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粮油机械的原理，分类以及前景怎么样
为了回顾我国粮油机械工业的发展历史，最近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并从
谢健、张元培等权威人士那里了解了一些我国粮食加工机械的发展历史。通过这些
活动，使我得出这样一种认识：我国粮油加工业的发展给粮油机械工业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而粮油机械工业的进步又促进了粮油加工业的大发展，可以毫不夸张
的说，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回顾历史还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
实：我国的粮油机械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进口到出口的
过程，才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个繁荣、先进的局面。
一、我国粮油机械工业的兴起
粮油机械工业是粮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粮油机械工业包括米、面、油、饲
料加工设备的制造；粮油仓储、运输设备的制造；粮油食品深加工以及包装、计量
、销售设备；粮油检测化验仪器设备。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粮油工业大多以简单而原始的作坊为主。除上海、天
津、北京、广州、武汉、沈阳等几个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地区都是用土磨、土碾和
土榨加工粮油，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操作笨重，生产环境差，经济技术指标低下
的状况可想而知。有一定规模，像样的加工企业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企业的生产设
备大多是从国外进口，更为严重的是，全国没有一家专门生产粮油机械设备的制造
厂，这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和农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的恢复
，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粮油加工产量增加迅猛，而为数众多的粮
油加工企业设备陈旧，年久失修，无力承担这样的任务，急需进行更新改造。为了
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当时的粮食部决定建立粮油机械厂，实行专业生产，并随即于
1958夏天在青岛市首次召开了粮油机械工作会议，制定了粮食部门发展粮油机械规
划，这次会议拉开了全国兴建粮油机械工业的序幕。当年十月，即在北京东郊面粉
厂机修车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粮食机械厂；次年三月经国务院批准，又将无锡
市重工业部门所属的机械制造厂和化工部门所属的橡胶滚筒厂移交给粮食部，合并
成立了部属的无锡粮食机械厂，同时批准上海市粮油机械制造厂划归粮食部直属管
理；1964年又在郑州钢板油库建设工程队的基础上，扩建为粮食部郑州粮食机械厂
。至此，初步形成了粮食部门自己的粮油机械制造的骨干力量。
1965年，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备战备荒的背景下，有计划地对沿海大城市骨干
企业实施内迁计划。粮食部门先后将北京粮机厂与生产榨油机械产品的天津市同义
和机械厂合并迁往山西省长治市，将上海粮机厂迁往湖北省安陆县，将无锡粮机厂
的砻谷胶辊车间迁往湖南省常德市；与此同时将地处西部地区的四川绵阳粮机厂和
甘肃永登粮机厂收归粮食部扩建为直属企业。最终形成了无锡、安陆、长治、常德
、郑州、绵阳、永登等七个粮食部直属粮机厂。使米、面、油加工和仓储运输机械
设备达到了的配套成龙，批量生产的水平。
在粮食部建立直属粮机制造企业的影响下，为适应各地粮油工业的发展，各省
、市、自治区相继兴建了一批由省市、自治区粮食厅（局）、直接管理的粮油机械
制造厂；一些条件较好、粮油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县级粮食部门也建设了一批粮
油机械厂；不少大中型粮油加工厂内设置机修车间，实行修造结合，致使我国在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拥有了相当规模的粮油机械制造能力。
为支持和促进粮油机械工业的健康、协调发展，原粮食部粮油工业局通过计划
安排，进行宏观指导。将粮油机械的产品分为部管、省管和厂管三类，以国内粮食
部门为主要销售对象，按照需要逐级平衡。其中七个直属粮食机械的生产计划纳入
全国计划，承担着制造技术要求相对较高，不适于分散生产的产品，根据当年的基
本建设计划和设备更新的需要，实行全国统一分配；省管产品，除了为本省粮油工
业发展生产提供产品外，部分产品也要纳入全国分配；一些地、县粮油机械厂制造
的产品和厂管粮油机械产品，大多属于生产工艺中的附属、简易、少量的产品。主
要根据当地和本省需要生产，一般不作全国统一分配。但不论哪种产品的年度生产
计划，都要纳入全国计划，按照“以需定产、择优安排、定点生产、联合成套”的
原则进行综合平衡，并组织原材料物资供应。与此同时，在安排年度生产计划时，
每年都要组织粮机产品的产需双方签订供销合同，以防止盲目生产，保证各地粮油
工业的发展需要。
经过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粮油机械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据统计资料
表明，到1985年，全国独立核算的粮油机械制造厂达233家，粮油机械工业总产值
3.8139亿元；固定资产总值3.4323亿元；粮油机械产品产量合计为9.8万吨，砻谷胶
辊27.59万只。我国粮油机械工业的兴起，为新建、扩建和改造粮油工业企业提供了
装备，初步满足了粮油工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土磨、土碾和土榨式粮油加工
作坊被彻底淘汰，也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了粮油加工工业的机械化和生产
工艺的连续化。在全国范围内，粮油工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若干年来给
人们印象中的粮食加工工人所谓“绳捆孛绑”“进去十八，出来八十”的尴尬局面
，以及在云贵高原流传的“冷吊酒，热榨油，女儿莫进打油楼”的谚语，都成了历
史的笑谈。全国成品粮油的加工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满足了当时的市场供应，保证
了军需民食，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到1985年，全国成品粮食产量达到5000多万
吨，其中大米2265多万吨、面粉2525多万吨、杂粮225多万吨以及植物油250多万吨
。粮油工业总产值达243多亿元，在中国食品工业中居首位。
粮油机械工业的发展，也创造了粮油工业出口援外的辉煌。以小型砻谷机，碾
米机和200型榨油机为代表的产品，每年出口达数千台之多，合计创汇2600多万美元
。其中“东方红”牌粮机和“双狮”牌砻谷胶辊成为东南亚市场上的畅销产品。承
担我国政府对第三世界经济援助的粮油加工厂项目达30多个，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援助缅甸和阿尔及利亚的碾米厂
、援助赞比亚的玉米面厂、援助几内亚的花生油厂、援助罗马尼亚的葵花油厂以及
援助马里的碾米附属稻壳发电厂项目等等，这一系列的成绩，都体现了粮油机械工
业几代员工辛勤劳动的成果，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二、我国现代粮油工业的发展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我国的粮油机械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发展过程，为我国粮油及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
