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反哺農業怎麼認識

㈠ 究竟什麼是「工業反哺農業」具體是指什麼

農業對工業的發展有基礎作用，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早期更是犧牲農業、農村利益搞工業。現在我國工業發展起來了，農業卻面臨極大問題，所以要提出「工業反哺農業」。

㈡ 究竟什麼是「工業反哺農業」具體是指什麼

農業對工業的發展有基礎作用，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早期更是犧牲農業、農村利益搞工業。現在我國工業發展起來了，農業卻面臨極大問題，所以要提出「工業反哺農業」。

㈢ 如何理解「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政策提出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意義

工業反哺農業，是對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工農關系、城鄉關系變化特徵的一種概括。這里的工業泛指非農業部門和城市，而農業則涵蓋「三農」。工業反哺農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現象，從國際上看，許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經歷過由農業哺育工業轉向工業反哺農業的過程。一般來講，在工業化發展初期，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居主導地位，為了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用農業積累支持工業發展；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時，要實現工農業協調發展，除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國家還必須加強對農業的扶持和保護，實現由農業哺育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轉變。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到工業對農業反哺期時，如果及時加強農業、反哺農業，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協調健康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反之，如果繼續挖農業、忽視農業，就會出現農業萎縮、貧富差距懸殊、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加劇社會矛盾，甚至出現社會動盪和倒退。
從我國工業化的發展過程看，新中國成立後，為迅速擺脫經濟落後的局面，我國採取了重工業超前發展戰略。當時，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低。1952年，全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50多美元，農業勞動力份額達83．5％，農業凈產值的比重為70％。在這樣的基礎上搞工業化，農業必然成為籌集工業化資金的主渠道。據測算，1979年以前的29年，農業部門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4500億元。這種向工業傾斜的政策從全局和整體看是必要的、有效的，問題是延續時間過長，使本來就落後的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得不到應有改善。不僅如此，長期實行的城鄉分割體制，還使城鄉之間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民實際上被排除在國家工業化進程之外。由於實行農村農業人口與城鎮非農業人口兩種戶籍制度，造成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權利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加劇了城鄉結構的失衡。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關系逐步改善，但農業和農村在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於不利地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發展機會、社會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未從根本上改變，因而造成工農業發展失調和城鄉發展失衡的局面沒有扭轉，城鄉差距依然懸殊。

我國是否已到了工業反哺農業階段？回答是肯定的。從工業化發展階段來看，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產值結構大約為15∶85，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就業結構大約為50∶50，城鎮化水平為40％。這四項指標表明，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非農產業。根據國際經驗，這時採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例如，日本在戰前處於以農養工階段，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轉向工業反哺農業階段。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還從農業部門抽取工業化資本，自60年代末開始轉向保護農業。

實行工業反哺農業，不僅與我國工業化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而且是由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復雜性決定的。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中承受風險最大的弱質產業。我國人口60％以上居住在農村，農民生活水平明顯低於城鎮居民，農村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事業的發展水平也明顯落後於城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農村面臨的任務更為艱巨。從歷史經驗來看，農民安居樂業對於國家的穩定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在廣大農村形成和諧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穩定才有堅實的基礎，國家長治久安也才有可靠的保障。我們必須從鞏固工農聯盟、加強國家政權基礎的高度，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高度，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高度，深刻認識工業反哺農業、更多地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實現由農業哺育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轉變，其實質是要處理好對農民「取」與「予」的關系，改變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財政的支農力度，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

㈣ 工業反哺農業的工業反哺農業的概念

工業反哺農業是中國特色的政策性概念，是政策選擇的結果。工業反哺農業政策選擇與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的功能演變密切相關。在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農業是社會上唯一的主導性產業，也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性產業。到了工業社會，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工業生產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成分，工業部門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的主導部門，農業部門的主導性，也就是發展帶動性，逐漸被工業部門所取代，但它的基礎性，也就是生存保障性，還沒有其他部門可取代，農業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保障工業部門的穩定，保障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
工業反哺農業是發展農業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的要求：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產業。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將呈剛性增長。而農產品生產則受到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的嚴重製約，增產的困難很大。我國可以適當增加一些進口來彌補不足，但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為此，就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採取各種有效措施，不斷增強國內農業生產能力。
工業反哺農業是提高我國農產品競爭力的要求：為了克服我國農業經營規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就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不斷加強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務，全面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工業反哺農業是提高社會公平的要求：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既是減緩乃至扭轉這種城鄉差距擴大趨勢的要求，是按貢獻取酬和提高社會公平的要求，也是穩定社會的要求。

