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業如何反哺農民

❶ 工業如何有效反哺農業

工業反哺農業具體表現： 1.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有條件的地方將進一步加大補貼力度。中央財政繼續增加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 2.中央和地方財政將較大幅度增加農業綜合開發投入，新增資金主要安排建設高標准基本農田。 3.國家科技投入將不斷提高用於農業科研的比重，有關重大科技項目和攻關計劃要較大幅度增加農業科研投資的規模。 4.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新增財政收入中設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補助專項資金。 5.加大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增加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中長期貸款。 6.各級財政大幅度增加對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投入。新增教育、衛生、文化、計劃生育等事業經費用於縣以下的比例不低於70%.從今年的一號文件可以發現國家政策的總體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轉變財政分配、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的政策，在穩定現有各項農業投入的基礎上，新增的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向「三農」傾斜，逐步建立穩定的農業投入增長機制。簡介：工業反哺農業是發展農業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的要求: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產業。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將呈剛性增長。而農產品生產則受到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的嚴重製約，增產的困難很大。我國可以適當增加一些進口來彌補不足，但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為此，就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採取各種有效措施，不斷增強國內農業生產能力。工業反哺農業是提高我國農產品競爭力的要求:為了克服我國農業經營規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就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不斷加強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務，全面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工業反哺農業是提高社會公平的要求: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既是減緩乃至扭轉這種城鄉差距擴大趨勢的要求，是按貢獻取酬和提高社會公平的要求，也是穩定社會的要求。

❷ 日本在江戶時代，為後世工業革命都做了哪些准備

日本在江戶時代就開始了對後世的工業革命鋪路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後就大力發展工業，為後期的日本經濟崛起奠定了基礎。明治維新為日本後期的工業革命發展奠定了社會、政治、經濟三個方面的變革，為後世工業革命打下堅實基礎。

一、江戶時代的日本

江戶時代的日本還處在一個經濟、政治、社會落後的時代。由於江戶幕府時期的日本剛剛實現統一性，日本經濟才慢慢開始有所發展。其中明治維新革命展開後，陸續在社會制度上逐漸分層級化，日本的科技技術也得到了大力的發展。本屬於小農社會的日本在灌溉技術、治水技術上的革新將大規模的沖擊平原進行開發，農業發展長足高效。人口也隨之而增長起來。人口增長帶來的問題就是耕地的不夠，土地資源被消耗到極致的時候就必須要開始改變現狀，日本政府開始轉向提高更精細化的土地，推行勤勉革命。

❸ 論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政策的要點。

必要性
工業反哺農業，是對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工農關系、城鄉關系變化特徵的一種概括。這里的工業泛指非農業部門和城市，而農業則涵蓋「三農」。工業反哺農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現象，從國際上看，許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經歷過由農業哺育工業轉向工業反哺農業的過程。一般來講，在工業化發展初期，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居主導地位，為了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用農業積累支持工業發展；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時，要實現工農業協調發展，除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國家還必須加強對農業的扶持和保護，實現由農業哺育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轉變。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到工業對農業反哺期時，如果及時加強農業、反哺農業，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協調健康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反之，如果繼續挖農業、忽視農業，就會出現農業萎縮、貧富差距懸殊、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加劇社會矛盾，甚至出現社會動盪和倒退。

可能性
從工業化發展階段來看，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產值結構大約為15∶85，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就業結構大約為50∶50，城鎮化水平為40％。這四項指標表明，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非農產業。根據國際經驗，這時採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例如，日本在戰前處於以農養工階段，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轉向工業反哺農業階段。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還從農業部門抽取工業化資本，自60年代末開始轉向保護農業。

