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人怎麼去工業化

A. 巴西為什麼會出現退工業化

對於任何國家來說，工業化都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核心，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期間，曾經輝煌的巴西工業化現如今已經逐漸被「去工業化」取代，而經濟增長明顯也已經放慢了，被牢牢地釘在了全球產業鏈的低端。而從現如今巴西的這種情況來看，也就像世界其他各國展示一個國家，丟掉了工業實體經濟會有多麼的可怕。

對於這種不還錢的事情，對於其他人來說當然是不幹了，面對各種各樣的債主，巴西在這個時候又只能被迫進行改革，放開市場，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就是在這一階段被拍賣掉的。然而被放開市場之後，常年處於溫室當中的巴西企業已經沒有多大的競爭優勢了。

所以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之下，巴西的處境變得也就越來越困難了，盡管是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對於他們所採取的這些措施都是被動的，而且也是代表了退工業化的一種進程，因此也就把自己陷在泥潭當中，而且是越陷越深。

B.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地區間發展失衡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拉美國家自不例外。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是制約拉美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作為拉美第一大國的巴西，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區發展失衡過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給其它國家提供了啟示。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經濟活動集中於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因此東南部和南部地區最為發達、中西部地區次之、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最不發達。由此導致巴西出現了所謂的「發達的巴西」和「落後的巴西」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盡管巴西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來縮小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區發展不平衡依然困擾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具體表現為：地區之間財富分布不均；各地區在中央財政收支中比重差異顯著；人類發展指數（HDI）水平雖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標差距依然明顯；人口的地區分布也相差懸殊，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居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緊密相連，並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區不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種族分布也不平衡。由於巴西的不發達地區聚集了比重較大的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後地區的發展問題直接表現為這些群體的貧困問題。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就成了人的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問題。有統計顯示，不同的種族貧困狀況大相徑庭，其中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貧困的代名詞，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體。如，非洲後裔、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遠低於白種人和亞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於超大城市。據統計，1989年巴西東北部和北部、東南部以及南部地區的9個城市的人口為4060萬，佔全國人口的近1/3。其中，僅東南部地區的三大城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萬人，佔全國全部城市人口的65.5%、佔全國人口的20%。
城市貧困問題是巴西發展模式的產物，也是亟待解決的痼疾之一。據統計，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約有1150萬窮人，佔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於東南部地區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城市的窮人絕對數量最多，均超過300萬，分別佔9個城市全部城市窮人數量的27%左右。而由於人口過分地聚集於擁擠的城市，引發了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基礎設施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中廣大城市貧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演變
導致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主要是地理、資源、歷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則認為，地理特徵如氣候因素，以及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差異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有學者通過對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深入研究後發現「巴西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工業化的同時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或者加劇了地區發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呢？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始於殖民時代不合理的國際貿易分工，而且受制於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從殖民地時代到20世紀早期，巴西各地區的經濟主要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在工業化進程中，本國內需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前，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拉動巴西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時，能夠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地方就決定了區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長周期使那些生產相應出口商品的地區受益，其中出現了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黃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區的「橡膠周期」，等等。由於本國經濟嚴重依賴幾種初級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的行情波動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決定著生產不同初級產品的地區的發展。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都以出口初級產品作為經濟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後者以出口咖啡為主，到187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收入相當，幾乎看不出經濟發展的差異。
後來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走勢發生了嚴重分化：南部地區得益於國際市場咖啡需求的持續增長（據統計，在1840～1910年期間，國際咖啡市場的需求年均增長率達到5%），並受益於英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素質良好的歐洲移民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隨著咖啡出口數量急劇增加，南部地區經濟日趨繁榮。大宗出口收入還為南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19世紀末期國家出台的本幣貶值、關稅保護等一系列政策讓咖啡出口商和聖保羅地區的加工商受益。與此相反，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卻頻頻受阻。蔗糖出口既面臨歐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區蔗糖的競爭。在國際市場糖價下跌的同時，巴西東北部地區的製糖業沒有採用先進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減少，轉而靠銷往本國的南部地區。在19世紀後幾十年，國際棉花市場需求疲軟，而產自美國南方採用更高技術和擁有更低國內運輸成本的棉花佔領了當時的主要市場—英國。因此，東北部地區的棉花也開始面向南部地區的市場，但南部地區開始出現了紡織工業保護主義。20世紀之交，對內貿易成為支撐東北部地區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頭十幾年，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之間的地區差距已經形成。
從上述分析看，總的來講，地理因素（如氣候、地形、土壤等）和歷史因素（殖民經濟體系、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等）決定了巴西最初的區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認為是導致19世紀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經濟「二元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並由此拉開了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凸現。這是巴西在20世紀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進工業化發展戰略過程的一個「副產品」。在這個發展階段，地區的平衡問題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發展議程關注之內，相反，政府實施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措施，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加劇。客觀上講，政策因素成為人為地加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推動力量。
