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联合会如何改革

Ⅰ 国企，央企如何改革民企如何转型

股份制改造转型，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现代化企业转化的必由之路 当前，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在大力推进企业内部各方面配套改革的同时，扩大股份制试点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一、正确认识股份制的性质 股份制是以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进行联合生产和经营，股东按投入资本的份额外参与管理和分配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对股份制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适应集中资金发展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股份制虽然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我们知道，经济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而所有制的实现则是以投资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所有权为基础，同时又以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实际占有、支配和使用以及经济成果的分配为条件，制约和体现经济组织的利益关系，因而会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经济组织的性质。单纯某一投资者形成的经济组织的性质毋庸置疑。但在联合经济（即股份制）条件下，经济组织的性质就要看是由哪种经济即哪个投资者起决定作用。因此，股份制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采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利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推行股份制不会改变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不能动摇公有制基础。我国目前条件下的股份制企业，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大体可设置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包括企业内部职工股和社会个人股）和外资股4种股权。只要国家或公有企业法人持股占绝大多数比例，起决定性作用，就决定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会改变。公有经济总量的大小，不仅仅在于公有资金本身数量的多少，而更在于公有经济所支配的资金的多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国家控股是完全必要的。 二、推行股份制的积极作用 股份制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除了筹集资金等基本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企业资产的流动、优化结构和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合理转换。 1、扩大股份制试点是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需要。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国营企业搞得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近几年来，在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中紧紧围绕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增强了企业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制度改革滞后，经营权与所有权适当分离以及责、权、利相统一等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企业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股份制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实质性措施，将会推动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2、资金的聚集是股份制最基本的作用。近年来，尽管通过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的任务还相当繁重。据测算，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需要进行总体改造约占70%左右，技术改造投资缺口很大。同时，“偏重型”的产业结构受资金的约束也相当严重。如何筹措资金，尤其是筹措企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直接向公众筹集资金，具有集资面广、筹集迅速、使用稳定、无须返本等特点，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股份制可以完善企业法人制度，有利于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股份制排除运行中的非经济性的行政干预，打破了现行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格局。股东是股份制企业财产的所有者，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选出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的关系。因此，只要企业的资产是以股份制的形式来组织的，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以唯一所有者身份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对国家控股的企业，政府主要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内部决策来间接影响企业行为，从而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弱化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4、股份制将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和重新组合。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必须大力发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把企业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把企业推向市场，不仅仅是浅层次的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推向深层次的市场，即产权交易市场，促使企业走上市场直接融资的道路。股份制企业是由各方出资入股，股东的收益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企业与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淡化。企业产权因商品化而有自由流动性和市场交易性，造成投资者按照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原则，把投资由效益低的企业向效益高的企业转化。 再说，把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以股份的形式联结在一起，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流动和重新组合，有利于企业联合、兼并和企业集团的发展。 5、股份制作为企业财产组织形式，也是界定产权的最有效形式。目前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虽然很多，但重要的还在于尚未成为真正的利益、责任和权力的主体，只负盈不负亏，既不承担生产经营和投资的风险，又缺少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没有改变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依赖。明确企业财产关系即界定产权，是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客观要求。股份制作为企业财产组织制度，无疑是界定产权的最适宜、最有效的形式。股份制还可以改变目前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并且使经营风险分散化。 6、实行股份制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需要。大力推行股份制，可以为外商创造一个能按国际惯例运行的体制环境，有利于外资企业在我国条件下成长和发展。向境外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开辟吸引利用外资的新渠道和方式，将加速利用外资改造和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步伐。此外，推行股份制，发展股票交易市场，壮大金融业，进而促使上海、深圳在未来成为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将增强对内对外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和枢纽作用。 三、国家有关股份制的政策导向 从去年底以来，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决定把发行股票为生产建设筹集长期稳定的资金，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直接参与证券市场融资。 实行股份制是筹集建设资金和监督企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要积极进行发行股票和证券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使股份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股份制作为企业经营组织形式和财产组织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可以利用。 今年初，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明确提出“为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积极推进法人持股的股份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试点的范围。”“在总结经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搞好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目前，国家体改委正在抓紧起草《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规范意见》，以推动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试点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健康发展。扩大股份制试点的宏观环境渐趋成熟。 我国企业实行股份制，是在改革开放中自发产生的，是随着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而兴起的。自从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各地加快股份制试点步伐，取得了明显效果，特别是上海、深圳等地股份制试点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健康发展，为企业改革、企业现代化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作用。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和企业之间参股，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扩大股份制改革要朝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搞好法人持股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的同时，选择一批国有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股票上市试点，从而在我市形成一批多种类型、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并发展与之相适应的股票交易市场。争取向境外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利用外资加速国营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改造和发展的步伐。

