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分析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概況。
1、近代工業的產生：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在中國設立工廠,是中國近代工業之始。這時期的外資工業主要是為外商對華貿易服務的。從1843～1894年,外國在華一共設立了191個工業企業,其中116個屬於船舶修造業和絲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業。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據估計到1894年止約近2000萬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兩項的便達1500萬元，占總投資額的75％。其餘75家工廠分別屬於印刷、食品加工、水、電、煤氣、火柴、服皂、制葯、造紙、木材、玻璃、水泥等行業，共擁有資本約500萬元，大多規模狹小。 外國在華創辦工業後20餘年，清政府開始創建用機器生產的工業。從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經營了21家軍用工廠（包括一家船廠），所費資金從低估算在5000萬兩左右。其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和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設備比較齊全，是中國近代工業創建時期的大型工廠。軍用工業是非商品生產企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系不甚密切，但它促進了19世紀70年代民用工業的興起。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由中國人自辦的工業企業大抵有船舶機器修造廠27家，機器繅絲廠約113家，機器綿紡織廠8家，其他輕工業工廠47家,共約195家。其中多數規模很小,資本額不詳,有不少甚至在籌建期中或投產後不久便告歇業。設備比較完備的企業大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武昌織布官局和蘭州織呢局（見彩圖）等。商辦工廠如陳啟源經營的繼昌隆絲偈為華南繅絲業的發展起了引導作用；商辦船舶修造廠大多是從原來手工作坊基礎上添置一二部車床發展起來的，而到80年代逐步發展到修理和製造繅絲車和軋花機。以上近代工業的創辦，也標志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
2、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甲午戰爭後，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抵制外貨,設廠自救的呼聲遍及全國。1895～1913年，中國近代民族工業進入初步發展時期，並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現了兩次投資工業的熱潮。這19年中,國內新創辦的、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設24.6家,新投資總額達9822萬元,平均每年新投資為516.9萬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資本中80％以上屬於商辦企業，改變了甲午戰爭前以清政府投資為主的特點，民族資本成為本國工業資本的主體。同時在工業企業的地區配置上，開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漸向內地城市伸展。唯初步發展時期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才見露頭，如創建於1889年的漢陽鐵廠,幾經改組，於1904年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但1913年僅生產生鐵 9.7萬噸、鋼4.2萬噸。 在民族工業稍見發展的時節，外資在華工業憑借特權有了更為迅速的增長。據統計,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設立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工廠共達104家（其中以外國資本為主中外合辦的有18家），資本額4952萬元,為甲午戰爭前50年間投資總額的5倍以上。所以,在這段時間里，與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激增速度相比較，本國工業仍處於劣勢地位。
3、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914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主要參加者英、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轉入戰時經濟，放鬆了對遠東市場的追逐。中國民族工業遂獲得一個發展時機，從1914～1919年，新開設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包括礦場）共379家，資本額8580萬元,平均每年開設63家,新投資1430萬元。據1920年的統計，新設工廠的單位資本額在10萬至 100萬元之間的約占當時工廠總數的36％,而1914年則只佔11％,可見發展的速度和規模都超過了大戰前19年間所達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於日本、美國利用歐洲列強無力東顧而乘虛加緊侵略，中國民族工業會有更大的增長。這一時期，日本加強了對華經濟侵略。它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漢口、青島等地設立紡織廠。戰前的 1913 年，日本在華紗錠為11.1萬余錠,到1919年增加到32.2萬余錠，增加幾近2倍。在麵粉業方面情況也相似。1916～1920年，日資麵粉廠增設了4家,還有中日合辦的5家,設廠地點自東北而擴及天津、青島、濟南等地。外國侵略的加劇，激起了1915年反對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群眾抗議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些愛國運動也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4、民族工業的短暫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列強卷土重來，中國民族工業普遍地遇到了外國勢力爭奪市場的壓力。