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❶ 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好处和不足之处

好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坏处：加大了环境污染，农业用地减少。

❷ 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历史与社会8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史上，20世纪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在取得一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牺牲了一定的社会发展，如环境恶化、温室气体排放超标、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这些都使那些华丽的增长数字显得暗淡无光。尤其是“贫民窟”，这个被初到某些刚刚探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的游客称之为“景致”的字眼，在从事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眼中却显得那样的刺眼。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与经济增长格格不入的冲突。本文试图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个角度阐述“农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国家城市化问题，来影射中国大陆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现象：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区的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2万人口以上的市镇居民属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6%，1980年达到65.6%，已接近于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2002》各国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最高的乌拉圭为92.6%。到2010年，预计上述四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将分别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乌拉圭93.7%。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城(1640万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巴西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演变，而且此过程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无形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工业文明的同时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扰，生活贫困、住房紧张、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正威胁着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范效应更加速了这种“城市病”的流行。实际上，在拉美国家还存在着一种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失控的城市化过程。许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学者指出，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绝。大多数是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组成)开始迁移，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出现的讲究生态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一些中、高收入阶层逐渐放弃市中心地区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区转移。如在日本，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几近消除，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且在住房面积、空气质量上农村更有优势，所以日本出现了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居住的“远距离上班族”。因此，这是两种意义迥然的逆向城市化，发达国家的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而拉美国家的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

二、原因：一个模型与一种合力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回避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在其着作《二元经济论》中首先假设了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即维持生存的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及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新资本的形成，从而扩大并吸收了更多的人从自给农业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尽管刘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但他却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条思路。第一种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再投资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消费。能够忠实地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业家阶级。这样，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不断进行，整个社会劳动力大部分从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模型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的过程。第二种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按照刘易斯的理解，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都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都建立在城市。伴随着资本形成的不断扩张，农业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地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也就同时实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刘易斯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看成一个乡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当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部门吸收时，农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随之消失，劳动力在农业及工业、农村与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及城市化达到了一个合理的、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拉美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也十分明显，不仅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而且还反映在农业内部，同时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于是，剩余劳动力先是在农村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商品农业部门流动，继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最终完成了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急剧城市化过程，我们称之为“农民的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合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着作用。

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离心力”。早在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就形成了有关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两种意见。一派观点认为，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问题，必须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农业资源由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的大量转移，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认为，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伤害任何人，而是应当走技术变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页)观点的对立反映了拉美国家不同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结构的特征是一极为种植园、庄园和牧场的大地产，一极为为数众多的小地产，中间是一部分中等规模的地产主和佃农。而大地产主集团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就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偏向于第二种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占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尽管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于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两次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这样，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以大中型为主的农牧业经营单位由传统的经营方式逐步向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同时在持续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过程中，原料与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地位不断强化，更加刺激了企业规模化经营的热情。这些大中型企业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大地产主，而另一部分则是投资于农牧业的本国或外国资本家。他们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价格、农业信贷、技术援助等政策优惠。他们的崛起加速了中小农业企业的分化，使农业部门逐渐形成现代企业与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传统农民企业长期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便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相当数量靠打短工维持生存的无地劳动者形成现代农业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储备军。但是，拉美的现代农业企业不具有中国80年代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由于它季节性、临时性用工的特点，使得这支储备军常年在农村流动，甚至跨国流动，他们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发农村向城市的自发移民潮。据统计，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区的主要城市形成于殖民地时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来印第安人农业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欧洲各宗主国、特别是西班牙出于强化政治统治需要而“超前供给”出来的，待殖民地的政治、军事、宗教等统治机构及其相应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被集中到这些城市后，经济功能的需求才“追随而至”，因此，拉美国家城市的布局结构存在历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城市人口集中于首都则成为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于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于圣地亚哥；阿根廷、乌拉圭两国首都的人口分别占本国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页)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现爆炸性增长，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创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是1929年以前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带动的国内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在遭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由出口部门的衰退或增长不足而引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劳动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其二，人口增长过快。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欧洲在1920-1970年期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经过了50年；拉丁美洲则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内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这25年中的人口增长率要比欧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长率高出1倍。(转引自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其三，城市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美好的“心理预期”。因为劳动者也是理性人，只要进城的预期收益大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时，他们就会做出流向城市的决定。他们认为，即使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质量也要高于农村。