地看到，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我国的粮油机械产品在制造质量、单机性能、成套
水平、大型和关键设备的研制以及机电一体化程度等方面还相对滞后，粮油工业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与国外先进设备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能满足当时在计划供
应条件下成品粮油加工的需要。为适应我国粮油深加工、企业逐步向大型化方向发
展，粮油工业实现现代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快粮油机械工
业的发展步伐，实现粮油机械工业的现代化。为此，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了粮油设备的选型、定型、标准化；“七五”攻关和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战略；与此同时国外知名企业在中国合资、独资建设粮油机械厂的出现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粮油机械工业的发展。
（一）粮油设备的选型、定型、标准化工作，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粮油机械工业
的发展。
从1976年末开始，国家工作的重心逐渐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向转移。在粮油
工业行业，针对我国粮油机械设备型号杂乱、规格繁多、通用性差、成套性差、经
济技术指标落后等状况，由当时的主管部门商业部按照国家提出的对现有机械设备
要进行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以及对选定的设备进行重新设计，淘汰落后设备的
总体要求，决定对碾米、制粉和制油设备进行选型、定型、标准化工作。此项工作
，在原商业部的统一规划下，由科技司、粮油工业局和商科院三个单位组成米、面
、油设备的选型、定型、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由科技司牵头对上联系，立项申请
经费；粮油工业局负责选定型和标准化的方案审定、组织设计、试制、试验和鉴定
，协调工作进度等工作；商科院拟订有关标准化的技术方案、参与设计、试验等工
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分别于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上半年召开了选型、定型、标
准化工作会议，确定了碾米、制粉和制油设备的选定型方案，明确了工作分工，落
实了设计、制造和生产试验计划。确定了近百种300多台设备作为标准化、系列化、
通用化的工作内容，其中油脂加工选定了清理、剥壳、分离、破碎、轧胚、蒸炒、
压榨和浸出成套设备、精炼成套设备等共56种175台。为全面考核单机的技术性能和
配套后的整体性能，选定型方案决定将新设备组成两条生产线，即日处理80吨的菜
籽、棉籽预榨浸出生产线；和日处理50吨的精炼油生产线。分别安装在湖北武穴油
厂和上海油脂二厂进行实际生产条件下的全面考核。整个选定型和标准化工作，从
1979年2月西安选定型工作会议开始至1987年7月在上海对油脂二厂精炼油生产线通
过技术鉴定为止，标志着碾米、制粉和制油设备的选定型、标准化工作的全部结束
，前后经历了八个春秋，包括从一系列的规划开始，到制订方案、设计、审定、试
制、安装调试和验收鉴定等，在我国粮油机械制造业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项庞大的
里程碑式的系统工程。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各地粮油工业主管部门的领导、粮油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有关粮油机械制造企业和粮油加工企业中的工程、设计人员成千
上万。这项工作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粮油工业和粮油机械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我
国粮油加工设备批量出口和成套对外援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后续开展的粮
油加工设备“七五”科技攻关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锻炼
的队伍。
（二）“七五”攻关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缩短了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引
下，我国经济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与建设小康
社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食品工业也同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对于食
品工业的基础工业——粮油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粮油加工产品一贯以“老三样”
为主的的局面受到严峻的挑战。精米、精面、精油的需求呈直线上升的趋势。面临
我国粮油机械工业制造的设备大多不能满足精深加工的需要，而且各项经济技术指
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原商业部粮油
工业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粮食局的共同协作规划下，有计划的引进了一批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米、面、油加工成套设备。粗略统计，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共引进
各类粮油加工成套设备330多套，其中大米加工设备40多套，面粉加工及谷朊粉生产
设备200多套，油脂浸出、精炼、低温豆粕生产设备、人造奶油、起酥油生产设备和
可可脂生产设备等91套。
为了替代进口和节约外汇，自1987年起，在原商业部科技司和粮油工业局的统
一规划下，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国产化工作列入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在
实施中与粮油设备选定型和标准化工作一样，组织动员了全国粮油科研院所、大专
院校、粮油机械制造企业和引进设备的粮油加工企业的力量，按照引进技术国产化
的方案，将引进技术中的先进工艺和关键设备纳入“攻关项目”。通过“七五”攻
关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实现了部分引进技术设备的国产化。以油脂加工为例，通
过“七五”攻关和消化吸收，完成了自清式离心机、脱皂离心机、脱水离心机、阿
玛过滤机、真空脱色塔、脱臭塔、液压轧胚机和环型浸出器等新一代油脂专业设备
的设计和试制任务，并建成了一条日处理50吨的油脂连续精炼生产线，安装在合肥
油厂，经近五年的试运转，各项指标接近和达到引进设备的水平。随着“七五”攻
关项目和引进技术设备消化吸收国产化的实现，使我国的粮油工业和粮油机械制造
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进一步缩短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粮油机械工业发展。据原内贸部工
业司统计，到1996年，全国独立核算的粮油机械厂有271家，粮油机械产品产量达
26.7万吨，其中榨油机械为1.85万吨、磨粉机械为2.85万吨、碾米机械为1.87万吨
、食品机械为0.4万吨、通用机械为1.81万吨、饲料机械为0.82万吨、售粮油机械为
0.29万吨以及袭谷胶辊36万只，粮油机械工业的产值达20.32亿元（当年价格）。与
八十年代中期相比，不但产量、产值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尤其在产品品种和质量上
，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一事实验证了我国粮油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历史。
