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手工業作坊的遺跡

① 遺址的分類

（按年代） 人類起源於地質年代的第三紀末，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相當於更新世時期。中國當前所知人類化石產地和舊石器地點共計200餘處，除新疆、海南兩個省(區)外，各地都有發現，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分布很廣。這些地點的地層堆積，主要有 3種類型：
①河湖相堆積。元謀猿人遺址是一處典型的地點，沉積物以粉砂亞粘土和粘土為主，猿人化石和石器出自沉積層的下部。丁村遺址和水洞溝遺址，是在黃土底部的砂礫層中發現人類化石和石器。
②土狀堆積。北方是在黃土層下的紅色土層中發現人類化石和石器，藍田猿人遺址的公主嶺、陳家窩村兩地點都是如此。南方則在耕土層下的紅土層中找到石器或化石。
③洞穴堆積。最有代表性的周口店遺址，第 1 地點(即北京猿人產地)為長約 140米、寬約 20米的巨大山洞，角礫岩堆積厚達30餘米。金牛山遺址、和縣猿人遺址、穿洞遺址等地點，也是比較典型的洞穴堆積。另外，大窯遺址是廣泛分布於山坡沖溝的石器打制場，臘瑪古猿化石地點則在第三紀褐煤層中發現古猿化石。[1]
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
新石器時代遺址包括住地和葬地。廣大平原地區的古遺址，常位於河流轉彎或兩河交匯處。西北黃土高原的古遺址，由於河床沖刷下沉的關系，多在距現今河床和村莊較高的二級台地上。江淮等河網地帶的古遺址，常見於地勢高亢的土墩 (堆)。靠近海濱和河湖岸邊的古遺址，因其堆積物中包含大量的貝類介殼，在考古學上被稱為「貝丘」遺址。
中國目當前所知新石器時代遺址總計約有1萬余處，其中作過發掘的近千處。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①新石器時代主要考古學文化的發現地。例如：河北武安的磁山遺址為磁山文化發現地，河南澠池的仰韶村遺址為仰韶文化發現地，西安半坡遺址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發現地，甘肅臨洮的馬家窯遺址為馬家窯文化及其馬家窯類型發現地，青海民和的馬廠塬遺址為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發現地，山東泰安的大汶口遺址為大汶口文化發現地，山東章丘的城子崖遺址為龍山文化發現地，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為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發現地，湖北京山的屈家嶺遺址為屈家嶺文化發現地。
②保存較好的住地或葬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范圍往往很大，面積幾萬、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平方米。半坡遺址和臨潼姜寨遺址，都由居住區、制陶作坊區和墓葬區組成，居住區的房屋環繞中心廣場排列，周圍又有人工挖掘的濠溝。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掘的房屋基址多達 240座，前仰韶階段和仰韶文化早、中期為半地穴式建築，仰韶文化晚期則為地面建築。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適應江南水鄉的地理條件，發現的主要是木構干欄式建築。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的中心區域，有女神廟和積石群，分布范圍 200多萬平方米。河南淮陽平糧台古城遺址及其他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則是中國最早的城市遺跡。 夏商和西周王朝的統治中心，都在黃河中游地區。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和鄭州商代遺址，均屬商代前期，都發現長、寬各1000多米的城垣以及成組的宮殿基址和其他重要遺跡。商代後期的安陽殷墟，包括宮殿宗廟區、王陵區、手工業作坊區、平民住地及其墓葬區等，總面積約30平方公里。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等商代方國遺存，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又有明顯的地方特色。西周時期的周原遺址和豐鎬遺址都曾發掘大型建築基址、較多的墓葬以及青銅器窖藏等。應屬周初燕國都城所在的北京琉璃河遺址，包括規模不大的城址和貴族墓地，有的大墓出土了記載燕國早期史實的有銘銅器。