Ⅱ 开创新常态下联合会工作新局面

10月18日，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上，李寿生当选为新一届会长。在经济新常态下，作为全国性、综合性的行业组织，如何在中国由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向强国跨越的征程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新任会长将怎样开展工作?记者就此采访了李寿生会长。
记者：首先向您表示祝贺。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新岗位?
李寿生：在李勇武会长的带领下，联合会工作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与好评。我在石油和化工行业工作多年，始终对行业发展饱含感情，更有一份责任。接任新一届会长，我既深感组织和大家对我的信任，也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按照“三严三实”要求，继续发扬把协会当作事业来干的精神和石化行业的优良作风，与联合会全体同志一道，共同交出一份不辜负大家和组织期望、无愧于时代发展的答卷。
记者：四届理事会的任期与“十三五”基本重叠。这一届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李寿生：“十三五”时期，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届理事会时期是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行业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创新从“跟跑”型战略向“并跑”与“领跑”型战略转变。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我国由石油化工大国向强国跨越将成为四届理事会在“十三五”时期的主要任务。
记者：新一届理事会的目标是什么?将主要围绕哪几方面开展工作?
李寿生：新一届理事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对“十三五”发展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判断和要求上来，围绕“推进我国由石油化工大国向强国跨越”这一主要任务，充分履行《联合会章程》赋予的职责，以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突出抓好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安全环保、国际交流、自身建设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努力开创联合会工作的新局面。
中国石化联合会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各项工作。首先是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联合会各项工作的核心任务，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结构调整任务紧迫、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调结构、稳增长，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更重，面临的形势也更加复杂。
其次是服务会员企业、行业和政府。当前，企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联合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认真做好运行监测、政策研究、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工作，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诉求，提出政策建议，并协助做好“十三五”规划制定等工作，为企业、行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更加主动的服务。
再次是加强联合会自身建设。联合会将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按照“抓大事、讲原则、求实效、严要求、做表率”的方向，建设一个高效、务实、团结、廉洁的领导班子。按照“传、帮、带”的传统和境界，加快中青年人才培养，打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干部职工智慧和作用的舞台，建设一支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使联合会成为企业之家，使家的亲情、和谐、奋斗、友好、关爱的风气在整个联合会、在全行业深深扎根，浓浓扩展。

Ⅲ 为什么说工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

工业增速下降，是我国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国民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结果。供给侧指的是实体经济，其中工业和制造业是主战场。要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这二者要同时发力，紧密融合——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2015年全年经济运行数据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幅比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工业增长持续放缓，何时触底反弹？2016年工业运行面临怎样的发展形势？工业经济应该怎样实现提质增效？针对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专访。
增速仍在合理区间
记者：去年工业增速是否还在合理区间之内？对此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
李毅中：工业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降到现在的6.1%，是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国民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结果。总体上还处在合理区间之内，并没有失速。
具体来说，在工业41个行业里，有23个行业的增速高于6.1%，有29个行业实现利润正增长。也就是说，接近三分之二的行业运行状况比较稳定。从区域来看，31个省区市，其中有21个工业增速高于6.1%，也占到了三分之二。所以说，工业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当然，也要看到另一面，就是大约有三分之一多的行业、三分之一的地区工业运行相当困难，个别地区、个别行业甚至滑出了合理区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记者：原本预期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度目标为8%，这个目标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现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李毅中：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和GDP的增幅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从“十五”时期以来这个比值由1.4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1.1。就是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必须要增长1.1个百分点。2015年GDP预期目标是7%，那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就应该是8%，以此来确保GDP实现7%的增长目标。
但2015年由于结构调整，出现了一个积极的变化。这就是三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达到50.5%，超过二产10个百分点，增幅之大之快超过预期。同时，2015年三产的增加值增速是8.3%，高于二产6%、工业6.1%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与GDP增幅之比降为0.9。这说明，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大的改变，三产对GDP的贡献率进一步加大。而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一个新变化，我们对此要有新的认识和掌握。

