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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工業巨匠是什麼

發布時間:2023-09-14 00:42:06

㈠ 工業革命時期有哪些傑出人物

工業革命的實質是「自主創新」

學界早有人議論:「既然從西漢到清朝乾隆年間,中國經濟和技術在世界上都遙遙領先,為什麼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不發生在GDP佔全世界25%、人口多達3億的中國,卻發生在GDP只佔全世界6%、人口不到800萬的英國?」

這還得讓我們從頭說起。

早在1215年,英國就訂立出了事實上的憲法——英國大憲章。大憲章限制國王的絕對權力,要求皇室放棄部分權力、尊重司法過程、接受王權受法律限制的事實。

16世紀英國就有了律師協會、就有大法官、就有議會,就是一個皇權衰落、君主立憲的國家。用改革協商的方式,而不是用流血革命的方式推翻原政權,從而促進社會進步、解決社會矛盾,是英國這一具有紳士風度、善於妥協的國家的一大創新。

一個具有相對寬松的民主氛圍的公民社會,是孕育出英國第一個大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的必要條件。培根的自然哲學、崇尚以事實為依據的經驗、反對先驗、力主歸納,和伽利略主張的通過科學實驗發現自然規律一起,奠定了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基礎。

1642年聖誕節,在英格蘭的一戶農家誕生了科學巨匠艾薩克·牛頓。從開普勒三定律的觀察結果到萬有引力的發現,在牛頓的經典著作中不難看到培根自然哲學的影子。尤其是微積分的創立,開創了用數學演繹自然的先河。從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了解自然,通過科學實驗再現自然,通過假設、抽象思維和數學演繹自然,從而達到從個別到一般、從暫時到永久這一科學研究的最高境界。

工業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工匠的兒子瓦特、是鐵匠的兒子法拉第、是農夫的兒子焦耳……他們不是大學教授,也不是接受了完備數理化教育的博士生。但這也許正是他們的優勢——自小就生活在生產實踐第一線,並能自覺接受科學對技術的指導,這就是他們和中國的能工巧匠的不同之處。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三位平民出身的發明家都有自己從事科學實驗的實驗室!這在當時的英國大學里也是少見和少有的。相反,大學生和大學教授卻經常去他們的實驗室,相互切磋。

他們「自主創新」的精神贏得了全社會的普遍尊敬,少見他們由於學歷不高而遭歧視,這真正體現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社會氛圍,也是技術和科學相互交融的光輝典範。1805年,格拉斯格大學授予瓦特法學博士;法拉第每一次作出重大發現,國內外大學和學會就紛紛授予他各類「學位證書」、獎章和獎狀。1931年10月18日,愛迪生逝世的消息傳來,各國元首、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學家都向這位偉大的發明家致哀,其載譽甚至超過愛因斯坦!可見,領跑這次技術革命的是「能工巧匠」,是改造世界的發明家,而不是在書齋里研究天地之奧妙的學者!

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把人力機械轉化成動力機械;法拉第發明了第一台發電機和電動機,從此機械能和電能就可以互相轉化;焦耳定律不但宣告了第一類和第二類永動機都不可能,而且預示了熱機的工作原理,這是歷史上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最偉大的「自主創新」。

那麼,我們究竟稱這三位巨匠是發明家還是科學家呢?他們從科學實驗出發,依靠驚人的物理直覺和非凡的工藝才幹,做到了許多科學家在當時沒做到的事。發明家為人造福、科學家為了益智曉理、學者傳授知識於他人,這是工業文明社會對人才譜的排序。從發明創造的源頭看,沒有法拉第的電磁感應定律,就不可能有電動力學的麥克斯威爾方程組,就不可能出現麥克斯威爾這樣傑出的科技大師,就不可能預言電磁波的存在。

從16世紀到19世紀,從培根、牛頓到瓦特、法拉第、焦耳、麥克斯威爾,為什麼這些傑出人物都出現在英國?回顧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我們也許可以看出「自主創新」需要具備的社會條件:

1強大的市場需求和資本的自我擴張驅動了技術革命與「自主創新」,而「自主創新」的主體是發明家。

2通過「法制與民主」,造就一個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公民社會。

3工業革命的實質是技術革命,技術革命的實質是「自主創新」,「自主創新」的實質是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的突破。

4要建立一個「人生而平等」的和諧社會,而不是建立一個「口頭民主、法制虛設、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所謂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受教育的平等和創業的平等,是每個人都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不做自己不願做的事。

5科學必須和技術接軌,只有「格物致知」不行,還得「學以致用」。科學家和技術家分工不分家,科學才能有生氣。

「自主創新」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偉大變革

在筆者看來,「自主創新」是社會觀念的一次偉大變革,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更新科學研究的價值觀念

為什麼要從事科學研究?愛因斯坦這么回答:「科學的神殿中有許多樓閣,住在裡面的人各式各樣,而引導他們到那裡的動機也各不相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要碰上機會,任何人類活動的領域都是合適的,他們究竟成為工程師、官吏、商人還是科學家,完全取決於環境」。「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沉悶,是要擺脫自身慾望的束縛而進入客觀思維的世界。這種願望,好比城市裡的人渴望逃避熙來攘往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除了這種消極動機外,還有一種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想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畫出一幅簡單的和可以理解的世界圖像,然後試圖用自己的這種世界體系代替經驗世界,並征服後者,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這就是他們感情生活的中樞,以便找到在個人經驗的狹小范圍里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定」。

