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期间什么时候开始工业内迁

⑴ 20世纪30年代工业内迁的原因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到了全面抗战时期，炮火连天的环境下，只有迁走，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⑵ 淞沪会战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的意义……

时间：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

地点：上海。

意义：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全线西撤、上海沦陷而结束。尽管军事失利，但淞沪会战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抗日战役，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则先后投入70余个师的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战役中，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敌浴血奋战，毙伤日军4万多人，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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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其中，罗店争夺战更是以“血肉磨坊”闻名于世。是年8月23日起至9月底，中日双方聚集大量兵力在上海罗店镇短兵相接，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装备简陋、缺少重武器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坚船利炮和飞机轰炸下，整连整营地战死沙场，许多营、团、甚至师不到几天就减员大半，但官兵们士气始终高昂不衰。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使整个城镇变成一片废墟，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一寸山河一寸血”。

⑶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1、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时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资企业的刺激和洋务派创办工业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由私人投资的近代工业。着名企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

2、近代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3、近代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1912年～1922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一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4、近代民族工业的显着发展时期

1927年～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同前期，近代民族工业又出现了一个短暂发展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群众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

5、近代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时期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近代民族工业陷入困境，日益萎缩。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空前野蛮的洗劫和破坏使沦陷区民族工业受到毁灭性打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发展；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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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中国民族工业步履维艰、发展缓慢的社会原因：

1、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用他们的雄厚强大的资金、技术优势，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2、腐败政府征收高额厘金、各级政府敲诈勒索等因素，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民族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的挫折，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发展。

⑷ 中国第一次工业大迁移的原因和意义

中国第一次工业大迁移发生产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存企业，支援抗战，纷纷冒险犯难，将机器、设备和员工迁到武汉，继而又转移到西南内地。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在内地恢复生产，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⑸ 关于抗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内迁情况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国沿海地区有426家民营工厂和企业迁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省。这对于保存民族工业，改变大后方的工业结构和布局，发展大后方的经济，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府成立了中央迁厂委员会来主持这一工作

⑹ 工业内迁的介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局恶化，东部沿海工业开始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的过程。在此期间，大量工业企业迁入西南内地，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的民族工业，稳定了中华民族抗战决心，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⑺ 什么是中国民族工业内迁

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经济部登记注册的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中，有1235家（占30％）设在上海，2063家（占52％）设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设在内地。
“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八一三”后，东南沿江、沿海一带迅速陷落，全国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据统计，纺织业损失70％，面粉业损失60％，机器造纸业损失84％，国防制碱业损失82％，火柴业损失53％，盐酸制造业损失80％；全国6344家工厂，损失60％。看到内地工业落后，社会生产力较低，而军需民用方面的需求却大幅度上升，中华民国政府和广大爱国工商人士及民族资本家，乃共同发起组织了国营与民族工业大迁徙。
工业迁徙的目的地最初定在武汉。早在1936年，隶属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把两湖和江西作为工业建设的重心，并开始设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内迁开始以后，共有数百家民族工业冒着日军的炮火，从上海等地迁往武汉。仅在上海一地，即有150家工厂、1．38万余吨设备、2300多名工人，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之下冒险迁出。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扩大和日军的步步内侵，资源委员会不得已改变计划，将其工业建设重心由两湖和江西逐步转移扩张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河南、陕西、安徽和西康等省，中华民国政府亦计划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藏和西康等内陆省份建造后方根据地，并于1938年初提出《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决定将西南和西北作为后方建设重点。其中工业建设的重点后来明确放在西南，“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并指令以四川、贵州、广西及湘西为内迁厂矿的主要地区。
中华民国政府选中西部地区作为后方建设基地，除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以外，亦因这些地方工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而在大后方的开发和建设的战略布局上，之所以采取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是因为西南有着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战时交通线及较好的人文文化背景。同时，以四川为首的西南各省对沿海沿江经济重心的迁移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欢迎。四川、云南等省多次派代表到上海、汉口等地做劝说工作，并在工厂选址、税捐、运输等方面予以方便和优惠。
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一场规模空前的产业、人才、资金、市场的由东向西的再次转移发生了。从1938年7月开始到1940年左右，以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和军事工业为主体，各业工厂大致分成三路，分别迁到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广西和湘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国营工业企业以外，共有623家私营工厂搬到后方，并有3／4最终复工。四川省迁入的工厂数最多，达254家。湖南次之，经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即有121家（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湘西），占该处协助迁工厂数的27％。陕西和广西迁入的工厂亦不在不少数，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往两省的，即分别达27家和23家。云南和贵州迁入的厂矿企业共23家。此外还有少量企业迁到了鄂西和西康。四川省不仅迁入的工厂数最多，迁入的机器设备也比较先进。云南和贵州两省迁入的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其技术和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迁往陕西的工厂以纱厂和面粉厂居多。迁往湘西和广西的工厂企业包括机器、五金、化工、电器、纺织、印刷、面粉等众多门类，资本规模大小不一。
在沿海沿江经济重心向西部地区迁移的过程中，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在大后方举办新的工矿企业，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建立了一批新的企业，较为偏僻的甘肃、青海和西康也创办了一些厂矿企业。据统计，战时政府军政部等七部门在广西独营的企业即有16家，与桂省合营的企业有5家；在贵州，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直接投资的企业，1943年即达25家。
在工业重心迁移的过程中，各类人才、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也从沿海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向西转移。战前西部地区的科技人员十分贫乏，而1941年时后方工程师达到了2万多人。1938年至1940年间，随同工厂迁移的技术工人有4．2万多名，其中1．2万多人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
抗日战争爆发和沿海沿江工业内迁，客观上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历史机遇和条件。

⑻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内迁 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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