Ⅳ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的发展历史

1988年
11月14-17日：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及电子元件百家企业座谈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民政部[1988]民社函198号文批准成立）。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章程”等四个文件，选出了32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在11月16日召开的一届一次理事会上，吴堃元同志当选为中电元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元协电子变压器分会1985年9月在福建南平成立，邵介竞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磁性材料与器件分会1986年5月在江苏吴县成立，曹关鑫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接插元件分会1986年11月在四川绵阳成立，曹光明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压电晶体分会1987年5月在北京成立，韩锡振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1987年8月在哈尔滨成立，李会昌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光电线缆分会1988年3月在江苏南京成立，吴元生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感器件分会于1988年5月在北京成立，潘家增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混合集成电路分会1988年5月在陕西西安成立，曹明禄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声器件分会1988年5月在北京成立，王伟中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容器分会1988年7月在四川成都成立，张仁任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微特电机与组件分会1988年7月在上海成立，吴榴芳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表分会1988年7月在江苏南京成立，方玉辉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阻电位器分会1988年9月在北京成立，段秉义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电子陶瓷及器件分会1988年9月在浙江杭州成立，吴旭峰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控制继电器分会1988年10月在北京成立，温国学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可变电容器分会1988年11月在四川重庆成立，虞中一当选为理事长。
元协印制电路分会1990年6月在四川成都成立，沙安才当选为理事长。
1989年
1月25日： ；由元协秘书处编印的“协会简报”创刊。
4月5-7日： ；元协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和一届二次理事会在天津召开。本会名誉理事长曾培炎和蒋崇璟到会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确认了本会“会标”，（英文缩写为CECA）。
1990年
1月12日： 中电元协正式加入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并当选为理事。
一季度： 元协秘书处受机电部微础司委托，在各分会组织专家调研的基础上，编写完成《电子元件“八五”发展战略建议》和《电子元件“八五”规划》（初稿），并上报微础司。
4月15-18日： ；元协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及一届三次理事会在贵州凯里召开。会议决定由各分会细化“八五”出口规划，推荐出口基地和扩大出口企业名单。会议第一次表彰了协会工作积极分子。
1991年
1月23日-25日： ；元协第一次秘书长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为鼓励分会积极开展工作，第一次对分会进行排序并评出前五名分会。从此，元协先进分会每年评选一次。
4月： 元协秘书处受机电部微础司委托，自1990年4月开始，在各分会细化专业出口规模的基础上，经综合研究，提出了《电子元件“八五”出口规划和“九五”设想》的建议，并上报微础司。
4月23日-26日： ；元协一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电子元件百家企业经验交流会在陕西西安召开。会议通过由16字组成的元协会风，即“团结、民主、协商、勤俭、严谨、公正、求实、服务”。
5月15日： ；全国性社会团体首批发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民政部崔乃夫部长向首批领证协会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证》，元协副秘书长尹铁如参加了发证仪式并领回《社团登记证》（社字第0177号）。
5月18日： ；元协秘书长尹绮华和微础司有关领导向机电部曾培炎副部长汇报电子元件企业的困难和三角债被拖欠资金问题，曾部长做了重要指示。
1992年
5月26-28日： 元协一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和一届五次理事会在江苏昆山召开。会议同意尹绮华副理事长不再兼任秘书长，决定邓雷任秘书长。
1993年
⒍30-7.3 ；元协二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元协顾问蒋崇璟出席会议并讲话，天津市委副书记王旭东到会看望协会有关领导。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3名理事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在7月1日召开的二届一次理事会上，叶茂盛当选为中电元协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邓雷任秘书长。
12月10日： 中电元协在北京申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代码证书》（代码50000073-6），同时为各分会申办了《社会团体法人分支机构代码证书》。
1994年
3月3日-4日：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全国会员代表会议暨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电元协理事长叶茂盛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6月2-6日： 元协二届二次理事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组织了有关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乡镇企业搞联合、上规模等专题经验交流。
12月： ；元协秘书长《致读者的一封信》随《元协简报》1994年第12期寄给各位读者后，陆续收到了“读者反馈卡”200多份，名誉理事长曾培炎、蒋崇璟等领导同志亲笔复函，这是对《元协简报》极大的支持。
1995年
5月11-16日： ；元协二届三次理事会及1995年元协秘书长联席会议在四川绵阳召开。会议组织了“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交流。
1996年
5月5-8日： 元协二届四次理事会在江苏南京召开。根据电子部基础产品司的建议，会议组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规模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专题经验交流。
8月20-23日： ；电子部基础产品司在北京召开《新型元器件“九五”发展研讨会》，电子部张文义副部长到会做重要讲话，会议确定电子元器件“九五”发展战略的要点是“突出重点，择优支持；上规模，上档次，争份额”。
1997年
4月8-10日： ；元协第三届会员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83名理事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在4月9日召开的三届一次理事会上，温学礼当选为中电元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邓雷同志任秘书长。
8月15日： 中电元协秘书处关于上报《社会团体清理整顿报告》等文件的函（包括清理整顿报告书、资金证明、办公住所使用证明、审计机构出具《财务审计报告》），上报电子部基础产品重大工程司，自此，我会已按时完成社会团体清理整顿自查阶段规定的各项工作。
12月： ；上海飞乐股份公司成为中国电子元件行业销售收入首超10亿元的企业，1997年销售收入139602万元。
1998年
9月18日： 元协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会暨庆祝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名誉理事长尹绮华受三届常务理事会的委托所做的“中电元协十周年工作总结”（含97年工作总结）。