综上所述，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大规模、无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国家这个过程无疑是过快、过猛了。

三、现状：劳动力市场

可是，现实情况并不像他们所做的比较公式那样简单，至少在计算预期收益时要考虑就业机率这个因素。因为在城市里居住下来并不等于能够100%就业。

从需求方面讲，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排斥。首先，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出现了偏差。在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国家在结束简易进口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时本应转换模式，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试图“跳过非技能性劳动密集型初级出口替代次阶段”。众所周知，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对资金、技术和设备要求很高。他们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结果一定量的资本增加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这恰恰成为对上面所提到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挑战，因为刘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一劳动比例始终是不变的，只有这样，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地吸纳从农村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而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拉美国家在1982年的债务危机之后，开始了深刻而广泛的结构改革，而这场改革深受以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中大批国企被私有化，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城市贫困有增无减，这与刘易斯模型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的假定又发生冲突。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1981—199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991-1998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3.5%和1.7%，仍远远低于1950-1980年期间分别为5.6%和2.8%的水平。

从供给方面讲，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适应市场需求。首先，相对于“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长”的90年代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劳动力的供给却处于历史上的高峰期。据统计，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6%。(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没有获得职业培训，他们无法适应现代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同时性别、年龄也成为他们就业的障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国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印第安人，他们长期受到压迫和歧视，从总体上说处于农村最恶劣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全球化第一枪”的“符号革命”。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城市中劳动力供给(包括流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和劳动力(包括流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技能与素质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超前”城市化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其结果导致城市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化”、城市建设中的“贫民窟包围城市”。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城市化将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恶性循环”中。所谓“第三产业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包括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向各式各样的商业和服务行业这些“城市非正规部门”，使之成为各种隐蔽性失业集中的场所。’非正规经济部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三产业，后者包含要求劳动素质很高、报酬也很高的现代服务部门，如金融业，而这种就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化”意味着农村的就业不足转嫁到了城市，使城市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原有的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设施严重超载，加之生活费用攀升，大量涌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好迁移到城市周边，结果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由于政府没有在适当时机控制这种无序、大规模的农民自由流动，而有限的资源又用于扩张中心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这种“无效率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当前，拉美国家急需探索一个适合国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结

农业现代化的偏差形成的“离心力”和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的无序流动，加之城市中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这些低收入阶层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结果形成拉美国家独具特色的“农民的城市”。中国与拉美国家一样同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因此，借鉴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有现实意义。首先，刘易斯模型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村的工业就地吸纳劳动力，减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时适当抑制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为工业的分散提供有利条件，保证国内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其次，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❸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和坏处

利: 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物质更丰富；生活更方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利于城乡交流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增加就业率。
弊: 出现“城市病”；工业污染、环境恶化；交通堵塞；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失业人口增加；治安问题等等 总之，我们要理性科学地对待，顺应其发展，要爱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做好城市规划；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合理进行产业布局等。1 环境质量下降 2 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差 3 增加就业困难 失业人数增多。城市化问题加重：环境污染、就业压力、交通状况、住房紧张、社会问题的加剧。
拓展资料
1、通俗来说，工业化是指工厂扩张，城市化指小城镇向大城镇发展。 具体区别如下： 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2、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城市化进程包括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联合国碳熵行动纲领是人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指导纲领，让占地球2%面积却消耗地球80%资源的城市可持续科学发展。
3、1782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世界工业化的开始。 世界工业化始于18世纪的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革命是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过程。随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加速了圈地运动，产生了大批无产者。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开发，使大量财富集中到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另外经典力学、热力学等学科的理论创新也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契机。
4、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 。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解放后，新中国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容的核心就是“一化三改造”。一化就是建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三改造就是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❹ 城市化快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各自有什么问题

先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什么是城市化，什么是工业化？
城市化后，工业化必定受到遏制。因为工业化是和环境污染密不可分的。
工业化后，在城市化，就存在诸多发展限制了。

❺ 城市化的好处和弊端

一、城市化的好处：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聚落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

