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為什麼沒有創新

1. 林毅夫什麼原因導致中國錯過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為何沒有首先發生在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此即韋伯提出的疑問。
這個疑問被李約瑟歸納為如下的兩難問題：為何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技遙遙領先於其他
文明？為何在現代中國不再領先？

對此，有很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種被廣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說認為，中國技術創新的停滯緣自人地比例的失調，在前現代社會中國先進的社會經
濟制度和科學技術使得中國達到了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然而由於儒家文化重視以男性
為主的傳宗接代倫理思想使得中國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較快增長和膨脹使得人
均耕地不斷下降，勞動力越來越便宜，對勞動替代型技術的需求隨之減少，因而盡管14
世紀中國已接近工業革命門檻，但「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節約人力的裝
置了」。同時，人均剩餘因為人均耕地下降而減少，也使得工業化所需的積累不足。相
較之下，歐洲則由於人地比例合理，擁有未加利用的經濟潛力，當知識積累足夠沖破工
業革命大門時，「節約勞動的需求仍然十分強烈」，且還存在大量農業剩餘可供積累。

但是，上述假說的內部邏輯是有問題的，因為人口增長、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勞動力
相對便宜和人均剩餘減少，是以技術不變或進步極端緩慢這個解釋變數自身為前提的，
否則在技術不斷創新、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是難以出現的。進一步地，經
驗證據也並不支持這個假說，雖然在12世紀前確有許多節約勞動的農具發明，而後則寥
寥無幾，但是在14、15世紀和17世紀中葉人均土地擁有量顯著高於11世紀，按這個假說 ，
這些時候對勞動替代技術的需求應更強烈，人均剩餘也應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開國後，
天下太平，更應如此。可我們只看到人口的增長，而非節約勞動型技術創新的不斷涌現。
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紀初，勞動力資源依然並不寬裕，尤其在南方灌區，
農戶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節約人力的裝置了」的論斷難
於成立。而且14世紀後中國技術創新並未完全停滯，在14-20世紀初，仍有許多新發明出
現。

既然14世紀後中國的技術創新並未完全停滯，為何與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後了呢？
關鍵的事實在於，14世紀後中國技術創新有所減緩，而西方在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技術
創新則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較快水平。為什麼會這樣？我個人的看法在於技術發
明方式的轉變。

不管在前現代社會或是現代社會，技術發明的機制本質上都是依靠「試錯和改錯」。
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國或是西方世界，新技術的發明一般來自於
直接從事生產的工匠或是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偶然的偏離常規方式的試錯的結果而發現。
到了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首先轉為發明家有意識的「試錯和改錯」的實驗
的結果，到了19世紀以後，發明家的實驗則更進一步轉為在現代科學引領下的實驗。

在工業革命前以工匠和農民的經驗為主要來源的技術發明，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
而非發明者有意識的、具有經濟動機的活動的結果，其創新主要依據經驗對現有技術作
小修正而產生（Musson，1972）。從概率的意義上，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各類發
明者「試錯和改錯」的實踐經驗越多，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水平也
就越高（Simon，1986）。中國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並不是最為肥沃的，但
是，地形西高東低，太平洋季風帶來的雨水集中在光熱條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國的土
地在適合的工具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種植可以供養人口數量較多的高產糧食作物（Temp
le，1986），因此，中國的人口總量自古以來一直遠高於歐洲，這種人口數量使得中國
在技術發明上具有優勢。但是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發明方式，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
提高，技術發明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終將趨於
停滯。

歐洲在前現代社會由於人口規模相對中國為小，工匠和農民的數量和相伴隨的生產
實踐的經驗也相對較少，因而在前現代社會的經驗型技術創新中處於劣勢。但是在15、
16世紀的科學革命後，實驗方法被廣泛運用（Mathias，1972），「試錯和改錯」的次數
不再局限於具體的生產實踐，因而大大增加。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科學和技術的結合日
益緊密，特別到19世紀中葉，科學已在技術發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
9），使得技術發明遭遇到瓶頸時，能夠經由基礎科學研究的努力，增加對自然界的認識
，打破技術發明的瓶頸，擴展新技術發明的空間，而使得技術創新的不斷加速成為可能
（Kuznets，1966）。

到了18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漸轉變為「為發明
而發明」。這種有針對性的實驗活動，代價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經濟考慮，從這個
意義上說，歐洲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商業利益的制度可能確有利於這種實驗型的技術創新
活動。但是，如果沒有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使得技術發明在碰到瓶頸時可以利用科
學來打破瓶頸，那麼，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轉為以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給西
方帶來的技術發明優勢將會是一次性的，西歐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迎來一段時間的技
術發明的速度加速以後也應該會像其他文明一樣，技術發明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漸趨停滯
。所以，真正使得中國從長期領先迅速轉變為近代的落後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學革命沒有
發生在中國，卻在15、16世紀時發生在歐洲。