9月22-25日： ；由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等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电子工业展览会及第七届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展览会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12月8-12日：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经国务院领导同意，中国工业经济协会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作为中国工业行业协会的联合组织。中电元协邓雷被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1999年
3月12日： ；元协三届三次理事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电元协章程（修正案）》。
12月15-17日：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第三届全国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表彰和表扬了一批在国企脱困工作中作出成绩的单位。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被列为中国工经联33个表彰单位之一。
2000年
3月20日： 中电元协秘书处向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呈报关于电容器分会根据有机薄膜电容器行业用原产于韩国SKC公司进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厚度规格在12&micro；以下（含12&micro；）的聚酯薄膜从中国反倾销措施分离出来的有关事项的报告。
5月10-14日： 元协三届四次理事会在云南昆明召开。在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上，讨论了中电元协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及理事会换届选举方案；同意印制电路分会向民政部申请转为一级协会。
2001年
3月10日： ；元协三届五次理事会采取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决定，并通过聘任林素芬同志为元协副秘书长，会议还审议了参加元协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和元协第四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
6月19-22日： 元协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广东肇庆召开，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08名理事组成的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在四届一次理事会会上，温学礼当选为元协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邓雷当选为秘书长，聘任林素芬为副秘书长。会议还研究了元协分支机构的调整问题，决定：电表分会由微特电机与组件分会代管，可变电容器分会由电容器分会代管。
7月11-12日：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与中国真空学会、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声表面波器件生产线设备国产化研讨会。
12月： 2001年中国电子元件行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达到1100亿元。
2002年
2月10日： ；元协四届二次理事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4月5-8日： ；中电元协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同承办单位广东文博有限公司在广东顺德举办“2002华南国际磁电博览会”。
9月10-12日： ；中电元协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同承办单位西安三联科技有限公司在西安举办了“中国西部国际国防电子、电子元件展览会”。
2003年
6月26-27日： ；信息产业部人事司和经运司在北京召开信息行业工作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信息产业部归口管理的31个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的理事长、秘书长。会议分组讨论《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信息产业协会建设的暂行规定》（讨论稿）。
9月14-17日： ；元协第四届三次理事会在浙江东阳东磁大厦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电元协会员入会条件和程序的补充规定、直接会员入会申请暂行办法、关于会员证管理办法（试行）。
11月22日：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理事长温学礼当选为理事。
2004年
5月 10日： ；元协四届四次理事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过了中电元协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及理事会换届选举方案。
5月21日： ；“2004年中国电子元件百强峰会论坛暨第17届中国电子元件百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信息产业部苟仲文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2005年
4月7日： 中电元协向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产品管理司上报了“关于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电子元件行业影响的报告”。
4月8日： ；中电元协向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上报了“关于申请恢复部分电子元件产品出口退税率的报告”。
4月22日： ；元协四届五次理事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决定中电元协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定于2005年7月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7月6日： ；元协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过投票选举，正式选出中电元协第五届理事会理事117名。
9月1-4日： ；元协第五届一次理事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开，温学礼当选为中电元协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兼秘书长，通过聘任林素芬为副秘书长。
2006年：
7月1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公布第一批符合欧盟ROHS指令原材料和元器件生产企业的公告（2006年第81号）》，电子元件行业有82家企业入选。
7月6日： ；元协五届二次理事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章程”以及首批委员名单。
10月12日： ；中电元协温学礼理事长、信息中心古群主任应邀赴韩国参加《韩、中、日精细陶瓷技术合作研讨会》。
11月7日： 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公布《中国名牌产品“十一五”重点培育指导目录》，其中由中电元协申报的有9项电子元件产品入选。
12月15日：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李龙土教授为主任委员，并向74名委员颁发了聘书。
2007年：
1月28日：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中国振华集团公司，曾庆红说：“电子元器件是一个基础产业，许多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电子元器件”。
5月31日： ；第二十届电子元件百强暨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二十年来，元件百强实现由规模到效益的转变，本届百强企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二十年来增长近45倍，平均发展速度达到22.16%。
6月22-24日： 元协五届三次理事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1、增选杨文良总裁、潘中来董事长为中电元协副理事长；2、增聘黄文艺为中电元协副秘书长；3、2008年四季度组织中电元协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12月： 2007年中国电子元件出口金额突破300亿美元，达到399.63亿美元。

