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工業化對城市有哪些影響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史上，20世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在取得一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犧牲了一定的社會發展，如環境惡化、溫室氣體排放超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這些都使那些華麗的增長數字顯得暗淡無光。尤其是「貧民窟」，這個被初到某些剛剛探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的遊客稱之為「景緻」的字眼，在從事社會經濟研究的學者眼中卻顯得那樣的刺眼。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從而形成與經濟增長格格不入的沖突。本文試圖從農村勞動力流動這個角度闡述「農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國家城市化問題，來影射中國大陸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現象：城市化與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拉美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區的城市化也進入一個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2萬人口以上的市鎮居民屬於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1.6%，1980年達到65.6%，已接近於歐洲的城市化水平。(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根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2002》各國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阿根廷為89.6%，巴西為79.9%，墨西哥為75.4%，最高的烏拉圭為92.6%。到2010年，預計上述四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將分別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烏拉圭93.7%。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墨西哥城(1640萬人)、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387萬人)、巴西聖保羅(1300萬人)、里約熱內盧(1000萬人)都已躋身於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來說，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徵的一種歷史過程，不僅表現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演變，而且此過程還伴隨著精神、文化、觀念的無形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讓人類享受工業文明的同時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擾，生活貧困、住房緊張、供水不足、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正威脅著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範效應更加速了這種「城市病」的流行。實際上，在拉美國家還存在著一種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失控的城市化過程。許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學者指出，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比人口膨脹更快。主要原因是，由於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和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絕。大多數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組成)開始遷移，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逐漸形成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近些年出現的講究生態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發達國家，一些中、高收入階層逐漸放棄市中心地區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區轉移。如在日本，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鄉差別幾近消除，農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於城市，且在住房面積、空氣質量上農村更有優勢，所以日本出現了白天到東京上班，晚上回到千葉縣、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因此，這是兩種意義迥然的逆向城市化，發達國家的是一種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而拉美國家的是一種低收入階層被社會邊緣化的無奈。
二、原因：一個模型與一種合力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不可能迴避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他在其著作《二元經濟論》中首先假設了一種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即維持生存的傳統的、自給農業部門及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資本主義部門由於把剩餘再投資於新資本的形成，從而擴大並吸收了更多的人從自給農業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餘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餘勞動消失為止。盡管劉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務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但他卻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兩條思路。第一種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劉易斯認為，在二元經濟模型中，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將剩餘價值再投資於生產過程，而不是消費。能夠忠實地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工業家階級。這樣，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不斷進行，整個社會勞動力大部分從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流向現代化的工業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易斯模型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歸結為工業化的過程。第二種是勞動力的地域轉移。按照劉易斯的理解，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都分布在農村地區，而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都建立在城市。伴隨著資本形成的不斷擴張，農業剩餘勞動力被不斷地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也就同時實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劉易斯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主要是看成一個鄉村人口的城市化問題。當農村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被城市部門吸收時，農業部門的工資上漲，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隨之消失，勞動力在農業及工業、農村與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達到了一個合理的、較高水平的基礎上，開始一個具有現代化水平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拉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徵也十分明顯，不僅體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而且還反映在農業內部，同時由於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偏高，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於是，剩餘勞動力先是在農村由傳統農業部門向商品農業部門流動，繼而由農村向城市流動，最終完成了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急劇城市化過程，我們稱之為「農民的城市」。而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合力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揮著作用。
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離心力」。早在戰後初期，拉美國家就形成了有關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兩種意見。一派觀點認為，農業的核心問題是分配問題，必須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來實現農業資源由一些社會集團向另一些社會集團的大量轉移，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也就是說，這一派主張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認為，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傷害任何人，而是應當走技術變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頁)觀點的對立反映了拉美國家不同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佔有制度。這種不合理的土地佔有結構的特徵是一極為種植園、庄園和牧場的大地產，一極為為數眾多的小地產，中間是一部分中等規模的地產主和佃農。而大地產主集團是拉美各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這就決定了拉美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偏向於第二種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佔有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緩慢的技術變革來進行。盡管在20世紀50-70年代，部分拉美國家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於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後進行的兩次土改消滅了農村的大庄園制度和富農經濟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這樣，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以大中型為主的農牧業經營單位由傳統的經營方式逐步向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轉變，同時在持續實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過程中，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創匯的地位不斷強化，更加刺激了企業規模化經營的熱情。這些大中型企業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來的大地產主，而另一部分則是投資於農牧業的本國或外國資本家。他們在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攫取了大量有關農產品價格、農業信貸、技術援助等政策優惠。他們的崛起加速了中小農業企業的分化，使農業部門逐漸形成現代企業與從事自給自足生產的傳統農民企業長期並存的局面。在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便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其一，相當數量靠打短工維持生存的無地勞動者形成現代農業企業僱傭勞動力的儲備軍。但是，拉美的現代農業企業不具有中國80年代鄉鎮企業就地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潛力，由於它季節性、臨時性用工的特點，使得這支儲備軍常年在農村流動，甚至跨國流動，他們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發農村向城市的自發移民潮。據統計，1950-1960年期間，拉美農村人口的增長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間，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到100萬，70年代每年超過200萬。(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