2. 為何近年來我國工業行業的發展狀況不容樂觀

我國的工業行業發展主要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一是國內發展的平穩轉型，二是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總體上來說，隨著我國近些年的大力發展，我國的工業水平已經到達了一定的水平，基於人口紅利和本土內需的急速增長期已經消退，隨即而來的是轉型和出口的有力突破，才能給我國工業發展帶來新一輪的樂觀局面。

3. 二戰時，中國工業為什麼很落後

在二戰時期，中國的工業落後於世界水平，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閉塞封鎖以及近代中國連年的戰亂。而在建國以後，經過了無數人的努力以及蘇聯老大哥的協助，我們終於一點點完善起來了屬於自己的工業體系。

雖然曾經我們被世界遠遠的甩在後面，但是在建國之後，全國上下一心，努力進行工業化，加之蘇聯的部分援助，我國終於一點點完善起了自己的工業體系，最終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成為了世界上工業門類最為齊全的國家。中國能夠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幾代人無私的努力換來的，我們作為當代的新青年要以史為鑒，努力發展個人的知識水平，爭取為國家的工業化更進一步做出屬於自己的貢獻。

4. 中國沒有工業革命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一、中國沒有工業革命的原因
1、政治環境
資產階級在英國的統治日益加強，資產階級革命廢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束縛，為工業革命創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在中國的皇權專制體系下，大量白銀湧入無法帶來財富的重新分配，財富都集中在皇室貴族手裡，社會等級固化，沒有新貴階級對社會等級的沖擊，不會在內部產生制度創新，沒有工業革命的基礎。

2、金融市場
明朝對海外白銀資本過度依賴，同時又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場和金融體系，導致白銀的輸入一旦被切斷，國內經濟馬上陷入混亂，加速了明朝覆滅。
而英國在大量白銀湧入之後，迅速建立起了金融市場和信用體系，保護國內工商業的健康發展，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從而通過全球貿易網路獲取巨額財富，不再依賴美洲白銀進口來支持經濟發展，為工業革命奠定了經濟基礎。

3、科技：發明機制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工業革命之所以沒有發生在中國是因為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而科學革命的發生主要是由於科技的發展，在當時而言中西雙方在發明機制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中國的發明主要是依靠「試錯和改錯」的方式，科學革命之前，中國由於人口基數大，其實驗和經驗較為豐富，所以其科技發明一直領先於歐洲各國。而在14—17世紀歐洲各國已經形成了現代科學下的實驗的發明創造，這是一種質的轉變。在科舉制度的激勵機制下，大部分人僅限於對《四書五經》等傳統儒家文化的研究，中國人對自然、科學技術等發現僅出於好奇心，並無深究。

4、競爭環境
明朝長期沉浸在中央大一統帝國的環境中，周邊沒有能與之競爭的國家，缺乏外部競爭的壓力，導致制度改革和創新緩慢。
英國是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幾個率先崛起的歐洲大國夾縫中發展起來的，外部競爭的巨大壓力迫使英國進行改革和創新。1588年英西大海戰和後面的一系列變革，讓英國慢慢甩開其他國家，成為世界的霸主。
為了取得進步，你必須有一個競爭性的體系，而非由單一力量統治。歐洲創造出了一個鼓勵知識創新的競爭環境。有宗教改革、天文學、化學、醫學、數學和哲學領域的改革。最終滲透到如何紡織、製鞋和種玉米。

5、科舉制度
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原因不在於惡劣的政治環境抑制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力，而在於中國的科舉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勵機制，使得有天賦、充滿好奇心的天才無心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等。因而，對自然現象的發現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觀察的原始科學的階段，不能發生質變為依靠數學和控制實驗的現代科學。

二、英國工業革命
1、工業革命開始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18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由一系列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隨後向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傳播，19世紀傳至北美。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歷程，即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的階段。工業革命是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由於機器的發明及運用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標志，因此歷史學家稱這個時代為「機器時代」。
2、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 就是18世紀時英國的工廠手工業的生產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這就對工廠手業提出了技術改革的要求。在這種趨勢下，工業革命就首先在英國發展起來了。