Ⅳ 工信部：提振工业经济，将会推出哪些相关措施

首先是帮助中小企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着力推动大中小企业融合创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联动”，提振中小企业发展信心和稳定发展预期。工信部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压实责任，同时组织开展全面检查，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困，为稳定经济大盘贡献力量。

然后是支持主机厂新车型研发上市，支持新能源汽车在公共领域的推广应用。同时，更好地能够加快充电换电、加氢、车路协同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支持企业建设或升级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实施“白名单”制度，动态调整城市运营保障企业、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等“白名单”企业名单。

Ⅵ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介绍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英文名：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S，缩写：CFIE）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简称中国工经联。 中国工经联前身为1988年成立的中国工业经济协会。1998年10月，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有关部门批准，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201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同志担任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第六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作为全国工业行业的联合组织，中国工经联开展的工作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批示。

Ⅶ 唐山市工业经济联合会的职能是什么

民间社团法人实体，搞一些经济预测，提出一些工业经济政策建议和统计数据，供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Ⅷ 建国后工业所有制体制的三次变革的内容试什么

建国后工业经济体制的三次重大改变
（1）第一次：建国初到1956年
①内容：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
②主要原因：照搬苏联模式，主观上急于追求实现现代化。
③结果：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2）第二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①内容：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
②原因：总结建国以来工业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外国经验，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
③结果：增强了企业的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工业开始腾飞，成就举世瞩目。
（3）第三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
①内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
②原因：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快改革开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把企业推向市场。
③结果：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现代化建设。

Ⅸ 联合国的作用和改革

联合国改革涉及的面很广，有联合国行政领域的改革，如秘书处的改革，有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如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 ）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 ）的改革、《 宪章》的修改、财政制度的改革等。自安南秘书长1997 年提出了名为《 革新联合国》 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以来，迄今行政领域的改革进展顺利，已经得到落实的有设立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成立高级领导小组、削减预算、裁减人员、合并职能重叠的机构、减少行政支出、减少和缩短秘书处文件等。但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其核心部门― 安理会的改革依然步履艰难。
安理会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① 规模最小，但权力最大。按照《 宪章》 第24 条规定，全体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 并且只有它作出的决议具有强制性，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其他五个机构的决议均是建议性的，无约束力。在安理会内占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表明这个国家有能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担负主要责任，发挥重大作用，对国际事务较之其他会员国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安理会的改革，特别是增加常任理事国，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而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整个改革的过程是一场争夺大国地位的斗争。安南秘书长清楚地知道这是联合国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他在1997 年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干脆避而不提安理会改革问题。

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由11 个成员组成，( 5 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6 个无否决权的非常任理事国），占当时会员国总数（51 个）的20 % ，为适应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新形势，经过多年酝酿，于1 965 年将非常任理事国从6 个增加到10 个，常任理事国保持原来的5 个不变，这样安理会成员总数为15 个，一直保持到现在。但是，现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增加到了188 个，15 个安理会成员就变成只占会员国总数的7 . 9 % ，显然已不能反映发展壮大后的联合国的现实，说明安理会的代表性已大大下降，必须予以扩大，这是没有争议的。
从1992 年开始，联合国正式酝酿安理会改革，1 993 年根据联大有关决议成立改革小组，广泛听取各国意见和建议。从那以后，每年的联大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几年来，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安理会扩大的原则和担任常任理事国的条件两大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安理会的扩大必须遵循两项原则：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只接纳一、二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而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指出决不能把安理会变成“富国俱乐部，' ；二是接纳新成员要按地域均衡分配。不结盟运动外长于1994 年10 月在纽约开会，在声明中强调了这两项原则。目前安理会内席位分配对欧洲、西方国家有利，它们占有4 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至少3 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西方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反对这两项原则。直到1997 年夏天，美国才突然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只同意吸收德、日两国担任新常任理事国的立场，宣布它还将同意支持三个发展中国家占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亚非拉三个地区各占一席），至于哪些发展中国家可作为候选国，美国说让它们自己去争。观察家们对美国这一转变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美国为了换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削减会费要求的支持；另一种解释是美国明知要从发展中家国家中产生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决非易事，但这一态度既可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又可以使安理会扩大问题继续拖延下去，因为它内心深处也并不真正愿意德、日两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①
另一个问题是挑选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和标准。虽然大家都认为《 宪章》 第23 条第1 款中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与哥际上分歧很大。发达国家强调能否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以及贡献，地理分配并非是要考虑的惟一标准；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不应过分强调经济和军事实力。那些想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都尽量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和标准，例如，日本强调“担任常任理事国应首先考虑该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是否具有全球性的分量”，一再声称它“不能只是给联合国支付大笔会费，而在安理会内没有发言权。”近年来，日本还威胁说，如果再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将削减所缴的会费。印度和尼日尔爾利亚则强调人口资源和未来经济潜力的重要性。
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同意接纳三个发展中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后，分歧又转到安理会扩大的规模和时间等问题上。
关于安理会扩大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一24 国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前任联合国大会主席、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拉扎利提出的，故称“拉扎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将安理会成员国由目前的15 个增加到24 个，其中常任理事国增加5 个，非常任理事国增加4 个。新常任理事国从经济发达国家挑选2 个，即德国和日本，其余3 个分别由亚非拉三个地区推选产生，但三个由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新常任理事国不一定享有否决权。新增加的4 个非常任理事国由亚非拉和中东欧地区各推选一个。许多国家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特别是对新增加的常任理事国分等级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2 一25 国方案”。这一方案主要由中东欧国家提出，即将安理会成员国增加到25 个，其中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各增加5 个，在5 个新常任理事国中2 个由发达国家担任，另外3 个分别由亚非拉三大洲各出一个。他们强调，在5 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必须有一个席位给中东欧地区。
3 一26 国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出的，主张非洲至少要占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由非洲国家轮流担任，同时要求新增加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必须与现有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享有同等权利，即拥有否决权。这一方案得到广大非洲国家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赞同和支持。