㈤ 工業反哺農業的工業反哺農業在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是工業化中、後期階段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必須始終抓緊抓好。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十分鮮明地提出和確立了我國現階段「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政策取向。
一、背景：我國農業發展的階段性變化
1998年底，國家做出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大判斷，認為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主要農產品供給已由長期短缺變成總量平衡、豐年有餘，農業發展今後不僅受到資源的約束，還越來越受到需求的約束。如何在新的發展階段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切實轉到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進而將農業和農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新世紀之初我國的「三農」政策始終是圍繞農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為主線展開的，力求把過去單純追求產量的工作重心轉到在保持總量平衡、優化農產品結構的基礎上，更加突出質量和效益的發展軌道上來，以求全面發展農村經濟。隨著現實生活的演進，相繼提出了農村勞動力就業格局和轉移動因發生重大變化，加快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流動；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發生重大變化，收入增長來源日趨多元化；農村發展對城鎮和國民經濟的依賴程度發生重大變化，城鄉發展的互補性和互動性增強等若干關於新時期農業和農村經濟運行出現重大變化的認識。概而言之，我國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以往已有本質區別，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目標將由解決溫飽為主轉向全面小康社會的要求，如何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農產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將由總量矛盾轉向總量基礎上的結構和質量矛盾，核心是如何滿足人民對高品質、多樣化的食品的需求；農業發展的制約因素將由過去主要受資源約束變為受資源、市場和環境約束，市場需求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作用將越來越明顯。
二、「工業反哺農業」的理論考察
經典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已經指出，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工業與農業的關系是不同的：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是農業支持工業，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就應該反過來由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20世紀50年代，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即現代的工業部門和傳統落後的農業部門並存。通過經濟結構轉換，傳統部門的勞動力不斷向現代部門轉移，最終在工業化後期實現工業與農業兩大部門勞動力供需均衡。20世紀60年代，拉尼斯和費景漢在劉易斯模型的基礎上發展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強調工業與農業的平衡發展，認為農業不僅為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而且還要提供農產品剩餘。隨後發展經濟學的喬根森模型也突出強調農業剩餘對工業發展的作用，把農業剩餘看作是工業部門擴張的充分必要條件。
然而，發展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並非一帆風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國家的人均GDP跨過1 000美元關口，為推動經濟快速起飛，普遍實施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減少農民的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大量農民被有組織地轉移到城市，農村的耕地留給繼續務農的少數農戶，以期通過此舉實現農業的集約化經營。這樣做確實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南美也一舉成為世界上農業競爭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但是，大量無保障、無固定崗位、無技術的農民成為新市民後，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諸如養老問題、住宅問題、醫療問題、失業問題等，加劇了社會矛盾，由此導致社會階層嚴重分化，治安混亂，乃至國家陷入動盪，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這就是著名的「拉美陷阱」或「拉美現象」。此時，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由此出現了托達羅模型。托達羅模型與前面的分析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將農業作為工業化的一個工具來看待，而是將農業的發展作為一個目標，認為農業作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產業組成部分，同樣承載著重大的使命，與工業具有同等的意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所依賴的經濟轉型並非單純通過勞動力的城鄉間轉移即可實現，從根本上解決好農業問題，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民素質，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才能真正實現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並最終消除二元經濟結構。20世紀80年代初，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再次轉向農業發展，從宏觀角度探討了糧食政策、糧食保障以及農業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提出國家應及時根據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程度調整農業發展政策，促進工農和城鄉協調發展。這些理論的探討和演進對我們無疑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三、公共財政支農的若干政策取向
第一，大力促進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
從1998年中國首次提出建設公共財政制度以來，中央和地方財政部門在財政收入穩步增加的基礎上，大力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已經通過實行糧食直補和綜合直補、取消農業稅、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貧困學生實行「兩免一補」、在全國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以及解決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等多種渠道加大對「三農」的資金支持。2006年，中央財政進一步啟動了一系列旨在加大社會基本公共服務資金投入的重要舉措，包括自西部開始逐步將中國的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國40%的縣、區，同時提高農民每人每年的補助標准等。從這些以均等化為主要取向的財政改革不難發現，無論是收入還是支出，各級財政的管理理念和工作重心正在逐步向農村的弱勢群體和農業的薄弱環節轉移。以農民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象，這充分反映了我國的財政分配正在配合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全局戰略，轉向更多注重公平和根本改造城鄉分治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二，積極引導生產布局的區域調整。
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主要將依靠糧食主產區數億畝的高標准基本農田來保障，財政支農資金將會以農業主產區特別是糧食主產區為重點，解決好13個糧食主產省份的農業生產的瓶頸因素，集中資金、重點投入，著力打造「中國糧食生產的核心區」。從全國范圍內看，這些糧食主產省（區）耕地面積佔全國的65%，近3年平均每年商品糧佔全國總量的80%以上。國家確定的484個優質糧食產業工程重點縣（農場），耕地面積佔到了主產區的一半以上。集中財政資金，充分發揮農業主產區的潛力，必然會成為財政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重要政策手段。2006年中央財政農業綜合開發資金安排用於13個糧食主產省（區）的部分，在2005年佔60%的基礎上繼續提高，就充分體現了財政支農資金進行區域調整，重點扶持主產區的政策取向。
第三，注重實施支農資金的整合。
目前江蘇、安徽、吉林、山東等地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支農資金整合試點，將過去由財政、農口部門分管的資金進行「打包」整合，力圖避免資金和項目過於分散，提高有限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由於縣一級是各種渠道投入的支農資金的匯聚點，資金整合多以縣級為主展開實施。整合政府農業投入渠道主要集中在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含國債投資和水利建設基金）、農業綜合開發資金、財政扶貧資金、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科技投入等農業生產發展的建設性資金方面。從已有的改革看，對財政支農資金的存量部分和增量部分可以同時進行整合。具體而言，將「農林水氣支出」增量資金、農業部門管理使用的存量支農資金、財政部門管理的農業綜合開發資金、糧食風險基金以及地方用於農村的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等主要的財政支農資金進行調整優化，進一步加大部門內部統籌安排力度，調整支出結構，合理歸並支出項目。各地支農資金整合的成效顯著，可以預見，進一步擴大資金整合的規模和范圍將可以成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舉措。
第四，探索投資參股等財政資金使用方式的創新。
財政部從2004年開始在河北、河南等10個省份進行國家開發資金投資參股經營試點，2005年擴大到13個省份，2006年中央財政新增農業綜合開發資金（2006年為8億元）全部用於投資參股經營試點，試點范圍擴大到所有具備投資參股經營試點條件的省份。表面上看，投資參股經營是將具有公共屬性的財政資金直接投入到屬於競爭性領域的農業企業，似乎有悖於公共財政理念。但事實上，投資參股卻是現階段公共財政通過資本運營扶持弱勢產業、扶持弱勢人口一種理念上的突破。一方面，財政部門通過委託資本運營機構對投資參股形成的國有資本進行運作，既體現政府對農業產業的支持，又不是政府直接辦企業；另一方面，投資參股經營的扶持對象是具有市場潛力、有一定規模且能夠帶動農戶的龍頭企業，通過扶優、扶大而不是傳統的「扶貧」，起到帶動農民增收致富的作用。「只參股、不控股」以及有效的適時退出機制充分體現了財政資金支持農業發展的「不追逐利潤」政策內涵。綜合而言，投資參股是財政通過介入企業產權的方式創新財政支農政策的一種有益嘗試。雖然處於試驗階段，但這類有創意的、「有進有退」財政支農理念，應當被看作值得關注的重要探索。