政策的要點
以工促農：公共財政向「三農」傾斜
實現由農業哺育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轉變，其實質是要處理好對農民「取」與「予」的關系，改變農業和農村經濟在資源配置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財政的支農力度，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從財政實力來看，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萬億元，財政收入2．6萬億元，農業稅收只佔國家財政收入的1％左右。我國已經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實力。
「以稅惠農」，讓農民長期休養生息。明年在全國全部免徵農業稅，這將徹底改變兩千多年來農民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取消農業稅後，不宜急於對農民開征新的稅種。農民收入水平低，長期以來負擔較重，應給他們一個長期休養生息的機會。「以稅惠農」應該成為今後國家財政支持農民的一項重要政策。
加大對農田水利、鄉村道路等小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過去，我國財政建設性資金中用於農業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較大，而與農民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農村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嚴重不足。在取消農業稅後，應加快改革支農資金管理，整合現有的各種支農資金，統籌使用，優先集中用於解決農村最薄弱、農民最急需的問題。應建立政府補助、農民自主決策的農村社區公共品供給機制。把握好有關政策界限，嚴格控制標准、嚴格規范，防止為辦公益事業再度出現亂收費、亂攤派現象，重新加重農民負擔。更多地採取「以獎代補」方式，鼓勵農民積極興修水利、修建道路、實施中低產田改造工程等。
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加快實行免費九年制義務教育。義務教育在各國都是公共財政最優先的項目之一。以我國現今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國家整體財力狀況而論，應該有能力實行免費的農村義務教育。應把在農村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積極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建立完善的農村就業培訓體系，作為促進農村發展的基礎性工作來抓。
改善農村醫療條件，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水平。中央已經提出，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基本建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民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衛生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標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實現這一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應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進一步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切實解決農村居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完善對農村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逐步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應健全農村「五保戶」和重病重殘人群的供養、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養、救助標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備條件的地區，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和社會養老保險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以城帶鄉：城市向農民敞開大門
推進城鎮化，是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徑，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與同等工業化程度的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據城鎮化的一般規律，城鎮化水平在30％—70％的時期是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一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達到70％左右才能基本穩定。可以預見，未來20年，我國將處於城鎮化加速發展期。若城鎮化率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計算，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7％，城鎮總人口8．28億，比2002年增加3．26億（包括城鎮人口自然增長0．37億）。這意味著從現在到2020年，將有2．89億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化。我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數量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所沒有過的。如果繼續將農民排斥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之外，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出和尖銳，也將使解決「三農」問題的難度增大。而如果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得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將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難得的機遇。
以城帶鄉，須加快城鎮化進程，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機會。農民在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已成為當前農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應統籌考慮解決城市就業問題和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問題，取消針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各種准入限制，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依法保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培訓，將其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持范圍，增加投入。
以城帶鄉，須使農民在城市有長期穩定的生存手段，為農民進得來、留得住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農民工佔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占第二產業就業人員的57．6％，占建築行業就業人員的80％。他們中許多人盡管已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多年，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由於收入低，無法實現在城鎮買房定居的願望，長期處於流動狀態，很難成為穩定的城市居民。應積極探索多種形式，解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調整城市建設思路，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在大中城市的農民工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就應給予辦理城鎮常住戶口，逐步實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職業為戶口准入條件。農村居民在城鎮落戶後，在子女就學、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應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應的義務。讓外來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於城市各種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的和諧。
城鄉互動：構建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
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絲毫不意味著可以放鬆對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的關注。即使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順利推進，2010年農村人口仍會有7億左右，2020年還會有5億左右。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必須使城市和農村緊密聯系起來，在理順城鄉關系的基礎上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進程，加快農村二、三產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步伐，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建立地位平等、開放互通、互補互促、共同進步、平等和諧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
繼續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我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糧食供給尤其是口糧不能過度依靠國際市場，糧食自給率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應切實保護和穩定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促進糧食市場發育，完善政府調控政策，確保糧食供求基本平衡。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與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結合起來，推動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這仍是今後我國農業發展的主線。應全面優化農產品品種，提高農產品質量；優化農業區域布局，發揮各地農業的比較優勢；加大對初級農產品的加工轉化，積極發展農產品的現代流通方式，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將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起來，實施一體化經營；積極應對農產品進口對國內的沖擊，擴大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
繼續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二、三產業，壯大縣域經濟。2003年，我國農村4．9億勞動力中轉移到鄉鎮企業的有1．35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使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農村勞動力供大於求、就業不充分的問題仍將長期存在。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必須多形式、多層次、多領域全面展開。應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容量，進一步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空間。縣域經濟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匯合點，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步伐，對於活躍農村經濟、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推動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具有戰略意義。應著力破除縣域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激發縣域經濟發展的活力；培育有競爭力的特色產業，促進工業集聚發展；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增強縣域經濟的內在活力。
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今後農村改革的重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在全部取消農業稅後，全面啟動以鄉鎮機構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為核心內容的配套改革。二是從體制和法律上建立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長效機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一部分農民完全脫離農業，土地向一部分農戶集中，實現經營規模的擴大，這是一個必然趨勢。但要充分認識到，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集中具有長期性。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近年來，征地引發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應著眼於控制耕地徵佔規模和保護農民合法利益，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土地徵用應當有利於富裕農民，而不是造成大批農民失地失業；應當有利於縮小城鄉差距，而不是擴大社會不公。三是從農村實際和農民需要出發，以培育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形成合理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為目標，加快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體制。四是鼓勵發展各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制定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扶持政策，創造有利於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❹ 日本在工業革命時期如何解決土地