4 . , ' 20 一21 国方案”。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等国家提出并得到英国等欧盟许多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同意。其主要内容是将安理会成员国增加到20 个或21 个。所增国家均为常任理事国，但不一定享有否决权，否决权问题留待以后再讨论解决。在新增加的5 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两个必须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即日本和德国，其余3 个可由亚非拉三个地区自行推选。若非洲地区还要求增加一个，也可同意，但总数不得超过21 个。按这个方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并未增加，因此也颇有异议。上述诸方案反映了各会员国或地区集团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因而，在讨论和磋商中各自坚持己见，针锋相对，迄今未能就其中任何一个方案达成妥协或一致。因此，不结盟运动又提出了一个方案，即如会员国不能就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达成一致，可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先完成增加非常任理事国。这一方案得到意大利、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的支持，但遭到急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德国和日本以及支持它们的美国等国的反对。
五大国对安理会扩大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保持自己在安理会的地位不变并主张新增常任理事国不一定享有否决权。美国一方面希望德国和日本尽早成为常任理事国，既可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在安理会内的实力，又可减轻它在联合国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又担心发展中国家增加在安理会中的影响力，也担心德、日将来利用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买它的账，这就是美国方案中提出新增常任理事国“不一定享有否决权”的根本原因。英、法两国虽然公开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内心也并不很愿意，因为德国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必然削弱它们两国在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内的影响力。俄罗斯尽管口头分别答应支持德、日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是它的总理、外长和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内却多次表示俄罗斯原则上反对扩大安理会。中国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联合国本身的发展，支持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大，但强调必须在充分协商和得到广泛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并应遵循地域均衡分配原则，反对仓促行事。对于那些《宪章》 中被确定为”敌国”的国家，除应遵循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外，还应看它们对发动二次大战的侵略行为认罪的态度。若这类国家迄今拒绝承认它们的罪行，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以及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后患。
日、德两国早在1994 年就申请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它们的经济实力，担任常任理事国是没有疑问的。但安理会不是一个经济发展机构，它肩负着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因此，对常任理事国应主要看其能否担任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20 世纪，日、德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灾难。虽然它们早已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它们在21 世纪的政治发展方向尚难确定。日本迄今依然拒绝承认侵略罪行，而且近年来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不断上升，并大肆扩张军事实力，不能不使东亚国家特别是那些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深为担忧，因而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或保留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德国虽然对二战认罪较彻底，但它毕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动者，特别是这次施罗德领导的德国又积极参与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性轰炸，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第一次出兵到国外参战，已引起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担忧，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德国参与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也提出了批评。因此，曾在二战中是德国的盟国― 意大利带头反对和设法阻止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先是提出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接着又提出以欧盟名义担任常任理事国，1998 年联大期间它又策动28 个中小国家提出了一个共同提案，规定任何有关安理会扩大的措施必须获得联合国2 / 3 会员国的通过方可实施，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该提案已于1999 年1 月23 日在第53 届联大获得通过，成为一项正式决议。迄今还没有一种方案能被2 / 3 的会员国所接受。
在安理会改革的时间问题上也存在尖锐分歧。美国认为应该尽快作出决定，不能无休止地争论和拖延下去。德国也要求尽快通过决议，主张通过大会投票，以出席国和投票国的简单多数通过决议，尽快确定安理会改革的“框架方案”。德国的这一主张得到美国和巴西的支持，但遭到中国、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反对。他们认为，安理会改革涉及各国重大利益，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由全体会员国进行充分和广泛的讨论，并尽可能争取协商一致。
基于上述情况，安理会改革在20 世纪乃至21 世纪初不太可能有重大突破，但终究不能拖得太久，在21 世纪第一个10 年内可望获得解决，因为到那时各国特别是大国在新世纪上半叶内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可望大致明朗，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趋势也更加清楚了。
联合国在改革进程中进入21 世纪。在新世纪内，联合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联合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对联合国的态度，特别是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一度十分积极。克林顿上台后，还曾经提出要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美国部队交给联合国统一指挥。那是因为当时美国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内已没有一个像过去苏联那样能够与它抗衡的力量，可以较为自由地利用联合国为它的战略利益服务。但是，自从美国策动的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遭到失败后，美国就开始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它不仅不再积极策动或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且从1 995 年起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将美国应承担的联合国维和费用份额从31 . 7 ％削减到25 % ，还要求把它承担的联合国经常费用份额减到20 ％以下，并且故意扣缴会费，致使联合国连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维和行动和促进发展的项目不得不一减再减。自1998 年初美国企图再次利用联合国对伊拉克动武遭到失败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更加消极。美国《 基督教科学篇言报》 1998 年7 月间的一篇文章明确说：“美国的基本观点是联合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现在宁可把资源用于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上。”果然，1998 年10 月间，美国利用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擅自作出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的决定，并于1 999 年3 月24 日开始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狂轰滥炸。美国还提出了21 世纪北约使命“全球化”的战略新概念，将该地区组织的战略从“集体自卫”转变成“保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其军事行动可超出北约成员国的防区，对付来自任何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活动、民族和地区冲突等一切被认为可能危及北约安全的威胁，而且北约的军事行动无须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科索沃是被当做这个新战略的试验场。毫无疑问，美国策划的北约“全球化”新战略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
