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怎样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平均海拔高度相对较高的多山的国家，不仅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而且陆地平均海拔高度（约1525米）比全球陆地平均海拔高度（约800米）几乎高出1倍，其中海拔高度超过1000米的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高达58%。山地面积大、海拔高，对农业生产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日本、西欧各国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超过80%，美国高达77%，印度达75%，原苏联也达到68%，而中国不足60%；中国农业总体经营水平较高，但耕地中的高产田却只占1/3，中低产田中有的单产仅100-200公斤，同该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全国水资源的81%集中分布在占全国耕地面积36%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由于供水不足，北方的许多地区不得不缩小灌溉面积和减少有效灌溉次数，造成减产。南方红黄壤地区年降水量较高，约1500�1700毫米，但降水分布不匀，尤其是正值作物需水最多时的7�8月，降水量只占全年的30%，此时的蒸腾量显着高于降水量，这种季节性干旱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也非常严重。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害国家。目前，因地震、台风、风暴潮、旱、涝、虫等多种灾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左右。 如果把这些灾害分为人类无法抗拒的灾害和人类自身行为引起并有能力消除的灾害两大类，则前者的影响更大。然而，灾害损失同受灾区域的财富存量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在灾害危害程度相同的状态下，受灾区域财富存量越大，经济损失越大。 这种正相关性表明，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稳定性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一、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改革前的农村生态环境
中国农村的环境问题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如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现象，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考证这类变化的文献汗牛充栋，自不待言。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农业生产中片面推行“以粮为纲”的方针，迫使各地不顾自然生态条件的差异，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而滥伐森林、开垦草原和围湖造田等，自然生态系统因资源利用方式超出其可承载能力而趋于恶化，由此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据不完全统计，在改革前的30年里，中国至少有25%的森林被砍伐了。例如，贵州省在40年代时森林覆盖率大于30%，到了50年代却陡降至不足10%。 云南省1950年的森林覆盖率为50%，至1980年已下降到24.9%。1950年以前该省平均每9年1次大灾，而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间竟发生了11次大灾，遭受大灾危害的频率提高了2倍。四川省的情形也是如此。在50年代至70年代，四川省森林覆盖率由20%左右骤减到12.5%，减少了30%多。森林减少导致灾害加剧。该省50年代平均2-3年发生一次春旱，到70年代增加到十年九旱。拥有大面积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和海南岛也遭到劫难。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69.4%下降到1980年的26.0%，同期，海南岛森林覆盖率由35%下降到7.2%。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共有200多万亩热带雨林被毁，许多珍贵稀有的野生动植物遭到灭顶之灾，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损失。
为增加粮食总产量而进行的围湖造田，使全国湖面减少了2000万亩。 湖北省是世界上着名的淡水湖泊密集分布区，解放初期有1066个湖泊，中水位时，水域面积1255万亩。由于“围湖造田”，湖泊数量和水域面积大幅度减少，到1977年末，只剩下326个湖泊，水域面积350万亩。 湖南省的洞庭湖，1949年有湖面4350平方公里，因陆续围垦，至1977年仅剩2740平方公里，湖面缩小37%，调洪容积减少115亿立方米。 围湖造田甚至波及到干旱、半干旱地区。据统计，在50年代初期，内蒙古自治区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总面积为789万亩，到70年代后期，湖泊总面积只剩下594万亩，减少了25%。
牧区共开垦草原4.5亿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3.35%，引起沙化、退化和盐碱化的面积约10亿亩，占该时期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碱化总面积（15-20亿亩）的1/2-2/3，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29.7%。草原自然生产力下降30-40%。 黑龙江省是我国草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在1960-1980年期间，毁草开荒64.65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 9.5%，其中松嫩平原西部毁草开荒面积高达37.73万公顷。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内蒙古共开垦草原362.8万公顷，相当于牧区草原的1/10。河北省坝上地区的张北、沽源、康保和尚义4个牧业县，原有草地80万公顷，由于滥垦，只剩下13万公顷，减少了近84%。新疆开垦草原340多万公顷，其中，伊犁州许多牧业县被开垦的春秋牧场占牧场总面积的40-60%。中国草原大多分布在年降雨量400毫米以下的干旱地区，如果没有灌溉，草原开垦后，不仅农作物长不好，而且会引起大面积的沙化。例如，内蒙古伊克昭盟累计开垦70万公顷草原，沙化面积由150万公顷扩大到450万公顷，土地沙化又使产草量下降了30-50%。
在1957-1977年期间，我国以森林、草原、湖泊、滩涂为代价开垦农地2100万公顷。新开垦农地的质量很差，单位土地的农产品产量最高也只能达到单位土地平均农产品产量的1/3，对粮食总供给增长的贡献率十分有限，未能真正扭转粮食总供给不足的局面，却造成森林生态群落逆向演替，水土流失加剧和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区域扩展，以及生物资源的生境逐渐缩小、种群数量减少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一些耕作方法也引起土壤退化。如不适当的灌溉使河北平原的盐碱化程度增加，使湖南、江苏、广东等地区的耕地趋于沼泽化；过度提高复种指数，减少绿肥及固氮作物种植面积等，也加剧了土壤退化。
同期，沙漠也在不断扩大，从1.1亿公顷增加到1.3亿公顷。据50年代与70年代航片对比的分析，我国沙漠化土地每年以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其中，农牧交错地带是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沙化面积占沙漠化总面积的73%。因沙漠化丧失的土地资源390万公顷。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调查结论是∶85%的沙化是滥垦、滥牧和滥伐造成的，12%是因水利资源利用不当和工矿建设中破坏了植被造成的，属于沙丘移动仅占3%。
水土流失面积由50年代初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3万平方公里，增加了近1/3。全国每年从陆地经河流输入近海的土壤达17.8亿吨，占全球陆地入海土壤总量的10%，加上滞留在河、湖、水库的泥沙，总侵蚀量达50多亿吨。 黄土高原和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该地区总面积的80%和20%，水土流失造成的淤积使全国水库总容量（4000多亿立方米）减少了将近1/4。侵蚀模数最高竟达27000吨/平方公里·年，低的也有1000吨/平方公里·年。
各种负面影响最终造成农业自然灾害加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全国平均受灾面积不到3亿亩，而从1972年到70年代末，全国每年平均受灾面积达5亿亩，增长了67%。
（二）改革以来的农村环境变化
改革以来，中国在控制森林采伐量、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抢救和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最大变化，是森林这一陆地上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始趋于好转，扭转了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局面。有关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参见表1和表2）：1993年同1985年相比，由于森林生态系统出现明显好转，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下降了7.5个百分点，其中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下降了6.2个百分点，非典型生态区的这一指标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耕地生态系统尚未出现好转的迹象，但它的经济损失基本上没有上升，草地和水域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仍在继续增大，令人担忧。
近些年来，全国共开展了49个草地牧业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截至1994年，全国累计完成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地面积2亿亩，综合治理盐碱地733.3万亩，草场围栏封育1.2亿亩，其中1994年完成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场面积3000多万亩，在北方11个省区，综合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6800万亩。从1994年推广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有偿使用草场的经验至今，已有25个省区，约7200公顷草地范围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地分户有偿承包责任制，对于实行以草定畜，恢复和改良草场，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刹住乱垦和破坏草原行为，以及采用人工种草、飞播种草、改良天然草场、围栏封育、建设草库仑等措施，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努力，新建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7.5亿亩，使我国人工草地、改良草地达到9亿亩，占草地总面积的比重提高到15%，有效地遏制了草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能源建设采取了“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积极开发沼气、风能、太阳能、地热等资源，普及农村改灶节柴技术，努力解决农牧区和山区农民烧柴问题。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7亿个农户使用省柴节煤炉灶，580个万农户使用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的利用也形成了规模。一口新式灶一年可节省薪材0.5吨，每年减少薪材消耗8500万吨，并保护了植被，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此外，经过积极参加“国际饮水供给与卫生十年”等活动，受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87.04%，自来水普及率达到43.68%，其中普及率超过80%以上的县(区)达422个，上海郊区550万农户全部吃上了自来水。