（三）引进和利用外资，提升了我国粮油机械工业的现代化水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粮油工业引进和利用外资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自1993年起，我们鼓励有声望的国际粮油设备制造商到中国合资或独资兴办粮油
机械制造企业。从此，先后有瑞士、日本和美国等知名粮油设备制造商兴办了无锡
布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佐竹机械（苏州）有限公司和武汉皇冠友谊油脂工程有限
公司。这些合资、独资企业的出现，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国际最高、最新的制造技术
，同时又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不仅给我国的粮油机械制造行业引入了竞争对手
，带来了压力，同时又使我们的企业把压力变成求生存谋发展的动力。在这段不寻
常的发展过程中，又赶上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解决和克服国有
企业历史遗留的包袱和管理机制上存在的弊端，各地粮食部门对原来的国有粮油工
业包括粮油机械工业进行了管理体制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至今绝大多数企业完成
了重组、改制。经过这一脱胎换骨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焕发了
粮油机械工业的生机和活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粮油机械制造工业的快速发展，涌
现出一批新型优秀的粮油机械制造企业。例如江苏牧羊集团、正昌集团和巨能机械
有限公司；湖北永祥粮机公司和安陆天星制油设备工程公司；河南开封二粮机；湖
南郴州粮机厂和湘粮机械厂；浙江耀江粮机厂和齐鲤粮机有限公司；河北南皮机械
有限公司和张家口粮机厂；天津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以及山东黄淮粮油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宝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陕西衮雪制粉机械公司等等。可以这样说
，这十多年是我国粮油机械工业又一次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我国粮油机械工业产
品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许多产品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为我国粮油
机械在新的起点上，实施新一轮的“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我国粮油机械要走出国门
我国粮油机械工业从1958兴建开始，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这一发展过
程凝聚着全国粮油科技和粮油工业几代人的辛勤和劳动，是来之不易的。
随着我国粮油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粮油机械设备的制造大国，
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还将成为粮油机械设备的出口大国，这不仅是粮油机械工
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同行业内人士的责任。我所以这样说是根据以下几点理由
的：
第一，从国际环境方面来看，我国成功的外交政策和我国国际地位空前的提高
，给粮油机械产品走出国门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正如大家都十分清楚的，现在，“
中国制造”这个词，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不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尚处于贫困
的地区，“中国制造”的商品到处可见，但是在与国际民生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制
造的粮油加工机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却见得不多，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当然也是
我们“走出去”的机遇。
第二，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粮油机械工业不断创新和
应用高、精、尖的加工手段，不仅使产品表面平整度和光洁度与国外先进设备相差
无几，而且内在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这是在十年以前无法做到的。
第三，设备性能先进、可靠。现在我国有相当一些粮油机械产品其性能和经济
技术指标已接近和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同时，随着我国基础工业的技术
进步，粮油设备中采用的原材料和各类基础通用件的质量可靠性有了明显提高，如
各种泵类、阀门、换热器、气动元件、电机和自控元器件等，从而进一步保证了主
机设备的可靠性。
第四，设备产品门类齐全，可以适合不同用户的需要。由于我国粮油资源丰富
，品种较多，地区差异较大，粮油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各异，客观上形成了我国的
粮油机械能制造能力可以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各类粮油生产及其不同生产能力企业
的需要。
第五，价格合理。我国粮油机械产品的价格与国外同类产品比较，具有较大的
价格优势。适合于不同国家特别是国民经济和粮油加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用户
的需要。
最后，国家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
间经济贸易优惠政策等，粮食贸促分会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了多次联系，积极争
取为粮机出口和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优惠信贷支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国的粮油机械可以走出过门，而且应该走出
国门，大好时机，不容错过。但是怎样走出国门？我们认为既要满腔热情，又要科
学冷静，避免盲目行动、一哄而起。为此，我提出以下意见：
（一）要抓紧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联络的平台，避免单枪匹马，各自为战，提
倡大家一起到国外找市场，搞推销。回顾过去60—80年代的粮机出口，就是首先通
过中国贸促会组织的国外巡回展览，我们组织重点粮机企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演
示、讲解工作，从而逐步给了国外同行一个感性认识。与此同时积极组织有关企业
参加每年两次的广交会，结交了一些国外老客户，逐渐形成粮机产品的批量出口。
目前这种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说条件变得比过去更好，更有利。首先我们早
已有了行业的中介组织，如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中国贸促会粮食行业分会（简称两
会），它们本身的职能就是联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它们的宗旨就是为企业
服务，国家赋予他们直接组织企业到国外办展、参展的职能。事实上，最近几年已
经为此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例如去年九月与新疆自治区粮食局共同举办了中国—
