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
因为农民工兄弟不能拿到非农业户口，城市拓展速度不快，2008年城镇化水平45%。
B. 为什么城镇化会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的城市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所加速，城镇化率得以较大幅度的提高，到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18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6.59%。从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使得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然而，在一些错误的发展理念、错误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作用下，我国的城市化率却也是一波三折，远远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会滞后许多？这要从三个阶段来寻找答案：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1978年，此阶段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第二个阶段是1979-1995年，此阶段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然而，主导工业化进程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三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第一推手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抑制。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制度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固化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C. 城市化快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各自有什么问题
先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什么是城市化，什么是工业化？
城市化后，工业化必定受到遏制。因为工业化是和环境污染密不可分的。
工业化后，在城市化，就存在诸多发展限制了。
D. 如何评价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超前是结构扭曲的根源
这其实是用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来解构中国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注定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后发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集中社会资源投入到工业化当中才有可能。发达国家技术领先你几十年，资本比你雄厚无数倍，人家投入1%的资源，追赶者就必须投入10%甚至是百分之几十的资源才能不被继续拉大差距，更何况是缩小差距了。这是所有处于追赶地位的国家都要面临的困境，资本积累少的情况下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投入更多比重的社会财富到工业化当中，那么，投入到其他领域的资源就必然减少。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落后，工业化超前的根本原因。
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其实是总结西方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长期以来，有人把这套理论神化成为规律，是真理，所有不遵循这套理论的国家都被视为异端，就被扣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帽子，就一定时不可持续的。但是中国用事实狠狠的打脸，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发展路径，这是中国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恰恰反映了中国的能力。玩过陀螺的人都知道，高速旋转的陀螺就能维持稳定，但是一旦陀螺停转了，肯定是要倒下的。中国所谓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能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能力，核心就是强大的政府统筹协调大局的能力---通过这种不平衡来过经济发展以动力，同时又能保证在不平衡的情况下不发生危机。
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国家能力的缺乏使得他们想要中国的这种不平衡都不可能，否则就是经济危机的结局。西方国家从企业层面看起来非常强大，但是从政府能力和社会能力看来，就越来越不合格的，随着民粹主义的泛滥，社会思潮右倾化，越来越不可能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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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自己的理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已经不能结构中国的事实了，但是还是不断的有人用西方的理论来结构中国的现象，得出很多误导性的结论。这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我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功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本文我们切换视角，接着讲另一个要点，就是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结构扭曲问题，根源也在快速的工业化上。用一句不太准确的话概括，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先来看图1，说的是我们国家“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这里是2015年的数据。工业化程度，我们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是40.9%，世界平均是27.1%，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是23.7%。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工业化比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比发达国家也高，高的还不止一点点，比发达国家高了将近一倍。
然后再看城市化率，中国55%，这是2015年的数据，我们国家现在大概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现在是57%左右，世界平均是53.8%，我们和世界平均差不多。如果和代表高收入国家的七国集团比的话，它们大概是80%，我们是57%，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所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
这个数怎么看呢？我们不妨稍微说细一点。首先，和可比国家比，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这里补充一个数，没在图上，就是中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平均城市化率，是65%，这一年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是8076美元，中国是8069美元，很接近。看起来，和大致可比国家比，我们的城市化率还是低很多，低了10个百分点。第二，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这个数据，是需要斟酌的。我们看的是常住人口，还有一个是户籍人口，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低很多，目前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1%。把非户籍常住人口算“半城市化”的话，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9%。这样看的话，上升的空间就更大。
综合起来看，我们工业化是比别人高的，城市化是比别人低的，如果算一下它们的比率，你会发现这个比率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比率是1.4，世界平均是2.0，七国集团是3.4，我们比别人差很多。所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归纳出这个特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图2最下边的1.4还是我们，上边这一组是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四点几，德国和日本工业化程度稍微高一些，城市化稍微低一点，是3左右，下边是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别的国家都比我们高，唯一跟我们差不多的是印度，但印度人均收入约1700美元，是中低收入国家，是我们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那么，如何理解这个“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其实很简单，和我们国家之前的快速工业化是直接相关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很快，是因为学习技术、培养劳动力、积累资金的速度都可以很快，有了这些，工业就是复制、升级、迭代、再复制的过程，可以非常快，快得让你觉得有问题。
城市化不一样，城市是个复杂系统，比工业制造复杂得多，不是个简单复制过程。简单复制，很容易造出“鬼城”。即便采用复制的办法，也只能复制一部分，比如硬件的部分，可以部分采用复制的办法，其实也已经很难了。软件部分，就更加不是复制能够解决的了。所以，城市很难复制，需要花更仔细的功夫，会慢很多。“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说白了就是工业发展太快了，城市化需要赶上。
这里我们如此强调“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个现象是我们国家几乎一切重要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源。
比如说“过度投资”，就是投资占GDP比重过高的问题。当你工业发展这么快，为了配合工业以及房地产的发展，你好多地方都是需要投资的，在这个阶段投资高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吗？因为你不投资的话，哪来那么多设备，哪来那么多房子，哪来那么多公路、铁路、机场，怎么搞生产？所以说中国过度投资首先就是无视了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背景，无视了工业化的实际要求。在细节上也许有些道理，但在大格局上、大方向上是有问题的。
