，厉以宁的观点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的经济发展思路暗合。首先，厉以宁说，作为大国的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这正是国家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潜台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此前解读“稳健财政政策”时指出，中央财政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他建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国经济战略上。
此外，厉以宁也对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现状提出警告：“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是，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他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
汇丰银行中国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他认为，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认为，吴、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构成了当前的国情。换言之反对的思路不符市场导向及国情。从发展角度看，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轨迹，可见最初是以劳力密集加工业起家，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开展高科技产品加工，到新世纪又开始了重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可说是上两阶段的顺势伸延，项目大都是为加工业提供原材料及设备的上游产业，由此亦有助扩大中国的产业基础及生产增值链。重工业本身虽未必能创造很多就业，但如能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发展基础，则可间接推动就业增长，并因而有助减低贫富差距。
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车及电气化消费模式扩散，对重工产品特别是能源、小车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动了重工发展。经济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可能不造车、不炼钢而能令13亿人民出有车、住有屋，因绝不可能单靠进口满足所需。
赵令彬认为，经济重型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许多大型化工及汽车制造等项目都是由跨国企业投资，规模每以十亿美元计。当然也有大型国企提升竞争力后作出的业务扩张：不少大项目正是国企与外商实行强强联合的结晶。这批有水平、有市场的投资很难说是“粗放型”增长。至于中小企业转向重型化发展也是受市场驱动：为追求高需求带来的高利润而转向，正反映灵活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绝不应横加指责。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寻商机，投入不少包括电、煤、冶炼等重工项目，对开发西部及支持东部加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中小民企转搞摩托、汽车亦已卓然有成，为发展民族产业另树新帜。显然，绝无中小企业不可搞重工之理。无疑一切要依法规办事，投资亦须注意风险。民企转向将有成有败，但汰弱留强是市场机制运作结果，而不能由学者扮演中央计划者来妄下定论。另一方面，相对各类企业的灵敏，政府显然反应迟缓，根本未能预计经济重型化的到来，两年前还基于经济过剩的设想忙于控制钢铁、煤炭及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及投资。所以这一轮重型化发展是市场纠正规划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优势论”有很大片面性，因为：（一）如中国真的没有发展重工优势，那么到来投资重工的众多跨国大企业都错了？市场也都错了？（二）优势是可变的，不能只用静态模式看待，更要采用动态分析。中国经多年迅速发展已累积一定的资金及技术能力；足可推动一些资本及技术密集项目上马。事实上目前中国已有本、外币资金同时过剩而劳力局部不足的情况；民工荒对劳力密集加工业打击颇大。几年前当外商台商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高科技的晶圆加工项目时，林便声称这不符中国优势。但中芯等大型项目进展良佳，更多投资亦接踵而来。看来市场正与林的理论背驰，日后其中一方须作调整。
赵令彬提出，重化工业中的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场经济常见现象：发展每非循直线而是波浪或梯级型轨迹前进。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国便采取了必要的调节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导致经济过热。无论如何，不应因暂时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长远发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远景的不同目标。对于目前的资源瓶颈，短期只能靠挤下部分重工项目以作缓解，但从长远看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由持续发展，特别是重型化发展来作根治：重型化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是这种发展不足的体现。
赵令彬指出，总之，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亦要更紧贴和尊重市场趋向，否则难以把握新发展形势。
部分学者对“重化工时代”的判断
2004年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该报对部分经济学者的采访，对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的说法如何判断，又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呢？学者们表达了如下的看法：
卢中原：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
中国目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加速拉动经济高速成长非常明显。重工业占经济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预计超过65%，应该说，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但是不要简单的概括为“重化工业时代”，包括吴敬琏老师在内，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反对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一种说法是容易导致地方的盲目扩张，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
张曙光：重化工业的趋势是明显的。
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而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做文章，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发布一些有关的信息，这对于整个过程更有利。
彭志龙：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带动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之所以会这么快，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区都在大搞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由于这类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魏加宁：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战略是对的，也并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对于国外经验也有误读的一面。日本、韩国战后的确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时，还搞了一个“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几个大的钢铁厂，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搞重化工。这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年（2004年）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处都在上重化工项目。四川、内蒙不用说，就连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这除了所谓“政绩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目前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又没跟上，因此想方设法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搞房地产、上汽车项目都与此有关。
王大用：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和过分消耗资源。
我国正进入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时期，这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消费更容易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大。长期的高投资形成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场调节下，带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也带来对环境的污染

❸ 为啥从清末到民国结束，中国为啥重工业的没有什么发展，科技人才并不少，大师不少，而苏联十年就变成了

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苏联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急需的产业。而我国自清末至民国就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即使是宣称统一了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了，实际控制范围只有长江下游几个省而已。东北的张少帅，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搞自己的工业。要发展重工业，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调控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合理分配的，我们当时做不到。
其次，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富国强军问题，所以优先发展的是关系到军事方面的工业。汉阳铁厂、江南制造总局、安庆内军械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这些在当时都属于一流水平，并不是课本上说的那么弱智。只是数量太少而已。
再次，我国当时的社会情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劳作式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解体，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民众对重工业产品还没有特别大的需求，也就很少有私人资本愿意去投资重工业。结合前面提到的中央政权也无法去完成。也就难以发展了。