戰時發展迅速的綿紡織業這時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一方面，在相當多的中、小型棉紡織廠虧累擱淺的同時，若干大的民族資本紡織集團開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民族資本紡織集團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國壟斷資本的滲透和侵蝕，呈現了半殖民地中國工業活動中資本集中的復雜局面。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機引發的 1925 年的「五卅」運動和1928年「五三」抵貨運動，也曾給這一時期的民族工業如紡織、麵粉、卷煙等業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據估計，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業資本在3億元左右。中國工業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了市場危機的威脅。國民黨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削弱了廣大人民的消費能力；東北廣大市場和資源被日本侵略者霸佔；西方列強為了轉嫁經濟危機，跌價傾銷進口商品；連同日本在華北的嚴重走私等等,造成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出現了物價下跌而銷售遲滯的景象，迫使工廠停工減產。1933年，棉紗價格跌落之巨為10年來所未見，全國紗廠虧多盈少；同年，上海麵粉價格狂落，存貨堆積，使部分工廠停工。這種景況一直持續到1935年。193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政策、通貨貶值的刺激，物價轉升，市場購銷情況有所改善，工業生產開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沿海、沿江戰火波及地區，工業設施迅遭嚴重破壞。僅上海一地，據當時上海社會局調查:受損害的工廠約2000餘家,損失總額在8億元左右。中國民族工業遂因戰爭的破壞而中落。這一時期，除了東北地區已全部淪為殖民地經濟以外，國民黨統治區外國資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脹。1936年的統計表明：外國資本大體上已經控制了中國生鐵產量的95％，鋼產量的83％，機器採煤的66％，發電量的55％，在紡織工業中則佔有紗錠數的46％和織布機數的55％。十分明顯，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確立了壟斷地位。
5、抗日戰爭以後的萎縮工業：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戰區工廠內遷,連同大後方新設工廠,比較偏僻的西南地區逐漸成為民族資本工業的陣地，重慶成了後方工業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萬縣、瀘州、宜賓，雲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陽，廣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陽、祁陽、芷江、沅陵，陝西的西安、寶雞，甘肅的蘭州等城市都陸續發展成為後方的新工業區。就資本狀況看，當時以四川和雲南的私營工廠規模較大，而湖南、廣西的工廠規模較小，總的說來都較戰前為弱。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錯誤政策，使一度興起的後方工業，到1943年便陷於停工關廠的困難境地，其後幾年中艱難竭蹶的情景更見嚴重。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在中國經濟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官僚資本的形成和膨脹。國民黨統治集團憑借國家政權，巧取豪奪，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利用戰時經濟統制，借用「公營」名義,控制工業企業。1942年後方共有工廠3758家,官營工廠在數量上雖只佔17.4％,但所擁資本額占總資本額69.5％，所擁動力設備佔全部動力的42.2％，官營工廠平均每廠動力有100匹馬力,而民營廠只有26.7匹馬力。其後數年，官、私工廠在這些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及至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沒收日偽財產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資。其中接收日偽工廠便有2411家，作價標賣的不過10％，其他絕大部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官營工業。1948年,官僚資本佔有全國產業資本的80％,控制了全國鋼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水泥的45％，紗錠的38％,織布機的60％，棉布的73％，棉紗的39％，毛織品的50％，食糖的65％，紙張的30％。在這種情況下，民營工業處於受壓制和被排擠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官僚資本主義是一種腐朽的生產關系,它投靠帝國主義,嚴重地壓制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 原因：1官僚資本主義的阻撓 2美貨的泛濫 3 內戰的影響
