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② 蘇聯的工業化進程如此迅速,順利的原因
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認為,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是工業化,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製造業。因此,蘇聯在資金分配上,側重支持重工業。頭兩個五年計劃用於重工業的投資佔全部投資的84.2%和82.8%。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大大高於輕工業和農業。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各自的年遞增速度,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分別為:28.5%、11.7%、-2.9%;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分別為:19%、14.8%、4.6%。
高速度斯大林一直強調高速度發展工業,並以此作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的標志之一。蘇聯在工業化期間工業發展的年平均速度為17~20%,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速度幾乎達到30%。
資金積累靠國內斯大林提出,工業化的資金來源要「靠自己」,認為資本主義可以靠掠奪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資本,靠戰爭向外國勒索賠款,靠奴役性的借外債。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採取這些辦法,而只能靠自己國內的積累,靠節約。蘇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國內外資本家的剝削,擴大了資金積累的源泉。工業化的成就又增加了新的積累源泉。國家通過農產品義務交售、機器拖拉機站的實物報酬、農業稅以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等途徑也為工業化積累了一部分資金。在蘇聯工業化時期,積累基金占國民收入的26~29%。
重視技術和人材斯大林先後提出"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兩個口號,強調必須使自己成為專家。當時蘇聯下大力量開辦各種學校培訓幹部,派出大批人員到國外學習先進技術,到1940年工業已擁有93萬名工程技術幹部。同時用重金聘請外國的專家,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約有 2萬名各國的專家和技工,其中不少是擔任過總工程師等職務的第一流技術專家。這對於改變技術落後的面貌,加快工業化進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鼓勵群眾的首創精神蘇聯在工業化時期,開展了以掌握新技術為特點的、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標的全國性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特別是1935年冬開展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蘇聯以比較快的速度,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工業產值和農業產值的比例1913年為42:58,1926年為38:62,1929年工業比重第一次超過農業,比例為54.5:45.5,到1940年達到85.7:14.3。在工業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1913年為33:67,1925年為43.4:56.6,1932年為53.4:46.6,到1940年達到61.2:38.8。蘇聯在30年代末已成為世界上的工業強國之一。但在工業化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比例關系不協調,經濟效益差,國家財政負擔過重,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民生活提高得不快,市場供應緊張,並形成了一套管理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
③ 工業化發展的三個階段是什麼
工業化發展的三個階段是以輕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是工業高加工度化的發展階段。工業產業結構是專業術語,是指產業的構成及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第一階段是以輕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工業高加工度化的發展階段。
工業化的發展
從發達國家的歷程來看,一般工業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輕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像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是從紡織、糧食加工等輕工業起步的。第二階段是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
在這個階段,化工、冶金、金屬製品、電力等重化工業都有了很大發展,但發展最快的是化工、冶金等原材料工業。第三階段是工業高加工度化的發展階段。
在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的後期,工業發展對原材料的依賴程度明顯下降,機電工業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這時對原材料的加工鏈條越來越長,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在工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迅速增加,工業生產出現迂迴化特點。