東周列國都城遺址
幾乎都建在鄰近大河的沖積平原上，保存情況一般較好：臨淄齊國故城、曲阜魯國故城、侯馬晉國遺址、禹王城遺址 (魏國早期)、鄭韓故城遺址、趙邯鄲故城、燕下都遺址、秦雍城遺址、楚紀南故城以及中山古城遺址、薛城遺址等。一般周長達10餘公里，有夯築城垣二重，平面呈不規則形狀。宮殿集中在一定的區域，並築有宮城。布局情況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①宮殿區被郭城包圍，例如曲阜、薛城、禹王城等；
②多數城址宮殿區在郭城的一角或一側，城內或周圍還有各種手工業作坊遺址。
秦漢及以後城市遺址
秦漢及其以後時期都城最集中：秦咸陽城遺址、漢長安城遺址、漢魏洛陽故城(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鄴城遺址(曹魏、十六國、東魏、北齊)、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北宋東京城遺址、遼上京遺址、遼中京遺址、金上京會寧府遺址、金中都遺址、元上都遺址、元大都遺址等處。通過勘察，大部城址的城垣范圍城門位置、主幹大道以及宮殿區、里坊和其他重要遺址的分布情況已基本清楚。兩漢時期的長安和洛陽，宮城約佔全城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基本上屬於帝王和貴族的專用城市。大約從曹魏鄴城開始，都城布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唐代的東西兩京，宮城和皇城約佔全城十分之一，已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都城由宮城和外郭二重演變為由宮城、皇城和外郭三重組成。宮城由包括多處並分布在城區南部演變為集中於城區北部和中部，並以南門為正門，門前大街為全城的中軸線。居民區和商業區則由位於城區北部改為位於城區的南部，區劃和排列也由不規整趨於規整。歷代都城城內及其附近的重要遺址，作過大規模發掘的頗為不少，例如：秦咸陽的宮殿遺址、漢長安的未央宮遺址、武庫遺址和王莽九廟遺址、洛陽的東漢靈台遺址、北魏永寧寺遺址、唐長安的大明宮遺址、興慶宮遺址、青龍寺遺址和西市遺址等。
秦漢及以後時期的地方城邑遺址遍及全國各地，特別是邊遠地區的城邑、長城及其沿線的烽燧，在歷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漢代的如崇安漢城遺址、西海郡故城遺址、樓蘭故城遺址以及居延遺址、玉門關及長城烽燧遺址；唐代的如西北的北庭故城遺址、高昌故城和雅爾湖故城，西南的太和城遺址(南詔)，東北的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還有東北地區漢代以後的高句麗前期王都丸都山城、金代蒲與路故城遺址等。它們或為邊陲重鎮，或為方國都城，在建立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在歷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西藏阿里地區的古格王國遺址，現有建築群殘跡數量之多，各類遺跡、遺物保存情況之好，都是已知古遺址中甚為罕見的。 年代較早的古代城址，幾乎都曾發現制陶、制銅、制鐵和鑄錢等手工業遺址，但遠離城市的大型手工業遺址則以燒制瓷器的窯址為多。窯址往往分布在較大的范圍內，出土有大量的窯具和殘次瓷器，有的還發現加工原料、制坯成型及施釉的作坊遺跡。制瓷工業出現於東漢的晚期。初期主要集中在今浙江東北部。魏晉南北朝進一步發展，南方許多省區 (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 )都發現有瓷窯遺址。隋唐時期，制瓷業在北方得到迅速發展，發現多處瓷窯址,並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特點。宋代制瓷業達到繁榮時期，已發現的瓷窯址分布在十幾個省、區，數量達幾百處，不但形成有特色的窯系,而且出現了一批名窯。明代以後,民營窯場激增，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各窯系的多數名窯則日趨衰落，只有景德鎮成為著名的瓷都。作過調查發掘的代表性窯址主要有：東漢時期即已燒制青瓷的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窯遺址、宋代幾大名窯中的浙江龍泉大窯龍泉窯遺址、河南禹縣鈞台鈞窯遺址、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杭州烏龜山南宋官窯遺址，還有以創燒影青瓷聞名的景德鎮湖田窯址；重要的民間窯址有：陝西耀縣黃堡鎮耀州窯遺址、長沙銅官窯遺址、四川邛崍什邡堂邛窯遺址、福建德化屈斗宮德化窯遺址、建陽水吉鄉建窯遺址、江西吉安永和鎮吉州窯遺址、河北邯鄲觀台鎮磁州窯遺址等民間窯址。
