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②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三個重要特徵是什麼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三個重要特徵：
1、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大國的工業化，中國的人口超過了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
2、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快速推進的工業化，世界上還很少有國家能夠長期保持如此高的工業化速度。
3、 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低成本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幾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能夠找到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產品。
補充：
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是後發國家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常採用的兩種發展戰略，各有不同的優缺點。由於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在我國實施中產生了許多弊端，以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運用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獲得成功的示範作用，我國逐漸地從進口替代轉向了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長期以來，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一直是比較低，我國環境污染是低付費的，我國依靠引進為主的技術進步也是低成本的，我們人民幣幣值是低估的，這構成了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成為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源泉，也是我國可以實施出口替代戰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