加工度的提高,使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大大提高,而消耗的原材料並不成比例增長,所以工業發展對技術裝備的依賴大大提高,深加工業、加工組裝業成為工業內部最重要的產業。
對於處於工業化中期的地區,產業結構由以輕工業為主體轉向重化工工業迅速增長,工業勞動力開始佔主體,第三產業迅速發展。
這一時期,地區產業布局的主要內容是重化工工業的布局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城市體系布局和地區產業結構的塑造。以上三個階段,反映了傳統工業化進程中工業結構變化的一般情況,並不意味著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完全按照這種順序去發展。
④ 中國的工業體系哪來的
49年之前的部分,主要就是東北的重工業。其他你說國民黨黃金十年搞的什麼什麼,其實幾乎可以忽略的,因為本來就沒有什麼,打仗加掠奪之後更沒有什麼了。新中國建立後百分之八十都在在東北,廣大的華北華東內地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
工業化里最關鍵的是把農業人口變成工業人口,這是最難的。
以前有地主,農民的余糧被地主剝削,然後地主拿來向手工業者與商人換奢侈品。這樣是沒辦法工業化的。土改之後地主階級滅亡,余糧大家平攤了,每個農民都可以拿來向手工業者換一些高級些的商品,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這樣同樣也是沒辦法工業化的,所以必須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有些人眼中解放後農民生活也沒怎麼提高的原因。但如果不是這個原因,中國是沒辦法工業化的。
社會主義改造之後,確定了城鄉二元格局。讓城市的手工業者商人知識分子還有曾經從屬於買辦與洋人的苦工能夠留在城市裡,成為第一批工業化的人口。國家有低價把農民的余糧徵收了,往城市裡發。這就是糧票的原因,國家給市民發糧票是意味著你可以有這么多低於市場價的糧食買。如果你不夠吃,去自由市場買也行,就是貴。這是有些人眼中中國糧食緊缺的象徵,事實上當時確實也是緊缺。但如果不是這樣,工業化速度不會那麼快。因為要讓人們快速脫離農業到城市,所以一定要有原始資本。英國法國是殖民戰爭里從落後地區搶過來的,日本是甲午海戰從中國搶過來的,而中國和蘇聯的這個原始資本是從自己農民手上剝削出來的。以前地主剝削去的,現在就讓城市工業階級剝削去。這就是所謂的剪刀差。我們沒有殖民地也沒有掠奪,戰爭賠款都沒要,一窮二白,只能靠這個了。但是等工業體系完備後可以反哺農業,這是後話。舊中國的城市就是一些洋人與買辦集中的地方,還有商人與手工業者,不是西方那種工業化形成的城市。如今,城市開始向真正的工業化城市轉型。
工業分為輕工業與重工業,重工業是造機器的,生產工業的工業。英國法國是從輕工業開始,幾百年走完了工業化的路。德國日本後起國家,沒有殖民地需要搶所以必須要軍國主義,軍事工業都是重工業。為啥二戰後日本gdp不如中國高卻發展這么快?因為人家二戰前是造飛機造航母的,重工業底子在。中國gdp都是農民堆出來的。蘇聯就不用說了,工業化時候搶本國農民的口糧,趁著大蕭條時期去各國狂買重工業機器,七年時間完成超級工業化,堪稱世界紀錄,不過農民很慘就是了。中國一開始是學蘇聯的,全力發展城市重工業,鋼鐵石油機床煤礦鐵路。因為這些造出了機器可以進一步又發展工業。不過一五計劃後開始調整了,毛澤東認為不能只顧著重工業,要多顧及一下輕工業和農業,顧及一下要讓人民切實能感覺到生活水平在提高。他的十大關系就是專門講這個的。
然後就是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蘇聯的超級工業化忽略了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而毛澤東想重建這種主體性。大躍進概括說來就是放權,打破中央集權統一計劃,打破集中在城市的工業格局,打破集中在重工業的格局,讓人民公社就地工業化,建立自下而上的體系,把中國變成邦聯制一樣的國家。從大躍進到朱鎔基改革,中國中央政府一直很窮。
接著大躍進失敗了。第一是由於農業發展還不飽和,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多。第二是農村就地工業化水平差,全是大煉鋼鐵的廢鐵。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真正實現放權,打破中央集中體制後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官僚體制。所以自然災害死了這么多人。如果是一五時期的中央集權或者今天的大政府,自然災害斷然死不了那麼多人。所以毛主席一是要恢復原有生產方式調整鞏固提高,二是准備找官僚主義算賬。
文革動亂一定減緩了工業化,但是遠沒有到崩潰邊緣。你去查各種資料,70-75增長比80-85怎麼都是要快的。70年代完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從鋼鐵煤礦發電水泥,還有鐵路網與工公路網,衛星上天輪船下海。水平不高但是是完整的,門類齊全,可以自力更生。這就和所謂四小龍四小虎有天壤之別。70年代西方已經判定中國是世界第七大工業國了。從五十年代完全農業國,到七十年代衛星上天,感覺中國工業化速度也算是奇跡,大約世界第二,僅次於蘇聯,略高於日本德國美國,遠高於英法。四小龍並非真的完整工業體系,不予考慮。
八十年代,工業體系完成之後開始反哺農業。化肥和雜交水稻廣泛推廣,而鄧總設計師卻在這時候選擇廢除人民公社。事實上糧食產量和共有私有無關,幾乎只取決於技術。中國兩千年一直是私有農田,怎麼不見糧食增產,怎麼災害之年大逃荒?增產只是因為工業化完成,與私有田無關。這時候農村才開始真的有剩餘勞動力,可以完成大躍進時候想的就地工業化。但是鄧小平取消了人民公社。一個村幾百剩餘勞動力變成了一個家一兩個剩餘勞動力,沒法就地工業化了,就只能開始向城市流動進一步推動城市工業化。效果見仁見智,有人說不包產到戶現在城市不擁擠,農村都有產業都是華西村,沒有破敗的農村與三農問題。有人說人民公社鄉鎮企業大多初制濫造,最後全部被淘汰,城市發展也跟不上,沒有國際競爭力,也只能像是拉美一樣慘遭去工業化與中等收入陷阱。沒發生的事情誰都不好說。
