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屬於什麼構詞法

『壹』 工業化的重要意義

問題一：工業化的意義 所謂工業化，主要是指工業在一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以至取代農業，成為經濟主體的過程。簡單的說就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特徵主要是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農村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來的，從「一五」計劃算起，我國為實現工業化已經奮鬥了半個世紀，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建設成為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並有一部分達到現代化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是，中國的工業化任務還沒有完成，總體上看現在還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突出表現在：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水平較低，農村人口在全社會勞動力和總人口中佔50%左右；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不強，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技術水平還不高，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工業化的任務不完成，現代化就難以實現。因此，繼續完成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重要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問題二：為什麼說工業化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決定作用？ 工業化的兩點含義：（1）工業化意味著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國藉助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源，逐步提高加工原料以製成消費品與資本品和提供勞務的能力。（2）工業化意味著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表現為製造業和服務業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上升，農業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人口比重逐漸下降。發展經濟學中論證工業化的必碰粗要性和重要性的理論主要有：（1） 恩格爾法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相對擴大。工業化是經濟增長的必須結果。可以設想，工業化又將大力促進經濟增長。（2） 劉易斯人口流動模式：把農業剩於勞動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有助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有利於工業資本的積累，使整個社會生產力上升實現工業化。簡單地說工業化是二元經濟結構改造的必由之路。（3） 貿易條件惡化論：在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對製成品的貿易條件有不斷惡化的趨勢。為了扭轉這一趨勢。改變自己在國際貿易的不利地位，發展中國家必須努力發展自己的工業，以代替進口的工業品。（4） 聯系效應論：應當把資本合理投 *** 系效應最強或較強的產業，農業部門的聯系效應較弱，而工業部門特別是資本品工業部門的聯系笑虧鎮效應較強，因此，為了取得合乎願望的經濟發展效果，實現現代化目標，發展中國家必須努力發展工業，進行工業化。

問題三：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意義 1、實現工業化，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2、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帶動的工業化，是以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為中心的工業化，是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相結合的工業化，是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的工業化。3、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從中國國情和世界經濟發展情況出發，既遵循工業化客觀規律，有體現時代特點的工業化道路。它是在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作出准確定位的基礎上，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4、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增長方式，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協調健康發展的重要著力點。5、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確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保持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一個帶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

問題四：大力發展工業的意義 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強調兩點：

1、這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從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促進了為生產服務的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一、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第三產業提供了勞動力來源；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為第空陸三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國際經濟技術交流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等五個方面論證。

2、它的發展程度已成為衡量現代經濟發展程度的主要標志。

在經濟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很大，並且繼續呈上升趨勢，已經成為這些國家最龐大的產業部門。第三產業的就業在發達國家持續上升，尤其是在二戰之後，上升趨勢更為明顯，說明發達國家工業化已趨於成熟，並開始邁進所謂「後工業化社會」。

我國第三產業的狀況：與其他國家橫向比較，我國第三產業相對滯後，第三產業在GNP和GDP中所佔比重較低，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就業人員在總就業人數中所佔比重比較低。與我國第一、二產業在GNP和GDP中所佔比重的縱向比較，第一產業比重下降，自1978年到1997年，20年間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穩中波動，無論是上升還是波動變化趨勢都不大。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是基本上呈現上升趨勢，改革開放20年間，上升了近9個百分點。可見，中國的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之中，朝著合理的方向發展。

