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說說工業化的進程越來越快，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在哪裡
在工業化的進程越來越快的當下。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我覺得是在高智能無人操作技術。解放人力資源投入，提高產值。
㈡ 中國為何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
政治行為驅動經濟增長的兩個階段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之所以出現了10％以上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那一時代中國的發展是大多數人的發展，譬如鄉鎮企業遍地開花，而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發展便進入了少數人的發展時期。關鍵是這一時期中國內部的生產力受到了外來力量的沖擊，90年代中期之後，鄉鎮企業大批倒閉，在外部的商品的競爭下紛紛退出歷史舞台，由此導致中國第一階段韻工業化運動宣布告終。隨之而來的是外資的大批湧入，進一步抑制內部傳統工業，城市的傳統工業國有企業也紛紛垮台，在這種毫無保護的發展下，只是沿海一部分地區發展發達起來了，內陸一大片遭到抑制，因此，90年代後期經濟速度上不去便是自然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是調整非均衡發展的戰略和歧視性的國內政策，而是採取財政手段和借用外資來繼續維持增速，繼續向發達地區傾斜資源，繼續實施優惠外商優惠富人政策，其結果，一方面使社會的鴻溝越拉越大，一方面使工業化過程和產業結構出現畸形。發生裂變。 與正常的市場經濟相比，中國近年來8％的超高臨界增長率可以說是一種「強制型增長」。所謂的「強制」是指這種增長有著非經濟的驅動力和保障條件，是政府驅動型的經濟增長。計劃經濟體制下也存在「強制型增長」，但那時的執行機制不同。在計劃經濟時代，「強制型增長」通過經濟計劃指標韻下達、執行、考核來實現。那時執行計劃指標主要還是經濟行為，各級官員的升遷更多地與政治上的「正確性」掛鉤，而較少與超額完成經濟計劃指標的百分比掛鉤。但在今天，政績的指標已完全以經濟成就為主。其結果，「強制型增長」的實現機制更強了。 當然，這種對GDP的追求自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依靠內部力量，這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主要做法，主要是靠國家銀行貸款，結果貨幣發行多了，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先後出現了兩次高通貨膨脹，銀行也出現了大量的呆帳壞帳，於是經濟速度不得不放慢了下來。第二階段是90年代後半期至今，主要方法是依靠外資，讓外資來拉動中國經濟。反正不管用什麼方法，不管用誰的錢，只要能把經濟增速達到高速度就行。 這種間接推動增長的方法與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經濟政策一樣都是為了刺激需求；但兩者也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市場經濟國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著眼於具體的計劃或項目，而中國近幾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卻以達到鎖定的8％經濟增長率為目標，財政性投資的必要數量往往是根據實現預設經濟增長目標而倒算出來的。 無論是用直接還是間接的手段來推動經濟增長，這種驅動機制都有一個重要特點，即追求速效，而忽視增長的長期效果，不願意努力解決對短期內的增長無效或有負效果、但能夠提升長期增長潛力的關鍵性問題。其結果是，雖然短期內的經濟增長目標兌現了，但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很可能會採取竭澤而漁之類的措施，或者過多過早地耗盡了可供未來使用的資源(例如財政過量發行國債)，或者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以及無效使用，或者硬性製造出某些不真實的「需求熱點」(如「假日經濟」、「教育產業化」)。這樣的經濟增長路徑往往不一定真對經濟發展有利，甚至可能損害未來的經濟發展潛力。特別是這種不擇手段追求速度的做法已經給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和產業結構帶來了嚴重的扭曲。 經濟增長方式對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其經濟現代化不可能繞過工業化階段。在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出現實際上也無法代替工業化的功能，當農村人口仍然占總人口70％以上時尤其如此。對於許多中國農民來說，高科技是一種奢侈，落後國家的工業化必須從低科技人手。如果一上來就搞高科技，那就無疑將一大批人與工業化進程割斷。中國的鄉鎮企業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延續，主要是在這種錯誤的「高科技」趕超戰略影響下，以及沿海外來工業的沖擊，失去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另外，中國的鄉鎮企業之所以難以得以延續，體制的弊端也是一大原因。計劃經濟下的城鄉二元分割得不到打破，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和傳統的身份桎梏束縛了鄉鎮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下，中國內生的工業化運動不能不遭到夭折。 在這種情況下，一大批已經進入工業化的農民再次退出工業化的進程。自1997年以來中國農村的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農民務農已入不敷出，從1997年到2000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4年下降。這說明失去工業化支撐的農業已不可能再帶動經濟增長了。 於是，中國的一些學者針對農村經濟嚴重蕭條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設的步伐，以盡快轉移更多的富餘農村勞動力到非農產業。但他們很少提及，在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建設的前提是城市工業和以此為依託的第三產業的順利發展。沒有工業化方面的長足進展，第三產業的生長空間是有限的，農民進了城也難以維生。 