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創辦的民用工業有什麼

⑴ 洋務運動舉辦的官督商辦企業有哪些

一、輪船招商局，是洋務運動第一個官督商辦的企業，由李鴻章創辦於1972年。既然是官督商辦，還是以民間經營為主，因此輪船招商局被定義為民營企業。實際上，民間資本只有73萬兩銀，而官銀則有190餘兩之多，完全是公私合營。

二、開平礦務局，1876年，李鴻章派唐廷樞籌辦，擬訂官督商辦章程，招商集股。1878年7月24日在直隸唐山開平鎮正式成立。 1881年全面投產，僱工3000人。1882，年產煤38000噸，1898年達730000噸。歷年擴充設備，改善運輸條件，備有運輸煤輪，設有專用碼頭和堆棧。到19世紀末，總資產已近白銀600萬兩。1892年唐廷樞死後，張翼接任督辦，礦權逐漸為外商控制。

三、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李鴻章派鄭觀應等人籌建，中間幾經曲折，數易其人，終於在1890年開車生產。開工後營業興盛，獲利豐厚。1893年10月工廠毀於火，李鴻章派盛宣懷、聶緝椝負責清理規復事宜，後盛聶兩氏在是局基礎上改建為華盛紡織總廠，於1894年復工生產。

四、中國電報總局，1880年8月中旬，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奏准籌設津滬電報線，在天津成立官辦的津滬電報總局，委派盛宣懷為總辦。1881年11月津滬線完工前，正式命名為中國電報總局。18823月1日起，改為官督商辦，招股集資，分年繳還官辦本銀，聽其自取報資，以充經費。盛宣懷、鄭觀應、經元善、謝家福、王榮和等集股湘平銀八萬兩，是其創辦資本。

五、漢陽鐵廠，1890年，張之洞主持創辦，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它的橫空出世是中國鋼鐵工業的開端，被西方譽為「中國覺醒的標志」。漢陽鐵廠建成的首功之臣就是張之洞，但他也曾因為自己的愚昧無知和狂妄自大鬧出過笑話，並因此給整個中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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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派早期創設的民用企業大都採用官督商辦形式。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創辦軍用企業之後，在原料、燃料、交通運輸、經營等方面都遇到困難，便從70年代中期起，開始興辦民用工業。但是，清政府財力不足，無力撥巨款直接投資，且不能承擔虧損；便全推於商辦，但又不放心，於是出現了官督商辦這類企業組織形式。

官督商辦企業吸收了私人資本，其生產也以追求利潤為目的，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又能避免封建地方勢力的干擾。它與不計盈虧的官辦企業相比是一種進步的趨勢。同時，官府一般給官督商辦企業以減免稅款、取得貸款以及壟斷經營等特權，因而在創辦初期得到了「商」人的贊同，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大型官督商辦企業在最後大都成了內外反動勢力的犧牲品。在這些企業中，有的直接為外國侵略勢力所吞並，如開平煤礦；有的被強制改為官辦，如電報總局；有的則轉入洋務派官僚之手，成為官僚集團的私產，如招商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等等。

⑵ 洋務運動中有哪些軍事工業，民用工業

• 洋務運動時期舉辦的軍事工業主要有：江南製造總局（李鴻章)、上海輪船招商局（李鴻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安慶內軍械所（曾國藩）。

• 洋務運動時期舉辦的民用工業主要有：天津機器製造局 (崇厚)、湖北織布局（張之洞）、天津開平煤礦 (李鴻章)、湖北漢陽鐵廠（張之洞）。

洋務運動（族皮1861年至1894年），又稱自強運動，是清朝政府內的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

在兩次英法聯軍失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廷上層為應對內憂外患形成了「洋務派」與「守舊派」兩種陣營，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主張摹習列強的工業技術和則畝商業模式，利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得強大的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廷統治。因為清軍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沉重打擊了清廷的信心，洋務運動黯然收場。

洋務運動進行30多年雖然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洋務運動引進了孫穗森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⑶ 盛宣懷的主要成就