從愛因斯坦這一詠嘆調中,我們能聽到什麼呢?真正的科學家是淡泊名利的,是不堪承受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用功名利祿來調動科學家,只可能調動一大批習慣吃皇糧的科技庸人。科學家天生就是老黃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如果我們給耕牛喂的不是草,而是火腿,那它還能耕地嗎?當英國女皇要獎勵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長的貢獻,要給他加薪加爵的時候,卻遭到婉拒:「女皇陛下,如果您這么辦了,將來在我這個位置上的就不再是科學家了。」

時代不同了,我們沒有理由要求當代科學家回歸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科學而科學」的價值觀念中去。雖說愛因斯坦認為自己的成果是「純學術研究」,但最終還是為造福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客觀存在不以科學家不同的哲學信念而轉移。它說明科學上的任何新發現遲早會成為技術進步的源頭,因此我們要允許科學家從事與功利無關的純學術研究。

科學和技術而今已是由納稅人支持的、需要花費大量資源的國家的事業,科學研究的價值觀念必然是功利主義的,但是我們追求的是民族的功利、國家的功利,而不是個人的名利。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獻、淡泊名利、為人造福,這是科學家的天職和主流品格,也是能做出最大貢獻的必要前提。

二、恢復優良傳統,樹立富國強兵的價值觀念

1996年7月29日,我國政府申明:「中國發展核武器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決定。在近代長達100多年的時間里,中華民族曾歷經磨難,多次受到外國的侵略和蹂躪,飽嘗戰爭的苦難,新中國成立後,仍受到戰爭的威脅,中國要生存、要發展,別無選擇。」一個國家要發展,必先講生存。不強兵就生存不了,所以科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必然是強兵。這一點,我們可以用20世紀50年代老一代科學家的自白來說明:

當國家要抽調王淦昌從事核武器研製時,他的回答是:「我願以身許國」。

彭桓武老師1995年4月在復旦大學的演講中,談到個人前進的動力時說:「在許多情形下,求生存就是基本動力……當然最根本、最強大、最具持久性的動力是社會責任感,……這樣,自己的工作就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後來發生蘇聯撤離專家事件,國家的安全榮辱就化成了自我激勵的動力,使自己的動力升華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於敏院士在一篇回憶中說:「中華民族不欺侮別人,也決不受別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樸素民族感情、愛國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動力。」

1960年,毛主席和黨中央指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國防科技發展起來。」今天,黨中央號召:「要大力提高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我們所能依靠的,仍然只能是和「兩彈一星」時代一樣的動力——即民族危亡之際凝聚而成的民族認同感!

三、改變鄙薄技術、忽視工藝的價值觀念

從廢除科舉、興辦西學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輕視平民教育」、「輕視工藝和技術」的世風仍在盛行,成了「自主創新」的天敵。這也是中國出不了發明家,出了發明家也沒有社會地位、得不到重視的原因所在。

1951年,筆者考進了清華大學物理系,1952年院系調整時進入北京大學。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筆者的老師,諸多名家如葉企蓀、周培元、王竹溪、彭桓武、胡寧、黃昆等諾貝爾獎得主的弟子都是理論物理學家;在中國的一流學府里竟然沒有一個如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原蘇聯的列別捷夫實驗室、美國的橡樹嶺實驗室和MIT的林肯實驗室那樣的品牌實驗室。

大學畢業後,作為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筆者翻閱《中國科學》、《物理學報》、《力學學報》,發現滿篇都是理論文章,卻看不到內容和實踐的關聯,給人的印象是:數學演繹愈多、愈叫人看不懂,水平才愈高!特立獨行的開篇傑作幾乎沒有,99%都是國際文獻河流上的一葉扁舟。

1957年李政道、楊振寧榮獲諾貝爾獎,對中國青年影響甚大——凡是有為青年,都要學物理,而且要學理論物理,這陣理論風整整颳了30年!1977年至1986年,我國培養出來的最優秀青年,很多都通過CUSPIA去美國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但是他們學成後如不及時改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國門打開以後,在有關高新技術的學術討論會上,只有中國學者還在洋洋灑灑地介紹相關的理論工作,而國外學者大多介紹自己新的製作工藝、新的材料制備、新的器件結構。

筆者沒有權利責怪那麼多恩師只授業,不傳道。因為早年留學歐美的前輩,學造船的進不了波浪實驗室;學航空的進不了飛機製造廠;大批留蘇學生也進不了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的關鍵實驗室。

基礎研究不分國界,可是決定國力的技術成就是有國界的,基礎研究必須為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理論水平再高,不深入實踐也必將一事無成。鄧拓先生在《燕山夜話》中有一句名言:「放下就是實地。」舒舒服服過「自主創新」大關是不可能的,科技戰線必須重新洗牌,用嶄新的價值觀念來武裝我們的隊伍,才可能後來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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