烽火台（the Beacon Tower）遺址
什麼是烽火台？
又稱烽燧，俗稱烽堠、煙墩，古時用於點燃煙火傳遞重要消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軍事防禦設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電報。烽火台是為防止敵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敵情發生，則白天施煙，夜間點火，台台相連，傳遞訊息。「烽火」，古代邊防報警的兩種信號,白天放煙叫「烽」,夜間舉火叫「燧」。烽火台的建築早於長城,但自長城出現後,長城沿線的烽火台便與長城密切結為一體,成為長城防禦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長城上,特別是漢代,朝廷非常重視烽火台的建築。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軍情報警的一種措施，即敵人白天侵犯時就燃煙（烽），夜間來犯就點火（燧）以可見的煙氣和光亮向各方與上級報警。烽火台在漢代稱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稱作烽台，並把「烽燧」一詞也引申為烽火台，明代則一般稱作煙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還有御敵之功能，小的則只有?t望而無點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離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發現敵人來犯時，立即於台上燃起烽火，鄰台見到後依樣隨之，這樣敵情便可迅速傳遞到軍事中樞部門。烽火台的形狀因時因地而不同，大體為方、圓兩種。烽火台的建築早於長城，但自長城出現後，長城沿線的烽火台便與長城密切結為一體，成為長城防禦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長城上，特別是漢代，朝廷非常重視烽火台的建築，在某些地段，連線的烽火台建築甚至取代了長城城牆建築。長城沿線的烽火台的建築與長城一樣，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為夯土打築，也有用土坯壘築；山區的多為石塊壘砌；中東部的自明代有用磚石壘砌或全磚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有建在早期長城干線上之外，一般分為三種：一種在長城城牆以外沿通道向遠處延伸，以監測敵人動向；另一種在長城城牆以內，與關隘、鎮所、郡縣相連，以便及時組織反擊作戰和堅壁清野；再一種在長城兩側（秦漢時有建在長城上的），以便於迅速調動全線戍邊守兵，起而迎敵。早期還有與都城相聯系的烽火台，以便盡快向朝廷報警。
成都發現唐代園林遺址(圖)
劉陳平攝（人民視覺）據新華社成都7月13日電（記者李倩薇）13日，記者從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了解到：在位於成都市一環路內的通錦路，發現一處修建於盛唐時期的人造園林遺址，考古研究員認為該遺址很可能是千年古剎萬佛寺的園林。自今年3月開始發掘，至7月上旬發掘結束，共發掘約2500平方米的遺址，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全長90米的唐代磚砌溝渠和一處人工池塘。水渠形狀蜿蜒曲折，分岔為兩路，最寬處近6米，最窄處不足1米，深1.6米，砌磚以唐磚為主，間雜有南北朝時期的花紋磚。發掘區北部現存一座磚砌水池，平面近圓形，直徑19米，深1.7米。現場還出土大量生活用陶瓷器和少量與佛教有關的石刻造像及建築構件。這些瓷器以碗、盤、罐、壺等為主，主要為本地青羊宮窯、琉璃廠窯和邛窯產品及少量外地窯口的青瓷器和三彩釉陶器。現場考古隊隊長易立介紹，遺址主體應屬於一處唐、五代時期園林式的人造景觀建築群。該遺址毗鄰歷史上著名的萬佛寺遺址，遺址東北側，曾出土大量的萬佛寺石刻造像。出土的佛像殘件及瓷器也表明遺址與萬佛寺的相關性，這些瓷器較為粗朴實用，檔次不高。易立說：「隋唐五代時期的園林細分為皇家園林、寺院園林和私家園林3種類型，皇家和私家園林使用的瓷器規格應該更高。」因此，此處為寺院園林的可能性更大。