參與創辦第一個民用洋務企業輪船招商局；1880年創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1886年創辦中國第一個山東內河小火輪公司；19世紀90年代後期建成中國第一條鐵路干線盧漢鐵路；1897年創建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895年辦成中國第一所正規大學北洋大學堂；1904年春在上海創辦紅十字會，並被清政府任命為中國紅十字會第一任會長。 1872年他建議李鴻章用建造商船來提供建造兵艦的費用，被李採納，李委任盛辦理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這是盛辦理輪船航運的開始。同年擬定中國第一個集商資商辦的《輪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輪船招商局正式營業，盛宣懷擔任會辦，從此他開始正式成為清末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從此盛又開始辦理礦業。
1909年盛宣懷鑒於「商業振興，必借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在南洋公學增設航政科，辦航海一班，後於1912年獨立成為吳淞商船學院，是為今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1879年盛建議李建立電報事業，李採納之，又命盛督辦。
1880年創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
1881年盛宣懷被任命為津滬電報陸線的總辦，從此進入電訊業。
1882年為了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沿海建立電報網，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廣東、寧波、福州、廈門等地的電報線。
1883年盛宣懷督理天津海關，他挪用海關錢糧來資濟電報事業，混淆各個部門的經費，因此受到處分，但因多方說情未被降職。 1892年起，他又開始在上海督辦紡織業。
1894年開辦華盛紡織總廠；又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名義，控制大純、裕春、裕晉諸多紗廠。 1896年起盛宣懷開始督辦鐵路。
因漢陽鐵廠生產不景氣，虧損嚴重，張之洞奏派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包括大冶鐵礦、江夏馬鞍山煤礦）。盛接辦漢陽鐵廠後，招募商股，將帥官辦企業改為"官督商辦"，並改漢陽鐵廠為總廠，委輪船招商局會辦鄭觀應為總辦，將大冶鐵礦隸屬總廠，接著便著手改造、擴充漢陽鐵廠。針對漢陽鐵廠缺乏燃料、產品質量低劣等問題，首先派委員帶同外國礦師沿長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鑽試，尋覓佳煤，結果覓得萍鄉煤礦。遂向德國禮和洋行借德銀400萬馬克作為資本，開辦萍鄉煤礦，解決燃料問題。隨即奏派郎中李維格出國考察鋼鐵，求取煉鋼新法，以提高產品質量。李在考察歐美鋼鐵工業的同時，找到漢廠產品質量低劣的原因。盛於是購置新機爐，全面改造鐵廠。經過改造、擴充的漢陽鐵廠，成為東亞"第一雄廠"。外人驚呼"中國醒矣"。但盛在改造、擴充漢陽鐵廠時，為解決資金問題，在日本制鐵所的誘惑下，以大冶鐵礦得道灣礦山及礦局的全部財產作抵押，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300多萬日元，使大冶鐵礦主權喪失。 甲午戰爭後，盛宣懷認為國家欲圖自強，籌設學堂、培育人才是關鍵。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材之盛皆出於學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光緒帝御筆欽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後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辦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這一天也成為中國第一所大學建校紀念日。
北洋大學堂創建後，盛宣懷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形成了「西學體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採用專家辦學模式，奏明皇帝「須遴選深通西學體用之員總理」，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具體掌管設在天津的大學堂，並聘請了一批外籍教員。其次，針對當時清王朝在處理內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開發礦業資源、發展機械加工工業的實際，開設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礦冶金、機械工程等學科，並隨著事業的變化，及時改變專業設置，添設新的專業。盛宣懷認為「師范、小學尤為學堂一事務中之先務」。所以他又開始了培植師資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師范學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學)，連同相當於大學附中的北洋大學堂二等學堂，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三級學制，為中國新式系統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第四，盛宣懷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培養專門人才。學生入頭等學堂先學習第一年基礎功課，學完後，由總辦、總教習察看每一個學生的資質，酌定今後的學習內容；即便是出國留學，也要根據每人的資質，選其專門學科去深造。第五，確立了「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校風。
