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建设主要困难在哪里

A. 建筑工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从建筑工业化的提出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我国建筑工业化的进程依然较为缓慢，距1978年会议的目标差得很晚。这一方面取决于建筑工业化内在的原因，也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建筑工业化生产方式可以较大幅度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我国建筑业一直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一直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又能带来巨大就业，因此，建筑工业化的推动力不强。但随着“用工荒”的蔓延，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建筑企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我国建筑规模不断增加，建筑业产值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且每年的新开工面积达到全球的一半，巨大的建设需求使得建筑企业没有时间与精力来进行建筑工业化技术的科研、开发商不愿意使用不成熟的建筑工业化技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带有建筑工业化元素的产业，如混凝土制品企业、建筑机械生产和制造企业等，但这些处于建筑工业化链条的终端，没有能力拉动整个产业的工业化进程，整个建筑产业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施工模式发展，没有太高的提升。在我国，“建筑设计”属于独立的行业，因此设计时无需考虑施工的工艺流程，而施工对设计阶段的影响也有限。建筑工业化是建筑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由于设计和施工的割裂，建筑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模式在我国难有大的突破。以上三点是由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此外，从国外建筑工业化的进展来看，可以发现阻碍我国建筑工业化的其他原因。标准体系不完善。建筑工业化标准体系的建立是企业实现建筑产品大批量、社会化、商品化生产的前提，各国政府对标准制定工作的重视极大推动了各国建筑工业化的发展。然而在我国，除了各个参与工业化试点自定标准外，虽然国家对建筑的标准化是有参数的，但始终没有出台行业强制性准则，产业链中很多环节并未按此标准执行。此外，建筑工业化的标准化设计一般是通过对项目中采用工厂加工生产的部品（如门窗、栏杆、空调百叶、雨篷等）、构件（如预制外墙、阳台、楼梯、叠合楼板、叠合梁等）进行标准化设计，而且很多部件需要附加在构件上，需要大量产业链环节之间接口集成的问题，这不是一家企业的事情，需要标准化设计企业、部品生产企业、建材企业、安装施工企业等一起配合才能完成，必须是一个产业化联盟的标准体系才有实现价值，这不是一家企业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行业各方企业的力量。标准化与多样化的矛盾。工业化在建筑业的进展缓慢，但整个社会已经步入后工业时代，以工业数字化生产作为支持，人们的生活方法和思想理念越来越强调个性与多样化，表现在建筑业即为消费者会仔细比较价格、面积、户型、环境等因素。然而，我国建筑工业化还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标准化体系设计方面还处于设计定型、构件统一、规格少且强调标准化与通用化，以便于工业化生产和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与多样化构成了天然的矛盾，这对工业化建筑的设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使企业对工业化建筑的市场化前景有所犹豫。与现行建筑技术规范不兼容。由于建筑工业化是对传统建筑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工业化技术与国内现行的建筑技术标准、规范不兼容，设计、审批、验收无标准可依，即使工业化技术的科研单位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验数据证明相关项目可行，每一个项目还是需要通过专家论证，成为建筑工业化大规模推广的一个障碍。

B. 你认为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新型工业化路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科技的进步。还有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
需要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需要企业兼顾社会效益。
需要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总结不易，希望能采纳。