因此，近来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提出联合国会不会重蹈国联的覆辙？我认为，虽然在新世纪内联合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它是不会消亡的。这是因为世界需要联合国：第一，美国还需要联合国。今天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能利用时还是要尽量利用，因为那样可为它的霸权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正如克林顿所说，联合国“能使我们（美国）以较少的钱做较多的事。”一旦美国的计划和主张在联合国内受阻，它就撇开联合国，利用北约或纠集部分盟国来实现它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对于那些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不太密切的地区和冲突的维和行动，美国并不愿直接插手，仍将让联合国去办。克林顿在1999 年联大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国。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代表性最广泛、最有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 已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权益的惟一可依靠的国际组织。第三，欧洲国家从这次科索沃战争中得到了教训。为了防止美国主宰一切国际事务，法、德等国代表在1999 年联大发言中强调，今后处理类似科索沃的问题仍应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第四，联合国与国联不同。当年国联的宗旨和任务只是维护和平，而联合国有三项任务，除维护和平与安全外，还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联合国对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五，人类正面临着大量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非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个使命只能由联合国来承担。
因此，真正威胁联合国命运的不是存亡问题，而是在21 世纪内联合国将长期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1999 年4 月25 日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的战略新概念以及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非北约成员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干预表明，二次大战结束后建立的由以美、中、苏（俄）、英、法5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主导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国际格局和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实际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新秩序观，一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或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新秩序观，在这种所谓的新秩序下强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行西方价值观，使之一统天下。另一种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当前在联合国范围内，以下几个问题是斗争的焦点：
1 ．维护和平与安全是否仍然是像《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那样由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担负首要责任，还是像克林顿在1999 年联大发言中所说：“联合国不是维持和平的惟一途径”?
2 ．北约之类的地区组织与联合国之间是继续遵守《 联合国宪章》 中规定的那种从属关系，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行动”，还是像北约在科索沃所做的那样可以擅自行动或者将八国集团之类的组织置于安理会之上？
3 ．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遇到挑战。由于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迅速上升，国家不再是国际事务中惟一的行为主体。
4 ．人权是继续像《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三项任务之一，还是像安南秘书长所说的是联合国的首要任务：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关于人道主义干预之争将长期在联合国内外展开激烈的争论。
5 ．由于科索沃战争以及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决定研制和部署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一场新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竞赛，实际上已经开始，使国际裁军和联合国裁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6 ．经济全球化导致南北差距扩大，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联合国如何引导全球化向正确方向发展？联合国在促进发展、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上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
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正在为联合国的未来设计一幅新的蓝图。由于涉及各国的权益，他们的一系列设想很难一下子就变成现实，特别是很难导致彻底改变现行《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结构。但是，他们将利用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的优势，逐步把他们的主张引入联合国，使其一步一步地朝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方向演进，正像冷战结束以来他们已逐步把监督一国选举、监测国家内部人权状况、干预内部冲突和设立处理内战责任的战争罪犯法庭、建立国际刑事犯罪法院等引入联合国所做的那样。从目前的趋势看，联合国未来的发展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联合国将继续由大国占主导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继续是实现大国利益的工具，同时也将继续是协调国际关系的中心。但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内的大国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联合国内各种力量之间失去平衡，发展中国家在分化重组，不结盟运动作用明显下降，两极格局时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已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主导所代替。虽然未来的世界将是一超（美国）、多强（中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也许还有印度）的格局，但因俄罗斯要重新崛起至少还需要10 一15 年时间，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未知数；中国仍将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虽然仍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但已远不如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中期的状况，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联合国事务基本上将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左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将严重影响联合国的活动，甚至还有呈上升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已经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可能被削弱。联合国在冷战结束前后二、三年内曾经有过的辉煌时期将不再出现。
