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没有工业靠什么

❶ 为何沈阳，天津等北方大城市，这几年经济发展一般

随着这几年国家经济增速的向下调整，我们可以发现在对比南北方城市的发展的时候，可以发现北方的城市发展比南方城市的发展着实不怎么亮眼，特别是东三省经济雪崩一般的下滑，整个北方貌似就北京还能与国家同步增速，那原因是什么呢？

1.重工业的转型

相对而言，北方城市经济依赖于第二产业。不可否认，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崛起的基础和信心之一。目前，北京、天津和河北都充满活力。山东是北方经济强省，轻工业和重工业也很好。重工业也在转型。

所以呢当我们在讨论北方城市的时候我一贯的态度是。要根据它自己的客观基本条件，它应该能够比现在的情况发展得更好，而且要好得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家庭，都必须始终朝着最高的标准努力，因为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能够取得的实际成果也只是中等的。然而，如果一个人从“满足”开始，根据食物和衣服的水平发展，他只能得到非常差的结果。

❷ 请问下一个城市必须要有支柱产业吗，那上海广州北京这些城市靠的是什么

上海，北京，广州，依托于我国的长三角、京津唐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并且作为三大经济圈的龙头城市，各有特色。三个城市自在功能定位上有所不同，上海定位为经济金融中心，北京定位为政治科技中心，广州定位为外贸商业中心。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在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中均处于首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对经济圈的带动力。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在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逊于上海，处于第二位。服务业相对发达。但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低于上海和广州，呈现出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
广州，人均生产总值为各核心城市之首，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出口等指标不逊于北京，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广州积极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和组织方式，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重化工业持续增长，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以及新型商业得到发展壮大，支撑地位和发展优势基本确立。

❸ 为什么城市能够依靠非农产业运转

城市是区域的经济中心和社会发展中心，是富有效率的非农产业的集中地，可以依靠工业和重工业等发展。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和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其行政管辖功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包括有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等。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的起源从根本上来说，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类型，因城而市就是城市的形成先有城后有市，市是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❹ 城市发展靠什么

经济 人才 知识 智慧

❺ 一个城市没有企业没有工厂,他靠什么发展当地经济

没有制造业的城市（国家），只会陷入空心化。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香港与新加坡。1999年，香港的GDP大约是新加坡的2倍；2010年前后，新加坡一度追上香港，甚至实现了超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坚守制造业，香港却陷入了产业空心化。新加坡虽然土地面积很小，却在航空航天、半导体、化学和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制造业不强的国家，不足以言强。德国、日本，无一不以制造业立国。哪怕是坐拥金融霸权的美国，也提出了要振兴制造业。从来没有国家，可以依靠房地产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增长，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骨”！

说他们最给力、最可爱，因为中小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出力甚巨，说他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毫不为过。要知道，中小企业可是占了中国经济大半壁的江山：它贡献了国家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

❻ 一个城市的经济靠什么发展！！！！！！！！！！！

1政治地位.政治地位高经济发展就会比政治地位低的地方好
省会、副省级城市、直辖市、单列城市比一般地级市发展好 例子不用举吧?
2.区位优势.中国现在是沿海富裕内地穷 可能部分沿海的朋友觉得是自己的本事大.其实不是. 例如:东莞 佛山 湖州 江阴等一披政治地位不高
的一般地级市经济指数超过武汉 西安等很多副省级城市.
3.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对一个地方的支持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列如.深圳30年前一个渔村 如今超过中国大部分10大城市...可见政策支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大啊~
4.名人效应。这次李娜又得了澳网冠军，肯定会为她的家乡带来很多贡献，打名人故里这张牌是地方经济惯用的手段。也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

❼ 城市是靠什么维持下去的是税收，工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

城市是靠税收（税收是国家的血脉，一个城市也一样），要税收，来源于工业、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工业是税收重头，一个城市发展先行工业，工业发展了，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就会自然跟上的，工作岗位和人口也会成比例增长。

❽ 请查一下子南宁这座城市没有轻重工业用什么来打到这座城市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1-06

❾ 一线城市以什么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撑可以举个例子吗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要看清的，投资行为更是要紧跟时代趋势。典型的例子，我就有认识的人在2015年初把深圳的房子卖掉了，没想到房价大涨，现在追悔莫及，不过好歹收入高底子厚，现在还是重新买了房，不过损失就大了。到今天，由于国家政策的严厉管控，深圳的房市已经趋于稳定将近一年了，媒体说什么房价连续多少个月下降，我看了下，下降不过区区几十元，几百元，这叫什么下降，应该说是房价处于稳定。