日本是一個多山國家，國土面積不大，80%的國土為山地和丘陵，耕地面積僅為國土面積的13%。雖然工業非常發達，山區農業仍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主，是小農經濟，農戶人均農用地面積不到20畝，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

在工業革命後，日本農業的發展過程中，也曾經因為農葯、化肥的過量施用，造成土壤的板結、酸化、鹽漬化、水資源污染等問題。意識到「化學農業」的弊端之後，加上意識到國土面積狹小，可耕地面積有限，地形並不利於農業耕作，最初日本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從土地整治和改良開始。

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就開始推行大規模的土地整治和改良計劃，一直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才基本完成。除了土地整治以外，也逐步將化學農業調整到基於土壤改良的有機農業，即在生產中不採用通過基因工程獲得的生物及其產物，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葯、化肥、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等物質，而是遵循自然規律和生態學原理，協調種植業和養殖業的平衡，採用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維持農業生產過程的持續穩定。

比如，農戶通過選用抗性作物品種，利用秸稈還田、施用綠肥和動物糞便等措施培肥土壤，保持養分循環。注重研製與應用新型肥料和功能性肥料，在生產中重視利用再生資源。例如，將家畜糞便經堆放發酵後就地還田作為肥料使用，將污水經處理後得到的再生水用於農業灌溉等。

再比如，發展多樣的水稻種植模式，稻作-畜產-水產三位一體，即在水田種植稻米、養鴨、養魚和繁殖固氮藍藻，形成稻作、畜產和水產的水田生態循環可持續發展模式。同時，採取物理和生物措施防治病蟲草害；採用合理的耕種措施保護環境，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產體系及周圍環境的生物多樣性。

在耕作方式上採取輪作休耕，保持生物多樣性平衡。

日本政府制定和頒布一些列法規政策，從政策法規上保證日本農民種植高質量的農產品。政府對農產品售賣檢查過程有嚴格的審查機制，一旦發現一個地區中有農戶農葯殘留不達標，那麼該地區的農產品都會被打回原產地銷毀，這就是連帶責任。

隨著時代的進步，一批日本的新農人進去農業，也有意識地運用有機的方法種植農業，體驗農場杜絕使用農葯，而是根據土壤性質、種植品種，提供合適的有機肥料。全部進行無農葯有機栽培。Myfarm等農場的興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努力也從實體上起到了帶動和示範作用，帶動了環境友好型農業的實現。

❺ 工業反哺農業是什麼意思

工業反哺農業是指工業通過各種形式給予農村、農業發展以支持和保護，促進其從落後的、傳統的形態向先進的、現代化農業轉變。這是一個仿生學概念，其提出是基於農業曾經哺育過我國工業的發展，並為之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當我國進入後工業時期，面對農業落後的狀況，工業有義務對其進行反哺。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可以促進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還有利於改善農村環境，使農民的人居環境向現代化轉變，也有助於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推進農村的城鎮化進程。
反哺是一個仿生概念。這里借用反哺概念，顯然是為了表明在長期接受農業哺育後，工業已「長成」，應該回報農業。工業反哺農業，是對新型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一種概括，是對「農業哺育工業」的升華轉化。這里的工業和農業都是歷史性的概括性概念，工業泛指非農業部門和城市，農業則涵蓋「三農」。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既是解決好「三農」問題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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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工業反哺農業"具體例子