在此階段，巴西經濟經歷了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而東南部地區則成為內向型工業發展戰略階段的主要受益地區，因為巴西政府將發展的關注點一直放在本身已經較為發達的東南部和中南部地區。具體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對東南部地區的咖啡產業的支持政策，這是首次從地區的角度出台這樣的措施，強調對南部地區發展的關注；到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階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的地區收入分配變得更多地集中於發達的東南部地區。20世紀50年代以後，巴西政府重點關注的是中南部地區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力圖解決收支不平衡問題，並推動工業化進程的深化。
與此同時，東北部等地區的發展不僅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專門的產業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產的政策或產業調整政策），相反，在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轉向本國東南部等發達地區市場的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讓東北部地區還不得不消費價格高昂的工業製成品。因此，東北部等地區與中南部等地區之間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東北部地區靠輸出初級產品獲得的收入又被人為地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區獲得，落後地區客觀上為巴西全國的、尤其是東南部等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的資本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重視效率的發展戰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發展計劃）來促進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並進一步使經濟布局向東南部地區集中，而並沒有任何對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擔憂。事實上，隨著巴西在這個階段經濟的高速增長，它所採取的將投資集中於經濟增長領先地區來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使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注。實際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導「西進」運動。50年代以後，巴西歷屆政府一直把開發落後地區作為基本口號之一，致力於對東北部、亞馬遜流域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
1956年庫比契克當政時期，決心完成遷都的「百年夢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並於1960年正式遷都巴西利亞。「遷都」是巴西政府開發落後地區的重要舉措。巴西利亞位於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較居中，可以充分發揮全國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輻射力可以達到邊疆地區。在遷都後的3~5年裡，巴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遷都的同時，政府還修建了通往東北部地區和北部地區的公路，從而為落後地區的開發奠定了基礎。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遷都政策也使區域發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減弱。
20世紀60～80年代，巴西政府採取更多切實行動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個階段可謂巴西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其間的1968～1973年，巴西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被譽為巴西「經濟奇跡」。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環境為巴西政府解決地區差異創造了實力和條件，也為國家利用優勢產業反哺落後產業、鼓勵優勢地區反哺落後地區來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成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開始高度關注地區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資於落後地區的發展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等，有效遏制了區域聚集程度過高的趨勢，促進了北部、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以北部地區為例，60年代以前該地區主要依賴橡膠出口，但在60年代期間卻失去了在世界市場的幾乎全部份額，此後僅靠技術含量較低的微波橡膠出口收入維持。針對這種狀況，聯邦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加大了對這個地區的投資開發力度，如對私人投資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刺激措施，通過公共投資加強該地區與外界連通的道路交通建設，鼓勵國有企業增加向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等等，為該地區帶來發展動力。盡管北部地區在經濟增長中也出現了環境退化、收入分配惡化等現象，但在改變地區落後面貌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1988年新憲法頒布後，巴西治理落後地區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擾。地方政府參與財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銳減，聯邦政府對於地區發展的投資一度減少。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貿易和運輸等缺乏效率，導致了生產成本的攀升，之後通貨膨脹問題開始突顯。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穩定計劃，這些行動加上貿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有效地規避了資金缺乏等困境。應當講，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階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區的不平衡發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開始關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階段，通過其採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碼阻止了地區發展差距的繼續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區發展的現實情況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普遍現象，巴西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將束手無策或無所作為，尤其在當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主要是由人為的政策因素導致的情況下，更應運用政策手段加以彌合，以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起碼要防止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歷屆政府一直在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治理落後地區發展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
實現落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在落後地區的內部也存在發展不平衡問題，落後地區內部也可以劃分出相對發達的次區域和更為落後的次區域。因此分析整個落後地區存在的優勢，創造該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扶持地區內部的「增長極」來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將是關鍵。
其實，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區時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地制宜地成功創造了三個「增長極」：亞馬遜地區的「馬瑙斯自由貿易區增長極」、朗多尼亞州的「西部農業增長極」、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礦產和金屬產業增長極」。以上三個地區成為20世紀70～80年代北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治理東北部地區的過程中，巴西政府力爭改變以往支柱經濟較為單一的局面，著重實施經濟多元化戰略，結合各地的優勢，打造出石化、紡織服裝和金屬礦產等支柱產業。