我國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意義：這一內容是本框題的重點內容。書中從三個角度論述了我國發展第三產業的意義：第一、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可以有效推進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人類生產活動發展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第二個階段以工業的大規模發展為標志，即所謂工業化階段；第三個階段以資本和勞動力大量湧入信息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為特徵，即現代化階段。我國現在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面臨著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雙重任務，必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二、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可以擴大就業，保證社會安定。就業問題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繫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關繫到社會的穩定。我國現在一年的犯罪率高於建國後十年的犯罪率，就說明了這一問題。第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問題五：發展新型工業化的意義 第一，有利於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競爭力的提高。第二，有利於保證我國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第三，有利於擴大就業，充分發揮我國的人力資源的優勢。第四，有利於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問題六：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原因和重大意義是什麼？ 新型工業化道路 *** 十六大提出的我國實現工業化的新道路。工業化是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在新的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我國必須突破傳統工業化模式，走一條有時代發展特點、符合客觀規律和我國國情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才能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 十六大報告指出，實現工業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要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要優先發展信息產業，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廣泛應用信息技術。要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問題七：@為什麼中國必將成為發達工業化國家 通過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能夠較快地基本實現工業化，這將使世界工業化人口增加一倍，共享工業化成果；極大程度遏制南北差距拉大。從世界范圍看，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具有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就控制人口增長數量而言，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控制人口增長的舉措及其成就9熏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按20世紀70年代的生育率計算，中國實行計劃生育近30年來共少出生了3．38億人，這意味著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世界60億人口日（1999．10．12）將提前四年到來。按國際通用標准，目前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在世界各國中已處於低增長率的行列，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全球人口問題的巨大壓力。其次，中國實現工業化，將使世界工業化人口增加一倍。據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專家預測，2020年中國人口將達14．8億人，世界總人口將增至77．3億人，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重由現在的21％降為19．1％。目前工業化國家的人口不到全球總人口的20％，由於工業化國家人口增長率較低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較高，到2020年這些工業化國家的人口總數佔比也不會超過20％。考慮到中國正處於工業化中後期且GDP增速在發展中國家中首屈一指，中國完全有可能在發展中國家中率先實現工業化。這就是說，單一個中國實現工業化，就使將近20％的世界人口實現工業化，這是中國對世界的巨大貢獻。最後，中國實現工業化將使世界工業化人口再增十幾億，對南北差距拉大無疑具有重大的遏製作用。從總體上看，南北差距是在不斷擴大的，其主要原因是占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的欠發達國家經濟狀況在惡化。據聯合國統計，1980年北方國家的GDP是南方國家的3．6倍，目前差距擴大到4．1倍；從個人收入看，1960年富國與窮國差距為31∶1，目前為74：1。特別嚴重的是，目前發展中國家中經聯合國批準的最不發達國家已從1971年的25個增至目前的49個。雖然從發展中國家分化出來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石油出口國，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除外）的經濟增長迅速，皆有助於制約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但制約作用仍然有限。因此，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無疑將對南北差距拉大具有重大的遏製作用。二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對已有工業化道路深刻反思的結果，對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其中的大國具有重大借鑒意義。在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全球性問題，嚴重威脅著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應當對迄今已有的工業化道路進行認真反思。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至少體現三個向度的反思：第一、對發達國家工業化道路的反思。發達國家工業化道路的主要特點是：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快速發展時期，大多數是以能源高消耗、環境破壞為代價，即「先發展，後治理」；注重機械化和自動化，與此問時出現了嚴重失業問題；往往遇到嚴重的資金瓶頸、技術瓶頸和市場瓶頸；都是在工業化之後推行信息化。顯然，在人口、資源、環境等全球性問題日趨惡化、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浪潮席捲全球的新國際環境里，這種特點的工業化道路是難以重復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找到一種新的發展道路。中國努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深刻反思發達國家工業化道路的基礎上，通過實踐摸索出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通過這條全新道路，中國完全可以在工業化過程中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從而發揮後發優勢，加速度推進工業化進程。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強調處理好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同......>>