② 河姆渡人的居住房屋和原始手工業的簡介 我急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石斧當年的河姆渡人，就是依靠這種簡陋的石斧，砍來大木，加工木板，建築起干欄式房屋的。

發現木構建築遺跡的現場雖然由於在地底深埋了幾千年，當年的房屋早已坍塌廢圮，光從這張遺址現場照片已經看不出當年房屋的情形了。

但是，從那林立密布的柱樁、滿地散落的構件上，仍然可以推想這些房屋昔日的情景。河姆渡人就是住在這些木頭房子里生活的。

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經種植水稻，以大米為食，這就表明，他們已經不再像那些純粹靠採集或漁獵為生的史前部落一樣，居無定所，四處漂泊，或是棲息在山洞、樹林中了。那麼，河姆渡人住在哪裡？他們住的是什麼樣的房屋呢？

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居住的是干欄式建築，這在考古學上早已成定論。從國內的考古發掘來看，在林林總總的干欄式建築遺跡中，年代最古老的則是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干欄式長屋遺跡，它已經有七千年的歷史了。

有意思的是，這種依山架屋的形式，至今在浙南山區仍有保留，前些年郵電部發行的一套《中國民居》普通郵票，其中一枚「浙江民居」選用的圖案就是這種干欄式房屋。從有巢氏說起

在當年考古發掘的復原現場，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個蔚為壯觀的場面：大片大片的原始建築木構件被考古人員清理出來，橫置的木板密密層層，幾乎遍及整個發掘區；豎插的圓木樁和板樁一排又一排，縱橫交錯；數不清的柱洞、柱礎、地龍骨、橫梁板等等，星羅棋布。無疑，這就是當時河姆渡人營建並居住過的房屋遺跡了。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房子呢？建築學家和考古學家根據遺址里發現的眾多柱樁和其他構件，推斷出這是一種架空房屋基礎的干欄式建築。干欄式建築是建築學上的術語，是一種十分古老的建築形式。河姆渡人怎麼會想到建造這樣一種房屋呢？

其實，干欄式建築是一種半巢居形式，它是由原始巢居演變而來的。因此說到河姆渡人建築的房屋，還要先從有巢氏說起，傳說有巢氏是發明「巢居」的始祖。

遠古時期，有巢氏是一個部落的首領，因為當時人類生存的環境險惡，除了要防範野獸蟲蛇的攻擊，還要抵禦潮濕瘴癘的侵襲。於是有巢氏就發明了一種利用樹木構築的房屋，遠遠望去，就像一隻很大的鳥巢，故此稱為巢居。

最早提到有巢氏的是《韓非子·五蠹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

這一記載是否可信？歷史上是否有「有巢氏」這位發明「巢居」的聖人？大多數人認為，這些只是傳說而已。但也有人認為有巢氏部落的傳說不是空穴來風，有巢氏在古代確實存在過。說出來令人驚奇，據他的考證結果，這個所謂的有巢氏部落，竟然就是我們的這個河姆渡部落!當然，這個看法並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

不管歷史上是否真有過有巢氏這個人，但在古今中外的人類居住形態中，生活在炎熱潮濕地帶的人們確實建造了這種住宅。早在舊石器時代，原始人曾有相當長的時間是住在樹上，他們用石器砍來樹枝，構築窩巢，這樣既可避免猛獸蛇蠍的侵害，還可脫離潮濕的地面。這可能就是後來巢居的由來。

民族學家通過調查發現，巢居的原始形態，起初是在單株大樹上樹枝分杈處架木並鋪設樹枝、莖葉，形成居住面，上端也以枝幹相交搭成棚架，再鋪蓋上茅草，用以遮風蔽雨，這就是《禮記·禮支》上提到的「橧巢」。後來人們又懂得在相鄰的兩棵或四棵樹上架設樹枝，構築成簡單的房屋，象形文字中的「橧」顯然就是巢居形象的縮影。至今南太平洋巴拉望島上的克諾伊族人，還有大洋洲一些偏遠地區的原始民族居住的樹上房屋，均為巢居形式的遺存。從巢居到干欄之居

原始人總是住在樹上，當然覺得不方便。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原始人開始學著在地上建築房屋，漸漸地把家從樹上「搬」到地上來了。

住在地上，方便固然是方便了，但也有著很多的不利因素。比如說，地面潮濕，對身體有害。同時，還得防禦猛獸蟲蛇的侵害。這樣，一種兼具巢居與地面建築優點的干欄式建築就應運而生了。

干欄式房屋與構木為巢有異曲同工之妙，干欄式就是按照巢居房屋的原理來建造的，是巢居的發展，但又打破了地域限制，可以把房建在任何想建的地方，而且建得更寬敞、更方便。

干欄，原來叫干闌，名稱最早見於《魏書·僚傳》：僚人「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三國東吳時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一書中，提到今浙南一帶的「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

