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國家工業化的特點是什麼

『壹』 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典型模式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研究第三世界經濟中居主導地位的「發展中地區」具有廣泛參照價值的「樣板」——「巴西模式」在國際上的徜徉及影響要比「四小龍模式「早一些，但20多年發展下來，「四小龍模式「卻顯然要比「巴西模式「強韌而具有持久生命力（這里需要說明的事，所謂「四小龍模式「只是一個概括性的稱謂，事實上，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的發展模式在具有詳細共性的同時，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
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可說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戰後初期，便已是整個第三世界最近捕或較具現代化發展成分的區域，他們在政治上最先區的主權國家的獨立形式，在經濟上最先建立起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定基礎。
直至某些中東產油在20世紀70年代暴發之後，除了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數小區域外，這些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個人國民生產總值，長期以來都是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地區」最高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基礎上，巴西在1964年發生親美右翼軍人政變，此後即以「為了發展」為名而強力鎮壓政治反對派並厲行軍人專制式統治，另一方面巴西的較高速經濟增長及現代化發展。「巴西模式」之命就是由此而來。
「亞洲四小龍」由於國家或地區的地域十分狹小，因此，雖然這兩個小國（韓國、新加坡）和兩個地區（台灣、香港）取得舉世矚目的最高經濟增長率和現代化發展速度，但若據此便認為「四小龍模式」對整個第三世界的「法、戰中地區」或「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那顯然是缺乏科學態度的，最低限度，「四小龍」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所難以同時擁有的特殊條件：
第一，新加坡和香港根本就是「都市」式社會，農村人口微乎其微，沒有自身管轄范圍內的腹地，因此就不存在將現代化成果由少數重點「擴散」到廣大區域的問題。同時，城市人口因工業化發展而急速提高的人均生產總值及收入，也不會因為有寵大的農村人口而被降低。至於韓國和台灣，社會規模雖然比新加坡和香港大得多，但基本上仍屬於小型國家及地區，台灣早在作為日本殖民地時期，城市化的水平便已為先進工業國家以外的國家所罕見，因而當進一步工業化發展起來後，「擴散」的困難亦比較少。
第二，它們都能夠保持經濟與政治的協調發展。發展經濟學在分析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時提出，政治向量和經濟向量的吻合對基礎的發展起著催化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權力對於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是歸結為前兩種中的一種。」這種觀察結果也適用於「四小龍模式」。應該承認，「四小龍」（除香港外）加速現代工業化，是在專制政府執政和積極推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後才開始的，並取得了最大的效益。專制政權的建立不僅使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加快，而且使其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而當其工業化發展進入比較穩定的漸進發展時期後，經濟穩定又決定了政治穩定，因此保持專制式國家管理的必要性已經消失。20世紀70年代末，「亞洲四小龍」應時代要求實行社會「松邦」，並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各種不必要的干預，即開展所謂的政治自由化，國家政權的專制制度也開始向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演變，進而又維護了較多中產階級的利益，將他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聯系起來，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平衡發展。
第三，新加坡和香港早就成為亞洲最具規模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資金匯聚十分充裕。至於台灣和韓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韓戰爆發到70年代初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間接近20年的時間里，由於對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具有重要地位，美國曾在這兩個地區大量投入經濟援助，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南北朝鮮分治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對韓國的援助積累估計達130億美元之巨，而在1965年美國停止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之前，美援台灣的資金亦有數十億美元。
第四，結合20世紀60、70年代後的國際資本結構的轉移，「四小龍」都日益明確地採取了所謂「出口外向型」的經濟發展基本戰略－－新加坡、台灣與韓國在初期曾一度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後來都轉向「出口外向型」發展戰略，在這方面，香港可以說是最早的自覺先行者。
第五，「亞洲四小龍」的共同之處還有高儲蓄、高投資這樣一種儲蓄與投資結構。1971～1980年韓國的投資率（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為年平均27.5%的高比率，而儲蓄率也是21.6%的高比率。同一時期，台灣的年平均儲蓄率為32.4%，投資率為27.2%，儲蓄率不斷超過投資率，保持了國際收支的順差，因此並沒有面臨外債問題。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亞洲四小龍」國民儲蓄率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1987年，韓、台、新和香港國民生產總值中國民儲蓄率分別為37%、40%、46.7%和30%。這種高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的良性循環機制，對經濟發展中的負效應起到緩沖作用，不僅使它們逐步解決了資金短缺問題，而且還使它們對外國資金的依賴程度減少，避免了通貨膨脹的威脅。
第六，「四小龍」的社會規模較小，本土內部市場狹窄，將工業生產面向世界市場，憑著機動靈活的國際推銷，結果實現了以工業品出口為主力帶動整個社會高速增長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十分明顯的是，這種「出口外向型發展模式」對人口寵大的大、中型「發展中國家」來說，卻是難以實行的，特別是在國際經濟不景氣、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時候。 與「四小龍模式」相比，「巴西模式」是遜色得多。巴西、墨西哥等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雖然也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但卻在沿海少數大城市與內陸腹地之間，以至城市內部不同社會層次之間造成了可稱為斷裂性的發展，貧富懸殊極為嚴重，據兩位法國學者杜蒙(Rene Dumont）與莫坦（Marie Frane Mottin）所著的統計資料，20世紀80年代初，巴西3萬多富豪的收入幾乎等於1000萬巴西最貧窮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貧富差距是法國的21倍，在巴西全國的1.6億人口中，沒有固定收入的「社會邊緣人」竟高達50%；時至如今，「巴西模式」已經成為負面發展大於正面發展的失敗教訓。它對國際資本的過分依賴，綜合國力與國民經濟建設規模之間的關系、國民社會的合理分配、階級緩和與社會平衡、人民的基本權力，尤其是政治民主權力等問題，都是畸形而不健康的，當某些因素導致矛盾失衡點爆發時，便會反過來導致經濟增長率的嚴重衰退及現代化發展的阻滯。
「巴西模式」的主要失誤在於：
（1）巴西在大規模引進外資及向國際金融資本借貸的同時，不能在經濟方面解決對國際資本的過份依賴問題，不能解決在國際分工中建立起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的問題；在政治方面更不能解決對美國的依附問題，同時，為了創造吸引外資的「穩定」環境，在國內實行軍事專政式的高壓政治，嚴重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力。巴西不僅是第三世界外資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外債最多的國家。
（2）巴西、墨西哥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爆發的崩潰性「外債危機」，一方面反映對國際金融資本過份的依賴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脫離國力條件將國民經濟建設規模搞得過大的問題，用中國的話來說，就在大規模借外債來搞「洋躍進」，以至脫離主客觀的制約性，無法償還債務，外債本息越滾越大，使經濟發展瀕於崩潰。
（3）「巴西模式」在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與階級緩和、社會平衡問題方面是徹底失敗了，「四小龍」在這方面雖然也產生不少問題，但相比之下，卻要輕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