採取多管齊下的政策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後地區採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為兩種：投資政策和稅收政策。鼓勵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向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優勢產業等領域進行投資，同時以稅收優惠措施給予鼓勵。事實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聯邦政府轉移支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東北部和中南部地區在中央財政收入中的佔比分別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區在中央財政支出中的佔比分別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別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說明聯邦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對該地區的發展予以扶持。實際上，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資金尤其是聯邦政府能夠掌控的財政收入多寡是影響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條件。在1988年之後的一段時期，由於改革後的巴西聯邦政府財力一度銳減，導致對落後地區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過成立專門機構甚至立法來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來，巴西政府為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脈絡基本上為：地區發展差距拉大→開始關注→初期以調研性質為主→出台鼓勵性措施→設立專門的發展基金→寫入法律法規（1988年憲法）→（1999年以後）成立專門的主管機構→成為國策（2003年出台國家地區發展政策）→更廣泛范圍的合作來治理（與其他拉美國家合作）。
在對北部地區的開發過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亞馬遜經濟開發計劃管理局」，開始組織對亞馬遜地區進行有計劃的開發；在東北部地區開發過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東北銀行」，為開發東北部地區提供雄厚的資金來源；成立「東北部開發管理局」，負責對東北部地區的開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在內的巴西不平等問題被1988年的巴西憲法所關注；1989年，巴西創建的「憲法融資基金」被認為是該國又一個最為重要的地區政策工具，其目標就是通過給予地方企業以特許貸款實現相應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享有優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農業生產者、「小型」和「微型」的企業、利用當地原材料的生產活動以及勞動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產經營項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後地區自身、甚至是國家的界限，從更大的地理范圍（如拉美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尋求解決落後地區的治理方法和經驗，其中巴西與歐盟還就地區發展問題建立了對話機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設計有利於地區發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國內較小且經濟實力弱的州在國會佔有席位的比例遠多於那些經濟實力強大的州，從而體現出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異主要表現在北部和東南部地區之間。東南部地區擁有全部選民的46%，但在議會中只佔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區擁有4.8%的選民，卻在議會中佔有11.3%的議席。北部地區具有的較高代表性始於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在聯邦中的力量，削減上述實力強大的州對整個國家的控制能力，這種政治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正是讓經濟實力弱小的州在聯邦議會中具有了較高的代表性，使得聯邦政府、國會可以將地區不平衡問題納入政治議程。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教訓
要避免人為因素加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國家獨立後因政策偏差而人為地加大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比較普遍。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未能改變經濟活動主要集中於少數地區的不合理格局，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實施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民族工業主要集中於東南部地區；為發揮東南部和南部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優勢和輻射作用，政府實行的傾斜政策反而不利於各地區的平衡發展。
區域開發應建立在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在拉美，巴西開發落後地區的經驗最多，但教訓也不少。巴西採取的一些措施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其開發落後地區的戰略過於「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亞馬遜地區納入一體化的「全國發展計劃」，目標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巴西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巴西政府對西部的開發採取了超出國力的大預算、大規模、大投資的辦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計劃」的預算投資高達600億美元。此外，由於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紀70年代修建的長達5000千米的「泛亞馬遜公路」的使用率一度僅為50%，造成投資的極大浪費。這些耗資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開發落後地區的過程中，違反了自然法則，忽視發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造成「20世紀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態問題」。20世紀70年代，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使巴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軍政府鼓勵外資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於法規不完善，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燒林開荒建牧場，結果使亞馬遜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了破壞。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對亞馬遜森林開發的申請，要求已採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業立即停止採伐。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
地區發展不平衡嚴重危及社會和諧。城市化過於集中於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大弊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國家普遍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始終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現失控。落後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使本已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過度集聚化的城市發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資等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為了應對中心城市人口無節制的增長，國家只能加大對中心城市的投資而減少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導致落後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被削弱，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從而引發新一輪人口遷移。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並對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構成威脅。
與此同時，地區差異的擴大使地方離心傾向不斷上升，對國家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對國家的統一構成潛在的威脅。20世紀90年代，不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奧格蘭德、聖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個州存在20多個分裂組織，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醞釀成立獨立國家，而且在東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個包括經濟發展較落後地區在內的獨立共和國。
結語
巴西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治理地區發展差距的任務也非常艱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斷提升對失衡地區發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統的戰略，以動員全局的力量治理這個難題。歷史上，巴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結構就因受到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使各自的發展歷程開始走向分化，而地區收入的減少加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軌也加劇了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既要依靠本國內部的正確政策，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條件，這樣才能維持巴西經濟社會穩定的發展，以保證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後地區的進程不至於被干擾或是被打斷。
其實，與巴西的情況類似，其它拉美大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甚為嚴重。其中，在墨西哥，聯邦區、哈利斯科州和新萊昂州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區的經濟似乎無足輕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軸心的潘帕斯地區發展一支獨秀，其他省份則長期被排除在增長的繁榮之外。因此，拉美國家出現的「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甚至「一個城市、兩種景象」的發展失衡情況應當引起我國的高度重視。