5. 為什麼近代中國重工業得不到發展

中國的重工業發展的較晚，我可以說點你參考一下：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分析與判斷
2004年始，有關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的言論不絕於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報道，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斷言——「中國工業進入重化工業時期，中國工業經濟進入新的經濟增長平台。」此後陸續有相關分析出現，一些省市也紛紛發表本地區已經「挺進重化工時代」的宣言。對此，我們該如何判斷和應對？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
2004年第4期《中國科技財富》刊載封面文章「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1984年，是我國經濟從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中得到恢復，農村改革全面展開的時期。第二階段從1985年-1992年，是我國非農產業較快發展的時期。第三階段從1993年-1999年，是我國重化工時代前導時期。第四階段從2000年至今，我國進入重化工時代。
文章認為，肇始於2000年，而爆發於2003年的這輪經濟增長明顯地具有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特徵。電力、鋼鐵、機械設備、汽車、造船、化工、電子、建材等工業成為國民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究其內在原因，在我國，長期存在著能源、交通、通信等產業「瓶頸」對國民經濟產生制約的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經過十幾年的迅速發展，我國具備了解決上述矛盾的實力。隨著能源、交通、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的進展，電力、運輸車輛、建築材料、鋼鐵、有色、石油化工和機械電子等產品和建築業的需求被帶動了起來，並推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
文章指出，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大幅度升級是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的主要動力；中國正在邁向世界製造業中心，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新技術革命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提供了技術支撐。而這個階段目前還遠未結束，從其它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來看，這一發展過程預計還將持續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證券報》登載李佐軍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們說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不是一種「應該怎樣」的倡導（即規范分析），而是一種「是什麼」的判斷（即實證分析）。重化工業階段的到來既給我們帶來一些機遇，也給我們帶來許多挑戰。不管喜歡不喜歡，重化工業大發展是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的一般規律，既阻擋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確的態度是面對它，因勢利導，及時抓住其中的機遇，積極應對帶來的挑戰。
作者認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有以下理由：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即進入重化工業（或資本品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第二，我國的消費結構正在升級，部分居民已進入「大額消費階段」，對重化工業產品產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製造業關注的目標，開始向世界製造業中心邁進，這就為重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場機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開始發揮主導作用，民營資本開始進入重化工業，為重化工業的大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為重化工業發展提供了空間聚集條件。第六，基礎設施建設和新技術革命對重化工業發展形成了支撐。第七，農業生產的進步和糧食問題的基本解決，也為重化工業重新大發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幾年，大量外資和民營企業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以前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重化工業投資領域，將大量資金注入中國的鋼鐵、電解鋁、石油、化學等產業當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國重工業化步伐變得更加急促。能源緊張等問題突然顯現，煤、電、油、運供應全面緊張，資源約束「瓶頸」日益凸顯，在2004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資料，隨著汽車、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升溫，2004年前11個月在39個工業大類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實現利潤166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3.7%；鋼鐵行業911億元，增長66.3%；建材行業345億元，增長48.7%；有色金屬行業利潤246億元，增長71%。新增利潤前五大行業分別是石油開采、鋼鐵、化工、電子通信、煤炭，占整個工業新增利潤的56.7%。
2004年中央進行的宏觀調控一方面使人們認識到了「局部過熱」和「盲目投資」的嚴重性，也從另一個角度使人們更深程度地認識到了「能源危機」背後所隱藏的深層經濟原因——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型化」特徵，從而促使人們認真考慮可持續發展的緊迫性。
吳敬璉：警惕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
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國研網》發表題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的文章，他警告說：中國經濟片面重型化有危險，將導致中國能源危機。該文在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他認為，自「十五」計劃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是在向重型方面轉化，但這種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創造就業的能力有限，相反，會引起全國性的能源短缺。他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應依靠高投入，而應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東亞經濟危機就是過於依靠高投入發展的後果。小企業的發展、第三產業、IT產業的發展，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極大的作用，並且能吸引大量勞動力。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根據德國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經濟學家的理論，主張工業化的中後期應該發展重化工業，並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符合客觀規律，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長期的刺激作用。這一理論是根據西方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總結的。但吳敬璉認為，霍夫曼的理論「還未被證實」，而「我們一些地方依據霍夫曼等人的理論進行結構升級的結果是很快出現資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協十屆六次常委會上，吳敬璉也指出，「我們這樣資源緊缺的國家，不能沿著別人走過的道路再走一遍。」
吳敬璉還指出，出現「重化工熱」不是市場調節的結果，而是各地政府調節的結果。一是因為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二是因為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
在2004年12月16日舉行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吳敬璉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說，目前經濟發展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在政績考核辦法、財政體制和扭曲的要素價格上，與舊發展模式相適應的體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業的「政績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資、拼資源、損環境的粗放增長方式。
然而，這種「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相對貧瘠的自然資源無法支撐高資源浪費的重化工業發展。2003年，中國GDP佔世界的4%，然而，這一GDP的實現所消耗的石油佔世界的7.4%，原煤則為31%。其次，十分緊缺的資本資源無法支持高資本投入的粗放增長。此外，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並且加重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並加劇了貧富分化。
吳敬璉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就應該走出一條提高效率的新型發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話來說，就是「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發展道路」。「結構升級是要實現資源配置最優，而不是多數人所認為的發展重化工業。」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國情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應吳敬璉的觀點，在2004年12月23日的《經濟參考報》上，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近兩年來加速重工業化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產業升級自然帶來的結果。產業結構當然會不斷升級，但這一輪重工業化應該講還是有點走進了岔路。他說，目前這一輪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現在的情況卻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重化工業得到政府銀行支持，許多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卻無法取得銀行貸款。據統計，重工業每1億人民幣的投資可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輕工業同樣的投入卻能創造出三倍的就業崗位。而且重工業需要的是專業技術產業工人，無法吸納中國數以億計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他指出，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便宜，資本昂貴，現階段大力發展沒有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很可能是銀行壞賬大量增加。而資本密集型大企業容易取得貸款也說明，目前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體系不利於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中國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銀行給這些中小企業服務。