中亚粮油企业合作发展论坛。国家粮食局出资，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中国贸促会粮
食行业分会会长张桂凤同志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中亚各国30多位代表参会，我国
十多家粮机企业到会作了产品推介活动。会议取得了一个共识，希望中国与中亚各
国尽快组建一个常设联系机构，初步定名为“中国——中亚粮油合作发展促进会”
。这个构想得到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实业家委员会的首肯，并表示拟将其纳入上合
组织架构以内。与此同时，去年12月中国贸促会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南亚商务理
事会，旨在发展中国与南亚各国间各领域的经济贸易合作。粮食贸促分会有幸被吸
收为会员单位，粮食贸促分会的田雨军同志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这些都显示了
搭建粮油机械出口机制的平台已经基本成形。特别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今年5月28
日，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将率5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和中亚诸国，粮食贸促
分会及部分粮机企业的代表将随团前往，并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中国粮机推介信息发
布会，携带了近百家中国粮机产品资料在会上作介绍，我希望这次会议之后，在粮
机行业“走出去”这个问题上，“两会”将与各企业加强沟通和联系，及时交换信
息，共同策划“走出去”的具体实施方案，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见到实效。
（二）集中精力，选准目标、避免重复、少走弯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
是基于历史上的经验。前面我已讲到，我国的粮油机械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
不可否认，我们的国外市场主要是那些粮油工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具体的讲就是
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曾经与我们有过交往和了
解，特别是在非洲遗留有我国政府援建的数十个粮油加工厂项目。这些项目一度对
该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给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高峰会之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中非热，国
家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现在，这些国家的粮油加工状况大都没有多大变化，这正
是我们“走出去”的机遇所在。
（三）练好内功、建立诚信、站稳脚跟。要使我国粮油机械“走出去”，不能
凭一时的热情，不能图眼前的利益，而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长远的规划和措施，特
别是要练好内功。我这里所说的内功，一是要有一批会外语、懂技术、善经营，才
能够“走出去”的人才。二是要有适应“走出去”的运行机制。新疆自治区粮食局
到中亚考察粮机市场的同志得到的反映是，那里确实有广阔的市场，我们的产品在
质量，价格上很受欢迎，但人家却不放心，因为我们有的企业把产品卖出去，拿到
钱就万事大吉，毫不考虑售后服务问题，如果这样“走出去”，其结果只能是走一
处，败一处，而且不仅是败坏一个企业的声誉，很可能要连带中国产品的失败。因
此，要做到能够真正走出去，站稳脚跟就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包括许多扎扎实
实的工作和配套措施，需要我们集思广义，认真对待。去年在新疆召开的中国—中
亚粮油企业合作论坛会上，国家粮食局张桂凤副局长向中外到会代表引用了“诚招
天下客”的古语，并且当面承诺中国出口产品将保证做好售后服务工作。这是代表
政府主管部门许下的诺言，凡是想“走出去”的企业必须认真落实。历史的教训，
无数的事实证明，没有诚信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是对自己的产品不负责任，我的意
见还是不要“走出去”为好。
（四）要有耐心、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实现“走出去”的战略必须具备足
够的耐心和毅力，今天提出的“走出去”也不仅仅是卖出多少台设备就了事，还要
着眼到国外去办合资、独资企业，这就包含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内容。可以说，这
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里，我要提醒在座的同行
，一定要冷静思考，科学对待，做出成绩，期待再创粮油机械产品对外经济合作的
新辉煌！
来源：农机设备总网
② 小麦是什么时候引进到中国的
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并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着特点。
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情况，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汉代的水利工程规模都很大，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主要发现有：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和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大面积的种植小麦，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栽培小麦，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大约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县石子乡土墩遗址(属新疆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类型之一的 “含彩陶类型”)里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小麦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个原始社会的墓葬的随葬草篓内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粒(2)。
