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工業為什麼發展不起來

⑴ 民國時期民族工業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麼

民國時期這個民族工業現實困境的原因，一個是因為這種當時的一個軍閥混亂，另外一個最主要的是受到這種帝國主義這種國外的金融資產階級和大買辦的這種的壓迫。

⑵ 民國時期的重工業是如何從清末的水平退步的

清朝末年，清政府幾乎處處挨打，國家積貧積弱。大量的收入都用來賠款了。然而，即便如此，清政府還能夠發動洋務運動，開設了一大批的重工業工廠。鋼鐵、槍炮、軍艦等等都能夠獨自生產。

可是，轉眼到了民國時期，整個中國卻幾乎沒有什麼軍工生產能力。按理說，這清王朝是一個封建落後的王朝，民國是較為先近的政體。但是，先近的重工業能力比起落後的重工業能力，簡直不忍直視。這是什麼原因呢？

專家說，其實也很簡單。因為清王朝時期，全世界的重工業發展都差不多。並沒有太多的核心技術，生產軍火也不需要太高的技術水平。就拿火炮來說吧，在清朝時期，全世界的火炮，幾乎用的都是用碳素鋼來製造的。這種鋼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基本上建個廠，找幾個工程師，就能生產出來。

可是，到了民國時期，世界各國的火炮，早就已經採用合金鋼了，而且是使用的無縫鋼管。這個技術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支持。而民國政府之前剛剛經歷了戰亂，完全沒有實力去建廠生產。

再加上，清政府雖然經常挨打，但是它始終還是一個統一的政權。能夠集中全國的資金來進行一系列的重工業建設。可是，民國政府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處在軍閥混戰的狀態。政府實際上壓根收不上來太多的稅。沒有錢，自然就不能去發展工業。

⑶ 為什麼民國黃金10年的時候不大力發展重工業呢

在民國黃金10年的時候，我們中國並沒有依照其他國家發展重工業，而是慢慢提高自己的力量。主要是前期我們損傷太嚴重，因此無法大力發展中國的重工業。

首先，我們中國無論是在工業方面還是農業方面，物資都沒有進步，相反還不斷的倒退，以至於我們那個時候只能依靠其他國家的物資。同時，那個時候的國家還正處於分割狀態，並沒有做到實質性同意統一，因此，由於政治因素不明確，無法做到生產發展重工業。

因此，本質上民國這個10年黃金時期也不算是黃金時期，因為前期帶給我們的漏洞太多，我們只能在此期間彌補，因此無法發展重工業。所以，在民國時期要想發展重工業簡直是異想天開，痴人說夢。

⑷ 為什麼民國黃金10年的時候不大力發展重工業

不是不想，是太難了。

重工業想要發展，一是講資金支持、二是講產業 鏈配套，三是講技術過硬。

光有資源稟 賦、廉 價勞動力的國 家，處在相對理想的國內外環境，不見得就能建設好重工業，這種例子在世 界 史內不 勝枚 舉。

首先資金投入，民 國就不過關。老 牌資本 主義 強 國搞重工業，講究資本原 始積 累。蘇 聯 搞重工業，也要吃工農業剪 刀 差。就民 國每年那點財政，都被軍費糟 蹋的精光。你就是把魯 爾 地 區大 陸漂 移給老 蔣，他也搞不起來。老 蔣的銀 子，都留著中 原 大 戰收 買雜 牌部隊呢。

其次，重工業不是民 國搞紡織、磨麵粉，講究的是全產業 鏈配套。建 國後，一五計劃上馬了一百五十六個大型項目，仔細數數，燃料工業佔了很大一塊，為什麼呢？欠 賬太多，你連工業的底 火都不沒有，還搞什麼鋼鐵聯合體？還要什麼行 星發動機？

最後，重工業不是造火柴、造香煙，是要造機床、造發動機、造特種合金。沒有技術參數能行么？沒有圖紙手冊能行么？毛 熊再下 品，一五計劃是實打實得給你送了一打科技 樹。這機會民 國有嗎？

⑸ 民國十年為何沒有發展重工業

民國的黃金十年是以犧牲重工業換來的?