1、人口转化

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逐渐转移。

2、产业调整

城市化过程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3、工业发展

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

4、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5、文化交流

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6、发展的动力

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无非两种，一种是推力，一种是拉力。推力指使人群离开乡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来到城市的因素。

推力如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社会服务资源短缺等；拉力如就业机会多，社会服务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文化设施齐全等。

二、城市化的弊端：

1、生物圈

减少生物多样性

2、岩石圈

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土壤污染，地面下沉

3、大气圈

空气污染。加剧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

4、水圈

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多；水质恶化；水资源短缺；酸雨

5、交通

交通拥挤

6、住房

住房紧张

7、就业

就业困难

8、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混乱（高犯罪率）

9、道德风气

道德风气日下

10、社保

社会保障压力快速加压，社保缺口难于填补。

11、经济影响

地价上涨，成本上升。

12、粮食问题

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土地，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政局稳定。

13、大城市病

当今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相当严重。交通拥挤、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困扰着城市的进步。中国大城市的建设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开始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而许多特大城市也开始着手兴建“卫星城”希望能解决大城市病的诸多问题。

14、城市职能转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发展“城市圈”“卫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职能和周边郊区职能的转化和协调发展。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城市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带”和“区域经济”的规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职能的不断演进，是中心城市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解决大城市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5)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之处扩展阅读：

城市化的方面：

1、旅游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可以说“城市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化”，以旅游业为导向的“非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是一条非常重要和值得推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

首先，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方向，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实现城镇化的主导性原则，引导城镇化建设走“美丽”之路，让“美丽中国”成为宜居、宜业和宜游的中国。

其次，要坚持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维持和强化地方个性，把文化塑造作为牵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通过文化建设使地方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得到同步提升。

再次，要旅游规划、组织好产业业态，旅游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倡导的是“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新型的实体经济为主体，

构建具有突出特色的“以人流带动物流、资金流”的新型产业结构，用创新的业态创造出比传统业态更好、更高、更有质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

最后，要着力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率和社会贡献度，以旅游产业的高贡献率使其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主导性产业，同时发挥旅游产业吸纳就业数量大、容纳就业口径宽等优势，

使其成为承载地方就业的基础性行业，让旅游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吸纳地方就业、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旅游的介入可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有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农民福利、城市建设等的谁来投资的问题。产业的布局发展问题解决了，也就从根本上解决投资问题和发展问题。换而言之，就是用旅游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2、人的城市化

中央多次表态城市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城市化大趋势的市场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区、新城的报批，一些新区、城市副中心规划大批量出台，预计未来将会有大规模新城涌现。

首先，调整与改革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指标，弱化GDP等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导向的指标，强化一些新型的集约型的经济评价指标。

其次，从调控角度而言，通过长效调控机制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是避免炒房的基础。形成了相对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环境，这样才会避免房地产投机与炒房市场行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而出现的“空城”现象。

第三，房地产不再依靠“政策市”这条路来刺激区域规划与房地产市场开发，而是根据区域产业布局需求，使城市、资本、产业与人口的协调发展，逐步进行城市化的过程。

第四、发展产业新城，要产业先行，切实做到“产城融合”。

❻ 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哪些利益和坏处

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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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大势观察■朱铁臻

21世纪，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新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新问题。

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

中国是在农业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脆弱的情况下推进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城市化率由11％增加到18％，增加了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8个百分点。属于慢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自1958年起实行严格的户口改革，限制农村人口进城。从1978年到1998年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时期，1998年城市化率达到33．35％，20年间平均每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从1998年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从12．47亿增加到13．075亿，城市化率提高到43％，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达到5．63亿（其中主要是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因素，实际不可能有这样的超高速增长）。

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据预测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6．5亿左右，城市化率将达到47％，平均年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如果届时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7亿，城市人口将是8．4亿，农村人口6．3亿。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人口历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不动的，不少城市就是移民城市。比如上海过去比较多的是宁波人、苏北人，真正的本地人没有多少；深圳就更不用说了，绝大多数是外地移民。实际上我国解放初期，人口也是自由流动的，直到1958年开始，才把户口管死了。人力资本的发展主要就是靠流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巨大的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更，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对于世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都有历史意义。