据文献记载，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小麦当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上)》云：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按：《春秋》记载麦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所谓宿麦，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即冬小麦。因此，汉武帝派“遣谒者劝种宿麦”(3)。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时，着名农学家汜胜之曾以 “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推广种植小麦而着称天下(4)。《后汉书》所载东汉皇帝对粮食生产所下的十几次诏书，其中有九次涉及麦(5)，充分显示了麦在汉代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两汉以粟麦为主的粮食生产结构是北方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资料尚少，还不足以说明在我国北方地区汉代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他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7)。6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不断发现，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固有观点，提出了汉代我国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新观点。但从总体而论，我国学者还没有人探究过这一问题，还不曾对“唐代碾碨经营论”进行过辩论，即还不曾使人们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有一个立体的认识，甚至还有少数同志赞同西瞚先生的观点。所以，本文旨在通过与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的辩论，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作一番考证。
在未介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应该弄清何为碾碨，西嶋先生认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运动的石碾，即进行脱粒、磨面的工具。”并指出：“碾碨主要是用于小麦制粉的应用水平运动的工具，由于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在唐代迅速发展并作为营利投资的对象而在许多庄园附属磨坊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对于西嶋先生对“碾碨”一词的解释，笔者有不同的认识，“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为碾即辗的别体字，碨即硙的别体字。辗字单独来讲，有车轮转动之意。硙，磨也。辗与碨组成一词，即有轮转带动磨转之意。轮转的动力何来?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别的动力。《北齐书·高堂隆传》云：“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并有利于时。”《通典·食货·水利田》亦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竟造碾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可见碾碨在当时实指水磨而言，并非指石碾而云，不然的话，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经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即朝廷和碾碨经营者之间以水利权为中心的对抗”(9)�就不会发生。朝廷禁压碾碨设置就与以“保护灌溉水利为目的的农本主义”无关(10)。事实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而与“石碾经营”相距甚远。
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真的与水磨的出现有关吗?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为什么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因为在石磨发明以前，人们是把麦子、大豆煮成饭吃的，“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麦子磨成面粉。由粒食改为面食，是我们民族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饼饵麦饮甘豆羹”(13)，颜师古注：“溲面而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王应麟补注：“《说文》，‘饼，面食也’。麦末谓之面。”《说文解字》云：“面，麦屑末也。”汉代时期，正是我国石磨普及推广时期，也是小麦由粗食到细食的转变时期。正如陈文华先生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烧饼、面条、馄饨、水饺、馒头、包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是小麦就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粮食。社会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小麦种植的发展。”(14)
根据笔者的研究，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15)。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王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圆形凹槽，周边突起，当中有一道横梁，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孔，底面满布圆窝状磨齿，中心稍有内凹，下扇磨齿亦为圆窝状，表现微隆起，中心有一圆柱形铁轴，磨通高18、径54厘米，铜漏斗上部大，口下腹收敛作小口，腰部外施宽带纹一道，上口径94.5、下口径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处，漏斗内壁平伸出四个支爪，两两相对，其跨度超过石磨直径，这说明四个支爪上原当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质器。”(16)
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顶部中央为相对的平面作半月形的进料口，中隔横梁。上扇边缘较薄，边缘侧面有长方形洞，为安装推磨棍之处。上扇边缘表面刻满斜线纹。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齿的形状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圆，凹坑亦略呈枣核形(17)。
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进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锥体形。磨齿为点状纹，凹入成小圆坑，上扇侧有长方孔，为安装磨棍之处(18)。
洛阳河南县城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出土石磨四件，编号302∶3为石磨盖，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两个半月形漏斗，斗内嵌铁片。磨擦面的磨齿纹，是短的长方坑，共六匝。磨上扇边缘有长方孔三眼，可安装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径50厘米，边厚7厘米。317∶29为磨的下扇，磨齿形制为短的长方坑。磨中心方孔内有铁片，原来也当安装了铁轴。此磨扇直径49厘米，边厚6厘米，中间厚8厘米。另外两个磨盘出于305粮仓和320粮仓，报告说此二件已残损 (19)。
甘肃省古浪县陈家河台子汉代遗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为凹入菱形纹，与枣核纹近似(20)。
河南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出土的汉代石磨，直径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圆形漏斗两个，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径为3厘米，小的孔径为2厘米。上扇表面饰阴刻平行线纹，边缘侧凿一个装推磨棍的长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铁质圆轴，磨齿是八区斜线纹 (21)。