⑹ 為什麼近代中國重工業得不到發展

中國的重工業發展的較晚，我可以說點你參考一下：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分析與判斷
2004年始，有關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的言論不絕於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報道，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斷言——「中國工業進入重化工業時期，中國工業經濟進入新的經濟增長平台。」此後陸續有相關分析出現，一些省市也紛紛發表本地區已經「挺進重化工時代」的宣言。對此，我們該如何判斷和應對？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
2004年第4期《中國科技財富》刊載封面文章「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1984年，是我國經濟從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中得到恢復，農村改革全面展開的時期。第二階段從1985年-1992年，是我國非農產業較快發展的時期。第三階段從1993年-1999年，是我國重化工時代前導時期。第四階段從2000年至今，我國進入重化工時代。
文章認為，肇始於2000年，而爆發於2003年的這輪經濟增長明顯地具有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特徵。電力、鋼鐵、機械設備、汽車、造船、化工、電子、建材等工業成為國民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究其內在原因，在我國，長期存在著能源、交通、通信等產業「瓶頸」對國民經濟產生制約的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經過十幾年的迅速發展，我國具備了解決上述矛盾的實力。隨著能源、交通、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的進展，電力、運輸車輛、建築材料、鋼鐵、有色、石油化工和機械電子等產品和建築業的需求被帶動了起來，並推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
文章指出，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大幅度升級是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的主要動力；中國正在邁向世界製造業中心，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新技術革命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提供了技術支撐。而這個階段目前還遠未結束，從其它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來看，這一發展過程預計還將持續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證券報》登載李佐軍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們說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不是一種「應該怎樣」的倡導（即規范分析），而是一種「是什麼」的判斷（即實證分析）。重化工業階段的到來既給我們帶來一些機遇，也給我們帶來許多挑戰。不管喜歡不喜歡，重化工業大發展是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的一般規律，既阻擋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確的態度是面對它，因勢利導，及時抓住其中的機遇，積極應對帶來的挑戰。
作者認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有以下理由：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即進入重化工業（或資本品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第二，我國的消費結構正在升級，部分居民已進入「大額消費階段」，對重化工業產品產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製造業關注的目標，開始向世界製造業中心邁進，這就為重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場機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開始發揮主導作用，民營資本開始進入重化工業，為重化工業的大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為重化工業發展提供了空間聚集條件。第六，基礎設施建設和新技術革命對重化工業發展形成了支撐。第七，農業生產的進步和糧食問題的基本解決，也為重化工業重新大發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幾年，大量外資和民營企業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以前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重化工業投資領域，將大量資金注入中國的鋼鐵、電解鋁、石油、化學等產業當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國重工業化步伐變得更加急促。能源緊張等問題突然顯現，煤、電、油、運供應全面緊張，資源約束「瓶頸」日益凸顯，在2004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資料，隨著汽車、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升溫，2004年前11個月在39個工業大類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實現利潤166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3.7%；鋼鐵行業911億元，增長66.3%；建材行業345億元，增長48.7%；有色金屬行業利潤246億元，增長71%。新增利潤前五大行業分別是石油開采、鋼鐵、化工、電子通信、煤炭，占整個工業新增利潤的56.7%。
2004年中央進行的宏觀調控一方面使人們認識到了「局部過熱」和「盲目投資」的嚴重性，也從另一個角度使人們更深程度地認識到了「能源危機」背後所隱藏的深層經濟原因——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型化」特徵，從而促使人們認真考慮可持續發展的緊迫性。
吳敬璉：警惕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
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國研網》發表題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的文章，他警告說：中國經濟片面重型化有危險，將導致中國能源危機。該文在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他認為，自「十五」計劃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是在向重型方面轉化，但這種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創造就業的能力有限，相反，會引起全國性的能源短缺。他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應依靠高投入，而應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東亞經濟危機就是過於依靠高投入發展的後果。小企業的發展、第三產業、IT產業的發展，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極大的作用，並且能吸引大量勞動力。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根據德國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經濟學家的理論，主張工業化的中後期應該發展重化工業，並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符合客觀規律，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長期的刺激作用。這一理論是根據西方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總結的。但吳敬璉認為，霍夫曼的理論「還未被證實」，而「我們一些地方依據霍夫曼等人的理論進行結構升級的結果是很快出現資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協十屆六次常委會上，吳敬璉也指出，「我們這樣資源緊缺的國家，不能沿著別人走過的道路再走一遍。」
