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工业从哪里迁来的

1. 什么是中国民族工业内迁

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经济部登记注册的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中，有1235家（占30％）设在上海，2063家（占52％）设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设在内地。
“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八一三”后，东南沿江、沿海一带迅速陷落，全国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据统计，纺织业损失70％，面粉业损失60％，机器造纸业损失84％，国防制碱业损失82％，火柴业损失53％，盐酸制造业损失80％；全国6344家工厂，损失60％。看到内地工业落后，社会生产力较低，而军需民用方面的需求却大幅度上升，中华民国政府和广大爱国工商人士及民族资本家，乃共同发起组织了国营与民族工业大迁徙。
工业迁徙的目的地最初定在武汉。早在1936年，隶属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把两湖和江西作为工业建设的重心，并开始设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内迁开始以后，共有数百家民族工业冒着日军的炮火，从上海等地迁往武汉。仅在上海一地，即有150家工厂、1．38万余吨设备、2300多名工人，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之下冒险迁出。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扩大和日军的步步内侵，资源委员会不得已改变计划，将其工业建设重心由两湖和江西逐步转移扩张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河南、陕西、安徽和西康等省，中华民国政府亦计划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藏和西康等内陆省份建造后方根据地，并于1938年初提出《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决定将西南和西北作为后方建设重点。其中工业建设的重点后来明确放在西南，“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并指令以四川、贵州、广西及湘西为内迁厂矿的主要地区。
中华民国政府选中西部地区作为后方建设基地，除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以外，亦因这些地方工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而在大后方的开发和建设的战略布局上，之所以采取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是因为西南有着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战时交通线及较好的人文文化背景。同时，以四川为首的西南各省对沿海沿江经济重心的迁移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欢迎。四川、云南等省多次派代表到上海、汉口等地做劝说工作，并在工厂选址、税捐、运输等方面予以方便和优惠。
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一场规模空前的产业、人才、资金、市场的由东向西的再次转移发生了。从1938年7月开始到1940年左右，以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和军事工业为主体，各业工厂大致分成三路，分别迁到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广西和湘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国营工业企业以外，共有623家私营工厂搬到后方，并有3／4最终复工。四川省迁入的工厂数最多，达254家。湖南次之，经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即有121家（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湘西），占该处协助迁工厂数的27％。陕西和广西迁入的工厂亦不在不少数，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往两省的，即分别达27家和23家。云南和贵州迁入的厂矿企业共23家。此外还有少量企业迁到了鄂西和西康。四川省不仅迁入的工厂数最多，迁入的机器设备也比较先进。云南和贵州两省迁入的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其技术和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迁往陕西的工厂以纱厂和面粉厂居多。迁往湘西和广西的工厂企业包括机器、五金、化工、电器、纺织、印刷、面粉等众多门类，资本规模大小不一。
在沿海沿江经济重心向西部地区迁移的过程中，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在大后方举办新的工矿企业，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建立了一批新的企业，较为偏僻的甘肃、青海和西康也创办了一些厂矿企业。据统计，战时政府军政部等七部门在广西独营的企业即有16家，与桂省合营的企业有5家；在贵州，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直接投资的企业，1943年即达25家。
在工业重心迁移的过程中，各类人才、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也从沿海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向西转移。战前西部地区的科技人员十分贫乏，而1941年时后方工程师达到了2万多人。1938年至1940年间，随同工厂迁移的技术工人有4．2万多名，其中1．2万多人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
抗日战争爆发和沿海沿江工业内迁，客观上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历史机遇和条件。

2. 四川的重工业城市有哪些

第一是攀枝花市，不容质疑，攀钢集团。
第二就是德阳市，德阳是四川重要的工业城市，工业主要指标位居四川省第二；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拥有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川油宏华公司等一批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重装制造企业。
成都并不是重工业城市，而是高新技术产业城市。