㈥ 如何理解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建國初期，我國的建設發展工業基礎薄弱，全憑農業支撐，農業付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如今工業發展壯大了，對農業進行扶持反哺，何況糧食安全是全國重中之重！

㈦ 如何理解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的意義

（1）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經濟意義是什麼？

①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投入，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以形成內需拉動型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加大財政對我國農村公共品的投入，讓農村業逐漸享受到「公共財政陽光普照」的溫暖，這對於緩解「三農」困境中的農民最迫切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困難具有關鍵作用。

②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

③有利於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維護社會穩定，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②推進城鎮化建設，對於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促進農業產業規模化經營，增加農民收入，④幫助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推進城鄉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實現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⑤以工業和鄉鎮企業的發展來推動農業、農民、農村的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之義，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

（2）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體現了什麼哲學和經濟學道理？
哲學道理：①體現了事物與周圍事物的普遍聯系，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形成互為因果的關系，也體現了國家從整體上把握工農、城鄉的聯系，從整體著眼，顧全大局；②「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體現了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作為矛盾的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的辨證關系；③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外匯儲備數量的增加，使我國具備「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經濟實力，體現了量變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質變；④「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體現了堅持集體主義價值觀和道德觀，正確調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產生的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的矛盾。
經濟學道理：①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即經濟手段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②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使「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體現了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有利於實現共同富裕；③有利於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④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是農業進行技術改造的物質基礎，為農業提高先進的技術裝備，保障農業在先進技術的基礎上不斷發展

（3）運用經濟常識，說明怎樣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加快建立有利於促進農業農村更快發展的投入機制，不斷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投入，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逐步形成新農村建設穩定的資金來源。把國家建設資金的投入更多地轉向農村，切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立有利於促進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機制，實行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多種形式的農村綜合改革，增強農村經濟發展活力；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鎮化建設，引導農民有序進城務工，公平對待農民工及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