吳敬璉還指出，出現「重化工熱」不是市場調節的結果，而是各地政府調節的結果。一是因為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二是因為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
在2004年12月16日舉行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吳敬璉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說，目前經濟發展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在政績考核辦法、財政體制和扭曲的要素價格上，與舊發展模式相適應的體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業的「政績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資、拼資源、損環境的粗放增長方式。
然而，這種「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相對貧瘠的自然資源無法支撐高資源浪費的重化工業發展。2003年，中國GDP佔世界的4%，然而，這一GDP的實現所消耗的石油佔世界的7.4%，原煤則為31%。其次，十分緊缺的資本資源無法支持高資本投入的粗放增長。此外，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並且加重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並加劇了貧富分化。
吳敬璉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就應該走出一條提高效率的新型發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話來說，就是「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發展道路」。「結構升級是要實現資源配置最優，而不是多數人所認為的發展重化工業。」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國情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應吳敬璉的觀點，在2004年12月23日的《經濟參考報》上，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近兩年來加速重工業化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產業升級自然帶來的結果。產業結構當然會不斷升級，但這一輪重工業化應該講還是有點走進了岔路。他說，目前這一輪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現在的情況卻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重化工業得到政府銀行支持，許多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卻無法取得銀行貸款。據統計，重工業每1億人民幣的投資可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輕工業同樣的投入卻能創造出三倍的就業崗位。而且重工業需要的是專業技術產業工人，無法吸納中國數以億計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他指出，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便宜，資本昂貴，現階段大力發展沒有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很可能是銀行壞賬大量增加。而資本密集型大企業容易取得貸款也說明，目前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體系不利於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中國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銀行給這些中小企業服務。
厲以寧：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
厲以寧最近在呼應吳敬璉的觀點時表示：「吳敬璉反對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發展階段也確實存在。」他總結說，「在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經驗的時候，小國可以跳過重化工發展階段直接以發展新興技術為主，但是大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因此重化工階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認為，厲以寧的觀點與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傳出的經濟發展思路暗合。首先，厲以寧說，作為大國的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這正是國家要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潛台詞」。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此前解讀「穩健財政政策」時指出，中央財政和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將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支持力度。雖然重化工發展帶來的能源消耗問題不容忽視，但厲以寧認為，「重化工的階段雖然不可避免，但技術的跳躍性發展仍可實現。」他建言，在重化工的發展過程中加強技術創新，減少能源消耗。而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旨在節約能源的「循環經濟」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國經濟戰略上。
此外，厲以寧也對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工業現狀提出警告：「目前我國工業發展的問題是，外資使用了國內廉價的勞動力，消耗了中國的能源，最後賺取利潤離開。」他表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產品，完成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
中國不應躲避經濟重型化
匯豐銀行中國研究部經理趙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報》上撰文指出，中國不應躲避經濟重型化。他認為，實際情況顯示重型化確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繞過的階段。故當局應為其適度及深化發展創造更佳條件，並盡力紓緩其負面影響，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這要求有更細致的結構調整措施，而絕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認為，吳、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後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場主導的，故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並構成了當前的國情。換言之反對的思路不符市場導向及國情。從發展角度看，回顧二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軌跡，可見最初是以勞力密集加工業起家，隨後在90年代中後期開展高科技產品加工，到新世紀又開始了重工業化的新發展階段。新階段可說是上兩階段的順勢伸延，項目大都是為加工業提供原材料及設備的上游產業，由此亦有助擴大中國的產業基礎及生產增值鏈。重工業本身雖未必能創造很多就業，但如能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發展基礎，則可間接推動就業增長，並因而有助減低貧富差距。