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是為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台灣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學首開師范班，是為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范學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學首開航政科，後發展為獨立的吳淞商船學院，是為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盛宣懷還創設了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電報學堂等。為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如為發展鐵路事業，開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與大學教育的淵源並不只體現在他親自創辦的這些學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後，其十餘萬卷的藏書被民國政府一分為三，分別給了聖約翰大學、交大和山西銘賢學校。解放後，這些藏書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調整，安徽大學、華東師大、山西農大成為新的受益者。甚至連盛宣懷與朋友來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學所收藏。 1910年辦成私人的上海圖書館盛宣懷終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檔留存，各種文稿、信札、賬冊甚至宴客菜單，吉光片羽，無不悉心收藏。盛宣懷在世共26106天，現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就有一億余字，178633件，籠統一算，每天保存6．8件檔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檔」，數字就更為驚人了。
1975年，上海當時的市委寫作班子組織了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開始對上海圖書館館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進行整理。這是1949年後第一次整理「盛檔」。1997年，上海圖書館又再次組織整理「盛檔」，這次整理共歷時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的具體數目是178633件。
盛宣懷當年的親近幕僚葉景葵曾說過：「宣統之季，余在造幣廠監督任內，公適籌畫幣制條款，召余商榷，函電屬草，每於病榻親自為之，精細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葉景葵自稱，「公」即指盛宣懷。從盛宣懷對擬「函電屬草」這樣的事，即使卧於病榻，也必「親自為之」，足可見盛宣懷對文案（實際上也是對檔案）的重視。 盛宣懷作為慈善家，他在天津創立廣仁堂，在上海開創萬國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賑濟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輔大水，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捐助衣物糧食，由盛宣懷購買並運到天津散發，這是盛宣懷第一次從事福利事業。河北水災時，盛宣懷與父親盛康一起參與賑災工作，曾到江蘇、上海一帶募捐錢物，收效頗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鴻章要求增加一萬兩賑款，「回南勸捐，如數歸繳」。
清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一帶遭受極其嚴重的旱災，史載餓殍達一千萬人以上，被稱為「丁丑奇荒」。李鴻章時為直隸總督，正處重災之區，賑災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設立了直隸籌賑局處理賑務，盛宣懷以候補道的身份參加該局工作，於1878年5月，被派往獻縣主持賑災。他會同地方官員下鄉做了一次調查，給李鴻章寫了兩份報告，詳細匯報了獻縣受災後的情形。由於連年災荒，當地農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無所有，久旱無雨，土地堅硬，種糧已被吃盡，農田大半荒蕪，無人耕種，災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斃，形勢非常嚴峻。災民人數太多，「獻縣至少須發二萬戶，方能稍援垂斃」。盛宣懷所帶政府賑災款只有區區六千串，以每戶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濟六千戶。盛宣懷請求借庫平銀一萬兩，以滿足救濟「極貧之戶」之需。由於這是計劃外的要款，可能撥不下來，盛宣懷提出：「此銀如籌賑局無款核銷，擬請代為轉借，俟職道回南勸捐，如數歸繳，決不敢短少」。