C. 從發展到衰落，巴西是如何一步步邁入「資源陷阱」的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場席捲全世界的經濟震盪，對巴西更是一場致命的打擊，原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巴西經濟與資源的過度捆綁，自然也得接受經濟隨價格波動的命運，這也是巴西經濟大起大落的背景，也是近十年來巴西經濟持續低迷的原因。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單純依賴資源輸出雖然可以在短時間內創造繁榮，但歸根結底創新才是第一生產力，只有將賺錢的本領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

D. 印度和巴西，為什麼發展不起來

印度語言不夠統一，各邦自治，商品流通時經過各個邦要給這些邦繳稅，基礎設施，文化程度，思想觀念不同，故印度發展不起來。
巴西在過去一百多年一直都在青春期，一直都是新興市場，永遠長不大。
1941年，旅居巴西的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寫了一本熱情洋溢的書，題目叫《巴西：未來之國》。茨威格像贊美自己的情人一樣贊美巴西。他寫到：「如若有幸看到巴西無盡的繁茂，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將獲得持續一生的美麗。」
1941年，多難的歐洲再度風雨如晦、山河破碎。茨威格目睹歐洲文明的沉淪，已是肝腸寸斷。巴西卻像是一個世外桃源。茨威格談到，在歐洲盛行的是邪惡的種族主義，但在巴西，異族通婚卻是整合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徑。巴西幾乎從來沒有打過仗。巴西的建國和獨立，沒有經過什麼血與火的洗禮，輕盈得如同一片飄然降落的羽毛。
巴西長期以來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王室一開始也不怎麼重視巴西，到後來才發現，巴西這顆明珠的價值已經遠遠超過了葡萄牙。19世紀初，國力已經衰落的葡萄牙發現自己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法國和英國正在打仗，拿破崙給葡萄牙王室發出了最後通牒：到底站到哪邊？趕緊給個答案。如果選擇法國，那英國馬上會報復，強大的英國海軍會把葡萄牙的海路封鎖得死死的。如果選擇英國，拿破崙的鐵騎會一路殺過來，里斯本一定會陷落。最後，葡萄牙國王若昂六世選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出路：三十六計，走為上。逃跑吧。
這一幕歷史真是壯觀。葡萄牙王室、所有的貴族、政府高官、教士和將軍們，帶著金銀細軟，匆匆登船啟航，向著巴西方向駛去。葡萄牙？不要了。若昂六世在巴西過得「樂不思葡」。拿破崙兵敗之後，若昂六世很不請願地回到葡萄牙，但臨走的時候把自己的王位繼承人佩德羅王子留在了巴西。佩德羅王子乾脆不回葡萄牙了。1822年，他宣告巴西獨立，自稱巴西皇帝。
1831年，佩德羅一世把皇位禪讓給五歲的孩子佩德羅二世，因為佩德羅二世是在巴西出生的，可能更容易被巴西人接納。佩德羅二世是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天性好學，更像是一個被束縛在王位上的學者。他用了一生的努力，終於在巴西廢除了奴隸制。但就在里約熱內盧全城歡慶的時候，年邁的佩德羅二世卻在米蘭的酒店裡忍受病痛的折磨。當他療養結束，計劃回國的時候，巴西民族主義者群起反對。年老的國王早已厭倦國事，他沒有一絲抵抗的慾望，高貴而冷靜地交出了帝國的桂冠。