属于明器的汉代石磨和陶磨，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宁夏、北京十个省市，五十多个县(23)。正如李发林同志在研究我国古代转磨(石磨)产生的地域和具体时间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国、两汉、三国的转磨大都发现于黄河、长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边的辽河流域则相当罕见，两汉转磨出土的地区大都是盛产小麦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麦这种粮食需要做成面粉，才便于进一步制成可口的食品。”(24)
上面我们谈的是有关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既然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那么，伴随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必然有小麦或与小麦相关资料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出土过汉代小麦实物的地点有十处。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河南洛阳西郊、河南新安铁门、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江苏邗江甘泉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新疆民丰尼雅汉代遗址、新疆楼兰故城遗址、内蒙乌兰布和(25)、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26)。与此有关的考古发现还有：60年代初，洛阳老城西北郊 81号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肩陶仓，在盖上分别书有“麦”、“黍”、“粟”、“豆”等字样(27)。西安市东郊汉墓出土的一件陶仓上，用墨书“小麦囤”字样 (28)。70年代初，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据裘锡圭先生考释，曾有“以麦为租”的记载，一个大竹片上记：“市阳租五十三石三头六升半，其六石一升当□物，其一斗大半当麦”等文字(29)。1972年，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汉墓出土的一批书有文字的陶仓中，据发掘者报告，这些陶仓可分三式，Ⅰ式5件。每件腹部都粉书四个文字，分别为“小麦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Ⅱ式10件。肩腹部分分别粉书如下数种粮食品种的名称“粟”、“黍”、“黍米”、“小麦”、“麦□”、“〓”、“〓米”等。Ⅲ式10件，有6件仓的肩部分别粉书“白米”、“小麦”、“米”、“黍”等字样(30)。另外，据有些学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所见农作物也有小麦的记载。如简文：“出麦五斗，廪夷胡瞫长王勤五日食。”(《甲》 382)“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甲》1601)
至于说水磨的产生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有无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国粮食加工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而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联系。据文献记载，水磨在我国的出现，大约始于晋代。《魏书·崔亮传》云：“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设置竟发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由于近年来富商大贾争相设置水磨，曾经灌溉4万余倾的郑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万余顷，妨碍民用的情况极为严重。并奏请禁止和毁掉水磨(31)。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户部侍郎李栖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余处(32)。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设置在泾水上的水磨使用使农田无法得到灌溉的困状，请求决开郑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护(33)。次年正月，朝廷颁布毁掉水磨的诏敕，郑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处尽被拆除(34)。
前面笔者已经说过，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的情况，已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而也说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确始于汉代。下面我们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笔者认为，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与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为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讲，正如陈文华先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小麦种植经过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积推广成为主粮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麦生长期长，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说：‘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而华北地区雨量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麦的播种和生长。竺可桢先生指出：‘如种小麦，则四五月值小麦需雨最急之时，华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小麦是不适宜的。’(35)�而汉代的灌溉事业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发达，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过去提高，有利于小麦种植的扩展。”(36)
汉代的水利工程，如汉武帝时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规模都很大。“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了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7)
