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

A. 你应该怎样迎接新工业革命时代的机遇要求不要太官方的回答，400字左右

面对工业4.0的冲击与挑战，我们不应盲目跟从、一拥而上，而应该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做好切合实际的规划，特别是要做好“两化深度融合”这一篇大文章，既不能畏缩不前，更不能迷失方向。

无论德国的工业4.0还是我国的两化深度融合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不可能出现超越某一阶段的跃升式发展。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立足国内产业，以开放和辩证的方式来参考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与理念，才能够真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产业模式，实现产业链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从而完成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这一历史任务。

新的机会来了，如果没有及时积极应对，很可能会抑制产业发展，从而在新的技术大潮中败下阵来。而对我国来说，只要能借助新的技术力量快速形成新的制造技术，制定新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路径，则完全可能成为赢家，成为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先导力量。

我国将推动“3D打印”产业化，路线图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认为，如果中国能把握住3D打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趋势，那麽将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制造行业目前数字化3D设计技术应用人才的缺口约为800万人，未来的需求还在不断攀升。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呼唤一种比传统模式更加自由、灵活和有效的3D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的变革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产业互联网与德国“工业4.0”最大的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技术支撑，都是建立在物联网、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等相关技术基础上，通过网络与信息物理生产系统的融合来改变当前的产业生产与服务模式。两者更多的区别在于行业覆盖范围、技术要求程度、商业运作模式和运营主体都存在一定差异。与“工业4.0”相比，产业互联网主要存在两大方面不同。

首先，产业互联网覆盖范围更广泛，各行业都将被互联网化。而“工业4.0”的着眼点仍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内部。其次，产业互联网主体更倾向中小企业。而“工业4.0”也会引导企业从“集中型”转变为“分散智能型”，但仍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集聚性要求。

新产业革命即将到来，中国必须加强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通过制定激励政策，鼓励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鼓励产业加快互联网化应用。

B. 你应该怎样迎接新工业革命时代的机遇

对我国来说，新的机会来了，如果没有及时积极应对，很可能会抑制产业发展，从而在新的技术大潮中败下阵来。只要能借助新的技术力量快速形成新的制造技术，制定新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路径，则完全可能成为赢家，成为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先导力量。
对大学生来说，我们不应盲目跟从、一拥而上，而应该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做好切合实际的规划，特别是要做好“两化深度融合”这一篇大文章，既不能畏缩不前，更不能迷失方向。

C. 什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如何应对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致可以划分第一次是蒸汽技术革命，第二次是电力技术革命，第三次是信息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用现在的词叫做“物理信息融合”，其实就是“物联网+”，主要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在创新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时代，如果把第四次工业革比喻为快速行驶的火车，命希望中国能驾驭得了这列火车的火车头。

D.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袭 亟需应对哪些挑战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发表了一篇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它会给人类带来哪些烦恼和挑战？我们又要如何应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袭 亟需应对哪些挑战？
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第二次是电气时代，第三次是半导体信息时代，薛澜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已能看到雏形。前面几次工业革命，因为历史原因，中国都没能真正参与。但今天，中国有机会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过程中了。
薛澜提出，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具体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中间，其实存在两个悖论。首先是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新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生产率的增长。以美国为例，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在1947到1983以及2000到2007年，两个时段里，分别是2.8%和2.6%左右，但是从2007年到2014年，也就是科技大幅改变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左右，这要怎么解释？薛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技术是平台型技术，它们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映出来。
其次还有创新悖论。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创造性毁灭”，是指有新的技术创新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但同时会让旧产业消亡，通过这种毁灭，使社会不断进步。例如，电力机车代替蒸汽机车、数码相机代替胶卷相机，都是创造性毁灭。
但荷兰学者卢克索特近来提出“毁灭性的创造”这么一种可能，就是指一些创新仅仅对少数企业有利，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比如，金融领域放松监管会导致很多创新只对少数金融企业有很大利益，但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世界带来危害，甚至带来金融危机。比如现在的社交媒体让人们长期沉溺于手机和电子游戏，很难进入到深入思考，长此以往，是否会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等等。
而不管是生产率悖论，还是创新悖论，其实都可以看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对未来工作的颠覆。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2010年的各项职业中，将近一半的工作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机器或人工智能替代。其中很多工作在今天是高级白领在做的，比如律师助手、房地产评估师等等。未来，也许很多人在同时做很多的临时性工作，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将不复存在。
第三个挑战是对社会公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冲击。
比如说，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变大，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替代，社会收入分配将形成两极化状态，少数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收入特别高，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则失业。再比如，生物医学进展会带来伦理道德问题，基因检测是否会带来就业歧视、保险歧视。如果未来出现可定制婴儿、延长寿命、记忆提取时，是否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困扰出现？又比如，人工智能也可能会带来社会问题。《纽约时报》曾拿机器人写的新闻报道和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放一起让大家去辨认，90%的人都辨认不出来。如果今后机器人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画出各种风格的画作，那人类还需不需要去学习？ 这些都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可能更加困难。政府规章制度的演变非常慢，而技术变化太快，两者很可能无法同步。其次，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难。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个人可以成为公众媒体，公众常常比政府获得信息更快更多；最后，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会更加困难。社会如此依赖网络和信息，我们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如何保障？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薛澜提出了几个思路。首先，要加强社会预见的研究，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其次，要引入同步设计的原理，从创新源头注入社会影响。我们在之前的工业系统设计原理是先创新后治理，导致了诸多问题，如何使得治理的观念和创新同步，比如将循环经济理念渗入到工业设计中。再次，要提倡适应性治理，实现创新推进与创新治理的有机平衡。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规制减少创新可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规制创新的同时，减少潜在的掣肘，使得创新能够蓬勃地发展。