從建築遺跡看，河姆渡人建築的這種干欄式住宅是比較奇特的。

由於從地下揭露的那些木樁都已殘缺不全，因此很難確知它原來的長度，根據其中的一組木樁來看，長達23米尚未見到盡頭，原來的長度當然更長。這些木樁的排列，有一定規律，多數是一些直徑10厘米的細樁，打入土中約50厘米深。在每排樁木中有數根直徑較大、間距相當的大樁木，打入生土1米上下。這幾根大樁木應是主要的承重樁，在其間架設縱橫交錯的是地龍骨地梁。

當時的房屋有多大？根據現存遺跡來看，一般住宅有四排樁木，前後總間距有7米，除去寬約1米的前廊，房屋的進深大約6米左右。至於每間房間的面寬，如果以三個承重樁的間距計算，當為2.4米—3米。如果按前面提到的那排長達23米還未見頭的木樁算，這類住宅有十來個房間，算得上是一座「長屋」了。至於這類房屋的高度，從現存木樁的殘高和文化堆積物的厚度等方面綜合考察，估計這類干欄式建築如果包括它的底架在內，總高度約在3.6—4米左右。

因為河姆渡臨近湖沼，十分潮濕，南面山上的野獸蟲蛇對氏族裡的人畜也有危害，因而河姆渡人在建房時，就把大批木樁打入土中，底上架空，抬高了居住面從殘存的木樁高度推測，當時架空約1米高。然後把地梁分別架在前後承重柱上，在地樑上再鋪設地板，形成騰空的居住基座。然後，再在基座上立柱架梁，構成了一組簡單的木構架。在平行的兩組木構架之間，用矩形的枋木連接柱子的上端，再在柱頭安置檁條，緊接著便在檁條上敷上椽子，用席箔、茅茨或者樹葉蓋頂，用樹枝、樹皮或者木板扎結成牆。

以上這些描述，是考古學家與古建築學家通過對遺址出土遺跡現象的分析，然後經過科學研究推斷出來的。當然，這只是大致的情形。具體到從建築房屋的各個環節上來看，還有不少耐人尋味的現象。

比如說，在這些縱橫交錯的梁、柱之間，是怎樣連接的？在石器時代，鐵器的影子都還沒有呢，河姆渡人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

可以舉樁木與地龍骨的交接節點為例。他們的處理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很聰明地用「丫」字形樹木製成大樁木，把地龍骨直接安放在樹杈之間，然後用藤葛之類扎結加固。另一種方法就令世人驚訝了，他們居然採用了先進的榫卯技術!

在遺址中發現，有的木樁的上端尚殘存著長方形或凹形卯口，有的地龍骨或梁端則有鑿出的榫頭，可以插入木樁上的卯口內，相互套合。在遺址中發現的屋架構件主要有柱、梁、枋、檁等，在這些構件中，不少是鑿有榫卯的。諸如柱頭樁腳榫、梁頭榫、帶銷釘孔的榫、「平身柱」的透卯、「轉角柱」互成直角的卯等等。從這些榫卯看，當時屋架結構上已較廣泛地採用榫卯技術了。

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在現代建築中，榫卯技術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了，但古語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民間俗話也說「巧媳難為無米之炊」，在河姆渡那個時代，金屬工藝尚未出現，河姆渡先民用什麼工具、如何來加工這些榫卯？

還有，考古人員在遺址中曾發現一些遺物，它們被認為應是建築物上的裝飾件。如一件六角的陶塊，其上刻畫有一盆五葉形的植物，另一件塑成一頭回首的小獸。從這些陶塑的大小、形態分析，可能是安置在建築的某些重要部位的。另外還發現一些木構件上的雕刻裝飾，如在一塊兩頭帶有小榫的木板上刻有兩個對稱的雙圓，在雙圓內側刻畫有直線和斜線組成的圖案。在另一個木構件上，刻畫有植物莖葉組成的圖案。

如果這些推測成立的話，那可要對河姆渡人建造的房屋刮目相看了：不要以為他們建造的只是簡單的茅草屋，其實考究得很呢！後世形容建築的華麗，常用「美輪美奐」、「雕梁畫棟」這些詞彙，這般看來，它們的淵源，一直要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時代了。石斧劈出千棟屋