光緒五年，為了解決河北特大旱災後遺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孤兒寡婦的撫養問題，盛宣懷秉承李鴻章的旨意，在天津設立一座名為「廣仁堂」的慈善機構，其創辦者和董事多為「南省助賑紳士」，如王承基、吳大澄、經元善、鄭觀應、李金鏞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吳大澄江蘇吳江，經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鏞江蘇常州，鄭觀應是廣東人，但也長期在滬經商。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會、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緒八年(1882年)被推舉為上海同仁輔元堂的司總，經元善先後在同仁輔元堂、果育堂任職，鄭觀應曾任上海保嬰局董事，後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們有著長期從事民間慈善事業的經歷和經驗。盛宣懷晚年回憶廣仁堂時曾說：「北省向無善堂」，廣仁堂可稱南方紳商在北方創設善堂的開山之舉。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為了救助陷於戰區的民眾，上海的一些慈善事業活動家仿效西方紅十字會的章程和辦法，聯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國在滬的外交人士、企業家，在上海創設了一個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個組織雖然也帶有政府背景，當時的兩位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是肩負政府使命的幕後主持人，但出面活動的華人董事沈敦和、施則敬、任錫汾則都是長期在上海從事慈善事業的南方商人。這為1910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導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蘇發生特大水災，受災人口達730萬人。由於地方官吏對賑災救濟工作的漠視和拖延，造成大批災民流離失所，清江、沭陽一帶災民每天餓死者數百人，情況非常緊急。鑒於盛宣懷在歷年賑災活動中的影響和號召力，災區紳民紛紛寫信給盛宣懷，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見盛宣懷，呼籲他出面主持賑濟工作。由於朝廷初次撥給的政府賑災款只有十萬兩銀子，遠遠不夠使用，新任兩江總督端方也竭力邀請呂海寰、盛宣懷主持義賑募捐工作。盛宣懷當時在上海和呂海寰一起與德國、義大利等國進行商約談判，雖然公務繁忙，還是難以袖手，便承擔起義賑重任。由於掌控了上海廣仁堂這樣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盛宣懷運作起來頗為順手。上海廣仁堂成為徐、淮、海水災的義賑主持機構，刊印災啟、登發廣告、寄發募冊、派員巡視調查、收取捐銀、填開收照、編制賬冊、散放賑款賑衣、編印徵信錄，一概義賑事務，全由廣仁堂經手辦理，起到了組織機構和指揮中心的作用。
盛宣懷晚年談及廣仁堂時曾說：「上海廣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設，平常辦理各種善舉，遇有災荒，同人提倡義賑，歷有年所。堂內捐置房地、礦業股份，以為恆產，如能經理得宜，未始不可達救人目的。」這里特意提出「上海廣仁堂」，似有與1879年最初在天津創辦的廣仁堂作一區別的意思。天津廣仁堂初辦時帶有官方色彩，經費有一部分來自官方，在上海設立的廣仁堂則沒有了官方經費的來源，主要由盛宣懷主持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漢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業贊助，已演變成完全民間性質的慈善組織。
這次水災的義賑工作前後超過半年。由於江蘇一些地方官員官僚作風嚴重、賑災不力，盛宣懷致電兩江總督端方表示不滿：「官賑現由鄉董地保造冊送州，勻攤辦法，義賑系經司事親歷各災區查看開辦，俟官賑放後，義賑以補不足。……向來官賑不過憑董保造冊呈送，印委分極次貧勻攤，每口極多數百錢，散放極遲，剋扣極多。且百姓皆稱吃皇糧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飽者，已算極好。宣官直東，總司賑務，親督查戶，洞察其弊，曾嚴懲印委，稟院以官作義，系將官賑並歸義賑，責成義紳，隨查隨放，奏銷則列明官賑若干，義賑若干。李文忠、張勤果不派委員，即派員亦止會同義紳而已。非必委員無妥人，實因章法不同。且委員所帶之人，斷不能耐苦終日奔波，故以候補官充義紳，亦能變好」。提出「官、義合賑」的建議，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懷隨後親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義兩賑合辦章程十八條》，規范來自政府途徑和民間途徑款物的管理和發放辦法，實際上官賑的管理權也已經歸於上海廣仁堂。端方在冬賑結束後上奏朝廷，褒揚盛宣懷等人的功績：「自議定官賑義賑合辦，紳任查產放錢，官任監視彈壓，遴派員紳，分投開辦，隨查隨放，不少耽延，辦理尚稱順手。……至各屬查賑，安靜不擾，實惠普沾，則義紳之力為多。而此次義紳之遍布各屬，力任勞怨，實由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主持公義，極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後，該人臣等首倡義賑，於捐款弩末之時毅然認籌錢百萬串，所派義紳類多朴實廉干之才。」這年冬賑結束後統計：「官賑發過銀七十萬兩，合錢一百餘萬串，官辦平糶米價充賑錢二十萬串，義賑錢六十餘萬串，提用淮海各屬積谷錢十餘萬串，約共錢二百萬串有奇。」通過上海廣仁堂募捐所得的義賑款佔了全部賑災費用的30%。
晚年時，盛宣懷對江南地區的紳商長期以來樂於參與災賑活動屢有褒言：「江南義賑，聞於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災，一經官紳布告，靡不竭力集資，四齣拯濟。」這是基於他數十年來主持義賑活動事實的基本結論。中國近代歷年的賑濟救災活動中，上海地區的民間募捐活動確實是舉足輕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