經濟重型化既符合供給方面的發展規律，也順應了需求方面的轉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車及電氣化消費模式擴散，對重工產品特別是能源、小車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動了重工發展。經濟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難以滿足人們改善生活的要求。從長遠看中國不可能不造車、不煉鋼而能令13億人民出有車、住有屋，因絕不可能單靠進口滿足所需。
趙令彬認為，經濟重型化是由市場主導的。許多大型化工及汽車製造等項目都是由跨國企業投資，規模每以十億美元計。當然也有大型國企提升競爭力後作出的業務擴張：不少大項目正是國企與外商實行強強聯合的結晶。這批有水平、有市場的投資很難說是「粗放型」增長。至於中小企業轉向重型化發展也是受市場驅動：為追求高需求帶來的高利潤而轉向，正反映靈活進取的企業家精神，絕不應橫加指責。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尋商機，投入不少包括電、煤、冶煉等重工項目，對開發西部及支持東部加工業發展作出了貢獻。一些中小民企轉搞摩托、汽車亦已卓然有成，為發展民族產業另樹新幟。顯然，絕無中小企業不可搞重工之理。無疑一切要依法規辦事，投資亦須注意風險。民企轉向將有成有敗，但汰弱留強是市場機制運作結果，而不能由學者扮演中央計劃者來妄下定論。另一方面，相對各類企業的靈敏，政府顯然反應遲緩，根本未能預計經濟重型化的到來，兩年前還基於經濟過剩的設想忙於控制鋼鐵、煤炭及電力等行業的生產及投資。所以這一輪重型化發展是市場糾正規劃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優勢論」有很大片面性，因為：（一）如中國真的沒有發展重工優勢，那麼到來投資重工的眾多跨國大企業都錯了？市場也都錯了？（二）優勢是可變的，不能只用靜態模式看待，更要採用動態分析。中國經多年迅速發展已累積一定的資金及技術能力；足可推動一些資本及技術密集項目上馬。事實上目前中國已有本、外幣資金同時過剩而勞力局部不足的情況；民工荒對勞力密集加工業打擊頗大。幾年前當外商台商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高科技的晶圓加工項目時，林便聲稱這不符中國優勢。但中芯等大型項目進展良佳，更多投資亦接踵而來。看來市場正與林的理論背馳，日後其中一方須作調整。
趙令彬提出，重化工業中的問題可由調控措施緩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場經濟常見現象：發展每非循直線而是波浪或梯級型軌跡前進。問題可由調控措施緩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國便採取了必要的調節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導致經濟過熱。無論如何，不應因暫時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長遠發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遠景的不同目標。對於目前的資源瓶頸，短期只能靠擠下部分重工項目以作緩解，但從長遠看這種發展中的問題只能由持續發展，特別是重型化發展來作根治：重型化帶來的問題同時也是這種發展不足的體現。
趙令彬指出，總之，實際情況顯示重型化確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繞過的階段。故當局應為其適度及深化發展創造更佳條件，並盡力紓緩其負面影響，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這要求有更細致的結構調整措施，而絕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進行經濟分析時，亦要更緊貼和尊重市場趨向，否則難以把握新發展形勢。
部分學者對「重化工時代」的判斷
2004年12月29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了該報對部分經濟學者的采訪，對於「我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時代」的說法如何判斷，又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問題呢？學者們表達了如下的看法：
盧中原：現在是以重化工業加速成長、比重迅速提高為特徵的一種經濟上升期。
中國目前新一輪的重化工業加速拉動經濟高速成長非常明顯。重工業占經濟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預計超過65%，應該說，現在是以重化工業加速成長、比重迅速提高為特徵的一種經濟上升期。但是不要簡單的概括為「重化工業時代」，包括吳敬璉老師在內，很多人都覺得不妥，反對意見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的，一種說法是容易導致地方的盲目擴張，經濟增長進一步的粗放。
張曙光：重化工業的趨勢是明顯的。
政府現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動，而是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去做文章，使這個趨勢能夠走得穩妥一些。比如說，在這個過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減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發布一些有關的信息，這對於整個過程更有利。
彭志龍：基礎設施搞得太多帶動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
重化工業發展這么快，從需求方面看是投資帶來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我國投資之所以會這么快，除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有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設規模搞得太大了。現在很多省會城市、地級市、縣區都在大搞城市建設，超常規發展。由於這類基礎設施搞得太多，對重化工業產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帶動了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
魏加寧：不是每個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戰略是對的，也並不是每個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對於國外經驗也有誤讀的一面。日本、韓國戰後的確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時，還搞了一個「一村一品」運動。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幾個大的鋼鐵廠，並不是全國各地都搞重化工。這是我們與國外的一個重要區別。今年（2004年）我們到地方調研的時候發現，到處都在上重化工項目。四川、內蒙不用說，就連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項目。這除了所謂「政績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與目前的財稅體制有關。地方財政困難，轉移支付又沒跟上，因此想方設法培養與地稅相關的稅基。搞房地產、上汽車項目都與此有關。
王大用：通過調節市場行為防止產業結構過分重型化和過分消耗資源。
我國正進入國民財富的快速積累時期，這是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必然經歷的一個發展階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消費更容易波動，而且波動幅度通常也比較大。長期的高投資形成對重化工業產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場調節下，帶動重化工業高速增長，對能源、礦產資源的消耗過大，也帶來對環境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