另外，补充一个资料，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快速增长阶段，都有个现象叫做投资过度。这个世界工业革命以来，最早期是荷兰和英国，当时投资占比大概不到20%，为什么比我们现在低呢？因为当时很穷，工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吃饱肚子，剩下的储蓄才能投资。后来到了德国和美国，就有20%多，后来到了日本，顶峰的时候有30%多，因为他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需要有重建的工作。后来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亚洲四小龙，它们发展的时候顶峰有30%多，我们现在则是40%多。
有个规律是越晚起步的国家，投资占比越高，为什么？因为资金动员能力强，储蓄多了。所以投资高几乎是伴随着每一个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的，中国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一个案例而已。所以投资过度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快速工业化、快速经济增长的大背景。
然后再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出口占比太高，内部需求不足。首先说一下，投资过度和内需不足这两个事情，首先就是矛盾的。投资本身就是内需，投资多了，应该是内需过度才对，怎么又说内需不足呢？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内在的逻辑就是不通的。
所以，投资过度和内需不足放在一起，说的只能是消费需求不足。你以为这么说有道理是吧？对不起，你上当了。我拜托你，消费是千家万户的事情，人家自己知道怎么花钱，知道该存多少钱，用得着别人操心吗？你操心别人怎么花钱，还不如操心别人的收入怎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高了，消费自然会上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图3，这张图说的是，所谓内需不足，和“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横轴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纵轴是净出口占GDP比重，我们看的是世界九大经济体（未包含印度，因为其收入太低，产业结构不可比）。这张图显示的基本信息是：城市化越发达的国家，净出口占比越低，这个规律非常清楚。可以看到中国就在这个拟合线旁边，并没有偏离这个趋势。换句话说，中国所谓的净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内需不足，无非就是城市化和净出口占比规律的一个样本而已，并不奇怪。
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城市发达的国家，内部市场才会发达。市场发达了，才好消费，才有内需；市场不发达，你自己的需求跟不上，只好卖给别人，就表现为净出口。
而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工业化进程如此迅速，内需怎么跟得上？所以就卖给别人，而且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卖给别人这么好卖，还省心，为什么不卖？所以所谓的内需不足，只是我们增长阶段的一个现象，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一个派生现象，和世界经济一般规律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不值得大惊小怪。
上面看的是经济的支出方面，看的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图4看的是经济的生产方面，看的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横轴还是城市化工业化比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城市化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占比越高，也是大致在一条线上。中国低，但是也基本落在这条线上，中国跟这个规律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为显着而已。所以中国服务业滞后也只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一个表象。
这里面的道理也很简单。没有城市，没有大城市，服务业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大家想一想，在农村怎么发展服务业？农村可以有个小卖部，有个诊所，再大一点的就开不了，因为没有人口聚集，没有人口和商业的流量，成本就摊不开，没法持续下去。
举个例子，农村有很好的学校吗？可能有，但是很少。为什么？农村人口密度太低，孩子少，老师们收入就低。同样是教书，老师们更愿意去城里，因为反正是教书，城里的条件好，收入高，小孩子也多。收入之外，讲教学的成就感的话，城里也好很多。城里面什么都有，农村有啥？老师们在城里面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有医院，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
在农村，因为人越来越少，服务业是发展不起来的。服务业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流量来支撑的。像医院、银行也是。你去问问银行的经理，在农村开个分支网点多贵，人吃马喂都是要花钱的。农村一共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点经济流量，农村开个网点很难挣钱，不赔钱就不错了。没有密度的地方，没有流量的地方，服务业就是做不起来。这就是经济逻辑。
而且，大家回头想一想，以前我们描述农村的时候，有一个词语大家一定还记得，叫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词啥意思？就是什么都自己来，吃饭自己煮，衣服妈妈缝，再久远一点的时候，鞋子也是妈妈做的。什么都自己做，还要什么服务业？服务业不就是花钱买服务吗？为什么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展开讲。一眼看去，跟收入水平低、经济密度低有很大关系。赶个集买东西要半天，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动手搞，于是分工起不来，效率就低，技术也没法进步，陷在一个低收入的循环中，直到城市发展起来。
所以，所谓的服务业滞后，和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关系。说白了，还是工业化很快，城市化没这么快。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结构问题，其实都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派生现象。
站在这个历史时点上，想清楚这些事，历史原来如此简单。
E.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对吗
这两个过程一般是同时出现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转为工人不再种田和耕地，于是就出现了城市化。但是中国目前的农业国情和制度与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加上户籍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所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显得有些滞后。
F. 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还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亲，这两者实际是互相影响的：工业程度越高它的城市化自然就发达，譬如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是一种在工业发展下自然形成的结果。而处在发展中的我国，过分强调城市化，而落后的工业缺少强有力的激活，显然是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步伐，结果造就了城市的入不敷出譬如甘肃白银......这就是人为强调城市化的后果：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步伐！所以只有优先发展工业才有城市化的美好未来......希望以上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G. 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率滞后于工业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Instrialization）[1]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成因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2]；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3]。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4]，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通自主权。这些都为强制转移农业剩余、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城乡分割体制从如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市化进程。第四，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现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过分强调防止“城市病”，而相对忽视人口拥挤在耕地越来越少的农村也会出现严重的“农村病”，无视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而过分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身上[5]。“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为如果允许劳动力和资金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则许多农村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而当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许多本来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市化进程。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为1.27亿人，占乡村劳动力的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二、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滞后的对策可以分为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个大的方面。