厲以寧：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
厲以寧最近在呼應吳敬璉的觀點時表示：「吳敬璉反對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發展階段也確實存在。」他總結說，「在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經驗的時候，小國可以跳過重化工發展階段直接以發展新興技術為主，但是大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因此重化工階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認為，厲以寧的觀點與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傳出的經濟發展思路暗合。首先，厲以寧說，作為大國的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這正是國家要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潛台詞」。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此前解讀「穩健財政政策」時指出，中央財政和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將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支持力度。雖然重化工發展帶來的能源消耗問題不容忽視，但厲以寧認為，「重化工的階段雖然不可避免，但技術的跳躍性發展仍可實現。」他建言，在重化工的發展過程中加強技術創新，減少能源消耗。而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旨在節約能源的「循環經濟」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國經濟戰略上。
此外，厲以寧也對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工業現狀提出警告：「目前我國工業發展的問題是，外資使用了國內廉價的勞動力，消耗了中國的能源，最後賺取利潤離開。」他表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產品，完成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
中國不應躲避經濟重型化
匯豐銀行中國研究部經理趙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報》上撰文指出，中國不應躲避經濟重型化。他認為，實際情況顯示重型化確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繞過的階段。故當局應為其適度及深化發展創造更佳條件，並盡力紓緩其負面影響，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這要求有更細致的結構調整措施，而絕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認為，吳、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後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場主導的，故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並構成了當前的國情。換言之反對的思路不符市場導向及國情。從發展角度看，回顧二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軌跡，可見最初是以勞力密集加工業起家，隨後在90年代中後期開展高科技產品加工，到新世紀又開始了重工業化的新發展階段。新階段可說是上兩階段的順勢伸延，項目大都是為加工業提供原材料及設備的上游產業，由此亦有助擴大中國的產業基礎及生產增值鏈。重工業本身雖未必能創造很多就業，但如能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發展基礎，則可間接推動就業增長，並因而有助減低貧富差距。
經濟重型化既符合供給方面的發展規律，也順應了需求方面的轉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車及電氣化消費模式擴散，對重工產品特別是能源、小車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動了重工發展。經濟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難以滿足人們改善生活的要求。從長遠看中國不可能不造車、不煉鋼而能令13億人民出有車、住有屋，因絕不可能單靠進口滿足所需。
趙令彬認為，經濟重型化是由市場主導的。許多大型化工及汽車製造等項目都是由跨國企業投資，規模每以十億美元計。當然也有大型國企提升競爭力後作出的業務擴張：不少大項目正是國企與外商實行強強聯合的結晶。這批有水平、有市場的投資很難說是「粗放型」增長。至於中小企業轉向重型化發展也是受市場驅動：為追求高需求帶來的高利潤而轉向，正反映靈活進取的企業家精神，絕不應橫加指責。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尋商機，投入不少包括電、煤、冶煉等重工項目，對開發西部及支持東部加工業發展作出了貢獻。一些中小民企轉搞摩托、汽車亦已卓然有成，為發展民族產業另樹新幟。顯然，絕無中小企業不可搞重工之理。無疑一切要依法規辦事，投資亦須注意風險。民企轉向將有成有敗，但汰弱留強是市場機制運作結果，而不能由學者扮演中央計劃者來妄下定論。另一方面，相對各類企業的靈敏，政府顯然反應遲緩，根本未能預計經濟重型化的到來，兩年前還基於經濟過剩的設想忙於控制鋼鐵、煤炭及電力等行業的生產及投資。所以這一輪重型化發展是市場糾正規劃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優勢論」有很大片面性，因為：（一）如中國真的沒有發展重工優勢，那麼到來投資重工的眾多跨國大企業都錯了？市場也都錯了？（二）優勢是可變的，不能只用靜態模式看待，更要採用動態分析。中國經多年迅速發展已累積一定的資金及技術能力；足可推動一些資本及技術密集項目上馬。事實上目前中國已有本、外幣資金同時過剩而勞力局部不足的情況；民工荒對勞力密集加工業打擊頗大。幾年前當外商台商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高科技的晶圓加工項目時，林便聲稱這不符中國優勢。但中芯等大型項目進展良佳，更多投資亦接踵而來。看來市場正與林的理論背馳，日後其中一方須作調整。
趙令彬提出，重化工業中的問題可由調控措施緩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場經濟常見現象：發展每非循直線而是波浪或梯級型軌跡前進。問題可由調控措施緩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國便採取了必要的調節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導致經濟過熱。無論如何，不應因暫時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長遠發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遠景的不同目標。對於目前的資源瓶頸，短期只能靠擠下部分重工項目以作緩解，但從長遠看這種發展中的問題只能由持續發展，特別是重型化發展來作根治：重型化帶來的問題同時也是這種發展不足的體現。
趙令彬指出，總之，實際情況顯示重型化確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繞過的階段。故當局應為其適度及深化發展創造更佳條件，並盡力紓緩其負面影響，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這要求有更細致的結構調整措施，而絕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進行經濟分析時，亦要更緊貼和尊重市場趨向，否則難以把握新發展形勢。
部分學者對「重化工時代」的判斷
2004年12月29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了該報對部分經濟學者的采訪，對於「我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時代」的說法如何判斷，又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問題呢？學者們表達了如下的看法：
盧中原：現在是以重化工業加速成長、比重迅速提高為特徵的一種經濟上升期。
中國目前新一輪的重化工業加速拉動經濟高速成長非常明顯。重工業占經濟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預計超過65%，應該說，現在是以重化工業加速成長、比重迅速提高為特徵的一種經濟上升期。但是不要簡單的概括為「重化工業時代」，包括吳敬璉老師在內，很多人都覺得不妥，反對意見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的，一種說法是容易導致地方的盲目擴張，經濟增長進一步的粗放。
張曙光：重化工業的趨勢是明顯的。
政府現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動，而是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去做文章，使這個趨勢能夠走得穩妥一些。比如說，在這個過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減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發布一些有關的信息，這對於整個過程更有利。
彭志龍：基礎設施搞得太多帶動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
重化工業發展這么快，從需求方面看是投資帶來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我國投資之所以會這么快，除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有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設規模搞得太大了。現在很多省會城市、地級市、縣區都在大搞城市建設，超常規發展。由於這類基礎設施搞得太多，對重化工業產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帶動了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
魏加寧：不是每個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戰略是對的，也並不是每個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對於國外經驗也有誤讀的一面。日本、韓國戰後的確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時，還搞了一個「一村一品」運動。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幾個大的鋼鐵廠，並不是全國各地都搞重化工。這是我們與國外的一個重要區別。今年（2004年）我們到地方調研的時候發現，到處都在上重化工項目。四川、內蒙不用說，就連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項目。這除了所謂「政績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與目前的財稅體制有關。地方財政困難，轉移支付又沒跟上，因此想方設法培養與地稅相關的稅基。搞房地產、上汽車項目都與此有關。
王大用：通過調節市場行為防止產業結構過分重型化和過分消耗資源。
我國正進入國民財富的快速積累時期，這是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必然經歷的一個發展階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消費更容易波動，而且波動幅度通常也比較大。長期的高投資形成對重化工業產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場調節下，帶動重化工業高速增長，對能源、礦產資源的消耗過大，也帶來對環境的污染