生态农业是从西方发达国家传进来的概念。但是，由于农业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生态农业明显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它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土地生产率最大化的统一，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规模已从户、村、乡发展到县域水平。一批成绩极其显着的生态农业典型，如北京大兴县留民营，安徽省颖上县小张庄、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萧山市的山一村、辽宁省大洼县的西安生态养殖场，均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500佳”的荣誉称号。目前，包括50个国家级省级生态农业县在内，全国县级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已达150多个，覆盖面积600万公顷，实现了由小规模试点向县域规模产业化发展的转变。到2000年，我国将会出现200个生态农业县，覆盖1.5�2亿亩耕地。
1985年以来，乡镇工业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和占我国污染总量的份额增长得都非常快。为了遏制这种趋势，政府在研制和推广可供乡镇工业企业采用的清洁生产技术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许多调查表明，清洁生产技术已应用到食品工业、印染工业、电镀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和土法炼磺、炼焦等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行业上，但应用面非常小。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使用清洁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二是乡镇企业尚不了解和掌握这些清洁生产技术。
近几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工作进展较快，也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同已经确立的目标相比， 所做的工作还是微不足道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为了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规划。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国家级《二十一世纪议程》（以下简称《议程》）的国家。《议程》是制订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认真履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的原则立场和实际行动。《议程》中有许多同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的内容，包括法律、政策、教育、能源、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团体和公众参与等。
在法律法规方面，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纳入环境和资源保护、经济发展、人口、产业、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中，并通过财税制度的实施体系和保障支持机制，使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在经济政策方面，培育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政府对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重点推广风险少、见效快、效益高、持续性强的生产工艺和产品，严格限制和鼓励替代能耗高、物耗大、污染重的生产工艺和产品，降低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以支持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并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环境负面影响大的企业淘汰出局。实行“以工代赈”政策，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农村，强化农业资源与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从发展节水农业，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促进土地垦复，防止土地退化等环节入手，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开发和推广节约资源、提高产量和品质、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培育诱致高产、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研究动植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在能源生产方面，优先开发水能、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通过电网建设、热电联产、锅炉节能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借助于法律、政策和技术创新与推广，减轻能源开采、加工和利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依靠法治建设、科学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淡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和草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配置水平和保护水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建立适宜荒漠化地区的产业体系，扩大造林种草面积，加强水土流失的预防、监督和管理工作，使农牧交错带和湿润、半湿润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基本得到控制，使水土流失加剧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
在污染防治方面，逐步从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从末端治理转变到全过程治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主要依靠中国政府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投入，同时，广泛争取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提供的支持。
在防灾减灾的软体建设上，健全灾害防治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协调、监督机制，减少人为诱发的自然灾害危害；在硬体建设上，建立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灾害综合防御体系，提高社会防灾抗灾总体能力，减轻自然灾害损失。
为了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我国政府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中国政府履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总目标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减轻或扭转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严峻局面。主要内容是建立类型齐全、布局合理、面积适宜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农作物野生亲缘种就地保护网络、珍稀濒危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网络。后3个网络在2000年建成，自然保护区网络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1995�2000)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000个(其中国家级120�13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份额为9％左右；第二阶段(2001�2010)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200个(其中国家级140�145个)，其占国土面积的份额为10％；第三阶段(2011�2050)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500个(其中国家级180�200个)，其占国土面积的份额将进一步提高到13％。主要措施是就地保护，并把迁地保护作为补充手段。该计划中的每项任务都分解为目标、行动和优先项目3 个层次，具体的措施包括立法和政策、组织措施、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宣传教育、资金扶持和国际合作等。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限定农村发展的“五小工业”，都是污染型产业，使乡镇企业具有先天不足。实行改革政策之初，农户有了经营非农产业的权利，但价格扭曲尚未消除，由此形成的谁拥有资源加工权，谁便获得政策性利润的局面，造成乡镇企业一哄而起、遍地开花。这种后天失调，又使乡镇企业具有数量多、平均规模小，零星分布在地域广袤的农村中的特征。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又有滞后的问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专门制订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1以县为单位，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把乡镇企业的排污量纳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目标。到2000年，所有乡镇企业必须稳定地达标排放污染物。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的乡镇企业，应逐年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要严禁引进和新建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取缔或关闭15类小企业。
3禁止乡镇企业新建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必须取缔或关闭的生产项目。在国家规定的三河(淮河、海河、辽河)和三湖(太湖、巢湖、滇池)等水污染重点控制地区，禁止乡镇企业新建化学制浆造纸和小型制革、印染、酿造、电镀和重污染化工项目；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项目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必须符合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污染物排放不得突破当地排污总量控制指标。
4中央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公布乡镇企业污染控制的重点行业和地区。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重点行业的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和重点地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乡镇企业，必须依法责令限期治理；经济或技术上不具备治理条件的要关停或转产。
5发展乡镇工业小区，提高乡镇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度。村、镇居民区内不得建设严重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已建成的，必须采取关、停、禁、改、转措施。