問題八：論述中國得工業化發展歷程 判斷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主要依據
（一）劃分工業化階段的經典理論
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變化，即第一產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比重是先上升，後保持穩定，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比重則是先略微下降，後基本平穩，再持續上升。
對此現象，國外經濟學家錢納里、庫茲涅茲、賽爾奎等人，基於幾十、上百個國家的案例，採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經濟發展階段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經驗性判據，進而得出了「標准結構」。不同學者對發展階段的劃分不盡相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錢納里和賽爾奎的方法，他們將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為前工業化、工業化實現和後工業化三個階段，其中工業化實現階段又分為初期、中期、後期三個時期。判斷依據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市化水平等標准（見表1）。
具體而言，完成工業化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的主要標志是：人均GDP超過11170萬美元（2005年美元，購買力平價）；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小於10%，而且第三產業的比重高於第二產業；農業就業人口比重小於10%；城市化水平超過75%。進入工業化後期的標志是：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小於10%，但第二產業的比重仍然大於第三產業；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為10%-30%；城市化水平為60%-75%。
按此標准，美國完成工業化並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的時間是1955年，當年工業（不包括建築業）比重為39.1%，達到最高值。日本、韓國進入相同階段的時間分別為1973年、1995年，工業比重的最高值分別為36.6%、41.9%。
此外，工業內部結構也發生顯著變化。工業化初期，紡織、食品等輕工業比重較高，之後比重持續下降；工業化中期，鋼鐵、水泥、電力等能源原材料工業比重較大，之後開始下降；工業化後期，裝備製造等高加工度的製造業比重明顯上升。對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業化進程中，霍夫曼比率或霍夫曼系數（消費品工業的凈產值與資本品工業凈產值之比）是不斷下降的，特別是進入工業化中期，霍夫曼比率小於1，呈現出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需求結構、供應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是造成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消費是沿著衣食住行以及非物質消費的方向升級；從供給和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要素稟賦優勢是沿著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知識升級。消費和供給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經濟增長呈現出農業―輕工業―能源原材料工業―高加工度工業―服務業的變化軌跡。
（二）經典理論面臨的挑戰
上述劃分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經典理論，是基於幾十年前的時代背景得出的經驗性結論。而新的時代特徵卻對經典理論形成了一定的挑戰，主要有：
一是全球化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向縱深發展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國際產業分工轉變為產業鏈的垂直分工，市場的邊界得到了極大的擴展。發達國家主要從事研發、設計、品牌以及管理組織的環節，這些環節多屬於服務業；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主要從事加工和組裝，這些環節多屬於製造業。全球化使得發達國家形成了服務於全球的服務業，使其服務業比重更高；新興經濟體形成了服務於全球的製造業，其製造業比重也更高。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經典理論的「標准結構」。
二是產業分工細化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服務業不斷地從製造業部門分離出來，形成了獨立且服務於製造業的服務業新門類，例如，出現了大量的獨立設計、研發、創意公司，使得相關的服務業得到快速發展。此外，專業分工的細化產生了對生產 *** 業的大量需求。例如，對第三方物流、商務咨詢等服務需求的快速增長。最後，現代產業形態還出現了製造業服務化的特點。這樣......>>

問題九：推進新型建築工業化具備什麼意義 新型建築工業化是一種整合設計、生產、施工等整個建築產業鏈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生產方式，是建築業的發展方向。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國建築業更是面臨著發展理念更新、生產方式變革、生產成果轉化的重要任務，在這重要的歷史時期，推進新型建築工業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實現建築施工從「建造」到「製造」的跨越，實現一種高效、低碳和環保要求的建築業生產方式的變革；
二是有效地提高建築業的科技含量，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促進建築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推動建築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效益型和科技型的轉變；
三是通過模塊化設計、工廠化製造、集成化施工，形成建築工廠化生產和施工能力，顯著提高建築業的勞動生產率，同時 更有力地保證安全和質量。

『貳』 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探索時期提出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包括

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探索時期提出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包括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逐步建立獨立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

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總結「大躍進」教訓時將「綜合平衡」問題放到首位。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後，毛澤東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逐步建立獨立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進一步深化了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認識。

1975年1月13-18日，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兩步設想：

第一步，用15年的時間，即199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第二步，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他還強調，為了實現這個奮斗目標，必須貫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和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

(2)工業化屬於什麼構詞法擴展閱讀：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集中反映在關於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上，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理論基本上反映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

毛澤東對中國式工業化道路思想的突出貢獻是，提出了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關系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正確方針。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提出要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思想。1953年，毛澤東在修改、審閱中宣部起草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時，提出要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問題。

1954年，毛澤東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向世人宣告，要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將建設現代化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任務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