（一）体制改革对策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根据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宪法曾确定的国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据近几年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胆实践，那种担心放开户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鼓励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滞后的核心举措。为此，要打破“城市保护主义”，取消严格限制民工就业范围的歧视性政策；促使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改革僵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才；坚决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归还、赋予和保护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保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证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如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失业保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补偿，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为进城农民难以彻底“离土”，不得不成为城乡“两栖”公民。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农民获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或部分土地所有权，让土地尽量流转起来，使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形成优化配置，使进城农民能顺利地将土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出去，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增加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实行将新兴城镇或新城区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同进城农民承包地按级差收益比例调换或置换的政策。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户籍制度只是外壳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权，大力推进城市住宅、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让农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此外，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第五，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改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单一靠政府财政投入的老法，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企业投资、居民入资、国外引资等多渠道发展，即变“国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单元投资体制为政府、企业、居民多元投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大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对市政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合理的服务收费。通过城镇建设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人们进城收益总是绝对大于进城成本或政府投资总是得不偿失的不均衡状况，即逐步缓解城镇居民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对城镇人口增加的恐惧，形成正常的城镇扩展机制。（二）战略调整对策第一，调整工业化战略，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彻底改变由政府主导优先或重点发展某种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市场来决定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结构调整”为名，过度干预和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性行业的项目开发。不能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各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将工业化的衡量标准由工业产值比重改为专业化分工推进的程度等。第二，调整“城市偏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比重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干预方式搞“城市偏向”，通过剥夺农村来发展城市，也不能搞“农村偏向”，通过剥夺城市来发展农村，而要由市场来决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当前，尤其要尽快切断城市剥夺农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乡征税起点不一致、农民负担过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出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资金过度流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等。同时，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大搞与国情不相称的只惠及少数人的高档城市现代化工程，而将城市化的真正重点——吸纳农民进城抛于脑后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倾向。第三，调整城市化方针，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要调整以城市规模为内容的城市化方针，通过市场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针可以确定为：“尽快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扫除城市化的障碍，恢复城市化的正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人口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新体制新兴城镇和新城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和网络”。备注：[1]本文的工业化是指产业化，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而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2]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2.617），资金高度匮乏；8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3.5%；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全社会能提供的积累仅为130亿元，其中生产性积累只有66亿元。[3]除了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外，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刘易斯模型；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建立在“联系效应”基础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F.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等。[4]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签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们将2000多万城市职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万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后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走向农村“上山下乡”。70年代，我们执行了社队企业“三就地”方针，即要求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80年代，我们执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郭书田，刘纯彬等，1990）。[5]1999年，中国建制镇和3万个集镇的镇区人口为2.2亿人，其中非农业户口1.4亿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户口”人数的56.57%和44.36%。在全国667个城市中，市区非农业户口人数在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占54.72%，中等城市占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仅为13%。
H.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如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就属于这种状况。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I. 高中地理＿为什么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会限制城市第三产业发展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即 城市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那么快），那么城市化中的农村人口基本都被工业化吸收，则城市第三产业就会缺乏劳动力。
关于加快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工业化中吸收的农村人口，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只是在城市中赚钱，然后带着钱回农村，并不把工业中的职业当做长期职业，不稳定。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则流动性不强，稳定，易成为长期甚至终生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