70年代西方世界滯漲,蘇攻美守。八十年代裡根開始全球化,第三世界在50,60年代建立的民族工業幾乎全部滅亡。中國靠完整的工業體系扛住了,不過也損失了許多自主的產業,比如四人幫的大飛機運十,70年代大概有波音707的初代水平,就這么沒了。前三十年靠著醫療衛生系統,掃盲運動,造出來的大量健康長壽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成為國際代工廠。美國獲得了廣闊市場之後經濟強勢復甦,反殺蘇聯。非洲拉美等地方在全球化之後迅速表現出去工業化的趨勢,經濟停滯不前,最後淪為原材料出口國。就連蘇聯都不能免除這個命運。四小龍靠著個別門類代工的比較優勢快速發展。中國經歷八十年代初倒退與高通脹,不好說是損失了寶貴的自主產業還是淘汰了差的東西,之後逆風崛起,靠著完成的工業體系與龐大的工業人口,終於在2010成為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開始反過來與西方爭奪市場。到互聯網時代終於碰著了美國的腳後跟,下一個時代開始考慮超車。
以上就是大概能夠想到的過程。
⑤ 中國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什麼時候
中國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是1958—1978的20年間。(預計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中國是一個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建國後,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直在為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建國頭三年,就迅速恢復了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
從1953年開始,執行以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展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
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7年,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按可比價格計算,如以1952年為100,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加到167.8,農業總產值增加到124.8,工業總產值增加到228.6,其中輕工業總產值增加到183.3,重工業總產值增加到310.7。
在這個期間,不僅經濟發展比較快,而且各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也比較協調,經濟效益較好,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普遍得到顯著改善。
這表明,中國已經建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在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工業國的道路上跨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5)工業化速度如何擴展閱讀:
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指變落後的農業國家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
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用機器大工業裝備國民經濟各部門,使國家由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通常以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優勢為其實現的標志。
由於具體條件不同,各國應走與本國情況相適應的工業化道路。
我國在1952年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把「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努力奮斗的「總任務」之一,並在隨後的實踐中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參考資料: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網路
⑥ 1982年到1991年為什麼農村工業化的速度超過城市化的速度
那個時候有很多工廠搬到了農村,還有農村聯產到戶以後,他工業化實現的程度要快一點
⑦ 英國是如何走向工業化道路的
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早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在時間上比美、法、德、意等發達國家提前了100年左右,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提前了200多年。這種絕對先行國地位使英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工農關系的處理上沒有任何經驗可循,加上新興資產階級反對保護主義、倡導自由競爭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傳統,英國於工業化完成後在對農業的保護上反而比其他發達國家要晚一些,從而走出了一條從通過「財產剝奪——貿易條件惡化」模式積累工業化資金,到適度農業保護的較為獨特的工農關系變動的道路;也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從農業剝奪向農業保護的轉變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從工農業關繫上看,英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40年代:「圈地運動」及其對工業化的初始推動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通過「圈地運動」實現對農民的財產剝奪和強制性農場化,提高了農業生產剩餘的能力,迫使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從而開始了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圈地運動」歷經了大約4個世紀,但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18世紀中期產業革命以後。其結果主要有二:
首先是擴大了農場的規模,提高了農業的相對和絕對剩餘水平。根據1851年的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農場總面積為2470萬英畝,其中經營面積在100~500英畝以及500畝以上的大農場約佔78.2%,經營面積在50~100英畝的中等農場約佔13%,經營面積在5~50英畝的小農場僅佔8.6%。同時,即使是小農場,在經營方式上也完全不同於產業革命以前的小農經濟。農場規模的擴大,為具有不可分特徵的農業機械技術的廣泛採用提供了可能。在機械技術廣泛應用的基礎上,化肥和良種技術也開始推廣,並進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這就使得當時英國的農業生產水平和農業剩餘水平大大提高。在從1650~1800年的150年間,英國的小麥單產水平平均提高了77%,而僅在19世紀上半葉就提高了79%,其中19世紀50年代比30年代小麥產量提高了大約50%。1790年以後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1790~1815年間平均增長率大約為0.2%,1816~1846年為0.3%。一個農業勞動力在1700年時只能養活1.7人,而到1800年時就能夠養活2.5人了。可見,「圈地運動」實際上是通過土地的生產關系的變革大大帶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使農產品供給能力大大增強,農業剩餘供給水平大大提高。18世紀中葉之前,英國的穀物幾乎每年都有出口。
其次,迫使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使得越來越多的小自耕農喪失了土地所有權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權,為當時日益增長著的城市機器大工業部門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英國當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降低。17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60%,1801年降到36%,1821年降到32%,1851年降到16%。1801年,英國5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5座,到了工業革命結束以後的1851年猛增到265座。這時,英國已經出現了象倫敦、曼徹斯特等人口上百萬和數十萬人的大城市。1801~1851年間,英國城市居民佔全體居民的比重由32%上升到50.1%。
可見,「圈地運動」從兩個方面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一是強制性集中土地,提高了農業剩餘水平;二是為城市機器大工業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大量轉移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條件。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剩餘水平的提高又為勞動力的非農化創造了物質基礎。
二、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貿易條件惡化及其效應
19世紀40年代以前,英國的議會和政府基本由大地主、大商人和金融貴族控制著,他們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多次頒布穀物條例,實行關稅保護,限制和禁止國外廉價農產品和工業原料的進口。穀物條例在保護農業生產者利益的同時,也為高速發展的工業產業帶來了一系列障礙。主要是:穀物價格過高,在工人的日常支出中食物費用佔一半以上;工資的高低取決於麵包的價格,從而造成了穀物價格和工人工資輪番上漲的現象,導致了工業產品中工資成本過高;食品和原料價格過高造成工業資本家的利潤逐漸下降。從而,對農業生產的保護在19世紀上半葉反而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為了降低穀物價格,降低工業品成本,擴大工業品市場,增加工業利潤,工業資本家和城市消費者聯合起來與大地主進行斗爭。終於在1846年,通過在議會中佔多數的方式廢除了穀物條例,放開農產品市場,實行自由貿易。此後,兩大產業的比較利益逐漸向工業轉移。1840年,英國農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價格指數為112%,廢除了穀物條例後,1850年即下降為90%,1900年下降到80%。其中,種植業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更快。與1840年相比,1850年種植業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20個百分點,到了19世紀末期,種植業產品的市場價格只及1840年的57%。可見,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農業的貿易條件明顯地惡化了。這種狀況又通過城市和農村的「推」、「拉」兩種力量,使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851年,英國城市居民的比重為50.1%,1881年達到67.9%,1901年達到了78.0%。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最終在工業對農業的超強度剝奪中大大地向前邁進了。
農業貿易條件惡化在極大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良後果。從農村和城市兩個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兩點:
1、農業的衰退。1846年穀物條例廢除後,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農業便逐步走向衰退。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運輸條件的改善,穀物的海運成本急劇下降,美國和廣大殖民地國家的廉價農產品源源湧入英國市場,使大量農業經營者破產,農業衰退益發嚴重。在這一時期,英國主要作物小麥的播種面積和產量急劇減少。1870~1900年,小麥播種面積由141.6萬公頃減少到58.9萬公頃,產量從30.7萬公擔下降到14.8萬公擔,糧食自給率由1870年的79%下降到1900年的39.6%。農業的衰退迫使英國工業的發展日益依賴於國外農業的支持,這也是導致農業勞動力在此期間快速轉移的重要原因。