6、新中國對民族工業的改造：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人民政府的沒收官僚資本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世紀末以來，贛閩粵邊區各縣相繼降生的近代工業絕大部分轉變為國營企業。例如，1949年，瑞金縣人民政府接管民國政府員工印刷所的設備開辦瑞金新華印刷所，1956年，"昌明"、"福興"私營印刷所並入，新華印刷所更名為江西瑞金印刷廠1950年，長汀縣人民政府接管舊政府田賦處的碾米設備，籌建了縣 近代機器辦第一家國營工廠--第一碾米廠；興寧縣第一染織廠則是1951年由西庄、睦仁、霖興、大同、福利、農業、勤信、合眾、集泰等9家全縣較大的私營布廠合營的，1955年被批准為公私合營，定名為"地方國營興寧第一染織廠"。1924年創辦的妙培爐鐵廠，1950年為平遠縣人民政府接管，易名為妙培爐人民鋼鐵廠，後來發展成為平遠縣國營鋼鐵廠。1955年，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梅縣共有海源、復興卷煙廠、光明電燈公司等13家私營工廠先後參加了公私合營；1956年，增加到18家；1958年至"文革"初期，上述工廠全部轉變為國營工廠；其中由海源煙廠、復興煙廠合並的公私合營企業--梅縣卷煙廠就是1960年過渡到地方國營企業的。於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贛閩粵邊區各縣建立的地方國營工業企業中，清末民國以來邊區降生的近代工業很快實現了所有權的轉制，成為人民政府所有的經濟實體和新中國公有經濟的主體。這些公有制純度高的工業經濟，在後來的城鄉分割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弱化了其對農村經濟發展應有的影響力。在80年代中期以後，它成為三邊地經濟改革主要對象，並在實現轉制轉軌中逐步融入世紀末三邊地區工業化與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對於這一部分工業企業，本書後面將不再另外給予更多的關注。
②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③ 中國工業實力在全球排名
中國工業規模占據全球約30%的市場份額，這一數字超過了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國之和，確立了其作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的地位。同時，中國也正逐漸成為未來的世界工廠。美國工業產值佔全球約17%，日本約7%，德國約6%。
關於中國工業水平，盡管在國際排名中中國尚未進入前十，但實際上，在某些領域，中國的技術實力是被隱藏的。我認為，中國政府可能出於某種戰略考慮，故意隱藏了這些技術。預計在未來幾年，我們將看到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大量突破。因此，我們暫且依據國際排名，並以外國媒體的評價來分析。據某周刊報道，中國在核心技術領域與領先國家相比仍有差距，表明中國在高製造業和科技產業方面仍有待提升。
盡管如此，中國目前仍被視為工業大國。但要成為工業強國，中國還需在高端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上取得更大進步。
在全球工業強國的排名中，美國、德國和日本長期占據前三的位置。美國，作為全球領先的超級工業強國，掌控著全球科技發展的主導權，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其他國家能夠超越美國。美國的工業以高端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控制著全球過半的航空、醫療、飛機、汽車、軍工、化工、生物、計算機等領域。知名企業包括通用、波音、英特爾和蘋果等。
日本，工業技術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自二戰時期起，日本便已具備大規模建造航空母艦的工業能力。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日本的工業製造技術已達到令人矚目的水平。如果沒有美國的限制，日本的工業實力可能還會更加強大。日本的工業以高精度車床、汽車、精密儀器、特殊鋼材、造船等為主，代表性企業有三菱、松下、雅馬哈、索尼等。
德國，與日本一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工業強國。德國的機械製造代表了全球最精密的工藝水平。雖然有些產品如大眾汽車可能質量下滑，但德國的整體工業實力仍然非常強大。德國工業主要集中在汽車製造、高端機床、電子、化學等領域，代表性公司有西門子、大眾、巴斯夫、賓士等。
此外，高端工業強國還包括韓國、瑞典、法國和英國。這四個國家的工業實力雖然強大，但與美日德相比，仍有一段距離。英國和法國作為歐洲的老牌工業國家，是最早進入工業革命的國家。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是二戰後工業發展最快的後起之秀。目前，韓國在汽車製造、半導體材料和高端電子製造等領域均位於世界前列，代表性企業有三星集團、現代、LG等。
④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三個重要特徵是什麼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三個重要特徵：
1、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大國的工業化，中國的人口超過了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
2、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快速推進的工業化，世界上還很少有國家能夠長期保持如此高的工業化速度。
3、 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低成本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幾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能夠找到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產品。
補充：
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是後發國家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常採用的兩種發展戰略，各有不同的優缺點。由於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在我國實施中產生了許多弊端，以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運用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獲得成功的示範作用，我國逐漸地從進口替代轉向了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長期以來，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一直是比較低，我國環境污染是低付費的，我國依靠引進為主的技術進步也是低成本的，我們人民幣幣值是低估的，這構成了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成為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源泉，也是我國可以實施出口替代戰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