二、走出城市化认识的误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数根据不同的学科和自己的专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争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其健康发展，正确把握城市化内涵，提高认识是完全必要的。尤其要走出当今城市化认识上的误区。

（一）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农民进城。即，城市化≠农民进城。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同时城市化还包括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现象。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即，城市化≠城市建设与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不能只建设城市，而不建设农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农村的事，中央十分强调城乡统筹。在城市化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时，必须及时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城市化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带来巨大风险。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岗位，会带来生活、社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过度城市化教训，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宏观调控，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速度、规模适度的高质量的城市化。

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而广义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的变更则是城市化的综合结果。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城市化的对象不单是城市，也包括农村，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与区域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和动力机制

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和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方针，这种战略也有人称之为体系化战略。即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体系战略，它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利于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不同人的需求及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自我选择。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中，在强调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重要途径”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根据世界经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大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中西部省区还缺少足够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适当增加大城市的个数及其比重是必要的，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过度发展，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盲目扩张会带来许多负效应，如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多种“城市病”。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 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
选择和确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战略，一定要符合国情和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走低成本、节约型、空间布局“紧凑型”、集约化的协调发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过快过大的城市规模扩张，追求高、大、洋、国际化等，导致无序扩张，大量损耗资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间等。中国绝不能走高成本、浪费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节约资源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实现和谐的城市化。
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中国当今的城市化不能单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十分注重质量。而提高城市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我们有一段较长的艰苦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❼ 目前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主要面临了哪些问题

1.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城市化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以城市人口增长为标志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
2.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贫困问题、公共安全管理问题、资源短缺问题、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不协调问题、城 市特色危机等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复杂的问题交错在一起，不仅会阻碍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必须要科学妥善地加以解决。
拓展资料
1.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1978年以后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2.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
第一，表2009年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
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
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❽ 中国城市化为什么低于工业化水平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Instrialization）[1]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成因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

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2]； 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 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3]。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

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4]，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

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通自主权。这些都为强制转移农业剩余、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乡分割体制从如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第四，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现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过分强调防止“城市病”，而相对忽视人口拥挤在耕地越来越少的农村也会出现严重的“农村病”，无视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而过分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身上[5]。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为如果允许劳动力和资金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则许多农村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而当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许多本来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市化进程。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为1.27亿人，占乡村劳动力的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

二、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

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滞后的对策可以分为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个大的方面。

（一）体制改革对策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

根据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宪法曾确定的国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据近几年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胆实践，那种担心放开户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

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鼓励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滞后的核心举措。为此，要打破“城市保护主义”，取消严格限制民工就业范围的歧视性政策；促使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改革僵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才；坚决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归还、赋予和保护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保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证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如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失业保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

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补偿，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为进城农民难以彻底“离土”，不得不成为城乡“两栖”公民。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农民获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或部分土地所有权，让土地尽量流转起来，使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形成优化配置，使进城农民能顺利地将土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出去，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增加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实行将新兴城镇或新城区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同进城农民承包地按级差收益比例调换或置换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

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户籍制度只是外壳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权，大力推进城市住宅、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让农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此外，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

改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单一靠政府财政投入的老办法，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企业投资、居民入资、国外引资等多渠道发展，即变“国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单元投资体制为政府、企业、居民多元投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大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对市政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合理的服务收费。通过城镇建设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人们进城收益总是绝对大于进城成本或政府投资总是得不偿失的不均衡状况，即逐步缓解城镇居民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对城镇人口增加的恐惧，形成正常的城镇扩展机制。

（二）战略调整对策

第一，调整工业化战略，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彻底改变由政府主导优先或重点发展某种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市场来决定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结构调整”为名，过度干预和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性行业的项目开发。不能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各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将工业化的衡量标准由工业产值比重改为专业化分工推进的程度等。

第二，调整“城市偏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比重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干预方式搞“城市偏向”，通过剥夺农村来发展城市，也不能搞“农村偏向”，通过剥夺城市来发展农村，而要由市场来决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当前，尤其要尽快切断城市剥夺农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乡征税起点不一致、农民负担过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出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资金过度流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等。同时，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大搞与国情不相称的只惠及少数人的高档城市现代化工程，而将城市化的真正重点——吸纳农民进城抛于脑后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倾向。