目前，见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发现，首推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该遗址位于郑国渠渠首以北的泾河上游，渠道一段长300余米为井渠，这些井渠现为东西一字排列的七个砾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泾河岸，岸下有暗渠露头，进水口下距今泾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东12米接明渠，这项水利工程采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将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38)。其次是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这是一个蓄泄兼顾，以蓄为主的水利工程。大坝建在一条泄水沟上面，是用一层草一层土相间叠筑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就收录两汉水井97件。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轮、陶水斗、水漕等设备。在其它地区的水井模型中有的还有辘轳。水井资料以北京宣武门一带最为集中，共发现陶管井一百余口；河南泌阳板桥和洛阳汉河南县城发现东汉砖井旁还附有陶管或砖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学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样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与井灌有一定关系。”(41)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相辅相成，再现了汉代水利灌溉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阳县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就是汉代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为正院，一为侧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后院。侧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长1.31米，宽1.14米。正院的前门为硬山式建筑，门厅两边为悬山式马厩；由二门进入中庭有三层门楼，两边有相对的四层角楼，周设了望孔。主体建筑是两层重檐庑殿式，筑于一高台之上，两旁有仓房、厢房、厕所、厨房以及佣人住房等。侧院的田园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旱田，一为水田。围墙长1.30米，宽0.24米，墙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为块田，长36厘米，宽18厘米，分为六大块，每块长18厘米。每块上有小孔54个(18 ×3，估计表示农作物的棵数)，块与块之间以垄沟分隔，规整且有条理。二式为条田，长28厘米，宽1.9厘米，共12块(垄)，每块田里有苗20棵，中间以田埂隔开。水田：全长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干渠分为东西两部分，每边有畦田7块，共14块。每块田中有苗32棵(8×4)。每两块间有支沟高出畦田，便于放水流向畦内。水井和干渠：井为圆形，上、下口的直径均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径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干渠宽4厘米，长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径为1.2厘米，成圆形。南端成弧形与井底部紧密结合在一起。田园全长130厘米，宽24厘米，墙高18厘米，墙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垄盖顶，上有脊，宽7厘米。
这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的出土，不仅是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更说明汉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设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现在农田水利灌溉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国小麦的大面积种植在这一时期才得以推广。
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之相随的是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汉代时期，我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为主要内容的耕作措施。“黄河流域气候比较干燥，雨水比较稀少，每年降雨量只有400～750毫米，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个月。特别是 ‘春旱多风’，对春种作物的播种特别不利，严重影响主粮的收成。因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响冬播作物小麦的播种和生长。于是如何确保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保证种子出苗生长，是当时生产上的主要课题。耕—耙—耱的技术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43)耕作技术上的进步，必然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仅是水田种麦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种麦也能获得丰收。
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
目前，见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发现汉代犁铧的地区有：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甘肃、内蒙、新疆、辽宁、广西、贵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区是陕西关中地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继在富平、兰田、浦城、兴平、长安、礼泉、西安、咸阳、陇县等地发现全铁大铧、小铧、铧冠、犁镜以及巨形铁铧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窖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达85件(45)。由于大小铧往往共出，表明它们在功能方面当有所区别。犁镜的发明在犁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巨形犁铧可能是数牛牵引的开沟犁，似与当时注意水利灌溉事业有关(46)。
关于牛耕资料的发现，西汉时期有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中的牛耕图(47)，甘肃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48)；东汉时期有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49)，陕西绥德东汉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50)，陕西米脂画像石牛耕图(51)，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牛耕图(52)等等。
耧播资料的发现，如在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中发现一幅耧播图，系用一牛挽三(?)脚耧车(53)。“此外在辽阳三道壕、陕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发现有西汉铁耧足，在河南南阳还发现了西汉耧足范。”(54)采用耧播可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时可使播种均匀，深度一致，减少土壤水分损失。耧车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是播种史上一个重大进步，尤其是为大面积种植小麦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种工具。