3. 四川的工业类型及特征

四川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本省是我国内地综合性工业基地。成都电器、量具刃上，攀枝花钢铁、川中油气田、自贡盐化工、内江制糖、泸州和宜宾等地的酿酒工业等都很有名。其中冶金、采矿、化工、机械、宇航、电子工业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攀枝花钢铁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长虹集团、希望集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闻名国内外。
四川，简称川或蜀，是中国23个省之一，省会成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内陆，地处长江上游，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古蜀文明发祥地，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地。四川盐业文化，酒文化源远流长；三国文化，红军文化，巴人文化精彩纷呈。界于北纬26°03′～34°19′，东经97°21′～108°12′之间，与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和陕西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接壤。
四川省地貌东西差异大，地形复杂多样，位于中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三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高差悬殊，地势呈西高东低的特点，由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和高原构成。四川省分属三大气候，分别为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川西南山地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川西北高山高原高寒气候，总体气候宜人，拥有众多长寿之乡，如都江堰市、眉山市彭山区、长宁县等90岁以上人口均超过千人。

4. 成都建设路的建设路(东郊)历史

府河以东、沙河之滨约16.4平方公里的建设路区域曾被称为成都的东郊。
如今，这里高楼林立，住宅小区连片，商厦、商城鳞次栉比，美食街、娱乐城星罗棋布，白昼车水马龙，夜晚霓虹闪烁。东郊俨然是大都市的一角。但一二十年前这里却还是另外一番景象：人口众多而不显繁华，建筑成片却尽是厂房；街道虽宽，但上下班高峰之后则显得冷清，唯有路边冒着热气嗤嗤作响的蒸汽管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气锤声，昭示这里并不寂静，而是一块充满火热激情的土地。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东郊还真是一片人口稀少的寂静原野，除了沙河畔的筒车吱吱呀呀地车着水之外，收入人们眼帘的只有成片的农田和起伏不平的荒野——作为东山的余脉，东郊一带自古以来便是农人的天地。
然而有一天，这块土地的宁静被打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车轮首次行进到了这里。从“一五”期间开始，国家便陆续在这里建设起一座座崭新的工厂，其中包括属于156个重点项目的军工企业。一夜之间，东郊不仅热闹起来，而且一下子从农耕社会步入了工业文明的门槛。厂房、烟囱在昔日的田园上拔地而起；机器轰鸣代替了古老水车吱吱呀呀的声音。东郊成了成都着名的工业区域，它曾经是那么神秘而神圣，许多年轻人以能进入东郊企业当工人为自豪，不少家庭以有人在东郊工作而荣耀。因为进入东郊，就意味着与最先进的大工业联系在一起了。
工业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城市价值的集中体现。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点燃了成都东郊工业的火种。作为成都最早、最大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都东郊从“一五”、“二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到“三线”建设，电子、机电工业的集中发展，不仅奠定了成都市工业发展的基础，更使成都迅速成为祖国工业的大后方和全国三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翻开历史，这里先后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区属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两千人以上的企业就多达160多家，总资产300多亿元。成都虹波公司、成都亚光电子公司等，曾经参与“神五”、“神六”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研制、建设、试验等项工作，多次受到国家以及信息产业部等表彰；“前锋”是中国热水器市场的“西南王”；成都量具刃具厂的量具刃具、数控刀具，红光厂的黑白显像管曾远销日本和欧美；“双燕”冰箱、“峨眉牌”自行车、“海洋牌”洗衣机、“成都牌”电视、“效力多”牙膏……这些“成都造”产品，曾畅销国内、轰动一时，谱写了成都工业的骄傲与辉煌。
东郊工业区 奠定成都现代工业发展基础
1953年初，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正式实施。成都市作为全国八个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规划在成都东郊建设一个以电子、机械、仪表工业为主体的大型工业区，成都工业发展史由此翻开新的篇章。195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成都东北郊、东南郊、西北郊设置工业区。这其中，成都东郊成为了承载历史重任的重要区域。1956年，成都量具刃具厂、红光电子管厂、西南电子管厂、成都电机厂在东郊开建。1958年，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建成投产，成为了支援成都地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包建了材料厂，新兴仪器厂包建了电工器材厂，成都量具刃具厂包建了冶金实验厂等。正是这些企业与众多的产业工人奠定了成都市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为当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家国防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成都城市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特别是锦江电机厂、光学玻璃厂等9个军工企业，以及电子科大等两所学校的扎根东郊，为成都东郊工业发展搭建起了坚实平台。