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區的主要城市形成於殖民地時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來印第安人農業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歐洲各宗主國、特別是西班牙出於強化政治統治需要而「超前供給」出來的，待殖民地的政治、軍事、宗教等統治機構及其相應的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被集中到這些城市後，經濟功能的需求才「追隨而至」，因此，拉美國家城市的布局結構存在歷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區發展不平衡，這一點在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城市人口集中於首都則成為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於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於聖地亞哥；阿根廷、烏拉圭兩國首都的人口分別占本國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頁)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現爆炸性增長，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業化的迅速擴張創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1929年以前由初級產品生產部門帶動的國內工業品市場的形成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在遭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後，由出口部門的衰退或增長不足而引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勞動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其二，人口增長過快。一項統計資料表明，歐洲在1920-1970年期間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經過了50年；拉丁美洲則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內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這25年中的人口增長率要比歐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高出1倍。(轉引自蘇振興：《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頁)其三，城市的就業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形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美好的「心理預期」。因為勞動者也是理性人，只要進城的預期收益大於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和遷移成本之和時，他們就會做出流向城市的決定。他們認為，即使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質量也要高於農村。
綜上所述，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必將大規模、無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國家這個過程無疑是過快、過猛了。
三、現狀：勞動力市場
可是，現實情況並不像他們所做的比較公式那樣簡單，至少在計算預期收益時要考慮就業機率這個因素。因為在城市裡居住下來並不等於能夠100%就業。
從需求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受到排斥。首先，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出現了偏差。在20世紀60年代初，拉美國家在結束簡易進口替代(非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時本應轉換模式，但是，它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直接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進口替代，試圖「跳過非技能性勞動密集型初級出口替代次階段」。眾所周知，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對資金、技術和設備要求很高。他們傾向於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採用，結果一定量的資本增加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少。這恰恰成為對上面所提到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挑戰，因為劉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一勞動比例始終是不變的，只有這樣，工業部門的發展才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從農村轉移過來的剩餘勞動力，而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證實了這一模型的缺陷。其次，私有化改革犧牲了社會公正。拉美國家在1982年的債務危機之後，開始了深刻而廣泛的結構改革，而這場改革深受以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私有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其中大批國企被私有化，城市失業變得更加突出，城市貧困有增無減，這與劉易斯模型有關農村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的假定又發生沖突。最後，拉美國家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減弱。1981—1990年，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991-1998年，上述兩項指標分別為3.5%和1.7%，仍遠遠低於1950-1980年期間分別為5.6%和2.8%的水平。
從供給方面講，農村剩餘勞動力不適應市場需求。首先，相對於「失去的」80年代和「低速增長」的90年代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周期勞動力的供給卻處於歷史上的高峰期。據統計，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6%。(轉引自蘇振興主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其次，農村剩餘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沒有獲得職業培訓，他們無法適應現代工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性別、年齡也成為他們就業的障礙。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拉美國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印第安人，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和歧視，從總體上說處於農村最惡劣的境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喪失反抗的能力。1994年1月1日，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爆發了印第安農民武裝起義，打響了「反全球化第一槍」的「符號革命」。
綜上所述，拉美國家城市中勞動力供給(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和勞動力(包括流人城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技能與素質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將成為「超前」城市化引發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其結果導致城市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化」、城市建設中的「貧民窟包圍城市」。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城市化將被鎖定在「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中。所謂「第三產業化」，是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包括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湧向各式各樣的商業和服務行業這些「城市非正規部門」，使之成為各種隱蔽性失業集中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第三產業，後者包含要求勞動素質很高、報酬也很高的現代服務部門，如金融業，而這種就業結構的「第三產業化」意味著農村的就業不足轉嫁到了城市，使城市傳統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原有的醫療、教育、交通等服務設施嚴重超載，加之生活費用攀升，大量涌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只好遷移到城市周邊，結果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局面。由於政府沒有在適當時機控制這種無序、大規模的農民自由流動，而有限的資源又用於擴張中心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這種「無效率的惡性循環」不可避免。當前，拉美國家急需探索一個適合國情的城市化模式。
小 結
農業現代化的偏差形成的「離心力」和城市工業化水平形成的「向心力」導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中心城市的無序流動，加之城市中就業壓力居高不下，這些低收入階層被市場和社會邊緣化，結果形成拉美國家獨具特色的「農民的城市」。中國與拉美國家一樣同處於發展中國家之列，因此，借鑒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有現實意義。首先，劉易斯模型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農村的工業就地吸納勞動力，減少城市的向心力；同時適當抑制城市生活設施的投資，為工業的分散提供有利條件，保證國內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其次，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最後，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