工業反哺農業是中國特色的政策性概念，是政策選擇的結果。工業反哺農業政策選擇與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的功能演變密切相關。在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農業是社會上唯一的主導性產業，也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性產業。到了工業社會，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工業生產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成分，工業部門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的主導部門，農業部門的主導性，也就是發展帶動性，逐漸被工業部門所取代，但它的基礎性，也就是生存保障性，還沒有其他部門可取代，農業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保障工業部門的穩定，保障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
工業反哺農業是發展農業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的要求：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產業。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將呈剛性增長。而農產品生產則受到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的嚴重製約，增產的困難很大。我國可以適當增加一些進口來彌補不足，但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為此，就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採取各種有效措施，不斷增強國內農業生產能力。
工業反哺農業是提高我國農產品競爭力的要求：為了克服我國農業經營規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就必須實行工業反哺農業，不斷加強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務，全面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工業反哺農業是提高社會公平的要求：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既是減緩乃至扭轉這種城鄉差距擴大趨勢的要求，是按貢獻取酬和提高社會公平的要求，也是穩定社會的要求。
1998年底，國家做出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大判斷，認為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主要農產品供給已由長期短缺變成總量平衡、豐年有餘，農業發展今後不僅受到資源的約束，還越來越受到需求的約束。如何在新的發展階段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切實轉到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進而將農業和農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新世紀之初我國的「三農」政策始終是圍繞農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為主線展開的，力求把過去單純追求產量的工作重心轉到在保持總量平衡、優化農產品結構的基礎上，更加突出質量和效益的發展軌道上來，以求全面發展農村經濟。隨著現實生活的演進，相繼提出了農村勞動力就業格局和轉移動因發生重大變化，加快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流動；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發生重大變化，收入增長來源日趨多元化；農村發展對城鎮和國民經濟的依賴程度發生重大變化，城鄉發展的互補性和互動性增強等若干關於新時期農業和農村經濟運行出現重大變化的認識。概而言之，我國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以往已有本質區別，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目標將由解決溫飽為主轉向全面小康社會的要求，如何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農產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將由總量矛盾轉向總量基礎上的結構和質量矛盾，核心是如何滿足人民對高品質、多樣化的食品的需求；農業發展的制約因素將由過去主要受資源約束變為受資源、市場和環境約束，市場需求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作用將越來越明顯。

❼ 戰後日本如何擺脫了制約本國的產業發展要素

日本戰後改革

（riben zhanhou gaige）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在美國佔領當局主導之下進行的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司法等廣泛領域的民主主義改革。主要包括：第一，為打擊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採取如下措施：解散日本全部軍隊；逮捕東條英機等140多名戰犯，並組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審訊；廢除《治安維持法》和《治安警察法》，撤銷特高警察；解散右翼法西斯團體；解除軍國主義分子的公職；神道和國家分離；釋放共產黨人在內的全部政治犯等。第二，根據美國佔領當局意旨修改憲法。修改後的《日本國憲法》於1946年10月7日經貴族院和眾議院通過， 11月3日正式公布，從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憲法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廢除天皇的絕對統治大權，「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日本為議會制國家，內閣對國會負責，行政權由內閣執行；「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新憲法使日本成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國家，實現了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第三，解散財閥。美國佔領當局首先指定三井總公司等83家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財閥的56人為財閥家族。這些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須交給「持股公司整理委員會」處理。解散持股公司，勒令財閥家族及財閥公司負責人一律辭職，十年內不許復職。在此基礎上又制定《禁止壟斷法》和《經濟力量過分集中排除法》，禁止卡特爾的共同行動，劃小經濟力量過分集中的企業。此項改革遠未達到預期目標。被指定的83家持股公司只解散28家，原指定為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325家企業中，實際上被劃小的企業只有8家。解散財閥雖不徹底，但鏟除了日本財閥的封建統治形式，促進了戰後日本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和企業管理的現代化。第四，農地改革。先後頒布兩次農地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有：凡在村地主超過一町步的出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由政府強制收買，出售給無地或少地農民。全國原230萬町步出租地征購了190多萬町步，其中180多萬町步廉價售給佃農。農村90％耕地變成自耕地，90％左右農戶成為自耕農或半自耕農。封建地主制基本上被消滅，形成以自耕農為主體的新的土地所有制關系。此外，日本還對文化教育、勞動立法、公務員制度、警察制度、家族制度等進行改革。戰後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解決了明治維新遺留下的歷史任務。日本由軍國主義法西斯國家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為戰後經濟恢復和高速增長打下良好基礎。
通過分析戰後日本經濟基礎、美國的扶持政策、朝鮮和越南戰爭的機遇、國防開支的減少與軍事負擔的減輕及有利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揭示了戰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是曾經獲得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條件和重大機遇所致.