6. 為何古代科技輝煌的中國沒有率先進行產業革命

工業革命率先發生於英國，讓英國一躍成為當時的“日不落帝國”，各個領域上都有了迅猛的發展；之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率先發生在了美德兩國，又讓整個世界的工業更近一步。而當時的中國，卻一直保持在缺位的狀況，沉浸在天朝的美夢之中。也正是這一種缺位，導致了之後悲慘的近代歷史。而中國之所以沒有誕生產業革命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其一是“重農抑商”的政策的長期推行；其二是科舉制度對於思想的束縛。

在古代，中國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保持社會的穩定，往往不重視商業的發展，而是希望用農業保持一種安土重遷的狀態。這一方面的確穩定了社會的態勢，但同時也讓整個社會沒有什麼創新的發展，沒有什麼進取精神。

此外，科舉制度中不斷加強的思想控制，“八股文”等形式的創建，讓當時的思想變得更加枯竭。在整個大環境的束縛之下，又如何讓人們有所創造，有所發明，去探索未知，進行真正的產業革命，這種思想上的阻隔，幾乎從源頭上阻斷了產業革命的進行。

7. 為什麼近代工業和科技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

首先，當時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近代社會的社會性質決定了近代中國工業革命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其次，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是近代工業革命不可能在中國取得較好發展的重要原因。
再次，帝國主義國家不允許中國掌握正真的近代科學技術，他們要把中國作為他們的原料產地和產品傾銷市場。
第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特性決定，民族資產階級自身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力量比較弱小，相對於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力量弱小。
總之，諸多的原因決定了近代工業革命不可能在中國發生可得到發展。只有革命推翻封建政府，人民翻身做主人才是我們最後的選擇，實質上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雖然今天中國還是存在諸多令人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們相信一切都會有多改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要經歷一個過程的。望採納，謝謝，(*^__^*)

