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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

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

1、先秦时期的道路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传说中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担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显的进步。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可以说我国道路已经初具规模 。

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外，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对付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有效发挥两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

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外交活动和人员物资聚散，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

再加上水运的发展，把黄河上下淮河两岸和江汉流域有效地联接起来这个时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许多，秦国修筑的着名的褒斜栈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秦惠王时，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其口。

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着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除了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重要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建设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

至此，穿大袖宽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骑马的戎狄人居云梦江汉的荆楚人披长发嬉水的吴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连成一体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基础 。

2、秦汉时期的道路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

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

3、着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至十三四世纪期间，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中国同印度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等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古代中国的丝绸主要是通过汉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的。

在我国的汉朝和唐朝时期，东部山东和东南沿海江浙一带的大批质量上乘的丝绸从水路或陆路集中到长安城有相当一部分通过陆路转运到西方去由于在这条陆路上，丝绸的贸易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把它称为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经海洋通往西方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的开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经过中亚西亚，可与东南欧及北非的交通线相衔接，构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大商道不仅在两汉时期，而且在唐宋元明时期，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联系的主要纽带 。

4、唐代以后的道路

唐朝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京城长安不仅有水路运河与东部地区相通，而且是国内与国际的陆路交通的枢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内有11条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划分为100多个整齐的坊市。

皇城中间的南北大街称为承天门大街，宽441米，视野开阔连接12座城门的有六条大街，其中朱雀大街，是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重要大街。出了长安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不仅通向全国各地。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相继成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中心。

到了宋和辽金时期，我国的道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与隋唐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实现了街和市的有机结合城内大道两旁，第一次成为百业汇聚之区。

元明时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驿路干线辐射到我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元代，综合拓展了汉唐以来的大陆交通网，进一步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为的领袖统率下东征西略。兵锋所至，驿站随置，道路贯通。

运输不绝蒙古军军事势力的极盛时期，道路直通东欧多瑙河畔，南下攻灭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后，把南中国的大片疆土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比较起来，元明道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发挥着更为直接的重要作用。

清朝把驿路分为三等，一是官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在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

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管理北路西路南路东路等官马大路干线系统。官马北路系统最重要的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即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今沈阳）分别延伸到雅克萨庙屯（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官路和通往朝鲜半岛的国际通道。

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还有分别到呼伦恰克图的干线以及塞上的横向大通道这些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捍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战略作用。官马西路系统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的两大干线，前者从北京经保定太原西安兰州，分别到青海西藏和新疆，并通往中亚西亚诸国。

后者则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从西安通往云贵川，并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萨在大清帝国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这个覆盖我国整个西部地区的官马西路系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官马南路系统，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广东官路三条干线前两条干线均从太原南下过黄河到洛阳。

后分道到昆明或桂林，并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第三条干线即广东官路的主干道，则是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韶关，直达广州这是元明以来北京到广州纵贯中国南北的主要官道，历来当作使节路，而终点广州又曾是清代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所以清政府对这条干线特别重视，官马东路的唯一干线就是福建官路，沿途经过天津、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

它是清政府经济上赖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还有横贯东西的长江官路等等清政府正是通过这些道路，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乡镇乃至自然村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榨取；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也通过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我国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还没有用沥青或水泥铺成的道路直至19世纪末期，我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1876年，英帝国主义欺骗满清政府，擅自修筑了吴淞到上海的铁路。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的第一条铁路。

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则是我国出资修建并延存下来的第一条铁路。我国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苏元春驻守广西南部边防时兴建的龙州到那堪公路，可惜没有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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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道路的称呼

在远古尧舜时，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们曾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畛，是老牛车行的路，径是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最宽敞的道路，称为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唐朝时筑路五万里，称为驿道。后来，元朝将路称作大道，清朝称作大路、小路等。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车路，又称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马路，则是外来语，巷、坊、弄、胡同等，被认为是从唐朝沿用下来的旧称，系指大道以外的路。

⑵ 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成就

1、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

2、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

3、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

4、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经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5、近代民用工业的创办。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洋务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

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

6、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起步。建国初，没收官僚资本，使官僚资本企业较完整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1953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规定：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7、“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成就；建成了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仪器等近600个重要项目。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飞机制造厂等建成投产；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8、十年工业建设成就：建成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和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石油工业发展迅速，石油全部自给。

电力工业增长很快，农村用电量十年增长70倍；建成兰新、包兰等铁路“文革”时期，工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有：南京长江大桥、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和湘黔铁路等。

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取得重大发展，建成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

这批项目的代表有：宝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和京九铁路等。

中国近代工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设立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之始。这时期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为外商对华贸易服务的。

从1843～1894年,外国在华一共设立了191个工业企业,其中116个属于船舶修造业和丝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业。

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据估计到1894年止约近2000万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两项的便达15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75%。