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最高的。19 53—1979年日本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 10.9%，同期聯邦德國為5.7%，法國為4.2%，美 國為4%，英國為2.5%。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占資本主義世界的比重，1950年只有1.5%， 1980年猛增為13.3%，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從第7位躍升到第 2位，僅次於美國。西 方有些學者把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稱為20世紀的「奇跡」。

戰後十年經濟的重建

戰後，日本為醫治戰爭的創傷，把戰時工業改組為平時工業，大體上花了10年時 間。一般認為，1945—1955年是日本經濟的「復興期」，即國民經濟恢復和改組的時 期。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國發布無條件投降的停戰詔書，第二次世界大戰 終於宣告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帶 來了深重的災難，也使日本民族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戰爭末期，包括慘遭原子彈 襲擊的廣島、長崎在內，全國共有119個城市化為廢墟，毀於戰火的住房達236萬棟， 900 萬人流離失所。近一半的工業設備、道路、橋梁、港灣設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工礦業生產急劇下降，如果以戰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為 100，1945年的工礦業生 產指數僅為60.2，1946年更跌到30.7。1945年農業歉收，大米產量只有常年的六成， 釀成了嚴重的糧食危機。由於物資極度缺乏，貨幣發行量激增，通貨膨脹日甚一日。 1945年秋到1946年初，主要消費物資的黑市價格暴漲為官價的30倍到60倍。經濟上的 混亂狀況一直持續到1947年。該年由著名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主持編寫的日本第一部《 經濟白皮書》承認「政府、企業、家庭皆有虧損」。這句話概括了當時日本經濟的困 難局面，以至成為名言。 戰後日本經濟的重建是從實行「傾斜生產方式」開始走上軌道的。為了使日本經 濟擺脫癱瘓狀態，日本政府於1946年 8月成立了經濟安定本部，負責制訂和實施有關 經濟政策。當時日本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是能源不足。因為缺煤，高爐陸續熄火，全 國有一半列車停駛，恢復生產急需的原材料運輸出現障礙，工業生產日趨萎縮。經濟 安定本部遂於1946年秋實行「傾斜生產方式」。所謂的「傾斜生產方式」就是在資金 和原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集中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煤炭生產，用生產出來的煤炭重 點供應鋼鐵業，再用增產的鋼鐵加強煤炭業。首先，要努力造成煤和鋼鐵擴大再生產 的能力，以此為杠桿，帶動整個經濟的恢復。根據這個經濟戰略，政府專門設立的「 復興金融公庫」在1947—1948年向煤炭業發放了 475億日元的貸款，占該公庫全部貸 款總額的36%。1946年日本產煤2，274萬噸，1947年即達2，932萬噸，增長近30%，同 期的鋼產量也增長了 21%。1948年，日本經濟出現了初步好轉的跡象。工礦業生產恢 復到戰前的54.6%，其中煤炭達到90%，鋼鐵 49.2%。雖然有這些效果，但由於支付巨 額的價格補貼和大量貸款，通貨膨脹則如脫韁之馬失去了控制。批發物價的上漲率， 1947年和1948年分別為193%和167%之多。 日本的經濟恢復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扶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日本 實行軍事佔領，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推行了旨在鏟除軍國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民主 改革，並強制日本拆遷工業設備賠償戰勝國。1948年後，隨著東、西方冷戰加劇和中 國人民革命戰爭的趨向於勝利，美國統治集團企圖把日本作為遠東的反共堡壘，以對 抗所謂的「遠東的共產主義」，對日本的佔領政策的重點開始轉到扶植日本恢復經濟 上來。