除上所述，在两汉遗址和墓葬中还大批量发现小型铁农具。比如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三百余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长条形直銎和长条形后部带方銎两种。此外，还有凹字形铁口和两齿，象锄、锸、铚、铲、耙、铡刀等小型铁制农具资料在不少地区亦有发现。
正如杨宽先生所说：“汉代由于各种大小形制的铁铧的创造和使用，由于各种优质韧性铸铁农具的成批生产和推广使用，使得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大大扩展了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56)所以说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精耕细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两汉时期，我国北方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都有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必备条件。
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因素若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西嶋先生认为：“小麦种植量的增加，作为碾碨经营的一个特点，是因为碾碨经营多附属于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种植小麦增多的起因在于当时最显着的两种倾向。即：一是城市的发展，二是庄园经营的发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说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话，我们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发展”改为“人口的增长”，把“庄园经营的发展”改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似乎更接近汉代历史实际。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着特点，那么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与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之间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在古代农业国家中尤其如此。汉代时期，人们绝大多数不用肉食，纯以谷物蔬菜为生。据葛剑雄先生考证： “西汉末的粮食总产比初年大约增长了三倍左右，……则西汉期间总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长率约为7%。”(58)粮食总产的提高，不外乎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途径来实现，当时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细作与防旱保墒技术提高的情况下，大面积的种植小麦，必然为粮食生产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从前面我们引证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在将小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来种植的情况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面粉的能力。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考古资料，除前面我们列举的河南淮阳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陶制三进庄园院落模型外，与此有关的发现，如河南密县后土郭村汉墓出土的一件楼式陶仓房上，曾绘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画面(59)。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发现的壁画，壁画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庄园图分别绘画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沤麻图、碓舂图、谷仓图、酿造图、果树图、网渔图、牧马图、牧羊图、牧牛图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的壁画墓，其北壁壁画内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园生活情景，画面上不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物、农夫扬鞭耕田播种、地主在地头的树荫下监工(61)。1982年山西平陆圣人涧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楼”，其第二层，楼内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长8、宽6厘米，旁有二人对面席坐；小案长5、宽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楼外的四周围有栏杆，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这些以及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关犁耕、耧播的壁画、画像石资料等等，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当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经营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63)，并没有这么多的考古发现作为研究资料，因此，如果说西嶋先生也运用上述有关考古资料，他的研究结论将和笔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经营多附属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那么在汉代，面粉的加工如何呢?笔者认为：地主庄园或者包括一些自耕农都开始经营石磨面粉加工，但主要是为了自家的消费，其次是将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过这种出售数量很小，获利也不可能太大。关于这一问题，从每座汉墓多数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来看，当时，地主庄园经营面粉加工的能力还比较低，也没有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经营面粉加工。所以说，在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汉代，优先享用小麦面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广大自耕农，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市能够享用麦面食品的还是少数达官显贵。故而也可以这样说，汉代的城市经济虽然很发达，但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它应以石磨的普遍使用为标志。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精耕细作水平与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否则，汉代的粮食生产就不能满足汉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