㈧ 申論熱點：如何理解以工哺農以城支農的方針

在2004年9月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明確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即：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12月初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同志強調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提出了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指導思想，是新形勢下破解這一難題的一把鑰匙。

一、「兩個趨桐山向」的意義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是對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科學概括。

一般來講，在工業化發展初期，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居主體地位，為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應當用農業積累支持工業發展；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為使工農業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對農業的扶持和保護，實行由農業哺育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轉變。

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到工業對農業反哺期時，如果及時扶持農業，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就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如果繼續忽視農業，就會導致農業萎縮，城鄉差距擴大，貧富懸殊，社會矛盾加劇，甚至出現社會動盪和倒退。以日本、韓國為例，它們分別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末，當各自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開始轉向工業反哺農業階段，實現了工農業的協調發展，加快了工業化、現代畝差化進程。

從我國的情況看，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迅速擺脫經濟落後的局面、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採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1952年，全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有50多美元，農業所佔比重達70%，農業勞動力佔83.5%。在這樣一個水平上實現工業化，農業必然成為籌集工業化資金的主要來源。據測算，1979年以前的29年，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為4500億元。這種向工業傾斜的政策，從全局來看是必要的。但由於長期投入不足，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得不到應有的改善，使本來就落後的農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於工業。而且，還由於長期實行城鄉分割體制，造成城鎮居民與農民權利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那麼，現在我國是否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呢？據測算，目前我國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000美元，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產值結構約為15∶85。這說明，工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根據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在我國工業已經發展壯大的情況下，應該由以農業支持工業轉入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這樣一個新階段。

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不僅是由我國工業化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的，而且也與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有關。對於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解決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扶持和保護農業，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國人口60%以上居住在農村，農民安居樂業對於政權的穩定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農村社會穩定才有堅實的基礎，工業才有廣闊的市場，城鄉關系才能協調，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有可靠的保障。

正是在深刻分析我國工業化進程和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基礎上，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戰略思想，為新形勢下解決好「三農」問題、推進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如何以迅輪皮工促農

現在，工業已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國家稅收和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工業。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3萬億元，財政收入26萬億元。從國家財力來看，我們已經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的實力。

我們這里講以工促農，不是讓工業企業直接支持農業，而主要是指通過適當的政策，加大公共財政支農力度，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總的來說就是六個字：少取、多予、放活。

首先是要少取。種地納糧，天經地義，幾千年來一直如此。在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後，黨和政府決定2006年起在全國范圍內全部免徵農業稅，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農民種田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這是實施以工促農的重大舉措。免徵農業稅，將為農民每年減輕900多億元的稅收負擔。廣大農民為此歡欣鼓舞，真正感受到支農政策的實惠。

其次是要多予。繼續堅持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進一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堅持和強化對農業的財政投入，將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各級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范圍，加大對農田水利、鄉村道路等小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政府投入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的書本費、雜費，並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到使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學讀書，完成義務教育。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善對農村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逐步提高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科研的投入，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和技術推廣體系建設。

第三是要進一步放活。少取、多予說到底畢竟還是外部條件，解決「三農」問題還是要靠深化農村改革，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增添新的動力和活力。全部取消農業稅，要全面啟動以鄉鎮機構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為核心內容的改革；從體制和法律上建立起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長效機制，著眼於控制耕地徵佔規模，著眼於保護農民合法利益，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改革，改善農村金融服務。

三、如何以城帶鄉

以城帶鄉的核心，就是推進城鎮化。它是一個重大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過程，其集中表現就是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這是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實施以城帶鄉的戰略方針，關鍵是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思路，統籌中心城市發展和小城鎮發展、城市就業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等問題，推進城鄉的一體化發展和共同繁榮。

一是要切實加快城鎮化進程，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進城就業已成為當前農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要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切實取消針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各種限制，真正一視同仁，平等競爭；依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繼續解決好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增加對農村勞動力培訓的投入，提高進城務工農民的素質。

二是要創造一個農民進得來、留得住的制度環境，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已經高達465%，占建築行業就業人員的80%。農民工這么大的一個群體，盡管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在城市工作了多年，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由於收入低，無法實現在城鎮買房定居的願望，長期處於流動狀態，很難成為穩定的城市居民。因此，要調整城市建設的思路，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要積極探索多種形式，解決好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公共衛生、文化生活、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實際問題。

以城帶鄉，目的是要在城鄉互動中構建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即使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順利推進，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發展面臨的困難，到2010年農村人口仍在7億左右，到2020年還會有5億左右。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絲毫不意味著可以放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發展。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就是要使城市和農村緊密地聯系起來，在理順城鄉關系的基礎上，建立平等的經濟社會發展新體制。要進一步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進程，加快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步伐，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同時，促進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讓所有農民共享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帶來的好處，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開放互通、互補互促、共同進步、平等和諧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