C. 我国当前制造业的特点,困难,及相应措施

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前景的基本趋势应是高加工度化和制造业与其它部门以及制造业内部各部门的协调发展问题。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此阶段以重装备业发展为主要特征。当前,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外资所占比例偏高,生产率与国外相比没有任何优势,为解决当前制造业难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及中国制造”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务必将机制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融于一体,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以尽快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
制造业是实现工业化的水之源、木之本,是现代化的原动力,是国家实力的支柱。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永远成不了经济强国。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目前正处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中间阶段,要完全实现工业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努力。制造业分为加工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宏观上看,我国制造业发展很快,以至于现在有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有两个依据:一是制造业对我国出口的贡献;二是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我国已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此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为特点,产业结构轻型化,我国已将加工制造业在这一阶段发展到极致, “世界制造工厂”这顶帽子并非浪得虚名,但仅仅局限于消费品领域。随着产业升级,我们已不可避免发展到以装备制造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后工业化时代”。装备制造,泛指生产资料的生产,以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为特征,包括能源、机械制造、电子、化学、冶金及建筑材料等工业。根据我国的一般经验,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 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 万人。重化工业阶段,必然要遇到各种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以现阶段制造业发展状况出发,试图解决制造业中的一些问题,并为今后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1．中国制造业现状
1.1 真实的生产率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与德国相当,可以说是个制造大国。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两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比拼是看生产效率的,即单位产品(或相同产品、产值) 所消耗的人工成本。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 8 倍,但是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 3 倍,日本和中国比,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9. 9 和1. 2 ,这已是十年前的数据,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升了很多,换句话讲,我们的生产率在不断降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供应市场掩盖了这一趋势。同时,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全国主要工业产品有80 %以上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或严重不足,大量的生产能力放空;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又严重缺乏,重要设备基本依赖进口,这也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
1.2 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
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 % ,60 %以上的装备需进口,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 % ,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 8 %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支撑中国企业生存的条件:一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靠低价格竞争,缺乏资金和技术的积累;二是依靠宏观经济高速发展支持下的本土市场优势,强宏观,弱企业。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掩盖了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的尴尬,如果这种不利局面还不改变,接下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将会面临严重障碍,中国的制造业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1.3 企业组织结构小而散,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
制造业是规模效益最为显着的产业,但由于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业集中度合理的生产体制,企业组织结构散乱的状况十分突出,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未能形成一批有技术特色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格局。
1.4 低端产品生产扩张过度,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口。
企业长期盲目扩大产量,导致我国制造业在低附加值或低科技含量产品生产方面能力过剩,382 种主要工业品中87 %供过于求,而高科技工业品仍严重依赖进口。
1.5 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率较低。
尽管近些年国家强调技术革新,但技术对产出的贡献率仍很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418 % ,而美国制造业在2000 年人均产值为86559 美元,是我国的1817 倍。另外,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是32 % ,而发达国家是42 % ,工业污染排放量却是发达国家的10 倍。还有,我国产品的增值率为30 % ,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是48 % ,47 %和41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投人与产出过程中存在过低的资源利用率。
1.6 缺乏管理技能和全球营销技巧,价格战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
我国许多公司仍然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改变其管理,导致企业竞争力大打折扣,而价格战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导致制造业出现无序的价格竞争。同时,我国的企业非常缺乏全球营销经验,主要依靠国外分销商或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上推销中国商品。
1.7 缺少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
2003 年中国500 强企业排名榜的前100 名中有57 家制造企业,33 家属于后50 位,24 家打进前50 名,仅3 家挤进了前10 名的行列,其中2 家属于能源行业,1家属于汽车行业。从前10 名的行业分布特点看,能源业、电信业以及金融业发展较快,而机电、化工等制造业则相对实力较弱。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规模庞大,中国企业的规模实力与之相差甚远,即使是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全球500 强的榜单上也仅在第81 位,营业收入换算后仅相当于同行埃克森美孚公司营业收入的2.1%;而中国一汽集团的年营业收入仅为通用汽车的7.147 %。
1.8 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如果说科技创新能力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那么,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科技、经济“两张皮”、科技、教育“两张皮”和教育、经济“两张皮”的体制弊端则是制约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
我国科技与教育、科技与经济以及教育与经济长期处在剥离状态,科技、教育为经济服务的功能不强,科技、教育和经济运作各行其是,产、学、研难以互动,缺乏国家宏观协调机制,全社会有限科技资源的整合集成利用和科技力量的协调有序运作不到位。我国科技系统有自己独特的任务、目标、体制、组织机制和评价体系,因此与教育系统、产业界的联系不密切,与人才培养、知识转移、成果转化和整个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这个价值链是脱节的。一些科研单位封闭式的科技管理体制导致其游离在制造企业之外,不能紧紧围绕企业生产中的难题和需求开展科研,其成果也不容易进入市场。而与科技界、企业界缺乏亲和力的教育系统,由于教育体制的缺陷,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工程、科研训练和生产实践,更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尤其在国家战略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出现较大偏差。科技创新不仅未对中国制造业起推动作用,反而起着阻碍作用,违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原理。
2.解决当前制造业难题,实现制造业的长足发展
2.1 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东西部并行发展。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制造业转移出现新的战略动向。