6乡镇企业建设项目必须要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必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合格后方能开始建设，否则，各相关的管理部门不办理有关的手续，不提供任何的支持；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准投产，有关部门不得准予投产使用。
7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建立乡镇企业排污申报登记和环境统计制度，加强对乡镇企业重点污染源的环境监测和监理，做好乡镇企业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工作。
8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应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为乡镇企业提高污染防治能力创造条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技术服务机构要帮助乡镇企业解决污染防治中的技术难题。
9乡镇企业要从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制定环境保护计划、建立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推行清洁生产和建设环境保护设施等入手，把环境保护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除“15小”外，造纸、制革、印染、电镀、化工、农药、酿造、金属冶炼等8个行业被列为限制支持的行业。限制支持的具体政策是：对新建污染物排放不能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项目，不予贷款。(2)项目本身合乎国家规定，但不合乎区域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污染物排放突破当地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不予贷款。
同时，为了扶持乡镇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还划定了优先支持类∶(1)企业为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和防治污染、治理“三废”的综合利用项目；(2)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中的推广适用科学技术的项目，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退化生态区域、开展生态建设的项目；(3)企业治理现有污染源，改变目前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工艺、产品及企业的转产。
❷ 谁能帮我找一点关于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的前景的资料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就对部分中小企业实施过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的发展。例如50年代中期推出的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并举的方针；60年代初鼓励地区和县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炭、笑话费、小水泥、小机械），以解决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60年代末鼓励街道和企业办“五七”工厂，解决城市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70年代中后期支持许多企业办了大量的“劳动服务公司”，安置了从农村返城的知识青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利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1998年初起，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问题给以极大的关注，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卫东。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记者：先请您谈谈我国中小企业的和发展现状。
卫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利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7%是由小企业创造的。1997年，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有近50万户，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数的98.5%，实现工业产值41315亿元，占工业产值的60%；产品销售收入36200亿元，占产品销售总收入的57%；利润总额的30%。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注册企业数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流通领域中小企业占有全国零售网点的99%以上，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近几年来，在每年15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均占到约60%。
其次，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依法鼓励和保护各类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中小型企业各占13.1%，从总体上讲，公有制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占总数量的五分之一，产值则占三分之一。
第三，中小企业的地区分布特点。按经济地带划分，小企业的数量公布和中部各占全国的42%，西部占15%，而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东部占66%，中部占26%，西部占8%。这说明东部小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比较大。大约是中部的2.5倍，西部的3倍。小企业占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东部为66%，中部为67%，西部为55%，西部比重明显偏低。
目前，食品、造纸业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我国出口的许多大宗商品，如服装、玩具、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等，大都是由中小企业生产的。
中国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
记者：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卫东：中小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小企业主要生存和发展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投资新增加的劳动力（就业投资弹性）要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在多数领域要高出1倍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就业问题，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迅速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1978-1996年，我国从农业部门赚一出来的2.3亿劳动力，绝大多数在小型企业就业。目前全国工业部门就业的人数为105亿左右，其中在小型企业就压得就有101亿人左右，占7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就业渠道，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增长点，特别是在当前吸纳安置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人员方面发展这种要作用。1997年，我国共有418万下岗职工在非国有企业再就业。其中，个体私营企业吸纳94万人，197万下岗职工申办了私营企业或个体商户，127万人进入各类市场从事经营活动。
由于中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主要场所，也是全国县、乡级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稳定了中小企业，就稳定了全国就业，就稳定了地方财政的基础，全社会稳定也就有了保障。
记者：中小企业在改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卫东：中小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中小企业大多数从事第三产业，贴近市场，贴近用户，活跃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促进着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的竞争的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的这些特性，有利于打破市场垄断，开展市场竞争。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哪些地区中小企业发展较快，哪些地区的时常就相对活跃，反之，中小企业较少，市场也相对呆滞。
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改革的成本较低，操作较为容易，社会震动较小，新体制的进入也较为容易。在改革进程中，中小企业往往是试验区，是改革重点，难点的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改革体制创新的成功经验，大多来自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兼并、拍卖、破产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国有小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中率先试验和推广的。中小企业的各项改革，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小企业在各项改革中的积极探索，对于创造出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
记者：中小企业的结构调整力度，发展专业化，有利于解决重复建设。如何实现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卫东：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群和金字塔形的企业结构，在塔顶上的是大企业，而塔的基础则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世界经验表明，大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形成比较笃定的配套写作关系，一方面可以维护自身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大企业的技术支持，并能通过大企业的帮助获得信贷支持，从而加快中小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鼓励生产“精、尖、特、优”产品，进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方向发展是近一个时期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取向。
科教兴国，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容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靠简单量的扩张，生产一些档次不高、重复建设的产品，转变为依靠科技、搞深加工、提高附加值、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满意、物美价廉的产品，对于中小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获得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要鼓励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生产新产品，提供新的服务项目。国际经验表明，在技术开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小企业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我国的一些中小企业由小到大，已经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如联想集团等。