不少學者強調，國民經濟中非國有部門的比重已大大超過國有部門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國有部門取代國有部門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的經濟發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暢通無阻的大道。實際上所有制方面的變化本身根本說明不了產業結構是否進步了。 一個國家的工業結構和產品構成如何，只需看一下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就可以知道。只要這個國家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這個國家的工業結構必然產生極大的分化，其產品結構也分為富人型和窮人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必然受這種社會結構影響，一部分產業結構在提升，另一部分在弱化。適應大眾化發展的工業結構在弱化，適應少數「城市人」發展的工業結構在強化。這就是中國工業發展不均衡的主要表現。 大量引進外資恰恰抑制了中國的工業化 有研究指出：在中國由於引資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預下進行，政府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在引資中就表現為重表面而輕實質，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嚴重不足。中國用於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資金只佔技術引進資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韓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用於消化吸收的資金三倍於技術引進的資金。對於許多地方政府來說，引進外資的目標日益模糊，甚至引資本身成了目的，從而造成「為開放而開放，為引資而引資」的局面。中國不少企業未能通過合資消化吸收先進技術，無法逐步形成自主研製開發能力。 這種「外資替代效應」還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形成對外資的過分依賴。由於本國正規製造業的萎縮趨勢非常明顯，如果今後引進外資的速度放隉，中國將出現工業化程度下降的「去工業化」態勢，這對一個失業壓力極其沉重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相當危險的。 第二個「替代效應」是指工業增長中出現了本國的正規製造業被技術簡單、規模很小的非正規工業生產活動所替代的「弱質替代強質」現象。任何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工業生產活動都會呈現蓬勃活躍的局面，但正常情況下這些非正規工業生產活動主要是正規製造業的補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獨立支撐經濟現代化。而中國的情形卻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應該是「主角」的正規製造業變成了工業增長的「配角」。以經濟增長率較高的1996年和1997年為例，1996年本國的正規製造業和非正規工業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億元，其中本國正規製造業的貢獻佔四成，非正規工業的貢獻佔六成；1997年本國的正規製造業和非正規工業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lO億元，其中本國正規製造業的貢獻只佔四分之一，非正規工業卻佔四分之三，盡管這數字不太准確，因為非正規工業的統計中含有更多的水分。 撥苗助長式的非均衡經濟發展隱患無窮 中國雖然盡力將經濟增長率維持在接近工業損益平衡點的臨界狀態，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資來支撐的增長對整體經濟的推動力是偏倚而虛軟的。這樣的投資主要產生的是對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對製造業的刺激相對微弱，無法帶動工業化。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投資結構不但不能改善產業結構的現狀，反而強化了目前的結構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業和提高多數人收入等方面幾乎無能為力。 在中國，盡管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建設改善了城市的外觀，在外資的推動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區也形成了局部「繁榮」，占人口百分之幾的少數階層開始享受接近發達國家的生活消費水平，但工業化徘徊不前同時伴隨著「弱質化」，再加上農村凋敝，農業的微弱增長不能使農民增加收入，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經濟增長率「堅守」7％一8％這條「底線」，而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者的平均工資呈下降態勢，消費需求持續萎縮，價格年年走低的經濟格局。這就是經濟增長與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況脫節現象的真正原因。 在工業化進程畸形發展並呈現一部分「強質化」一部分「弱質化」特徵的狀態下，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步履蹣跚，少數都市中出現的現代化生活也缺乏穩固的基礎。這樣的經濟結構無法滿足多數社會成員今後向上流動的需要。如此格局或許可以支撐現存的少數階層的富裕生活。但卻難以提升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一個日益兩極分化的社會之再生產過程在中國不僅有其政治氛圍，而且在產業結構方面也已基本成型。經濟增長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經濟結構，它將越來越成為一種「符號」。要深刻認識中國的經濟狀況，就有必要透過增長率的「符號」意義，發現決定大多數國民的經濟社會地位之趨勢性規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程曉農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 摘自: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㈢ 目前我國工業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哪些
1、新增就業機會減少