研发环节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趋势在不断加强。当然,核心研发仍然留在跨国公司的总部,其地区总部或分部从事的主要是本地化的研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环节的转移加快了其技术的转移,同时也加强了对其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相应地,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更多地采取了独资的形式,并购投资的增长也明显加快。尽管这一阶段外资对技术壁垒设限甚高,但溢出效应仍不可避免。内资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的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东部地区在今后的外资引进工作中,应更加重视外资质量,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将最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此外,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外资企业在研发方面与国内企业、高校以及各种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还无法承接外资的溢出效应。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选择的引进,而不应该盲目地追求较高的技术水平。西部地区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大在科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当地企业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同时,西部应发扬自身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营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降低物流、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如果不这样做,东西部的差距还有不断加大的可能。
2.2 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制造业的重要地位首先,全社会要形成一种共识:尽管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但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制造业在工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中的物质基础地位没有变。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国情,不能以知识经济发展代替工业经济发展,以信息化代替工业化。而只能把发展工业经济与发展知识经济协调起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结合起来。第二,要从历史与现实、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全新视角,充分认识制造业和制造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以及制造业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深度关联。还要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进程中工业化阶段不可绕过,即使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载体仍是制造业,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也还是制造业。第三,要站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高度,牢固树立“制造业存亡兴衰决定国家存亡兴衰”的观点。要不间断地对国内外制造技术实力进行比较研究,以知己知彼。要汲取英、美等国历史上曾轻视制造业导致经济大滑坡的惨痛教训,借鉴美、日、德、韩等工业化国家因十分重视制造业发展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要认准目标,牢牢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走向。
2.3 建立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首先,国家应建立健全科技、教育与经济三者之间的宏观协调机制,加强科技与教育、科技与经济、教育与经济的三大接口,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国家及地方应自上而下成立技术创新协调机构,加强对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调控,使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要将科技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应在国家层面制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计划,尽快出台我国的科学教育标准和技术教育标准,以更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其次,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定与经济改革吻合、协调、连贯的科技和教育政策,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再次,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中介机构,要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推进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的结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合作方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最后,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要率先架设高校培养目标和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桥梁,直接面向工程实际、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工商管理人才,并把人才培养与解决企业技术、管理问题紧密结
合起来。从而使工程教育能够尽快适应现代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需求。
2.4 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制造业是规模效益十分显着的产业,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这是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成本偏高、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公司大企业的形成途径或方式一般认为有两种:一是通过资本积累,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大企业,但这种形成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在短时间内缓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现实国际竞争压力。二是通过收购、兼并、重组来实现。这是大企业形成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应该说这也是我国大企业今后形成的主要方式。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的制定及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上来,为建立市场兼并机制创造条件。
2.5 促使制造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其一,要从改革产权关系、产权结构着手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紧紧围绕产权这个经济体制的核心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使产权边界更明晰、产权运作及管理更规范,真正取得国企运行机制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确保企业成为一个有足够自由度和自主权的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实体,使其能在全球化市场立足,并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锻炼自己的生存及自我发展能力,培养企业自身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其二,要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及退出机制,包括企业破产等死亡制度。市场经济的吐故纳新主要表现在企业竞争的退出机制上,只有清除竞争后的垃圾,创新才不会受阻,才有利于企业研发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整个社会还必须有完善的风险转移机制,帮助那些勇于冒险创新的企业解除后顾之忧。其三,国家要引导企业从以传统的降低成本的竞争发展方式,向以市场、技术创新为主的竞争发展方式转变。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理论和经验,应用工业工程的管理技术与方法来实现系统效率和效益目标,实施企业再造与知识管理,把企业制度建设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以管理创新为强大杠杆,撬动企业技术创新。其四,实行国企厂长、经理、CEO (首席执行官)选拔市场化,以与国企经营机制市场化保持合拍。一是要解除政府对企业直接的人事控制纽带,作为现代企业灵魂和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不能再是政府行政命令型的。二是要推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制,以竞争性、市场化的选聘机制替代行政性、官员化的任免机制。三是要培育充分竞争、自由而有序流动的企业经营人才市场,保证国有企业可从市场上吸纳有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并且具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的职业化经营管理人才。其五,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强化企业研发机制。一是国家应重点支持一批大企业集团建立面向市场的技术中心,同时积极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要引导企业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技术发展思路,把自主开发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及改良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二是企业领导要提高对技术中心的认知程度,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力量,采取多元筹资,加大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要提出中长期开发计划,拟定具体项目执行方案,使企业技术创新真正落到了实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主要靠国家投入的状况。三是寻求适合国情的企业技术中心的管理运行机制。要构建鼓励科技人员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的激励机制,如实行专利权人、职务发明人奖励制度;设立原始性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把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以此为科研人员实现自身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潜能创造条件。
综合来看，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并与技术创新融于一体是我国制造业得以高速、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世界制造业市场是广阔的，而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须把握机会，找到自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方面的差距，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改进，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以期尽快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相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未来真正的世界制造业强国。