改善中小企业的外部政策环境
记者：我国现在改善中小企业的外部政策环境上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
卫东：与大企业不同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除了要依靠自身增强竞争力和加强企业间的互助之外，政府为中小企业创造一定的政策条件，提供必要的服务显得十分必要。当前，要着手在一下几方面完善中小企业相关政策。
另外，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体系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部分地方，中小企业担保基金试点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附和中国国情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制度，提出简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政策措施，初步缓解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担保难的状况。
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求，各商业银行已经设立的中小企业信贷部要积极开展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业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探索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
研究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创业、风险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问题。研究探索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和民间融资的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力争使中小企业获得政策支持。
建立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记者：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员，如何更好地建立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卫东：支持设立向中小企业提供各类中介服务的阻止，构造包括政府指导的机构和民间阻止在内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在开办费用上，政府给以必要的支持，以使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做到收费合理，尽量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结合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鼓励和支持转岗人员创办中小企业五福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在税收、信贷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逐步开展由针对性的服务，在管理诊断和咨询、法律顾问、人才培养、信息采集与交流、技术开发、融通资金、市场开拓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帮助。
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法律建设，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在鼓励各类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上，我国政府加大了法律法规建设的力度，先后颁布实施了《公司法》、《乡镇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等一些法律法规，是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获得了必要的保证。1999年4月，《中小企业保进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在中小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的依据中小企业的经济成份和行业部门实行“多头管理”，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负责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的机构，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1998年，在我国政府推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这一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在国家经贸委内单独设立了中小企业司，把过去各部门，各行业分头管理中小企业的有关职能集中起来，由中小企业司负责全国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协调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指导各类中小企业对外合作”。
❸ 新中国小矿发展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小矿的发展历程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和矿业体制改革同步。研究小矿的历史背景、成长过程对今后小矿的健康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5个发展阶段：
1.2.1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8年）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暂行条例》，从条例的颁布到1952年已收到巨大成效，全国近10个有影响的煤、铁矿山及其联合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大部分中、小型的民（私）营矿山也步入了正常生产轨道。国内矿业的生产水平达到或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如粗钢和生铁的产量达135万吨和193万吨，煤炭产量为6353万吨。但是，民（私）营矿山企业发展到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我国非国营经济成分的民（私）营矿山企业就此消失。1966～1978年，矿业总体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无论矿山数量和产品品种均由国有矿业所控制甚至垄断。这个阶段，小型矿山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是以社队企业或五小工业的面貌出现的。这个时期是小矿发展的初级阶段。
1.2.2 第二阶段——有水快流阶段（1979～1985年）
改革开放以来，给小矿带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经济建设对矿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矛盾尖锐，而我国当时农村大量文化素质不高的富余劳动力又急需就业。在国有矿山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大背景下，小矿（当时称乡镇企业）依靠农村原始积累，以土法上马和粗放经营为特点而迅速崛起。它的发展，大大缓解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物原料的需求，同时解决了上千万个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业问题。小矿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不足2.0%提高到1985年的大于30.0%。打破了国营矿山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态势。这个时期充分体现了政策放开后，农村急欲脱贫致富、大搞群众办矿的特点。但是伴随着乡镇、个体矿迅猛膨胀的同时，也暴露出发展的盲目、无序、分散、粗放等先天不足和政府管理滞后产生的各种弊端。
1.2.3 第三阶段——依法办矿阶段（1986～1995年）
随着《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3个暂行管理办法以及各省（区、市）乡镇矿业管理办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乡镇矿山企业明确规定了“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从而使小矿山企业从无序发展状态逐步纳入法制轨道。此阶段，小型矿山企业因受市场需求的拉动，基本上与国有矿山企业并驾齐驱。据原地矿部矿管局统计，1986年全国小矿已达12.00万个，生产矿石5.50亿吨（砖瓦粘土矿石除外），占全国矿石产量的32.0%。以后的10年由于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片面强调放开、搞活，忽视管好，致使小矿出现了过度发展、恶性膨胀，到1995年年底，全国小矿（含个体采矿）总数已达27.43万个，开发矿种154个，年产矿石量37.72亿吨，矿业现价产值750.49亿元，从业人员863.25万人。矿石产量已占全国矿石总产量51.20亿吨的73.7%（其中包括砖瓦粘土9.17亿吨，建筑用砂5.73亿吨），如果不包括砂石、砖瓦粘土等产量，也占到43.9%。增产最快的除非金属建材矿产外，就是小煤矿，从“六五”到“八五”期间（即1980～1996年），17年来全国煤炭增产7.50亿吨，其中小煤矿就增产了5.00亿吨。特别指出的是1993年小煤矿产量为4.89亿吨，第一次超过国有重点煤矿产量，而且以后这个势头继续挺坚。
1.2.4 第四阶段——整顿治理阶段（1996～2004年）
这个阶段针对小矿发展过多、过滥、无序、分散、粗放的局面，通过集中整顿已逐步好转。此阶段初期，小矿已经成为我国矿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96年，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上海市）小矿在该省（区、市）矿山数量的比重均超过95.0%，不同矿种产量的比重约为30.0%～80.0%。然而在小矿蓬勃发展过程中各种负面影响和缺陷也凸现出来，诸如：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资源消耗过快，后劲不足，采选技术落后，资源回收利用水平过低，伤亡事故频繁，破坏生态环境等。因此，随着1995年《国务院关于整顿矿业秩序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通知》（国发[1995]33号）的发布，1996年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围绕小矿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治理整顿。通过几年努力，国家总体矿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了优化，各地依据规划、产业政策和企业准入条件，严格限制规模小、资源利用率低、不具备起码安全生产条件以及严重破坏环境的小矿发展。从1996～2004年包括对小煤矿的关井压产整顿工作，使小矿总数由1996年的21.42万个减至2004年的11.62万个。
1.2.5 第五阶段——整顿规范阶段（2005年至今）
这个阶段初期，小型矿山企业所占比例已下降，大中型矿山企业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矿山开采规模结构逐步趋于合理。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对矿产资源需求剧增，刺激了各类投资发展小矿，无证、非法采矿现象反弹，管理部门重出让矿业权轻监管，采矿秩序再次混乱。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国发[2005]28号），经过整顿和整合，2007年全国矿山企业124930个，其中小型矿山及小矿为115160个，大、中、小矿山企业比例由2005年的2.59∶3.42∶93.99调整到3.21∶4.61∶92.18（表1.4）。