多个全国第一 将成都工业推向鼎盛时代
1955年川康合省以后，国家批准成都市城市发展目标：省会，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城市。经过“一五”、“二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成都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产业配套逐步完善，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轻工、建材、食品等产业初具雏形和规模，奠定了工业的基础。从1965年到1976年，国家投资新建、扩建、改建了成都飞机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等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这一批企业的调迁、兴建和投产，充实了成都工业的实力，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大增强了成都机械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和军事装备制造能力，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此时，成都工业产品的门类增多，生产档次亦相应提高，能够批量生产无缝钢管、汽车、机械成套设备、量刃具、化肥、基础化工原料、抗菌素等上百个现代工业产品，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双燕冰箱、 峨眉牌自行车、效力多牙膏……这些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牌，让成都工业迎来了鼎盛时代。
搬迁、转型与改造 老东郊工业区将一直留在城市记忆中
成都老东郊工业区，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历史缩影。东郊工业基地主要是在建国初期和“一五”、“二五”期间布点建设的，当时这一带远离市区，在布局上是合理的，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原来意义上的东郊，现已变成了城区的一部分，过度集中的工业企业，不仅使东郊的“三废”突出，“热岛”效应明显，城市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企业布局零乱，土地利用率低，使城市功能难以完善配套，损害了城市形象，不少企业厂房破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经营困难，难以筹集足够的资金进行更新改造，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为构筑我市工业新高地，提升城市形象，2001年起，对东郊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开始展开。漫步东郊，不论立交桥旁的俄式“红楼”，隐于高楼后的消防塔，还是“麻石烟云”里的那尊着名的“建设者”雕塑，都在诉说成都东郊那段辉煌的过往。这一段在这里产生的，为四川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业文明史，应该被铭记。
东郊的荣耀一直持续了30多年。当然也就意味着东郊人为国家经济建设，为国防实力增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东郊逐渐失去了神秘的面纱，昔日的荣光不再。以后随着城市的扩容，政府“东调战略”的实施，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工厂，有的关闭了，有的缩水了，并且纷纷搬离了东郊。在往日厂房的旧址上，腾空而起的是一个个楼盘、商厦。时代巨变了，东郊也翻过了最辉煌的一页。
从农耕社会到工业时代再到当代都市，东郊有三页鲜明的历史画面。这三页历史图画正好反映了我们祖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伟大变革。对于成都而言，工业文明的东郊是最辉煌灿烂的华章。没有这一章，便没有成都今日的精彩。是东郊，为成都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曾经创造过金沙青铜文明的成都，到50年代以前，已沦为纯粹的商品消费之都，工业底子堪称一穷二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家小企业，被成都人戏称为“两根半烟囱”，重工业对成都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东郊的崛起，实现了成都这座古城跨越式的进步，使其一跃而成为具有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等生产能力的工业城市。今天的成都，之所以能作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工业之都，东郊所承担的历史角色，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工业文明重要篇章的东郊已然翻过，人们记忆中的东郊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作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它会永远留存于史册中。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文明走过的脚印。从农耕文明一路走来的成都，来到20世纪中叶，终于在东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从此开始了大踏步地向工业现代化迈进。记住东郊的历史，记住这文明进程中灿烂的华章，同时也记住数十万产业大军为成都，为国防工业建设做出的牺牲与奉献。因为东郊的辉煌不仅仅照亮了一段成都的历史，它本身已成为国家历史的重要部分；东郊人的创造，也不仅仅繁荣了成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它为夯实共和国的工业基础竭尽了能力。
东郊也为成都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东郊人艰苦创业，奋力拼搏的人文精神，自然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发掘，去弘扬；即使是东郊的街道名称，也成了成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诸如建设路、厂北路这些地名，已经与成都其他有着历史意义的老街一样，为这座城市烙下了工业文明深深的烙印。如今在当年773厂的原址上还建起了一个以“东郊记忆”命名的公园。这个文化产业创意园区的建设，既是城市旅游目的地，也是远去的东郊工业文明留下的历史脚印。