1957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三個現代化目標。

『叄』 錢納里的工業化六個階段理論，除了經濟不發達階段，還包括哪些階段

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後期階段，後工業化社會，現代化社會

『肆』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具有哪些特點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化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起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目前已經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1.都市圈(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由於一些具有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這些城市互相融合，形成了城市發展相對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較高、相對成熟；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海峽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等初具規模。都市圈(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標志著我國城市發展體系逐漸走向成熟。
近年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顯示出區域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都市圈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主導全國經濟的發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內部則形成了一定的產業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地域分工協作網路正在形成和發揮作用。
2.城市投資環境改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來，我國城市建設迅猛發展，交通設施日趨完善，郵電通訊業發展迅速，綠色環保的城市生活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構建城市快速路網，是大多數城市交通建設的重點；在城市新區，加強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系成為建設的重點；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基礎設施配套，更是多數城市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
由於各城市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改善的力度，增強了吸引外資的綜合優勢，為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2006年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轄縣)新簽外資項目(合同)數30024個，項目(合同)金額133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30億美元，分別是2002年的1.3倍、1.7倍和1.5倍。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城市化發展的成就。
3.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初具規模，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
與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同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增強。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從而從指導思想上規定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導向，就是加強城市的社會功能，優化城市的發展環境。
我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地關注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後，則轉到注重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基本職能突出出來，期望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實現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發展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4.城市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城市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國際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由過去轉移加工製造業，到現在轉移公司總部、市場營銷機構、營運中心等整個產業鏈，在這種背景下國內的產業轉移也會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會城市成為公司總部、產品研發中心、市場營銷中心，中小城市作為加工製造業基地的趨勢日益明顯。
這種城市之間的分工，從地區的協調發展上顯現出來。在生產要素和部分產業由東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擴散的同時，包括高端勞動力、研發和公司總部等則表現出進一步聚集的趨勢，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
城市是發展工業的最好的載體。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二者相互促進。上面關於我國城市化的特點，無疑是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於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並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後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後趨於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於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後，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於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准，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准，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准，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准。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數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准，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數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資料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採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准，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於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後各變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於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於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佔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數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於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數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數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於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由於考察的變數多於2個，所以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並考慮到變數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准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並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後期或是後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於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於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製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於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後，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後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於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佔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佔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佔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佔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後。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於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迴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於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徵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佔，甚至使地租水平低於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於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後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把握各個階段城市化發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城市的狀態，調整城市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朝著良性城市化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准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並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於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伍』 （世界當代史簡答題）英、法、德、美、俄工業化模式各有怎樣的特徵

（一）內生型工業化模式——英國和美國
英國是世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其工業革命是自發產生和進行的，這種模式一般被稱為內生型工業化，這是世界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特殊模式，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英國的工業化是在已經相當發達的市場經濟前提下發展起來的。先是圈地運動，使英國的土地所有權發生了革命性變革，改變了農業經營方式和生產組織形式，率先在農業上實現了商品化生產；農業的先行發展使人口得以持續增長，為工業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充足而又廉價的勞動力。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加上廣大世界市場的開辟，為工業化發展創造了條件。而蒸汽機的發明，正式揭開了工業革命序幕。技術革新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紡織業為先導部門，采礦業和冶金業與其並行發展，帶動了其他部門的產生和發展，工業化逐漸擴散到各工業生產部門和交通運輸業中。利潤的驅使，使英國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農業不再占優勢地位，工業和貿易及交通運輸業開始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對英國人來說，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幾乎是渾然一體，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工業化。
美國工業化的動因主要來自內部壓力，可以看作是英國工業化模式的延伸。因為美國有靈活的經濟體系和政府強有力的指導政策，對工業快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美國在英國的基礎上進行了工業化內部創新，建立了更先進的生產模式。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1776年獨立以來，依靠國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特別是進行技術革命和制度創新，在短短的200年的時間里，就實現了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目前已成為世界上經濟技術實力最強的國家，而且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
首先，美國人創立了新的工廠體制。美國工業化時人力匱乏，但土地廣大，水利資源豐富。於是，他們把原來一些分散的製作過程加以合並，實行新的分工，然後將製造某一商品的所有工序集中於一個工廠，並置於統一的管理之下。這種工廠制需要巨額資金，於是，組織有限公司成為解決資金的主要渠道，某一公司根據法律取得營業執照後，便可以從許多較小的投資者手裡籌集資本，股東們只負「有限責任」，他們對公司的債務只按其所佔有的股份比例承擔責任。這種股份公司成為美國工業化的基礎。
通用制是美國的另一項重要的技術創新。通用制使大規模的生產成為可能，產生「規模生產制」。在此之前產品是由工匠一件件製作的，而通用制的出現則使得產品可以批量生產和大量投放市場，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此外，美國遠離歐洲大陸，不易受戰亂的影響，而且還可在歐洲列強混戰時獲得若干訂貨的好處。結果，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不僅迅速地成為徹底的工業化國家，而且成為了世界主要的超級大國。
英美兩國的發展還有許多共同點，除了它們都屬於一種內生型的工業化模式外，語言、文化、政治傳統、以及宗教信仰方面類同，都佔有十分廣闊的市場，有一個適宜工業化發展的政治機構和相應的社會組織，都能獲取工業化所需的原材料。所以通常人們把英美兩國的工業化模式合稱英美模式。