E. 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进步中，尤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类没有多大的选择权，而只能认识它、顺应它、适应它。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也必须认识、顺应、适应它，在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同时，认真转变观念、应对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现在起，就要准备接受这样的考验新的机会来了，如果没有及时积极应对，很可能会抑制产业发展，从而在新的技术大潮中败下阵来。而对我国来说，只要能借助新的技术力量快速形成新的制造技术，制定新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路径，则完全可能成为赢家，成为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先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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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我国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力资源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 1.用户个性需求得到满足 允许在设计、配置、订购、规划、制造和运作等环节考虑个体客户的特殊需求，而且即使在最后阶段仍能变动。企业在一次性生产且产量很低的情况下仍能获利。

G. 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首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主导未来世界的工业标准之争。美国互联网和软件业发达，因此提出工业互联网标准，试图从软件出发打通硬件；德国拥有强大的机械制造业，希望从硬件出发打通软件。中国是制造业和互联网大国，同时拥有推行工业标准所需的庞大市场，应从早期介入，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推介“中国标准”。
其次，“工业4.0”是具备基础条件的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式之一，但不是竞争力的唯一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项统计预测，“工业4.0”将影响46%的全球经济。中国人多地广，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有的还停留在工业2.0时代。条件成熟的企业可以引进先进解决方案或寻求弯道超车；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立足现实，寻找更符合自身需求、更经济的转型升级方案。
第三，掌握核心技术的才是王者。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如何集中力量在诸如芯片、精益模具等一些尖端制造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如何珍惜和更好地充分利用本土创新，都是未来努力的重要方向。
第四，始终把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智能化时代数据高度互联，如何确保数据或信息安全被认为是实现“工业4.0”的主要挑战之一。这不仅在企业层次，在国家层次更是如此。
浪潮已经汹涌而起，失之交臂者将会被时代远远抛在后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和呼唤弄潮儿的时代。

H. 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像历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亦将导致产业竞争优势基础的重构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刻变革。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的强烈预期，将这场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有关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的大讨论推向了高潮。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分工体系和我国产业的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 “巨变”，当前脱胎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可能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新国际分工可能更有助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竞争力。
第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比较优势。其一，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低要素成本优势不能在未来“大规模定制”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将失去生产高附加值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其二，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而且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导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产业体系将被进一步固化。
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二三产业关系。其一，从二、三产业关系来看，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其二，从就业结构上讲，一方面，由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方面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这对各国的教育、人才培育和就业结构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变。其一，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其二，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其三，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生产关系、从而分配方式的革新。其一，生产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当前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产业转移至低要素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简单、重复性的生产任务，进入门槛较低。这一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难以为继。生产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品参与，不仅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还完成更为灵活、更为精密的任务，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更高，这也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而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因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进一步集中，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
综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收益分配机制等环节全方位地促进发达国家从中获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产业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旧疾”也有进一步恶化之虞。 二、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准备 虽然目前我们仍然对 “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持谨慎态度，但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装备逐步趋于成熟，专业人才的储备不断增加，又让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 “第三次工业革命”并非子虚乌有。再考虑到这里所指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所以也不至于像其它以某种基础技术突破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依据的观点那样昙花一现。更为重要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二三产业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和国家间收益分配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可避免对我国产业的高端和低端环节都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历史经验也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打开“机会窗口”，如英、德、美、日等都是善于利用工业革命机遇的成功者。为此，我国必须尽早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项准备。而有效的政策部署必须围绕着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题的制造业“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展开。
第一，突破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技术准备。
快速成型技术（典型的如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是促使制造业从自动化走向数字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各国争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主战场。目前我国在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环节已建立起一定基础，但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产业化步伐严重滞后。以3D打印机为例，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在从事3D打印机技术的开发，但是在打印设备、材料种类、产品性能、投入产出效率等方面仍然落后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同类技术，而且产业化步伐滞后更为严重。在市场上为数不多的3D打印服务提供商中，仅有个别企业拥有自主打印设备、材料和控制软件研发能力，但只能够制造较为初级的产品，绝大多数厂商仍然采用进口3D打印设备。因此，必须加强对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应该向这些领域倾斜，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结合起来。
第二，“大规模定制”要求充分重视市场需求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市场准备。传统的产业经济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通常忽视现实中用户作为创新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更有效的满足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个性需求，用户作为产业创新者的作用无疑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在“桌面工厂”和“社会制造”的趋势下，用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制造商将创新、创意转化为实物产品，因此充分激发用户潜在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双“提升”的有利条件，将“大规模定制”与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启动“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通过应用示范、用户体验和会展等形式提升用户对未来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迫在眉睫。此外，由于“桌面工厂”和“社交制造”趋势将使得产业组织趋于分散化，形成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将失去其合理性的基础。
第三，转变人才资本开发思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人才储备。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要求生产组织方式与其相适应，而且对开发和使用这些新技术的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先进制造技术及其配套服务的研发人员能够站在技术创新的前沿，而且对生产现场的工人提出了由简单劳动向技能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提升的要求。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人才和知识型员工的缺乏，加之制约高端人才流动的诸多制度性壁垒，将成为中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有利于前沿技术突破的科研体制改革和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知识型员工培养的教育体制改革，将成为中国更好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有力支撑。要增强高等教育学科设置调整的灵活度，及时根据未来制造业对设计、IT、营销等专业人才的需求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强化应用型人才培育。要加强职业培育，帮助人力资本提升技能，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新岗位不断提升的能力要求。 （作者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