8. 為什麼中國企業創新意願不強

我國企業創新能力薄弱，已經算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了。在分析原因的時候，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我國企業創新的意識不強，創新動力不足，企業沒有創新的意願。
企業最大的意願是什麼？是能在市場競爭中賺得利潤。如果連錢都賺不到，何談什麼企業社會責任。在時下中國，干什麼最賺錢？據《福布斯》雜志統計，中國最掙錢的行業是金融、保險、證券、電力、電信、石油、化工、煙草、航空、鐵路、房地產等行業。如果能夠享受國家或明或暗的補貼，舒舒服服地賺取壟斷利潤，國有企業還有多少動力去搞「創新」呢？如果靠炒房地產、放高利貸就能掙大錢，還有多少民營企業肯冒風險去投入研究開發。
因此，「我要創新」的前提，是讓「創新者」能夠看到賺錢的希望。這不是改革國有企業負責人的經營業績考核就能解決的，需要的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這不是靠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就能辦到的，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和競爭規則，讓更多的「創新者」能夠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大顯身手。
話又說回來，企業即使有了創新的意願，也常常感到「創新無門」，因為國家科技資源配置主要流向了大學和科研機構。隨著科技投入急劇增長，大量「高精尖」的科技成果「噴薄而出」。而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企業來講，這些成果過於「高深」，吸收不了，消化不了，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蛋糕」賣給了跨國公司。很多企業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個具體的製造工藝改進，可這樣的「雕蟲小技」怎麼能讓那些「世界一流大學」的教授看得上眼。說到底，我們的科研評價導向還是看「誰能站在前沿」，而不是看「誰能解決問題」。如果大量科技成果無法轉化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確實應該認真反思我們的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
作為一個大國，我們需要那些能夠引領世界科學發展潮流的基礎研究成果，需要那些「不計成本」、能夠「振國威」的重大科技項目，但中國發展的現實，更需要大批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技術和產品，以解決我們的國計民生問題，推動我國產業發展向價值鏈高端邁進，這才是創新驅動發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9. 王石：中國為何無法成為創新中心