其余75家工厂分别属于印刷、食品加工、水、电、煤气、火柴、服皂、制药、造纸、木材、玻璃、水泥等行业，共拥有资本约500万元，大多规模狭小。

外国在华创办工业后20余年，清政府开始创建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21家军用工厂（包括一家船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

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创建时期的大型工厂。

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

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绵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其中多数规模很小,资本额不详,有不少甚至在筹建期中或投产后不久便告歇业。

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官局和兰州织呢局等。

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偈为华南缫丝业的发展起了引导作用；商办船舶修造厂大多是从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添置一二部车床发展起来的，而到80年代逐步发展到修理和制造缫丝车和轧花机。

以上近代工业的创办，也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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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机械工业初步基础

1949年以前的中国机械工业属于修配性工业，基础薄弱，除军火工业和造船业制造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外,其他部门以修配为主,只能制造简单的产品。

经过1950～1952年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对原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改建工作,着手筹建重大项目。

如太原的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于1953年8月部分建成投产。哈尔滨的中国第一个大型电机厂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兴建的。

这几年，中国的机械工业对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 1000米地质钻机、300马力柴油机、3000千瓦水轮发电组、 3吨蒸汽锤、直径1米和2米的立式车床等较大和精密的设备，以及许多关键配件。

如为小丰满水电站两台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的修复制造了万伏级高压定子线圈；为吉林石砚造币厂的大型造币机制造了16件直径1600×4000毫米重7～8吨的干燥筒配件等。

3年中试制了上千种新产品。

⑶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2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不论是宣扬“王道”（天朝声望）、“安外”（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杜绝后患），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明政府将朝鲜、日本、大梳球国、小梳球国、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思想，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可见，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着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开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外华人社会。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扶持旧港宣使司，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这样，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被迫到海外谋生。有人估计，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着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郑和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3）文化上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的信仰。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明朝开国后，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外国“朝贡”方物，明朝政府“赐赉”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特征，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而郑和下西洋，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就有古里、爪硅、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技、沙里湾泥、彭享、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厅”。5郑和下西洋后，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作为船队休整、补给、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先是“开招、颁赏”，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着“三保太监”来了，“三保太监”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热情款待，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苏禄王到达中国后，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在回国途中，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后都不愿意回国，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华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手工业兴旺发达，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后，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铜钱、湖丝、绸缎、丝锦、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的品牌效应，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颁赏”与进行贸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理念，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外，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设立私塾学习中文，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明朝初年，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致贡使、商旅“来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企图“诈降邀劫”，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这种“镇怃”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强行勒索财物，并暗中派兵抢劫，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走出去”来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15今后，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事实上，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统计，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继续放宽出国渠道，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其次，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地参政议政。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30年间，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在当地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推进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时至如今，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伟人。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墩”、“三宝洞”、“三宝井”顶礼膜拜，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他们的发展壮大，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富强和发展都有利。因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这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从中发现、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⑷ 从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看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读后感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 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朱元璋 的弟弟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 ，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 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 ：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 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 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约一百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 "问世（1543年）。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布鲁诺的一生既 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着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萨有 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着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加国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加国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 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 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着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 ，并公开批判亚里斯多德的学说。终于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着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是比较开 明的，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里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 和伽里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 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 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 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 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慑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里略到开普勒 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着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 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 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 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 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 的这场革命为20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 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 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里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了，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 ，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300-200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 ，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 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着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 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 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 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的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 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发明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 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 "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决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 。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 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摘自《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⑸ 如果明朝延续至今会发展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吗(明朝有内阁制度，手工业商人很多，本身还有先进的装备)

非常难，虽然不是没有可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是资产阶级掌握权力，同时开始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在明朝，这真的很难（以下以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的一些情况举例）。

明朝掌握权力的实际上都是封建大地主。无论是帝国的高级官员（阁员），还是帝国的贵族，有了钱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购买土地，成为地主。比如嘉靖末年的内阁首辅许阶、比如万历年间的福王，他们的眼光都只局限于土地，从来没有想过兴办工厂、投资手工业（纺织业）、航运业、原始金融业（当铺、票号）等等，也从来不以自己有多少工厂为荣，而是家里有多少地为荣。这就是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本质区别。

地主掌权的内阁，在制定政策时只会压制工商业。比如国库没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工商业征税，甚至把一些富商抄家（如《大明王朝1566》中的沈一石），而且会尽全力阻挠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增税，或者想尽办法让自己名下的土地获得免税的资格。法国路易十六国库空虚的时候，也是只想到向资产阶级征税，英国的查理一世财政困难，首先想到的也是向新兴资产阶级征税。中国的嘉靖皇帝没钱的时候，也是想办法向富裕的江南富商征税，甚至到了康熙雍正干隆时期，政府需要用钱的时候，一样也想打盐商的主意，无他，因为这些富商们、资本家们太有钱了，而且他们人数少，还没什么政治影响力。崇祯皇帝倒是想向地主们征税，但是征不上来，雍正搞“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都遭到地主的大力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