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经常有人在论坛上问这样的问题，我由于在深圳觉得生存压力比较大，不想过的太辛苦，想把房子卖了，拿着三四百万的现金回老家，在老家市中心本来就有120平米的大房子，三四百万做个理财，一年也有个20万的收入，日子可以过的很轻松，各位网友怎么看？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聊未来几年中国城市的发展走向。

就人口和经济增长态势来说，重庆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国唯一可能打破四大一线城市壁垒的新势力。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重庆其实算是一个省，有3000万人口啊，这样比较对一线城市不太公平。但是我们考虑到，上海的人口同样高达2400多万人，是广州的1.7倍，是深圳的2倍以上，北京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是深圳的8倍，不也照样并列为一线城市么？

对中国而言，这将是天大的利好，为什么呢？中国的四大一线城市都是分布在沿海三个大区，环渤海地区，江浙沪和珠三角。

重庆的强力崛起，再加上另外一个1500万人口级别的大型城市成都，两座城市2016年的经济总量分别是全国第6位和全国第8位，川渝地区是中国沿海地区以外唯一拥有两个全国GDP十强城市的地区，到2025年重庆将会突入到全国四强，和成都一起构成中国经济的第四极，也是唯一不在沿海地区的一极，这将极大的保证中国经济的战略安全，这将是四川和重庆人民继二战和抗美援朝之后，给祖国做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❿ 中国城市化为什么低于工业化水平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Instrialization）[1]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成因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

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2]； 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 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3]。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

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4]，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

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通自主权。这些都为强制转移农业剩余、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乡分割体制从如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第四，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现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过分强调防止“城市病”，而相对忽视人口拥挤在耕地越来越少的农村也会出现严重的“农村病”，无视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而过分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身上[5]。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为如果允许劳动力和资金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则许多农村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而当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许多本来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市化进程。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为1.27亿人，占乡村劳动力的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

二、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

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滞后的对策可以分为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个大的方面。

（一）体制改革对策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

根据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宪法曾确定的国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据近几年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胆实践，那种担心放开户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

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鼓励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滞后的核心举措。为此，要打破“城市保护主义”，取消严格限制民工就业范围的歧视性政策；促使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改革僵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才；坚决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归还、赋予和保护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保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证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如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失业保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

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补偿，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为进城农民难以彻底“离土”，不得不成为城乡“两栖”公民。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农民获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或部分土地所有权，让土地尽量流转起来，使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形成优化配置，使进城农民能顺利地将土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出去，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增加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实行将新兴城镇或新城区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同进城农民承包地按级差收益比例调换或置换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

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户籍制度只是外壳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权，大力推进城市住宅、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让农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此外，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

改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单一靠政府财政投入的老办法，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企业投资、居民入资、国外引资等多渠道发展，即变“国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单元投资体制为政府、企业、居民多元投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大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对市政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合理的服务收费。通过城镇建设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人们进城收益总是绝对大于进城成本或政府投资总是得不偿失的不均衡状况，即逐步缓解城镇居民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对城镇人口增加的恐惧，形成正常的城镇扩展机制。

（二）战略调整对策

第一，调整工业化战略，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彻底改变由政府主导优先或重点发展某种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市场来决定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结构调整”为名，过度干预和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性行业的项目开发。不能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各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将工业化的衡量标准由工业产值比重改为专业化分工推进的程度等。

第二，调整“城市偏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比重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干预方式搞“城市偏向”，通过剥夺农村来发展城市，也不能搞“农村偏向”，通过剥夺城市来发展农村，而要由市场来决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当前，尤其要尽快切断城市剥夺农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乡征税起点不一致、农民负担过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出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资金过度流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等。同时，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大搞与国情不相称的只惠及少数人的高档城市现代化工程，而将城市化的真正重点——吸纳农民进城抛于脑后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倾向。

第三，调整城市化方针，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

要调整以城市规模为内容的城市化方针，通过市场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针可以确定为：“尽快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扫除城市化的障碍，恢复城市化的正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人口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新体制新兴城镇和新城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和网络”。

备注：

[1]本文的工业化是指产业化，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而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2]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2.617），资金高度匮乏；8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3.5%；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全社会能提供的积累仅为130亿元，其中生产性积累只有66亿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外，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刘易斯模型；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建立在“联系效应”基础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F.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等。

[4]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签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们将2000多万城市职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万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后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走向农村“上山下乡”。70年代，我们执行了社队企业“三就地”方针，即要求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80年代，我们执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郭书田，刘纯彬等，1990）。

[5]1999年，中国建制镇和3万个集镇的镇区人口为2.2亿人，其中非农业户口1.4亿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户口”人数的56.57%和44.36%。在全国667个城市中，市区非农业户口人数在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占54.72%，中等城市占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仅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