巴西的經濟發展像一個連續劇。歐洲的殖民者剛到巴西之後，在這里找不到任何有剝削價值的東西，他們帶回來的不過是幾只華麗的鸚鵡。正因為如此，巴西最初才能倖免於歐洲人的蹂躪。17世紀，巴西經濟的主角是甘蔗。甘蔗是從維德角移植過來的，這東西到了巴西，插在地里，沒有人管，都能長得又粗又壯。榨汁也不需要什麼工具和技巧，就用黑奴，像驢子拉磨一樣，就能把最後一滴甘蔗汁榨出來。可是，從甜菜中提取糖分的方法出現之後，巴西的蔗糖業很快就衰落了。
18世紀，巴西發現了金礦。德國經濟學家桑巴特甚至說，如果沒有巴西的黃金對歐洲經濟命脈的強烈刺激，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就不會迅猛發展。淘金熱吸引著大批人口深入巴西內地。當時，美國領土才剛被開發出六分之一，巴西已經勘探了每一塊土地。可是，淘金熱來得快，去得也快，歷史上一度繁榮的黃金城，很快衰敗為「黑金鎮」。
19世紀巴西經濟的主角是咖啡和橡膠。咖啡不能用機器種植，只有在咖啡業，奴隸的價值才會高於機器。在橡膠園里勞作的工人，生存狀況甚至比奴隸更為惡劣。可是，由於供給過剩，咖啡價格一落千丈。橡膠本是巴西的土著植物，一個英國青年賄賂海關官員，把七萬克種子帶回英國，橡膠很快被移植到馬來半島，巴西從此失去了壟斷地位。
20世紀，到了工業化的時代，巴西有世界上最豐富優質的鐵礦，但她卻缺少煤炭。它有廣袤的森林，卻要進口紙張；棉花原產自巴西，但棉織品卻要從英國購買。在巴西的歷史上，每一次的經濟繁榮都如霧如電，「事如春夢了無痕」，到頭來不過是夢遺中的快樂。
巴西永遠也長不大。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巴西。巴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是我們所不能想像、不能承受之輕。

E. 巴西的工業化進程

巴西的工業化建立在以資源消耗、加工和出口的基礎上。巴西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咖啡經濟」、「甘蔗經濟」、「木材經濟」、「礦產經濟」，基本上是以原料輸出和一般粗加工出口為主。如巴西有「咖啡王國」的美譽，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產和出口大國，在經歷了持續百年的「鼎盛」之後，由於國際市場的不景氣而走下坡路。而且在出口貿易上，巴西等拉美國家長時間地依賴於美國等西方經濟大國。因而導致巴西的工業經濟產業層次比較低、依賴性比較強、自主創新的能力比較弱。比如，巴西牛皮產量高、皮質好，但皮革加工產品則嫌粗糙，「賣相」不好，缺乏知名品牌和市場競爭力。

F. 巴西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時，為什麼實體經濟的成本被推高

這是因為當時巴西並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但是當時巴西卻迫不及待地要去工業化。所以也使得巴西大力的發展了第三產業，也就是所說的服務行業。但是一旦選擇去工業化的話，就會使得國內的工業能力損失殆盡，如果再想發展實體經濟的話，就必須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壓力。再加上由於其他國家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得巴西的一些企業並不具備很大的優勢，有的時候甚至處於一種劣勢。

再加上巴西政府的貪污腐敗非常的嚴重，也使得一些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非常大的阻力。所以這也導致實體經濟成本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