曾經親身參與過對河姆渡遺址的三次發掘（包括試掘)的一位考古前輩，在一本名為《河姆渡訪古》的書中，用了「石斧劈出千棟屋」這樣的標題，讓人覺得十分形象、貼切，因此本文也在這里借用了。

的確，在河姆渡人建造房屋的過程中，石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先說伐木。河姆渡人建造的是木結構房屋，需要大量的木材。當時的村落南面，峰巒疊翠，森林茂密，滿山生長的櫟、栲、楓香和青岡等高大挺拔的樹木，都是良好的建築材料。但問題是，生活在石器時代的河姆渡人怎樣來砍伐這些木材呢？

從考古發掘的事實來看，當時人們砍伐樹木的主要工具就是石斧。另外像石鑿和石錛這些石器則用來輔助加工原木。當時用石斧伐木，操作原理與現代民間用鐵斧伐木相似。採伐的木材截端略呈樁尖狀，尖端稍偏向一側，這都是石斧劈過留下的痕跡，而所遺留的樹樁截面呈毛茬平面，正是最後推倒或拉倒大樹的證明。

如果是特別巨大的樹木，使用石斧甚至鐵斧也是難以伐倒的。在這種情形下用什麼辦法呢？古文獻記載，四川百姓進山伐木，不是將大樹伐倒，而是用鐵楔具取大樹的一部分木材。我國西藏、甘肅等偏僻地區，近代民間裁木板，在沒有鐵鋸的情況下，也是用楔具使木材縱裂的方法加工的。河姆渡人很可能也採用了類似的辦法，因為在遺址第四文化層中出土了類似楔具的石器———石楔。

我們現代人已經無法想像河姆渡人用這些簡陋的石器砍伐樹木是怎樣的情形。好在考古人員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一棵十餘厘米直徑的小樹，用石斧進行連續不斷的砍伐大約需要十餘分鍾才能砍斷。河姆渡人建造一幢木結構干欄式長屋，需木材數百立方米，這樣多的木材，靠石斧來砍伐，不難推想，要付出何等艱巨的勞動!

大樹砍來以後，根據需要，有的須削尖成為木樁，有的須加工成一片片的木板，還有的須鑿出帶有榫頭或卯口的木構件。那麼，河姆渡人又是怎樣來加工這些樁、柱、梁、板等不同構件的呢？

木樁可能是最容易加工的了。只須將原木按需要的長短截斷，一端用石斧削尖就可以了。截斷原木的方法，應該和伐木差不多。但因為原木是水平放置的，所以操作時石斧可沿擬定斷線周匝砍成凹槽（伐木需要掌握其傾倒方向，故不能周匝平均砍伐)，然後折斷。這樣，橫斷的兩個截端均呈樁尖狀。如果這根原木夠長的話，這就是現成的兩根木樁了。

加工一些狹小的木板比較容易，只需要用石斧在比較小的木料上劈削即可削成，然後用石斧、石錛將圓形的截面砍平，就成了方形木板。而如果需要寬闊的木板，就要在大原木上用縱裂的方法來剖分，難度較大。

河姆渡人是怎樣將原木剖裂的呢？遺址中出土的一種被稱為「石斧」的工具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木構件上的榫、卯的加工，則要復雜一些。要不是親眼所見遺物、遺跡，誰能相信如此堅韌的木頭上數量眾多的榫頭和卯口，竟是用一些粗笨的石器和骨器鑿成的呢!

榫頭主要是用石斧砍成的，在一些榫頭順纖維的平滑面上，留有明顯的石斧劈過的痕跡，在橫斷纖維的粗糙面上也有斧痕，這都是證明。其方法和順序是：先橫向裁截再縱向劈裂製成。卯口是用石鑿、骨鑿、角鑿挖成的，其操作方法大概類似用石楔剖木，用木槌之類的工具打鑿。骨鑿、角鑿刃部較窄而且鋒利，如果木材不甚堅硬，也可直接挖鑿卯眼。近代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也曾使用火雞大腿骨製成的骨鑿挖制木構件的卯口，和遠古的河姆渡人可以說是「殊途同歸」，想到一塊去了。最古老的木構水井的發明與定居生活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息息相關，一個漂泊不定的史前部落，是不可能有這閑工夫去「鑿井而飲」的。而且湊巧的是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這口水井，也是用木頭構建而成的。