5. 分析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概况。

1、近代工业的产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设立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之始。这时期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为外商对华贸易服务的。从1843～1894年,外国在华一共设立了191个工业企业,其中116个属于船舶修造业和丝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业。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据估计到1894年止约近2000万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两项的便达15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75％。其余75家工厂分别属于印刷、食品加工、水、电、煤气、火柴、服皂、制药、造纸、木材、玻璃、水泥等行业，共拥有资本约500万元，大多规模狭小。 外国在华创办工业后20余年，清政府开始创建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21家军用工厂（包括一家船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创建时期的大型工厂。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绵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其中多数规模很小,资本额不详,有不少甚至在筹建期中或投产后不久便告歇业。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官局和兰州织呢局（见彩图）等。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偈为华南缫丝业的发展起了引导作用；商办船舶修造厂大多是从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添置一二部车床发展起来的，而到80年代逐步发展到修理和制造缫丝车和轧花机。以上近代工业的创办，也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2、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抵制外货,设厂自救的呼声遍及全国。1895～1913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时期，并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现了两次投资工业的热潮。这19年中,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新投资总额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于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唯初步发展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才见露头，如创建于1889年的汉阳铁厂,几经改组，于1904年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但1913年仅生产生铁 9.7万吨、钢4.2万吨。 在民族工业稍见发展的时节，外资在华工业凭借特权有了更为迅速的增长。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设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厂共达104家（其中以外国资本为主中外合办的有18家），资本额4952万元,为甲午战争前50年间投资总额的5倍以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与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激增速度相比较，本国工业仍处于劣势地位。
3、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转入战时经济，放松了对远东市场的追逐。中国民族工业遂获得一个发展时机，从1914～1919年，新开设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包括矿场）共379家，资本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1430万元。据1920年的统计，新设工厂的单位资本额在10万至 100万元之间的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6％,而1914年则只占11％,可见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大战前19年间所达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于日本、美国利用欧洲列强无力东顾而乘虚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会有更大的增长。这一时期，日本加强了对华经济侵略。它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地设立纺织厂。战前的 1913 年，日本在华纱锭为11.1万余锭,到1919年增加到32.2万余锭，增加几近2倍。在面粉业方面情况也相似。1916～1920年，日资面粉厂增设了4家,还有中日合办的5家,设厂地点自东北而扩及天津、青岛、济南等地。外国侵略的加剧，激起了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群众抗议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些爱国运动也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4、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普遍地遇到了外国势力争夺市场的压力。战时发展迅速的绵纺织业这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在相当多的中、小型棉纺织厂亏累搁浅的同时，若干大的民族资本纺织集团开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民族资本纺织集团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渗透和侵蚀，呈现了半殖民地中国工业活动中资本集中的复杂局面。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机引发的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1928年“五三”抵货运动，也曾给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如纺织、面粉、卷烟等业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据估计，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业资本在3亿元左右。中国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市场危机的威胁。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削弱了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东北广大市场和资源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西方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跌价倾销进口商品；连同日本在华北的严重走私等等,造成国内市场购买力锐减,出现了物价下跌而销售迟滞的景象，迫使工厂停工减产。