中國企業的跟隨路線是相當成功的。帕爾迪是美國最大的住宅開發公司，一直是萬科的目標，在2007年我們超過了它；海爾源自德國，但如今業已是國際上最大的家電企業；以騰訊為代表的中國IT業自然也是模仿創新的代表。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商業世界多模仿，日本又何嘗不是如此？18世紀時，中國茶杯是當時歐洲最暢銷的茶具，也行銷韓國、日本。但很快日本不再進口而是自己復制；緊接著歐洲也不再進口中國茶杯，取而代之以日制茶杯。因為日本人發現，高鼻樑的歐洲人用中國茶具會碰到鼻子，於是擴大了杯口，這也是模仿創新。
跟隨戰略的道理何在？以自行車比賽做個說明在團體賽里的平均成績一定會比個人成績好。因為根據流體力學，受阻力最大的是領騎的人，後面一定跟得非常緊，因為降低了阻力。相關數字也表明，基本創新成功率是26%，而模仿創新成功率是90%，這就是後發優勢。但後發優勢的紅利畢竟有限，往下走必須要靠創新。
文化上的阻滯
創新不是簡單地把研發費用提升。《羅馬人的故事》在開篇寫道：在中華帝國修長城的時候，羅馬人在修道路。中國的城市文化就是城牆文化，一個國家有城牆，一個城市有城牆，城牆裡面紫禁城還是有城牆。羅馬呢？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是阻礙而是暢通。《羅馬人的故事》還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羅馬人成功了？論智慧羅馬人不如希臘人，論財富羅馬人不如迦太基人，論孔武有力不如高盧人。顯然這與羅馬人的開放思想和包容相關，羅馬人打一個城之前得先修道路、建橋，羅馬人是工程師，用鎬頭建成了羅馬帝國。
我相信鄭和下西洋時的航海技術、編隊的組織能力是非常強的。但為什麼鄭和不能像哥倫布那樣發現新大陸？因為沒有動力。中世紀時，東西方貿易被中東人壟斷，所以哥倫布要去尋找新的航海路線。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要相信地球是圓的，相信只要沿著一條路走下去，一定能走回來；二是為了發現財富，香料、黃金，為此敢於冒險，甚至可以一去不復返。對於這兩點，鄭和的團隊都不具備，這就是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意思是最具適應性、最成功的社會（組織），譬如明朝，要進行創新是非常難的。實際上，就是因為過去的成功背上了包袱，很難轉型。諾基亞、索尼今日的困境也是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讓人唏噓不已。
啟蒙在教育
航海大發現之後，先與東亞國家打交道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東亞文明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時候，有天主教和新教兩條路徑。中國接受的是天主教，而日本德川幕府非常緊張天主教影響統治的穩定性，於是接受了新教。日本接受了荷蘭而非葡萄牙、西班牙，因為荷蘭是新教，新教是講資本主義精神的。
江戶時代，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設立洋學塾，講授蘭學。而所謂蘭學，狹義來講就是荷蘭的技術和科學；廣義來講，就是通過荷蘭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日本最早引進的是醫學、地理學、天文學、數學。也就是說，蘭學在日本江戶時代成為一門學問，差不多100多年的時間里，知識分子完成了西方實證的訓練。江戶時代結束時，日本識字率最低達到60%，男性達到75%，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1949年時，中國的文盲率還在80%以上。換言之，1868年日本的識字率就遠遠高於七八十年之後的中國。同時，知識界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為明治維新奠定了基礎。
勿刻意追求中學為體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證明沒法走下去。不要強調中學為體，因為這會阻礙現在的創新。
我到哈佛之後反觀中國傳統文化，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沒法丟掉，否則就不是中國人了。明治維新全面西化，也並沒有丟掉日本傳統的文化，不但沒有丟，反而是日本本土的文化在國際上處於優先地位。建築業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PritzkerArchitecturePrize），獲獎最多的是美國人，其次就是日本人，英國第三，中國也就是王澍。王澍苦苦堅持的就是中國傳統建築，但不是固守傳統，而是把傳統建築語言與現代的建築結合起來。
既然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都沒有被淹沒，一定還有存在的道理，在這個情況下須敞開胸懷認真學習。管理呢？我認為只有一種，沒有中式、西式的區別。現代工業、現代企業管理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產生的，那就拿來主義，向其學習，創新模仿。再往下，當你已經做得最優秀了再談如何創新。尚未卓越之前，半道搞儒家的教育方法，我的直覺是行不通的。
[本文根據王石在中歐創業營課程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Q&A
Q：很多人覺得中國商人的地位還是很低，抱怨環境不好。
王石：你不是追求民主嗎？不是嚮往公平嗎？不是追求正義嗎？就從你做起。企業家就從你的企業做起。有什麼老百姓就有什麼皇上，如果你本人獨裁、專政、不透明、暗箱操作，你怎麼能指望一個皇上是廉潔、透明、公正的呢？每個人、每個企業、每個單位、每個家庭都是潺潺流水，如果我們自己民主、講正義、講公平，自然而然就匯成滔滔巨浪。
王石：很多人不遵守做企業的底線，但至少我在遵守。當然這樣是比較難的，但是難之後反而有競爭力。我過去說不行賄，現在照樣也不行賄。房地產有一個金科玉律，位置、位置還是位置。萬科的位置全部都是在郊區，拿不到好地，所以萬科相當一段時間就是郊區開發商。怎麼辦呢？必須到市場上找回來，要最好的市場調查、最好的策劃、更多地用心，在物業管理上、小區配套各方面做好，反而形成了競爭優勢。
王石：萬科現在不但是中國最大，還是世界最大。但是，我從來沒把這個當成目標，這是結果。後面有追兵，中海、保利、富利、恆大、萬達，要超過萬科，如果我的目標就是最大，我不讓你超，就得快速擴張。我現在和管理層講，做第二、第三有什麼不好？跟著加快出現兩個問題，一個質量沒法保證，第二資金可能隨時斷掉。現在，萬科第一的位置沒變，排第二的始終在變，要超萬科的往往結果都不好。
Q：有人說創業一定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王石：萬科本想做錄像機，可是沒許可證；我也想做保險、金融，但進不去。相當長時間內，我一點都不喜歡房地產，也不喜歡商人，但是形勢比人強，這個社會搞商業容易成功，搞房地產更容易成功。不喜歡是一回事，但這是你的職業，你得負責任。所以要認真研究，從城市發展史，從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古中國等這般考察下來，你會發現，房地產、城市規劃與發展是最綜合的一個體系，不僅牽扯到工程，還牽扯到美學、技術。我現在是很喜歡，但也是這四五年的事情。
如果當時我換了，就沒有機會了，人生不可能折騰20年，人生苦短，所以不喜歡也不要輕易放棄。怎麼辦呢？你把它做好。我當過兵，當過鐵路工人，當過國家幹部，當過工程師，可以說都不喜歡。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認真做好，當真正選擇喜歡的事業的時候，你會發現認認真真做好的不喜歡的東西，是人生很好的一段經歷。