表1.4 1999～2007年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矿山企业数变化情况
续表
煤炭资源开发是这次整顿的重点，通过资源整合、逐步实现资源开发的规模化、集约化。2005年全国煤炭矿山企业总数23570个，其中大型矿山企业314个，中型矿山企业491个，小型和小矿22765个。大、中、小矿山企业所占比例为1.33∶2.08∶96.59。小煤矿与上年相比减少2905个。至2007年底，全国煤炭矿山企业总数23324个，其中大型矿山企业369个，中型矿山企业696个，小型和小矿山企业22259个，大、中、小矿山企业所占比例为1.58∶2.98∶95.44。从产量统计看：2007年全国原煤产量20.43亿吨，大型、中型、小型和小矿的煤矿产量分别为：10.33亿吨、3.32亿吨、6.78亿吨，其矿产量比例为50.54∶16.26∶33.20。与2005年相比，矿山总数压缩而产量相对提高了。从构成上看，大中型煤矿占行业主体地位，小煤矿山数量及产量所占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产量由约占一半降到占总产量的1/3。
❹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及阶段
建国以来，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可分为明显的二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在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的背景下，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实际上实行
的是大企业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在“轻纺工业六优先”的政策指导下，我国
工业化开始走向正轨，相应的实行的是中小企业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又面临着未来大中小型
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关键时刻，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关系到今后我国经济长
期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局。
虽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化实行的大企业发展战略，但这并不排除历史上
的曾经有过的二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历。加上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的大发展，我国一共经历了三次中小企业大发展时期。这其
中虽然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和作法，但更多的是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前二次，十分值
得我们认真地总结。
1
．第一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
大跃进”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
是在激进的“赶超’战略（超“英”赶“美”
）的指导下，为进一步加速我国以重工
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在大企业发展战略仍然不能满足“赶超”要求的情况下，不
顾一切地让不适合重工业发展的中小企业也参与到重工业化进程中来而发生的，它
给我国刚刚走上建设之路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中
小企业发展的事例，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首先，重工业一般都是规模效益明显的产业，不易采取中小企业的形式，而“大
跃进”时期先后出现的所谓土“五小”
、洋“五小”
(
指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
水泥和小化肥等）大都严重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规律。其次，中小企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稳定经济、活跃市场、保障就业、促进技术进步
等，而当时人们完全忽视或根本就没有这种认识和概念，中小企业成了实现某种政
治目的的工具。第三，这次失败给中小企业造成了所谓“分散化”的坏名声，破坏
了中小企业应有的声誉，使人们对中小企业产生了误解，影响了其正常的发展。
2
．第二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
文革”期间，在农业机械化和为国防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再次兴起了大力
发展重工业型的地方“五小”工业的浪潮。并在各地经济“自成体系”的要求下，
各地方各自为战，重复建设，逐步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结构雷同的“大而全、小而
全”的封闭式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造成的影响虽然没有上次大，
但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除了具有与第一次中小企业大发展时期相同的经验教训之外，还带有如下几个
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①是在要求各地建立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中，各地中小企业
不仅具有重化工工业的特点，而且还具有重复建设、结构雷同、
“小而全”等特征，
从而引起了地区间的资源争夺战，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②没有解决当时日益严
重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上的失误，当时城市就业形势已非常严峻。
然而，重工业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其资本有机构成高，吸收的就业量有限，
因此没有起到其应有的解决就业的作用。从而导致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奇特的解决就
业问题的方式
--"
上山下乡”
。③中小企业成为复制古董，重复旧技术的典型，完全有
背于中小企业应在技术创新上起中坚作用的要求。
3
．第三次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开始由“重”向“轻”的战略转变，走上了正确的道
路。在“轻工业六优先”的政策引导下，在农业实行承包制和允许农民经商办企业
过程中，压抑已久的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迅速以兴办“乡镇企业”的形式迸发出来，
城市则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迎来了我国中小企业的第三次大发展。
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与上二次截然不同，它带着全新的面貌，以符合经济发
展阶段要求的农副产品加工和第三产业为主的正确的产业选择，给长期处于徘徊中
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活力，人民生活开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就业问题得到极大的缓
解，农民进城办工商企业的愿望也得到大的满足。之后，中小企业一直在我国国民
经济中发挥着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总结这次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应该说是经验多
于教训。
从经验看：①一改前二次中小企业大发展以重工业产业为主的违反经济规律的
作法，使中小企业走向了以轻工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
的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于产业选择正确，这次中小企业的兴起保持了长久发展的势
头，道路也是越走越宽，彻底避免了前二次的大起大落现象。
②极大地缓解了城镇就业的压力，避免了“上山下乡”的作法；同时还为农村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一个好的出路，促进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③作为中小企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外围优先”改革战
略的重大成果，给我国今后经济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战略的重大成果，给我
国今后经济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这次中小企业发展的教训主要有：①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各地中小企业
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大战，
另一方面还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
的影响。
②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有些不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源型产业领域，
如煤炭和石油的开采、炼焦、炼油等领域出现了过多的中小企业（煤炭和石油开采
业中有些零星矿点让中小企业去开采是可以的，但这些小的资源开采企业实际上在
开采的后期都严重地违反了开采范围的限制，对只有大企业才能有效开采的富矿、
大矿进行违法开采）
，它们的过度发展既破坏了环境，又浪费了国家本已十分稀缺的
宝贵资源，给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以上就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简单历程。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又面临新的抉
择。一方面，由于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重化工化的任务又重新摆在了我们
的面前，大企业及企业集团已显示出明显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
革的深入，下岗分流力度加大，就业压力不断增加，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独特
的功能和作用也充分地得到了凸现。
因此，如何选择下一步企业发展的战略就显得尤其事关重大。
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两者在国民经济中有许多密切的关
系，又都有彼此无法代替的功能和作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企业
体系可以被看作是一颗树：大企业是树的主干，中小企业是树的枝叶。
目前我国整个企业体系的现状是：主干不强、枝叶也不茂盛，二者都需要大力
发展。只发展主干（所谓关键的“少数”
）
，让枝叶枯萎不行；只发展枝叶，没有主
干的强有力的支持的也不行。问题就在于如何兼顾，让他们都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
优势，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企业体系这颗“树”繁荣昌盛。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抓大放小”
。目前，
“抓大”已有了明确的政策和
措施，而且经过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放小”如何做，还有待我们认真的
思考。通过以上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在借鉴国外中小企业发
展好的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我们将提出如下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
展的对策建议。
❺ 谁了解济源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说中愚公的故乡。北依太行、王屋二山，与山西省阳城县、晋城市搭界；南临黄河，与洛阳市吉利区和孟津、新安两县相望； 西与山西省垣曲县接壤；东与沁阳、孟州两市毗邻。市域面积1931平方公里，其中主城区面积28平方公里， 山区丘陵区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88％，是一座新兴的工业旅游城市。