（二）按照现行《 宪章》 ，联合国的中心任务仍将继续是维护和平与安全，但有两个方面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安全概念的变化。一是把国内问题纳入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范畴。按照联合国创始人的思想和《宪章》 的精神，联合国处理的是国家间或地区和全球性冲突所造成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但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极力鼓吹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理所当然地涉及国际安全的问题”，叻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制造理论依据。尽管近几年联合国干预内部冲突一再遭到挫折和失败，也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和反对，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执意要推行它们的主张，并一步步地逼迫联合国朝这个方向走，一旦遇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时，它们就干脆避开联合国，擅自进行干预，就像它们在科索沃所做的那样。二是扩大安全概念的内涵。在由瑞典前首相卡尔松和英联邦前秘书长兰法尔领导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 年初，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关于联合国未来作用及其改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安全概念，即集体安全、普遍安全和人民安全，把国际的、国内的和个人的安全统统纳入联合国的治理范围，实质也是在干涉各国国内事务，并对这三种不同的安全概念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处理方式。集体安全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采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强制性手段；普遍安全则通过相互合作建立信任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逐步裁减军备和军队数量、把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和非军事化等方式来实现；人民安全是指由于饥饿、疾病、（政治）压制和违反人权等所造成的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主张在联合国内设立人民请愿委员会，审理任何个人的申诉。② 近来，西方又在鼓吹建立所谓国际人权法庭，专门审判各国侵犯人权特别是种族清洗的主谋者。其次是安理会职能的扩大。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如频繁使用强制性措施，加强预防性外交，将维和行动扩大到监督国家选举、建立“禁飞区”和“安全区”，实施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介入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等，并将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和划定国际边界等问题也拿到安理会讨论决定。西方国家还力图把人权纳入安理会的议程，虽然遭到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但它们至今仍未死心。
（三）发展问题将更加受到会员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这是联合国在迎接21 世纪挑战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早在1991 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个《 联合国工作报告》 中指出，对待发展问题“需要像处理政治危机一样急如星火予以解决。”③ 1994 年9 月，加利秘书长向第49 届联大递交的《 联合国工作报告》 中也强调：“随着联合国准备步入它的第二个5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是它的首要任务。”① 他还提出了一个《 发展纲领》 ，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安南秘书长在1997 年的改革方案中再次强调，今后要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联合国的“中心优先任务”，也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而后，安南秘书长在1998 年9 月向第53 届联大递交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说：“在一个1 / 5 的人口仍然靠一天1 美元的菲薄收入维持生计、1 / 3 的非洲人的预期寿命不超过40 岁、发展中国家中近40 ％的妇女是文盲、超过半数的南亚儿童在5 岁时体重低于平均标准的世界里”，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仍然位居首位。② 从最近的趋势来看，联合国维持和平的重要性在下降，但联合国在发展中的作用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贩卖毒品、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妇女问题，等等，将受到更多的重视。
但是，要真正发挥联合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 l ）改革现在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高它的权威性。目前的经社理事会通常由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或公使级官员参加，有时由大使参加，从来没有部长级官员参加。因此，经社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更主要的是，按现行《宪章》 ，经社理事会的决议对会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使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发展纲领》 以及许多有关决议，真正得到实施和贯彻的寥寥无几。其原因是经社理事会没有安全理事会那样的权力。因此，这些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团体纷纷建议成立“经济安全理事会”或“经济理事会”。前者是由“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的，主张“经济安全理事会应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单独实体，结构像安理会，并独立于安理会。”它的任务是：“不断评估世界经济的全面态势和重大政策领域的相互影响；提供一个长期战略政策框架，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平衡和持续发展；使主要国际组织间，特别是布雷顿森林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间保持一致；给予政治领导，并促进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认识。”③ 后者是受加利秘书长委托并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持的联合国未来独立研究专家组提出的，他们建议将现在的经社理事会分成“经济理事会”和“社会理事会”两个机构。经济理事会将统一协调联合国所有负责处理经济问题的专门机构、国际机构、开发计划署和办事处的工作，促进各会员国的财政、金融和贸易政策的和谐发展，鼓励在技术转让、资源开发、债务处理、商品市场作用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该理事会可由23 个成员组成，按轮流担任的原则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但要考虑到地区的代表性、人口以及各种不同规模的国家经济之间的平衡。④ 按上述两种方案，联合国在发展中的地位将有所加强，但因涉及修改《 联合国宪章》 ，一时难以解决，而且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没有规定“经济安全理事会”或“经济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具有约束力。因此，比较现实的改革建议是提高现有经社理事会会议参加者的级别，扩大它的权力。例如，经社理事会的例会应至少由大使级官员参加，每年召开一至两次经济部长级的会议，而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决议或决定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各会员国均应遵守和执行。
( 2 ）由联合国主导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现行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为主制定的，基本上代表了它们的利益，较少考虑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正如安南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才有制定要想使所有人受惠于全球化所必须的原则、标准和规则的能力和合法性。”⑤
( 3 ）调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三个世界性经济、金融组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