10. 為什麼目前中國創新能力明顯不足

看一下專家怎麼說的 龐瑞芝：大家好，我今天給大家演講的題目是轉型時期我國工業行業技術創新價值鏈分析。我們這個研究是基於實政技術方法上的技術研究。它是基於我國大中型企業的基礎數據和價值鏈引起的考察。我這次匯報的結構包括幾部分：首先是背景。第二塊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工業行業部門技術創新績效和效率。第三塊是我們國家在轉型經濟過程中，我國工業部門創新的模型構件。 第四塊是實踐的模型分析。第五塊是創新價值鏈的整體績效評估。昨天很多的學者發言已經證明到我們國家改變的這個階段，技術性創新是我們國家發展的根本因素，也是我們競爭的核心。尤其是在我們國家資源、能源和環境生態約束的大背景下，沒有創新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有幸的是，我們國家的決策部門已經意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並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相關的支持性措施。從實際投入可以看出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國家研發經濟的支出是逐年在大幅度的增長。2000到2006年我國研發性年均增長到22.4%，這說明了我們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已經轉化為實際的投入。到2006年我們國家全社會研發支出達到了33億元。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研發投入是在不斷的加大力度。也是很高的規模。但是跟這個現象向背的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國家作為一個製造大國，我們的基礎創新能力和製造大國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在2000到2005年期間，我們國家的新產品銷售額占純銷售額的脾腫只有11.6%，同期的歐洲國家是35%到40%。到2006年底，我們國家60%以上的企業沒有自主品牌，而且在所有的企業中，只有0.03%的企業擁有核心知識產權。看得出來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們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發投入不斷增加，不斷的擴大，但是我們從技術創新的效果來看，從新產品銷售收入和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產品擁有情況來看，卻是不相稱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呢？我們這邊研究是從反差的矛盾出來的。為什麼我們的創新投入和研發、人力資源的投資在不斷的增加，可是創新效果卻沒有顯現出來。而且現在技術發展這么快，周期遠遠不會這么長。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一方面投入在增加，可是績效並沒有提高。研究性的學者非常多，而且給過一些很有意義的結論。我們這篇文章是定量的研究，就是想衡量一下到底績效是多少。從我們的研究出發點來看一下，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整個工業部門的技術創新的績效。我們採用了價值鏈所謂的模板，這個模板是有一些生產經營活動，投入到產出並不是一個環節，可能要經過若干環節，基於我們國家對研究創新性活動的價值鏈分析，我們認為我們國家的技術創新活動初步分成了兩個階段。兩個環節，首先從我們看得見的投入，我們經濟的投入，包括技術改造經費和引進消化購買國外技術的經費。從這個有形的投入到企業的成果，企業的成果可以用專利申請量和新開發產品量來衡量。我們最終的成果是要轉化為社會產值，要推動全國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從產品研發，到申請專利到真正社會產出還要有一個過程。第一階段，從新產品開發數目和專利產品量，從這個過程我們來看。第一階段從投入到中間產出的轉換效應。第二階段，我們可以看作是從技術創新成果到新產品數目，你的專業申請了，立項了，有沒有轉化為新產品，有沒有轉化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這個也可以看作是社會創新成果的轉化效益。我們的結果來源於對我們國家行業的分類，我們採用了36個大范圍的工業。這裡面不僅僅包括了製造業，還有其他的能源基礎的行業。數據是1997到2005年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年鑒，我們總體狀況有一個判斷，我們根據技術創新活動的滯後性。從資源的投入到創新活動成果的產出，我們認為是有滯後性的，我們採用了兩年的滯後期。當然可能行業不同，時間也不同，我們採用了平均的辦法。我們看結果並不是很理想，平均在0.6，沒有超過0.8，而且這個趨勢並沒有呈現明顯的上升，跟轉換效率相比，轉化效率是非常低的，只有不到0.4%的水平。我們這個方法應該是建立在數據報和分析法基礎上的，是一個相對的衡量。我們自己跟自己比，但是這個比的結果可以發現，總體的創新性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個別有很高的，但是大部分要低於平均的水平。我們這兩個階段當中，第一個階段是轉換效率不高，另外，轉化效率更低。從行業分布和特徵來看，我們這裡面有一張表。這里就是我國2001到2005年，列了一張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創新性效率的產能分布。分成了轉換效率比較高的行業，一般，和比較低的行業。轉化階段也是分成了三部分，因為轉化效率比較低，我們以0.4作為一個分界點。發現兩大塊比較低的行業是佔主流。我國技術創新的轉化效率和轉換效率都比較低。而且每四五年我們發現，轉化績效低，它的效率會更差。效率比較高的行業，跟我們想像的也不一樣，我們發現從定量的分析來看，電子設備電子製造，只有這一項比較高的。其他的高技術行業，比如說交通運輸設備，他們這些都在行業平均點一下。我們經過定量分析，結果就是我們的績效確實比人家差，我們投入了那麼多，可是我們的效果沒有出來。原因是，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制度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完善，會影響績效價值鏈的發揮。在工業技術性創新的價值鏈中企業的創新地位沒有完成建立。所以作為創新主題的作用沒有發揮。而且我們的創新體制是條塊分割，我們自主知識產權制度和社會的創新文化都存在缺陷。第一階段我們國家形成了一個市場競爭不足，以及非勢場化導向的資源配置，這都是影響轉化效果的發揮。轉化階段，我們創新成果的科研市場轉化體系還沒有真正的建立，所以很多專利數據高的，並沒有轉化為企業的生產力。這些直接影響工業部門創新績效的發揮。我國工業部門的創新績效整體表現不佳。既使是一些高技術行業，技術創新績效也值得關注。我們觀察這些現象的原因，我們發現我國轉型經濟過程中體制的缺陷是影響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