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古时济水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从最新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即距今10000年前，人类就已在此繁衍、生息。这里曾是夏王朝的都城，战国至两汉时期“轵邑”以富庶闻名天下。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设县，1988年撤县建市，1997年实行省直管体制，是河南省18个省辖市之一。为中原历史文化名城。
济源市辖济水、北海、双桥、天坛4个街道办事处，克井、五龙口、轵城、承留、邵原、坡头、梨林、大峪8个镇，亚桥、思礼、王屋、下冶4个乡，共521个村(居)民委员会，3635个村(居)民小组。全市总人口为65万人。
济源地处温暖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由于受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光、热、水时空差异明显，春季温暖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干冷少雪。年干均气温平原区14．4℃，浅山丘陵区13．2℃—14．3℃，北、西部太行、王屋山区低于10℃。
济源物华天宝，资源丰富。经多年的地质普查与勘探，已查明各种金属、非金属、能源、水气等矿藏41种，探明储量的有19种，已开发利用16种，主要有煤、铁、钢、铝钒土、石英石、耐火粘土等。全市共有林业用地8．9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8万公顷。茂密的森林为动植物的栖息繁育生长提供了天然场所。全市有各种动物697种，有44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8种被列为二类保护动物。有各种植物1760种，属国家和省级保护植物34种。
济源山青水秀，风光旖旎，境内高山、大河、丘陵、平原交相辉映，文物古迹和文化遗址遍布各地，木结构古建筑居全省之冠，文物保护单位达64处。经过强力开发建设，目前已初步形成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王屋山国家级风景区；以黄河文化和小浪底工程为主要特色的小浪底黄河三峡景区；以寻幽探胜为主的九里沟风景区；以自然山水和猕猴观赏、地热矿泉疗养为主的五龙口风景区；以供奉千年济水的济渎庙为主的市区中心游览区。
济源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焦枝铁路横贯南北，电气化复线已建成营运，侯月铁路在济源境内与焦枝铁路接轨，使济源成为南北、东西两大铁路干线的“丁”字通道。公路运输四通八达。207国道北抵山西晋城，南接郑洛高速公路及310国道。新济公路东起新乡连结107国道，西达山西垣曲。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以乡村道路为基础，以工业区、旅游区、沁北电厂、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道路为重点的四面辐射、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
济源市科教文卫事业同步发展，群众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济源 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的职业教育体系。群众性文化活动、农村合作医疗、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等工作也都取得新的成绩。率先在全省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
济源工农业协调发展，经济繁荣。农业基础稳固，盛产粮、棉、油和烟叶，还有山枣、红果、柿子、核桃、猴头等土特产品。五十年代济源就以“五小工业”闻名全国。改革开放以来，济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量引进外资，实施嫁接改造，目前已形成能源、建村、冶金、化工、机械、电子电器、食品饮料、医药等八大工业体系，涌现出豫光、济钢、豫源、奔月、巨康、济药、锦捷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外。近年来，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济源境内的兴建，沁北电厂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的相继开工，进一步加快了济源经济的发展。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省前列。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篮球城市”、“省级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
❻ 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和发展地方“五小工业”指的是什么
1、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2、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
❼ 财政题关于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支出内容的财政分配模式。它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自人类社会产生起，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便存在两大类需要：个人或私人需要，集体或社会的共同需要。分别满足这两大类需要的社会产品便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而提供这两大类产品的社会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亦由此产生：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机制或者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产生于自然经济内部，几乎同自然经济一样古老。但只有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供求调节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社会经济体制才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最初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推动。但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面，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中孕育、产生并取代自然经济。作为一种主体性资源配置方式，它是经济史的产物，不可能逆转而重新为自然经济取代。可以说，这正是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可能逆转的客观依据所在。人类的经济史告诉我们，经济社会运行总存在互相分工和互补的两大机制，要么是自然经济机制同公共配置机制（这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机制），要么是市场机制与公共配置机制。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机制几乎主宰所有现代产业部门，但同时还存在被计划经济机制压抑着却总压不跨的市场机制；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还存在着尚未被市场经济取代的自然经济机制（主要在农村，农产品的广义商品率不超过37%），这只应被看作是一段历史的小插曲。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在我国，它终将并正在迅速地摧毁并取代自然经济体制；计划（政府）机制正在被改革，把本属于“看不见的手”操作的领域还给市场。我们远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并懂得尊重经济规律，改革就是这样的实践。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成功之日起，政府（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将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自然经济机制及严重越位了的计划机制之所以被市场机制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无可比拟的高效率。高效率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发展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需求，发展具有人本意义上的本原性动因。因此，效率成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孜孜追求的两个最高目标之一。市场机制的前提是日益精细和广泛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协作，产权的严格界定即有法律保障的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及其可分割和可流动（交易）性。因此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经济，即，经济运行的四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均由微观主体自主决策。自主决策的依据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信号，价格的本质被亚当。斯密形象地概括为“看不见的手”；革命导师马克思则严密地概括为价值规律。其核心和内在动力则是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又产生了巨大的不停止的外部压力，这就是竞争的压力；压力和动力互生并互相依存，这种最强化的动力和压力，使效率达到最大化；从根本上说，只有效率最大化才能产生最大化利益。在几千年的经济史上，市场机制是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从不自觉到自觉地筛选出来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供求调节机制。因为唯有它才实现了激励相容即压力动力相容，收益和风险相容并且可以自动达到最大。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都抱着同一目的（尽管他们的目的可能对立），自觉自愿运用最大智慧遵循同一个机制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与他人交易，即使这种交易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和不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不可超越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奥妙。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机制更高效的普适性最大的经济机制，亦即发展机制。资本主义把它的根本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和剩余索取权制度建在市场机制之上，或者说，把市场经济作为其制度赖以运行即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邓小平把市场同计划都定性为一种方法，一种发展生产力（效率是生产力的核心）的方法，它们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从而把它们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种在中国革命史和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睿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碍，也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奠定了最牢固的基石。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里，只能有一个基础性资源配置机制。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将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和主体配置资源机制。而由于国情和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之初，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根本性运行特征是排斥市场机制，国有制经济在各个工商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把农村的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管理包括在内，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这里的要害在于，国有制经济即使在完全竞争领域也居主宰地位，由此导致市场机制只起辅助性作用，这种经济体制从总体属性上看当然不属于市场经济。当我们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则其基本的制度要求必然是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从不完全竞争领域退出一部分，并且把竞争机制引进政府管制领域。这实际上是把市场最有效的领域还给市场，同时在国有经济中引进效率机制，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运作，而不再主要靠政府直接管理和保护生存发展。否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便只能是空谈。