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導致新一輪世界產業轉移，區域產業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製造業迴流發達國家，致使國際投資轉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特徵之一就是生產產品的個性化與生產過程的本土化，原有的規模化、大批量生產模式被顛覆，新的產業中心轉移將伴隨新的就業崗位的轉移，這意味著部分新增就業崗位將被固化並分散在具有消費市場與數字化製造能力的地區，原有的以大規模現代化工廠吸納就業人員的方式將被打破，我國通過產業聚集與規模經濟創造就業崗位的模式將隨之發生轉變。
2、生產要素優勢消失
我國近年來工業化得以長足發展的要素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口紅利優勢，即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並且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為工業化提供了充裕的勞動要素。二是經過經濟高速增長期，中國積累了巨額財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GDP名義值較1978年增長了140多倍，產業發展正在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演化，資本要素當前正逐步取代勞動力要素成為支持產業的核心要素。三是中國從農業大國發展為工業化國家，資源環境要素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但是由於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資源與環境沒有得到良好的保護，目前這一要素逐漸由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要素轉化為制約要素。我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的要素投入主要沿襲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的規律。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要素不是傳統西方經濟學歸納的勞動力、資本與土地，而是知識與技術要素。我國當前具有優勢的要素市場，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將變得黯然失色，而知識與技術要素體系在我國遠未成熟。反觀西方國家，歐洲與日本等發達國家正處於人口老齡化階段，勞動力要素優勢減弱，資本要素市場也受到來自新型工業化國家的挑戰，大部分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是，如果第三次工業革命爆發，傳統生產要素優勢作用減弱，這些國家將憑借其多年積累的教育基礎與知識技術優勢，在較短時間完成以數字化製造產業為支撐的「再工業化」過程，從而重拾製造業強國地位。
3、大范圍產能過剩問題凸顯
我國當前工業化發展主要沿襲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路徑，產業體系以重化工業為主，鋼鐵、水泥、有色、船舶製造、機械製造等產業在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擴張期積累了龐大的產能。經濟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進入收縮期，國際市場需求下降，我國部分行業已經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如果第三次產業革命興起並在全球范圍內擴展，歐、美憑借其科技優勢以及高端製造優勢實現「再工業化戰略」，製造業中心將不可避免地重新轉移到發達國家。而我國經過前期在旺盛的國際與國內需求支撐下，形成的巨大工業生產能力將逐漸顯得落後並被國際市場淘汰，屆時大范圍產能過剩的局面難以避免，如果我國不能及時轉變發展方式、完成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工業化進程受到明顯制約。
㈣ 如果世界沒有工業，沒有過工業革命，地球就不會被污染和破壞對嗎可惡的工業啊！
並非如此。
地球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環境破壞拜藍藻和綠藻所賜，通過光合作用釋放氧氣，在幾十億年的時間里，把還原性的地球大氣轉變為氧化性的地球大氣。還有2.5億年前的二疊紀大滅絕，由於火山運動和版塊分布，地球變得炎熱乾燥，氣溫比起現在高出十幾度，滅絕了19個綱95%的物種（對比6500萬年前白堊紀末的恐龍滅絕，僅僅是一個亞綱而已）。
還有必要一提，樓主恐怕對於農業社會生活的困苦缺乏必要的認識。基本世界歷史上的王朝，盛世不會超過50年（康雍乾盛世能夠延續百年，相當原因在於高產物種的引進）。古代歷史的盛世不過是能吃飽飯，按時收稅，沒有兵災而已（參考杜甫的《憶昔》，敦煌藏經洞出土的開元年代的文獻顯示，當時敦煌能有溫飽生活條件的人區區40%）。在這樣的盛世條件下，人口會迅速增長，直至環境容納的極限，繼而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也是著名的馬爾薩斯理論，回顧歷史，各個國家延續幾十年的盛世容易找，但超過一百年決然少見，必然有其特殊的時代性。
此外，樓主對於工業社會帶來的便利恐怕也視作理所應當的。擰個水龍頭就有水，按下按鈕就有電，一塊錢買一包夠吃大半年的鹽…到不通公路的山裡扎營過一晚，才會知道脫離現代文明的山居有多痛苦了…環境問題受到重視，無外乎也是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結果。農業社會因為人口基線破壞環境而導致文明崩潰的例子也太常見，例如樓蘭，再有瑪雅，並經當你餓著肚子在生死邊緣掙扎時，誰還去考慮環保呢。
工業革命使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在初期水平較低並且沒有注重環境時，對環境的破壞是最大的。還是舉個例子，燃煤採暖，今天都說華北霧霾嚴重，不過絕對比不過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這座集聚了蒙古人口3/4的城市（150萬人）冬季PM2.5刷上1500都是家常便飯，然而40公里外一座小山上的監測點，AQI基本不超過100（即便旁邊烏蘭巴托市中心刷出1500+）。原因何在？蒙古處於工業化的最早階段，煤炭沒有經過脫硫脫硝處理，也是小煤爐燃燒污染物直接排放。隨著蒙古工業化的推進，十到二十年之後這個問題我相信會有很大的改進。
一葉障目，盲人摸象，這類成語有很多。樓主能意識到工業化帶來的問題，這值得肯定。但看待事物應該辯證客觀，以偏概全並不是思維的好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