D.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1、工业化水平尤其是重工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2、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低。
3、工业分布不合理，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
1、近代以来,民族资本主义以发展轻工业为主,导致工业经济比例失调,先天不足,发展畸形。
2、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急需提高工业水平,重工业是较好的选择。
3、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已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其实践对我国工业发展有借鉴作用。

E. 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哪些不足(历史与社会8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史上，20世纪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在取得一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牺牲了一定的社会发展，如环境恶化、温室气体排放超标、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这些都使那些华丽的增长数字显得暗淡无光。尤其是“贫民窟”，这个被初到某些刚刚探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的游客称之为“景致”的字眼，在从事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眼中却显得那样的刺眼。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与经济增长格格不入的冲突。本文试图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个角度阐述“农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国家城市化问题，来影射中国大陆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现象：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区的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2万人口以上的市镇居民属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6%，1980年达到65.6%，已接近于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2002》各国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最高的乌拉圭为92.6%。到2010年，预计上述四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将分别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乌拉圭93.7%。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城(1640万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巴西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演变，而且此过程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无形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工业文明的同时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扰，生活贫困、住房紧张、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正威胁着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范效应更加速了这种“城市病”的流行。实际上，在拉美国家还存在着一种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失控的城市化过程。许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学者指出，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绝。大多数是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组成)开始迁移，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出现的讲究生态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一些中、高收入阶层逐渐放弃市中心地区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区转移。如在日本，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几近消除，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且在住房面积、空气质量上农村更有优势，所以日本出现了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居住的“远距离上班族”。因此，这是两种意义迥然的逆向城市化，发达国家的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而拉美国家的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

二、原因：一个模型与一种合力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回避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在其着作《二元经济论》中首先假设了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即维持生存的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及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新资本的形成，从而扩大并吸收了更多的人从自给农业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尽管刘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但他却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条思路。第一种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再投资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消费。能够忠实地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业家阶级。这样，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不断进行，整个社会劳动力大部分从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模型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的过程。第二种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按照刘易斯的理解，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都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都建立在城市。伴随着资本形成的不断扩张，农业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地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也就同时实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刘易斯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看成一个乡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当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部门吸收时，农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随之消失，劳动力在农业及工业、农村与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及城市化达到了一个合理的、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拉美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也十分明显，不仅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而且还反映在农业内部，同时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于是，剩余劳动力先是在农村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商品农业部门流动，继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最终完成了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急剧城市化过程，我们称之为“农民的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合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着作用。