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相应地要求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政府必须转变自己的经济职能，从直接管理转向宏观间接调控和公共服务；由政府投资开办竞争性企业到退出对该领域的直接投资，使财政投资支出增量为零，并对存量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而逐步退出；总之由对该领域的资金供给转为制度供给和服务供给为主。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的财政则顺理成章地进行相应的模式转换，随同政府一道退出竞争领域，不再为提供私人产品而控制和配置资源，而是强化它在公共领域的职能作用，从而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式生产型财政转为兼顾分权与集权，适当侧重集权的公共财政。
建立公共财政不仅出于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同时也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缺陷，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手段去弥补市场失灵，弥补由此产生的效率损失，实现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并实现社会公平。市场失灵包括公共品供给困境或“公共的悲剧”（市场机制不能提供纯公共品，准公共品供给不足及“搭便车”），外部效应，分配不公，信息不对称，经济运行动荡不稳和因垄断而出现的效率损失、停滞倾向。市场失灵的领域属于公共需要领域或非竞争领域。既然属于市场失灵，自然不能由市场机制本身去自发解决，而必须由居于市场之上的一个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公共机制去解决，唯有政府才能承担这一职能。市场经济中的财政职能内容便由此决定，成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重要的宏观配置资源及调控机制，这就是公共财政。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因此不仅需要政府及其财政弥补市场失灵，还要求政府及财政承担培育和完善市场的职能，这在我国表现更为突出。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市场主体结构不很合理，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为市场主体结构的合理创造了前提，但市场主体结构的真正完善还须依赖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其中主要是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对市场竞争主体民营化的培育；市场要素结构的完善和空间结构的统一也必须有财税政策的参与。因此，财政职能的公共化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长孵化器。
职能模式不仅被市场经济体制一般地决定，职能的具体内容也因市场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而不同。我国的公共需要在具有普遍性内涵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美国着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西方（实即市场经济中）的财政职能作了经典概括，这就是至今广为引用的三职能说：配置资源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马氏的配置资源职能是指财政的公共配置，即为提供公共产品配置资源。西方财政并非绝对不为生产领域配置资源，但比重很小，其中又以间接配置如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为主。我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方面，我们正在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财政将同国有企业一道逐步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但另一方面，财政的直接性生产支出即在非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生产领域的配置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比重很大。
我国的公共财政为什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在上述三大生产领域保持强大的配置功能呢？这由两个客观因素决定。第一，我国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力低。市场配置力是市场配置资源、催生企业、塑造和调节产业结构及调节总供求的能力。市场配置力是市场机制成熟的基本标志，市场配置力的逐步增强属于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的问题。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地位与作用就在于基础性和支柱性，基础产业多属支柱性产业或行业，因为它们有广泛而重要的产业关联度，如铁路、电讯、钢铁、石油、煤炭、电力等，但支柱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基础产业，如汽车、建筑业，二者的重要区别是基础产业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多为重工业。基础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主要由政府控制或政府所有，完善而强大的市场体系和强大的以垄断资本集团为核心的私有资本能够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配置和调节之中；而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两大产业部门中的企业都属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建设周期长，高投资、连续投入性强，对管理的要求很高。这使得民间资本非常薄弱、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由政府主办，造成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如果由市场机制配置，则势必时效低，时滞长，甚至无能为力，不能满足在开放条件下进行国际竞争与国内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调整、重塑和完善的客观需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的民间资本尚无力在正常建设周期内组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电力企业、石油企业等基础产业中的企业集团，更不用说铁路民航这样垄断性较高的行业了。其实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市场配置力低所产生的特有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不存在一个世界各国同时代统一的市场失灵标准。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科技高密集度并直接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科技安全，使得政府必须在其核心部分、骨干部分保持强大控制力，这是我国国有经济在不短的时间里尚不能完全退出上述三大产业领域的客观原因。还必须指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也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部分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垄断。
以政府作为配置主体决不等于各级政府都办这三大产业。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地位作了界定，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地位不取决于其数量，而取决于其质量和控制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的；对国有经济政府要“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为市场结构的完善进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国有经济从广阔的竞争领域退出，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保持控制性地位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当然，这里的国有企业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自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论是，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发育成熟，市场配置力逐渐增强，民间资本日益壮大，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国有经济也将从上述三大产业中退出一部分，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一部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其余部分是国有资本不控股的企业，同民营企业共同竞争的开放性格局。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才能磨炼出强大的国有企业，才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第二，巩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源配置是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环节，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在资源配置环节中占有控制性地位，则不可能在再生产即国民经济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下，国有经济不可能在一般竞争领域取得优势，从而占有控制性地位，而且一般竞争性产业部门大部分并不是国民经济中具有控制地位的产业。所以，无论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来看，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领域都是十分必要和正常的。而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既是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性和控制性地位的产业部门，又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有的市场失灵领域，也正需要政府及财政去弥补，同时就意味着国有经济配置资源职能的“进入”和“有所为”。结论是：国有经济退出完全竞争的产业部门，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保持控制性地位，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具有现实的客观必要性和理论的科学性。