第三，调整城市化方针，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

要调整以城市规模为内容的城市化方针，通过市场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针可以确定为：“尽快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扫除城市化的障碍，恢复城市化的正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人口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新体制新兴城镇和新城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和网络”。

备注：

[1]本文的工业化是指产业化，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而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2]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2.617），资金高度匮乏；8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3.5%；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全社会能提供的积累仅为130亿元，其中生产性积累只有66亿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外，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刘易斯模型；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建立在“联系效应”基础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F.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等。

[4]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签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们将2000多万城市职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万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后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走向农村“上山下乡”。70年代，我们执行了社队企业“三就地”方针，即要求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80年代，我们执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郭书田，刘纯彬等，1990）。

[5]1999年，中国建制镇和3万个集镇的镇区人口为2.2亿人，其中非农业户口1.4亿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户口”人数的56.57%和44.36%。在全国667个城市中，市区非农业户口人数在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占54.72%，中等城市占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仅为13%。

❾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第一,粗放.城市的规划粗放、建设粗放、管理粗放,导致大量资源能源的损耗.比比皆是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这已经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第二,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现在城镇常住人口虽然已经超过7.1亿人,但是我看了一下,世纪之交2000年的时候,那时城镇总人口是4亿6千万人,12年来增加了2亿5千万的城镇常住人口.这2亿5千万新增城镇人口绝大多数都没有他所在城市的户籍,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进城以后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不少人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年、八年时间或者更长,但是他仍然没有取得城市定居居民的身份,很多必要的公共服务都没有能够享受.所以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认真解决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第三,城市扩张非常快.现在接近有670个城市,还有将近2万个城镇,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增加的倍数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城市的布局,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城镇之间,它们的体系和功能都不够明确,因此造成了很多城市的功能不能互补,城市的面貌千城一面,这些情况都应该引起重视.
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生,是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演变过程.同时,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中、资源集中、信息集中又会加快工业、服务业发展,推动工业、服务业创新升级,形成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良性循环、互促共进.如果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脱节,就会带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造成轻重工业发展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制约了工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近年来,又出现了脱离产业发展搞新城建设的现象,结果是造了一些没有产业和人气的空城、“鬼城”,成为城镇化泡沫.可见,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基础,不仅城镇本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物,而且城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增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城镇化聚集的人口、资源、信息不仅能为产业发展提供市场、要素,而且能深化分工、激发创意,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是生活状态的改变,无论生产还是生活,人都是主体.城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的.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果背离这个根本,同样会带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大量盲目涌入大城市,没有就业,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没有基本社会保障,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我国过去受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难以享受市民待遇,造成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诸如收入差距大,消费水平低,扩大内需受限；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熟练技能工人不足,产业升级不畅；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奔波往返,社会问题多发,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受阻；等等.可见,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城镇化,是由人推动、为人服务的.如果背离了这一点,要地不要人,发展城镇不发展人,城镇化就难以持续.
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不同于城镇建设,它有一个从哪里“化”、怎么“化”、“化”成什么样的问题.显然,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是从农业化来的,土地是从农村化来的,人口和产业工人是从农民化来的；“化”的过程不能是削弱农业、忽视农村、剥夺农民的过程,而应是带动农业、发展农村、提升农民的过程；“化”的结果不能是城镇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而应是城乡融合、一体发展.中外城镇化的实践已经证明,阻断城乡经济社会联系,单纯推进城镇建设,甚至从农村吸走资源要素而不顾农村发展,不仅会损害农业和农村,而且会使城镇发展失去后劲和支撑,带来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可见,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城镇化持续健康推进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即使将来像发达国家那样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的水平,仍将有几亿居民生活在农村,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更需注意统筹城乡发展,努力让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共享城镇化成果.
城镇化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城镇化聚集的人口、资源、信息不仅能为产业发展提供市场、要素,而且能深化分工、激发创意,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❿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和坏处

带来的好处：

1. 生活节奏加快，生活质量提高；

2. 文明程度的提高同时，为第三产业奠定了基础；

3. 使得工业社会逐步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

弊端：

1. 就业压力变大，失业人口增多；

2. 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3. 交通压力变大，道路堵塞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