說到水井，人們可能覺得這是很平常的物事，過去生活在老牆門里的人，說不定院子里就有一口水井。可是如果告訴你，在河姆渡遺址發現的這口水井，是我國迄今考古發現的最古老的一口木構水井，你還會覺得它平常嗎？

我國水井的開鑿，史稱始於傳說中的黃帝，又說是夏時的伯益。但河姆渡水井的發現，將中國水井的歷史提前了數千年。如果要「飲水思源」的話，這水井的發明專利，還應該頒發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

這口水井的遺跡，是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中，於第二文化層下發現的。它位於第34和第7探方中部，開口在第二文化層的黃綠土之下，底部打破了第三、第四文化層，可見其年代較久遠。

人們想不到的是，這口古老的水井，是由木頭構建而成的，井口呈方形，邊長約2米。根據出土遺跡分析，它共由200多根底部削尖的樁木和長圓木構成。估計這個地點原先是一個鍋底狀水坑，平時人們就在坑邊取水飲用，或許是後來遇上了旱季或者大旱之年，水位不斷下降，給取水帶來了困難。再後來，河姆渡人便利用樁木、圓木建造了水井。

建造方法是：在原來的水坑中部，每邊豎靠坑壁打入四排密集的垂直入土的樁木（構成一個平面呈方形的樁木牆轉角處用粗樁木)，然後將中間的泥土挖掉。同時，為了防止排樁向井中傾倒，又在外圍用28根長196厘米，直徑15—18厘米的圓木（其中6根一端帶有椏杈，一根有十字形鬥口)，組成了一個近似方形的木框，用以加固井口或井架。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中間呈方形的豎井。這樣，一口水井就建成了。

從遺跡現象分析，當時這口井大約只有1.35米深。井內曾出土有陶器和工具，應是當時打水或建井時遺留下來的。因為在水井四周發現過柵欄樁、呈輻射狀小長圓木及殘葦席遺跡，有人推測，當時的井上可能還蓋有簡單的井亭。

耐人尋味的是，河姆渡水井的形制，同商周金文中的井字特別相近。，金文中的「井」字，像是用四根長圓木橫直相交成井架之形，中間的點則以陶瓮汲水之狀，兩者確實是有跡可尋。

既然說到「井」字的話題，不妨再說得遠一點。在中國漢字里，「井」字上起甲骨文、金文，下至篆、隸、行、楷，是字形筆畫變化最少的方塊字之一。從造字法分析，它顯屬象形文字，但對其所象之形究為何物，歷代文字訓詁學家的詮釋大都似是而非，成為文字史上一個千古懸案。

關於井的較為詳盡的記載，最早見於三千年前成書的《周易》。《周易》中的《象辭》據說是周公所系之辭，他對「井」下的定義是：「木上有水，井。」這么簡單的幾個字，卻讓後世的訓詁家兜了幾千年的圈子，爭論不休，卻又讓人不得要領。有人說這「井」字所象之形是井上的木欄，還有人說是取形於井上打水的轆轤，莫衷一是。

其實也難怪古人，在河姆渡古井發現以前，就是想像力再豐富的人，哪裡想得到這「木」上會流出水來呢？這般說來，這口水井的發現，又為「井」字所象之形的爭論，畫上了一個句號。

水歷來就維系著人類和動物的生存。早在舊石器時代，我們人類祖先就往往選擇在離水源不遠的地方居住。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也不例外。河姆渡既已有了發達的耜耕農業，過著「耕田而食」的定居生活，因之「鑿井而飲」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不少旁證，1957年發掘的湖州邱城遺址，在下文化層居址旁邊，曾發現有兩條小型水渠，是先民們有意把水源引入住地，為方便飲用、洗滌而開鑿的。在上海青浦崧澤和松江縣湯廟村也都發現有崧澤文化晚期的水井，距今約已5000年。

河姆渡人水井的發明，是以當時的定居生活和農業生產的發展為前提的，它對人類社會的演進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此外，在第三、第四文化層還出土了人們有意採集的大量樟科植物葉片，其中有不少類似葯用植物。當時很可能是用它來驅蟲防病。這和水井的開鑿一樣，改善了衛生環境，對促進先民的身體健康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