公共财政的另一职能是稳定经济职能。马氏仅提“稳定经济”，它适应了也概括了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纯”公共财政的调控性。但套用到我国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带有明显生产性的公共财政上，就远远不够了。我国着名财政学家陈共教授首次把这一职能表述为稳定与发展职能（1）。仅补充了“发展”两字，却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国情和我国财政职能的特殊性。我国财政的发展职能同我国财政配置资源职能中的生产性配置和对科学文卫事业的公共配置都紧密依存。发展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善和不断优化，是素质和效益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进步。我国财政的生产性配置，重点在于三大结构的塑造和调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教育和培训已成为人才养成的基本途径。科技与教育既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科教事业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战略方针，成为财政公共支出的重点。因此，发展职能是我国财政的特殊性，也是它的优势。如果说对资源的公共配置是公共财政职能的主体，那么，发展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核心和本质。因为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包括改革成功的关键（3）。我国财政的模式特征是发展型公共财政，政府必须承担规划和组织发展的职责。中央政府启动和组织了西部大开发，政府的财政投入驱动着西部大开发就是明证。西部大开发是集中了三大结构的塑造和调节，推进公共产品大体均等化的大手笔。当然，随着市场配置力的增强，财政的发展职能的内容范围也将有所改变。
我国公共财政也有收入分配职能，通过收入手段如税收和支出手段如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公平。但在社会公平的内涵上，社会主义财政有更高的更彻底的动态标准，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被邓小平列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核心和归宿，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当然必须是政府及其财政进行收入分配的根本职能目标。社会主义财政学的财政职能理论如果只简单照搬马斯格雷夫的三职能说，作一般地套用阐述，固然不无必要，但既不指出其产生的特定制度背景和体制内涵，又不分析它在中国土地上的必然改变和发展，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职能毫无辨别地等同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职能，还有多少长久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不论是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公共财政及其职能都有层次性划分。这种划分有两个客观依据，一个是公共品本身的层次性分类：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另一个是政府及其公共职能的层次性划分；中央政府及其职能，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这两者统一的表现形式便是分级分税的预算管理体制。这是一般规律，我国的公共财政自然不例外。但是，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划分又有自己特有的客观依据和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从国有经济的战略分布上产生：中央政府所属的国有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为我国公共财政及其职能的层次性划分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国有经济中的资本部分主要由大中型骨干企业组成，他们不仅是必须创造经济效益的企业，更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平台和工具，还是科技“国家队”的主要阵地。因此，国有企业必须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以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支柱性和控制性等全局性功能。
省财政是地方财政中主导性的环节，又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枢纽，既是公共财政，又有一定的生产建设性投资支出。第一，省财政的职能内容为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在分税制财政中，地方支出是大头，只有地方支出具有公共性，才有财政的整体公共性。我国财政的生产建设性主要体现在中央财政支出上。由此，省财政应坚决、积极、稳扎地从一般竞争领域完全退出，把一般竞争领域的地方国有企业全部逐步民营化，把主要财力投入地方公共需要的满足，改善地方经济环境与自然环境，投入科教文卫、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地方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如果省财政不完全退出一般竞争领域，则建设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势必重蹈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覆辙，重演区域产业经济同构化和“诸侯经济”的恶性竞争。在我国加入WT0，直接融入国际大市场的环境下，这无疑不仅是地方财政的风险，更会汇集成中央财政的风险。在21世纪前半叶，我国国有经济将在基本完成“三改一加强”后，进入新的增长和发展时期。这必然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教育科技条件提出更大更高的要求，其标准将是世界当代水平的。为了实现未来的大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必须加紧调整升级，中央财政将面临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的巨大压力。因而在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相当大一部分肯定会成为地方财政的重头戏。地方财政向公共财政转轨，是我国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第二，今后不短的时间内仍有必要在省（集中于中心城市）一级保留少量国有资本。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以为宏观经济运行服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而省属少量非完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则以地方受益的中型为主，不排除拥有个别面向大经济区或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大型地方国有企业；就其功能来说，省属经营性国有企业应该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作为构筑中观（区域）特色产业布局的支柱而发挥作用，为区域市场和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第三，同我国的区域经济分工和产业特色相适应，我国地方公共财政在很长时间里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带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有经济在各省（区）经济中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各省的改革开放及地方经济特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必然会制约我国的区域财政分配关系。从全国范围看，省级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尚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均等化，我国的区域财政关系是不同步富裕财政与共同富裕财政的辩证统一；共同富裕也是有层次的、渐进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条件。发展区域经济之间的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增强，作为区域经济支柱的少量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就显得十分必要。
市县财政不仅要完全退出竞争领域，而且要退出基础工业，建成公共服务型“纯”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县的自然资源条件（较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多为国有或省属），科技、人才条件及财政实力，都不允许支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与市场风险相伴随的竞争性地方国有产业的运转。目前市县所属企业大多数为一般竞争领域的小企业，而抓大放小是国家向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转轨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的大政策；市县财政尤其是县财政普遍比较困难，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市县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这还不包括对“五小工业”所产生的严重污染的治理。因此可以说，市县财政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和基础工业是振兴地方财政、完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市县公共财政的前提。地级市和县城是今后几十年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和主体，市县两级的城市化对我国农村近两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建设，都属于公共产品供给，城市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又培育了极为深厚的税源。城市化更加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撑。
乡镇财政是我国财政的最基层。镇和乡虽属同级，但建制镇的建设与发展对公共品供给的要求同县城大同小异，而与乡财政职能内容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将有很大差别，在职能建设上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与市县财政相比，乡财政公共供给的内容相对简单。由于乡政府职能财力有限，直接面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因此满足乡公共需要，主要表现在为基层政权建设和确保一乡平安服务，为“三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经营。目前乡镇财政是职能最不成熟最不规范的一级财政，事权大于财权，机构职责过多，人浮于事，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使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因此，乡镇宜进一步归并，一个县（市）下辖五六个镇（乡），机构砍一半，人员也砍过半，凡不属纯公共服务的机构一律撤消，使乡镇的公共服务职责或事权同财权真正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