2、在市場和利益的驅動下,鄉鎮人口向城市進行了大規模轉移,使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急劇增加。在經濟結構仍以第二產業為主的情況下,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大量湧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已經就業的工人也經常面臨著失業的危險;貧民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大量存在,居住條件惡劣,許多人住在不透空氣、沒有光線的地下室里;由於農業衰退,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進一步加劇了窮人的貧困。城市中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無產者,其生活還不如原來的自耕農。無業人口的大量增加還造成了城市環境的惡化,以及犯罪現象的劇增。
可見,對農業的過分剝奪,在高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不僅造成農業的衰退,也在城市中帶來了一系列負面效應,降低了城市化的質量,對工業化、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三、20世紀30年代以後:對農業的保護和扶持與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
由於自由貿易政策對農業造成的持久性衰退,美國和西歐的大部分國家自20世紀初起就開始實行一定程度的農業保護政策,但英國直到本世紀30年代才開始這一轉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糧食進口受阻,國內糧食供給發生困難,英國不得不實行配給制,轉而加強對農業的干預和扶持。主要政策有:獎勵墾荒,對開懇荒地的農民給予一定的物質激勵,擴大耕地面積;在政策上鼓勵農機、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產業的發展,鼓勵農民購買農業機械,不斷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並於二戰以後迅速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對於各出口國用出口補貼的辦法廉價傾銷其過剩的農產品現象,英國等歐洲進口國採用提高關稅以及非關稅的手段對國內農產品生產者進行保護,這就大大提高了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建立健全了國家農業生產管理機構,對農業生產進行監督和管理;大力發展農業合作企業和流通企業,提高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水平,以及按照歐盟的統一政策對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進行補貼等。上述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顯著的,其標志之一就是英國國內的農產品供給情況很快得到了改善,80年代以後甚至一度出現了過剩現象;標志之二就是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等規模農戶的收入水平超過了城市中的一般產業工人;標志之三是農村物質生活條件的顯著改善,鄉村地區的第二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而改善了鄉村落後的歷史面貌,逐漸同城市接近起來,社會學家把這一過程稱為「鄉村城市化」。
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中使用勞動力的數量越來越少,1978年英國農業勞動力僅有65萬人;1991年進一步減少到27萬人,只佔全部勞動力的1.3%,此後便穩定下來。而在城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在進入20世紀40年代後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50年代以後,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二產業,從而成為吸收農村勞動力的主要領域。城市中就業結構的改善使失業人數大為減少,產業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況大為改觀。隨著第二、第三產業比重的變化,城市環境污染的狀況逐漸得到了治理。城市產業逐漸向鄉村滲透,城鄉聯系更加密切,80年代以後出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現象。
⑧ 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如何
工業化率達到20%-40%,為正在工業化初期,40%-60%為半工業化國家,60%以上為工業化國家。
⑨ 中國完成工業化了嗎
中國現在沒有完成工業化。
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首先要完成工業化。按照現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狀況,勞動力的分布是:60%從事第三產業,20%的工業,10%的從事農業,10%的國家公務員。其中和我們現在最明顯的區別之一就是農業人口的比例。按照官方的數據,城市人口還沒有超過50%,當然,如果只算擁有城市戶口的則更低。
其實目前我國真正還完全靠從事農業生產來養活自己的人並不多,主要是靠打工,及中國特色的農民工。雖然這些農民工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城市裡工作,但他們並不能真正容入城市,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讓家人享受城市的繁華。由於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的子女不能和城市裡的孩子一起讀書,從而變成留守兒童。他們多數都不能從顧主那裡得到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