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工業強國

㈠ 中國是如何從農耕文明過渡到工業時代的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能看到中國一直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農業大國，從古至今人們一直都在發展農業。而隨著西方世界工業革命的興起，中國人面對落後的差距，也開始逐漸發展工業文明，逐漸的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要想從農耕文明轉型到工業文明，首先要從思想上進行轉變，其次在付出行動，將理論和實際完全的結合起來，才能實現華麗的轉變。並且歷史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才能完全轉變。也許中國在上個世紀初受到了外國的侵略，國家地位變得落後，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從農耕文明順利轉到工業時代了。當然目前中國還是屬於農業大國，畢竟中國人口基數大，還是要保證農業的產量的。但是不管怎麼說，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才是萬全之策。

㈡ 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於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並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製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並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唐後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徵收船稅的市舶使。④

唐朝採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築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等派來大批留學生，唐朝成為培育外國人才和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節和留學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義凈法師前往天竺取經，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知識。陸上絲綢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海上船帆隱隱相望，鱗次櫛比。

除了東西二都之外，廣州、揚州、泉州、杭州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來自波斯、阿拉伯以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國商人數目龐大。據阿拉伯歷史文獻記載，龐勛作亂造成廣州外國商人被殺數量達12萬至20萬之眾；長安城內大型酒肆僱傭外國女服務員，長安富家還僱傭外國人。⑤

隋唐前後所有這些通過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使節、留學生、援軍、流亡難民等來到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時期稱謂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國成立後統稱為回族，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回族人數超過980萬，為我國第四大民族。

宋元對外開放達到高潮，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對外貿易國家，鞏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北宋與遼（公元916～1125年）之間貿易時常被戰火中斷，處於和時通商、戰時閉市的狀態，雙方在邊界建有互市的「榷場」，遼輸入宋產絲織品、茶葉、大米、圖書等以及南洋產的象牙、犀角、香葯等，宋輸入遼產馬、羊、駱駝等。宋與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間也設置互市的「榷場」，宋輸出絲織品、茶葉、瓷器、香葯、生薑、肉桂等，輸入駱駝、馬、牛、羊、鹽、蜜蠟、麝香等。南宋與金之間「榷場」交易的種類繁多，金主要輸入茶葉、生薑、水果、糖、象牙、筆墨等，輸出絲織品、甘草、紅花、人參等，金入超規模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銀。

宋朝（公元960～1279年）採取開放、鼓勵和招徠貿易政策，陸海交通四通八達，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超過了唐朝，特別是海上貿易空前興盛，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經成為國際化港口城市⑥，均設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對外貿易。自五代十國（公元907～979年）到兩宋時期，西北地區戰爭頻發，迫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貿易活動減少。宋朝以後外貿通道由過去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為主，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宋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發展比隋唐時期又進了一步，指南針在航海中應用和航海經驗積累促進了遠洋運輸業發展，為遠洋貿易打下交通基礎。北宋海上通商國家范圍包括南洋各國、高麗、日本、印度、師子國、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亞、坦尚尼亞等國。南宋海上對外貿易超過北宋，對外通商國度超過四五十個，對歐洲貿易中瓷器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兩宋對外貿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滿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時期（公元1271～1368年）與亞、歐、非洲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盛況空前，中外經濟、文化技術雙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⑦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葯、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裡，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採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禦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於前朝採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採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於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後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並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並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鬆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台州抗倭九戰九捷，並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後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佔領澳門，後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佔澎湖島，1624年佔領台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台灣的開發。由於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後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並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並非封閉不開放，海陸並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門由封閉到被迫打開，對外貿易逐漸失去優勢，日益遠離世界經濟中心。自明朝晚期，歐洲沿海國家已經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城邦之間、國家之間對外貿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對外貿易，特別是奴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於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範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於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⑨⑩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餘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於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製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於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後，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於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湧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