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离心力”。早在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就形成了有关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两种意见。一派观点认为，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问题，必须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农业资源由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的大量转移，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认为，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伤害任何人，而是应当走技术变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页)观点的对立反映了拉美国家不同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结构的特征是一极为种植园、庄园和牧场的大地产，一极为为数众多的小地产，中间是一部分中等规模的地产主和佃农。而大地产主集团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就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偏向于第二种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占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尽管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于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两次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这样，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以大中型为主的农牧业经营单位由传统的经营方式逐步向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同时在持续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过程中，原料与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地位不断强化，更加刺激了企业规模化经营的热情。这些大中型企业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大地产主，而另一部分则是投资于农牧业的本国或外国资本家。他们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价格、农业信贷、技术援助等政策优惠。他们的崛起加速了中小农业企业的分化，使农业部门逐渐形成现代企业与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传统农民企业长期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便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相当数量靠打短工维持生存的无地劳动者形成现代农业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储备军。但是，拉美的现代农业企业不具有中国80年代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由于它季节性、临时性用工的特点，使得这支储备军常年在农村流动，甚至跨国流动，他们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发农村向城市的自发移民潮。据统计，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区的主要城市形成于殖民地时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来印第安人农业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欧洲各宗主国、特别是西班牙出于强化政治统治需要而“超前供给”出来的，待殖民地的政治、军事、宗教等统治机构及其相应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被集中到这些城市后，经济功能的需求才“追随而至”，因此，拉美国家城市的布局结构存在历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城市人口集中于首都则成为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于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于圣地亚哥；阿根廷、乌拉圭两国首都的人口分别占本国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页)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现爆炸性增长，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创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是1929年以前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带动的国内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在遭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由出口部门的衰退或增长不足而引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劳动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其二，人口增长过快。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欧洲在1920-1970年期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经过了50年；拉丁美洲则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内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这25年中的人口增长率要比欧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长率高出1倍。(转引自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其三，城市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美好的“心理预期”。因为劳动者也是理性人，只要进城的预期收益大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时，他们就会做出流向城市的决定。他们认为，即使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质量也要高于农村。

综上所述，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大规模、无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国家这个过程无疑是过快、过猛了。

三、现状：劳动力市场

可是，现实情况并不像他们所做的比较公式那样简单，至少在计算预期收益时要考虑就业机率这个因素。因为在城市里居住下来并不等于能够100%就业。

从需求方面讲，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排斥。首先，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出现了偏差。在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国家在结束简易进口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时本应转换模式，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试图“跳过非技能性劳动密集型初级出口替代次阶段”。众所周知，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对资金、技术和设备要求很高。他们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结果一定量的资本增加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这恰恰成为对上面所提到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挑战，因为刘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一劳动比例始终是不变的，只有这样，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地吸纳从农村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而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拉美国家在1982年的债务危机之后，开始了深刻而广泛的结构改革，而这场改革深受以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中大批国企被私有化，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城市贫困有增无减，这与刘易斯模型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的假定又发生冲突。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1981—199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991-1998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3.5%和1.7%，仍远远低于1950-1980年期间分别为5.6%和2.8%的水平。

从供给方面讲，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适应市场需求。首先，相对于“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长”的90年代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劳动力的供给却处于历史上的高峰期。据统计，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6%。(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没有获得职业培训，他们无法适应现代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同时性别、年龄也成为他们就业的障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国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印第安人，他们长期受到压迫和歧视，从总体上说处于农村最恶劣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全球化第一枪”的“符号革命”。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城市中劳动力供给(包括流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和劳动力(包括流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技能与素质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超前”城市化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其结果导致城市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化”、城市建设中的“贫民窟包围城市”。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城市化将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恶性循环”中。所谓“第三产业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包括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向各式各样的商业和服务行业这些“城市非正规部门”，使之成为各种隐蔽性失业集中的场所。’非正规经济部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三产业，后者包含要求劳动素质很高、报酬也很高的现代服务部门，如金融业，而这种就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化”意味着农村的就业不足转嫁到了城市，使城市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原有的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设施严重超载，加之生活费用攀升，大量涌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好迁移到城市周边，结果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由于政府没有在适当时机控制这种无序、大规模的农民自由流动，而有限的资源又用于扩张中心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这种“无效率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当前，拉美国家急需探索一个适合国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结

农业现代化的偏差形成的“离心力”和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的无序流动，加之城市中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这些低收入阶层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结果形成拉美国家独具特色的“农民的城市”。中国与拉美国家一样同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因此，借鉴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有现实意义。首先，刘易斯模型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村的工业就地吸纳劳动力，减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时适当抑制城市生活设施的投资，为工业的分散提供有利条件，保证国内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其次，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