❹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与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有哪些失衡表现

重工轻农
工农业发展失调原因：1在建国初期采取的是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靠牺牲农业来补助工业，在低价收购粮食出卖后换取外汇来发展重工业2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危险境地，只能优先发展包括军工在内的重工业来维护国防
1.工重农轻 因为新建立的政权要维护住 如果没有武器 没有军事实力 那怎么维护 所以见过初期要大力发展军工业 而军工业则是重工业的一部分 没看见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的时候
2.首先进行的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国初期，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进程中重视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汽车机械制造和国防工业，因为当时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再加上美帝国注意的封锁，而重工业也是苏联老大哥的长项。
3.轻工业发展相对缓慢，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食品工业领域，企业数目不多，生产能力低下，实行合作社制度，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资需要。

❺ 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工业得不到发展

主要原因还是制度问题，历史上有四次科技变革，我们祖国都没有干赶上，在智能科技来临的今天，由于我们的基础重工业都没有全面的发展所以就落伍了，国家不投入大量的金钱来发展，又不让民族企业发展，一些能用到军工技术的领域都不让没有背景的企业参与，所以就更加发展不平衡了，即使受到扶持的企业也是因为占用了公众资源不受到压力只拿钱不办事的，谈什么发展就是靠那些真正有识之士的爱国人士支撑，但这真正有用的还是少数的，毕竟人单力薄，如果大家都是齐心研发，14亿人怎么分那人才都是比国外的多呀。这发展能比不上别人吗？所以你懂的，现在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需要改变的很多呀，相信大家都是有这种意识了，只是没有人领头号召传递和执行。

❻ 中国轻重工业各自利弊所在

计划经济对重工业的超前偏重，使重工业产能——在通过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后严重相对过剩。

轻工业产品供不应求，为其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轻工业进入门槛、投资要求低，多种层次都可以启动。灵巧轻活的南方人更适合轻工业的生产，南方的气候也适合其工场化的生产方式。手工业、服务业、商业的开放补充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机会。

重工业集中的北方，陷入了停滞，相对衰落。

轻工业也非一帆风顺。

先是纺织服装业的国内发展。

就如家电，先是进口货的天下，然后是地各地政府的大量引进进口设备，进入了轻工业大生产的时代，国产货以中国人的高素质和低价劳动力为条件，在市场的培育下，逐渐战败进口产品。并在生产和消费的总体良性循环共进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至依托国内市场的培育形成了明显的国际竞争力，轻工业的竞争力达到了国际释放的阶段。

如今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是轻工消费的档次提高了，也出现了高速发展的更大件高档消费品的需求，汽车和建筑等重工产品成了超高速发展的产业。这是重工业的主要消费产品。

更重要的是，轻工业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从配装到零部件生产，都有了更为庞大的需求。成套设备也能够更多的国产化了。

另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和国防的重工业需求也在升级。中国的重工业市场需求，形成优势，大势。这些重工业需求及其前景，促进了重工业设备的需求增长，大涨。

这些需求的增长把重工业的产能过剩突然甩在了后面。

重工业，在经济水平升级和轻工业的国际竞争力释放拉动下，有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连水电供应都不够了），重工业的产能不足又急速拉开了重工业设备生产的需求，这还需要重工业来解决。

重工业的春天来临了。

这样的使命不再在南方人身上。北方人的强壮体格更适合重工业的生产；北方人的集体凝聚力比南方人也要强的多，也适合当代重工业的大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另外，适合大车间重体力生产的需要方面，南方气候的空调成本比北方的暖气要高。

这是北方崛起的时代，东北人的新经济时代来临了。轻工业时代的许多南方故事也会在重工业的北方上演，虽然有很多不一样。

❼ 二战时，中国工业为什么很落后

在二战时期，中国的工业落后于世界水平，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闭塞封锁以及近代中国连年的战乱。而在建国以后，经过了无数人的努力以及苏联老大哥的协助，我们终于一点点完善起来了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

虽然曾经我们被世界远远的甩在后面，但是在建国之后，全国上下一心，努力进行工业化，加之苏联的部分援助，我国终于一点点完善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最终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成为了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中国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几代人无私的努力换来的，我们作为当代的新青年要以史为鉴，努力发展个人的知识水平，争取为国家的工业化更进一步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❽ 中国的基础工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1,“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都有所提高.3,主要围绕重工业进行建设，建立鞍山钢铁公司有一个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这是在在全国范围还有宝成、鹰厦铁路的建成，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原因有：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❾ 为什么民国黄金10年的时候不大力发展重工业呢

在民国黄金1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并没有依照其他国家发展重工业，而是慢慢提高自己的力量。主要是前期我们损伤太严重，因此无法大力发展中国的重工业。

首先，我们中国无论是在工业方面还是农业方面，物资都没有进步，相反还不断的倒退，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物资。同时，那个时候的国家还正处于分割状态，并没有做到实质性同意统一，因此，由于政治因素不明确，无法做到生产发展重工业。

因此，本质上民国这个10年黄金时期也不算是黄金时期，因为前期带给我们的漏洞太多，我们只能在此期间弥补，因此无法发展重工业。所以，在民国时期要想发展重工业简直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