（二）中間型工業化模式——法國
法國模式是一種介於內生型和應激型兩種模式之間的類型。法國的工業化走了一條十分曲折的發展道路，形成了獨有的法國模式。首先，在近代初期，法國在各方面與英國相比一直處於上風，甚至在工業起步階段法國的條件也並不比英國差，然而，法國卻未能成為「第一隻變成青蛙的蝌蚪」。法國各方面的條件與英國有點類似，採取自由放任的寬松政策是機械模仿英國的經驗，法國的特殊國情在於，它在工業化的進程之前從路易十四時代開始，就一直擁有較為強大的國家政權，但這些政權並未成為工業化的促進力量，反而在很多時候成了發展的障礙。於是，法國社會把建立民主體制視為經濟發展的前提，而建立一個民主政府卻引起了反復和劇烈的社會動盪，沒有穩定的環境，法國以建立政治民主體制為先導的方式最終不僅未能達到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反而在某種特定的階段阻礙了法國經濟的起飛。當法國意識到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放任發展模式實際上已經過時後，才探索如何將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
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看，當世界市場上已出現了一些領先國家，其餘國家在競爭方面就不可能擁有與它相同的條件和地位。於是，要依靠某種經濟之外的力量來幫助本國經濟發展，而這種力量就是政府。此後的德國和日本依靠政府的力量取得了成功。它們得益於法國的探索——在一國經濟起飛之際，其政治變革應追求一個能暫時適合經濟發展的體制而不是一種絕對民主體制。

（三）政府主導型工業化模式——德國和日本
另一歐洲工業強國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在法國工業化之後，其經濟起飛時間相對較遲，德國通常被稱為工業化第二集團的追隨者，比美法等國工業化晚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它們吸取了法國搖擺不定的教訓，利用有效的社會軍事組織形式，創立了一種成功的模式。建立了干預性很強的政府和一個主動積極的官僚體系。德國政府在其工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通過德意志政府的努力，德國在19世紀末終於成為一個實力強勁的新興工業化國家。
而在亞洲東北部的日本，則是在明治維新後，通過明治政府的強力引導，在很短的時期內實現了現代經濟的轉軌，一方面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加速本國工業建設，一方面對外擴張、掠奪他國財富，通過一種血淋淋的方式也擠進了列強的行列。
德日兩國工業化都快速進行並取得了顯著成績，而且它們的工業化過程有許多共同點。德日兩國都是工業化第二集團中的主要國家，在發展的模式上，選擇了應激型也就是政府主導型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其發展勢頭卻超過了幾乎所有的第一集團國家。這中間有很多因素，除了政府的作用和對教育的重視外，德日兩國的企業卡特爾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兩國在工業化過程中，企業卡特爾化成為工業化的一種主要趨勢，表現出工業化發展對規模經濟的要求，沒有規模，就無法有效地參與國際競爭。
德日兩國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徹底現代化，也是在二戰以後藉助於外力完成的。正是1945年後美國對這兩個國家進行的強制性民主改造，其現代化任務才得以徹底完成，而這也是德日兩國在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所以，也可以說，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探索之後，德日等國由最初強權推行的趕超模式最終還是回到了民主體制下和平發展的道路。

俄羅斯的找不到

第2條問題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