1933年，棉纱价格跌落之巨为10年来所未见，全国纱厂亏多盈少；同年，上海面粉价格狂落，存货堆积，使部分工厂停工。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的刺激，物价转升，市场购销情况有所改善，工业生产开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沿海、沿江战火波及地区，工业设施迅遭严重破坏。仅上海一地，据当时上海社会局调查:受损害的工厂约2000余家,损失总额在8亿元左右。中国民族工业遂因战争的破坏而中落。这一时期，除了东北地区已全部沦为殖民地经济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外国资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胀。1936年的统计表明：外国资本大体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的66％，发电量的55％，在纺织工业中则占有纱锭数的46％和织布机数的55％。十分明显，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确立了垄断地位。
5、抗日战争以后的萎缩工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战区工厂内迁,连同大后方新设工厂,比较偏僻的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民族资本工业的阵地，重庆成了后方工业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万县、泸州、宜宾，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广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阳、祁阳、芷江、沅陵，陕西的西安、宝鸡，甘肃的兰州等城市都陆续发展成为后方的新工业区。就资本状况看，当时以四川和云南的私营工厂规模较大，而湖南、广西的工厂规模较小，总的说来都较战前为弱。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错误政策，使一度兴起的后方工业，到1943年便陷于停工关厂的困难境地，其后几年中艰难竭蹶的情景更见严重。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中国经济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官僚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利用战时经济统制，借用“公营”名义,控制工业企业。1942年后方共有工厂3758家,官营工厂在数量上虽只占17.4％,但所拥资本额占总资本额69.5％，所拥动力设备占全部动力的42.2％，官营工厂平均每厂动力有100匹马力,而民营厂只有26.7匹马力。其后数年，官、私工厂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及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收日伪财产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资。其中接收日伪工厂便有2411家，作价标卖的不过10％，其他绝大部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营工业。1948年,官僚资本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水泥的45％，纱锭的38％,织布机的60％，棉布的73％，棉纱的39％，毛织品的50％，食糖的65％，纸张的30％。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工业处于受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它投靠帝国主义,严重地压制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原因：1官僚资本主义的阻挠 2美货的泛滥 3 内战的影响
6、新中国对民族工业的改造：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人民政府的没收官僚资本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世纪末以来，赣闽粤边区各县相继降生的近代工业绝大部分转变为国营企业。例如，1949年，瑞金县人民政府接管民国政府员工印刷所的设备开办瑞金新华印刷所，1956年，"昌明"、"福兴"私营印刷所并入，新华印刷所更名为江西瑞金印刷厂1950年，长汀县人民政府接管旧政府田赋处的碾米设备，筹建了县 近代机器办第一家国营工厂--第一碾米厂；兴宁县第一染织厂则是1951年由西庄、睦仁、霖兴、大同、福利、农业、勤信、合众、集泰等9家全县较大的私营布厂合营的，1955年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定名为"地方国营兴宁第一染织厂"。1924年创办的妙培炉铁厂，1950年为平远县人民政府接管，易名为妙培炉人民钢铁厂，后来发展成为平远县国营钢铁厂。1955年，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梅县共有海源、复兴卷烟厂、光明电灯公司等13家私营工厂先后参加了公私合营；1956年，增加到18家；1958年至"文革"初期，上述工厂全部转变为国营工厂；其中由海源烟厂、复兴烟厂合并的公私合营企业--梅县卷烟厂就是1960年过渡到地方国营企业的。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赣闽粤边区各县建立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中，清末民国以来边区降生的近代工业很快实现了所有权的转制，成为人民政府所有的经济实体和新中国公有经济的主体。这些公有制纯度高的工业经济，在后来的城乡分割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弱化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应有的影响力。在80年代中期以后，它成为三边地经济改革主要对象，并在实现转制转轨中逐步融入世纪末三边地区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这一部分工业企业，本书后面将不再另外给予更多的关注。

6. 1983年十二月17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条什么生产线在四川红光电子管厂正式

如下：

1983年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条黑白显像管生产线，在四川红光电子管厂正式投产，该生产线可年产50万只14英寸、17英寸的黑白显像管。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显像管行业和无线电专用设备工业拥有了自主生产能力。

成都红光电子管厂就在指乎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慢慢地生存下来，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大唯拆悉量的工业企业也开始内迁到成都，为成都工业进一步地发展夯实了基础。进入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了，东郊工厂相继实施对外开放，引进新技术设备和工艺，进行上规模、上水平的技术改造。成都工业又一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当时，这片御配土地聚集了五冶、川棉厂、锦江电机厂、量具刃具厂等160多户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资产总额超过了320亿，职工人数超过1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