具體來說，首先是一再削減日本對美國的戰爭賠償，到1954年 5月乾脆一筆勾 銷，已拆遷的工業設備也全部發還。其次是向日本提供恢復生產急需的資金和物資。 從1949年到1951年，美國以「佔領地區救濟基金」和「佔領地區經濟復興基金」名義， 向日本提供的貸款和美援物資達23億美元。美國還直接干預日本的經濟結構的改組。 美國國務院和陸軍部於1948年12月聯合發表聲明，提出了「穩定日本經濟九原則」， 要求日本盡快結束財政金融上的混亂狀態。次年 2月，底特律銀行董事約瑟夫·道奇 以美國總統特使、佔領軍財政金融顧問資格赴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加強稅收、凍結工 資、削減財政補貼、停止「復興金融公庫」放款等主張，實行所謂「道奇整頓」。日 本1949年的財政預算被編成一個有大量盈餘的「超平衡預算」，1美元等於360日元的 匯率也是在這時確定的。「道奇整頓」使居民賦稅加重，企業銀根抽緊，貨物積壓， 需求萎縮，但政府的財政收入在1949年度則首次由赤字轉為盈餘，貨幣發行量趨於減 少，物價水平開始下降，猖獗一時的通貨膨脹得到了緩和，為爾後的經濟恢復創造了 必需的�前提。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在毗鄰的日本大量采購軍火和給養，維修卡車、 坦克、艦艇等，這對當時苦於需求不足的日本經濟無異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強刺激。日 本從提供商品和勞務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為1.49億美元，1953年猛增為8.09 億。戰爭期間合計為24.7億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總額的一半。另一方面，朝鮮戰爭 促使西方各國擴軍備戰升級，掀起了一股采購物資熱，這又為日本商品進入世界市場 敞開了大門。僅1950年下半年，日本的出口比上半年增加 55%。1952年的出口額等於 1949年的2.7倍。自1949年以來由於市場蕭條積壓下來的近 1，500億日元貨物隨之傾 銷殆盡。輕紡工業因為得到大量訂貨迅速恢復發展；鋼鐵、機械、造船、水泥等行業 的生產也有大幅度增長。整個經濟生活空前活躍起來。國民生產總值在1951年度達到 戰前水平。正如日本壟斷資產階級所說的，「朝鮮戰爭」成了促進日本經濟復興的「 天賜良機」。 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美國名義上結束了對日本的軍事佔領。日本政 府在實現「經濟自立」的口號下，大力進行經濟結構的改組和基礎工業的建設，開始 實施一系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措施。主要包括：制訂鋼鐵、煤炭、造船、電力等行業 的生產合理化計劃，把私人投資的 40%吸引到這些行業，加快改造舊設備的步伐；設 立日本開發銀行和日本進出口銀行，對重點行業的設備投資和進出口提供長期低利貸 款，並直接對鐵路、港灣、電力等部門進行財政投資，支持基礎工業的恢復和發展； 修訂稅制，對企業設備實行特別折舊制度，加速設備更新，擴大資本積累。1953年日 本政府規定，企業購入新設備的當年就可以提取相當設備價格 50%的折舊費，從利潤 總額中扣除，不須納稅。在政府的鼓勵下，各企業競相增加投資，更新設備。1951年， 日本企業中使用期限超過6年的舊設備佔71%，1955年便下降為 42.8%。1950年日本開 始實行《外國投資法》，1951年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利用外資，進 口設備也逐漸增多。1951年至1955年，日本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 47%，工業生 產平均每年增長 12.3%。這段時期，日本的農業也有所恢復和發展。戰後，美國在日 本推行了農地改革，建立了以小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民經濟，農民的積極性有 所提高，再加上政府鼓勵增產化肥，推廣良種，興修水利，使農業生產逐年上升。到 1951年日本的農業生產已超過了戰前水平。1955年糧食總產值創歷史最高記錄，其中 稻米基本上實現了自給。這一年，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超過了戰前水平，從而標志著 戰後經濟恢復的大體完成。1956年度頒布的政府《經濟白皮書》在回顧戰後10年的經 濟生活後，正式宣布：「現在已不再是『戰後』，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完全不同於過 去的局面，在恢復中求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後的發展要靠實現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