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業化過程為什麼會出現停滯

㈠ 中國城市化為什麼滯後於工業化進程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Instrialization）[1]與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於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消團灶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後、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後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後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主要成因

為什麼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後。

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 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範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 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採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

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徵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餘，並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

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並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或喚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

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餘、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拿扮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

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

「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

二、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對策

協調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滯後的對策可以分為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調整兩個大的方面。

（一）體制改革對策

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

根據世界各國通行做法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憲法曾確定的國民有遷徙自由的原則，允許廣大農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和能力在全國各地自由選擇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點，實行國際上通行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及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全體公民在戶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據近幾年石家莊等城市的大膽實踐，那種擔心放開戶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心是多餘的。

第二，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

改革阻礙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鼓勵農民進城的勞動就業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滯後的核心舉措。為此，要打破「城市保護主義」，取消嚴格限制民工就業范圍的歧視性政策；促使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改革僵化的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招聘包括農民在內的各類人才；堅決取消農民外出務工許可證和流動就業證等制度，歸還、賦予和保護農民自由擇業的權利；保障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證民工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如子女教育、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失業保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將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推廣到城鄉所有勞動者；加快城鄉就業信息網路建設，建立全國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供求信息中心，促進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

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補償，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為進城農民難以徹底「離土」，不得不成為城鄉「兩棲」公民。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農民獲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權或部分土地所有權，讓土地盡量流轉起來，使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能與其他要素形成優化配置，使進城農民能順利地將土地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出去，獲得應有的土地收益，增加進城創業的啟動資本。城鎮土地制度改革的重點是改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培育土地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實行將新興城鎮或新城區規劃區范圍的建設用地同進城農民承包地按級差收益比例調換或置換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利益障礙

以住房、醫療、養老、勞保、就業、教育等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鄉分割體制的內核，戶籍制度只是外殼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礙。因此，必須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權，大力推進城市住宅、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改革，讓農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遠目標模式應該是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但現階段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既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又適合當前國情的、過渡性的、能夠使城鄉社會保障有機銜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單位補充保障」、「個人附加保障」組成的「三層次」社會保障模式。此外，從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農民進城保險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資體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設擴張機制

改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單一靠政府財政投入的老辦法，向政府投資、社會集資、企業投資、居民入資、國外引資等多渠道發展，即變「國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單元投資體制為政府、企業、居民多元投資體制。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鼓勵大企業以市場運作方式參與城鎮建設。將部分基礎設施逐步商品化，對市政設施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實行合理的服務收費。通過城鎮建設體制改革，逐步改變人們進城收益總是絕對大於進城成本或政府投資總是得不償失的不均衡狀況，即逐步緩解城鎮居民與城鎮基礎設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對城鎮人口增加的恐懼，形成正常的城鎮擴展機制。

（二）戰略調整對策

第一，調整工業化戰略，促進各產業協調發展

徹底改變由政府主導優先或重點發展某種產業（如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發展信息產業之類）的計劃經濟思維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場，由市場來決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由市場來決定各地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由市場來決定產業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結構調整」為名，過度干預和介入產業結構調整和競爭性行業的項目開發。不能將工業化狹隘地理解為工業發展，而要理解為各產業按照市場需求和自身競爭力協調發展的過程，為此有必要將工業化的衡量標准由工業產值比重改為專業化分工推進的程度等。

第二，調整「城市偏向」戰略，統籌城鄉發展

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比重是由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幹預方式搞「城市偏向」，通過剝奪農村來發展城市，也不能搞「農村偏向」，通過剝奪城市來發展農村，而要由市場來決定人口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當前，尤其要盡快切斷城市剝奪農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鄉征稅起點不一致、農民負擔過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財政支出過度向城市傾斜、農村金融資金過度流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轉移等。同時，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進城市化為名，大搞與國情不相稱的只惠及少數人的高檔城市現代化工程，而將城市化的真正重點——吸納農民進城拋於腦後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傾向。

第三，調整城市化方針，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

要調整以城市規模為內容的城市化方針，通過市場制度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帶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針可以確定為：「盡快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掃除城市化的障礙，恢復城市化的正常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盡可能多地吸納農村人口為主要目的，大力發展新體制新興城鎮和新城區；避免城鎮的過分分散發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形成完整的城市體系和網路」。

備註：

[1]本文的工業化是指產業化，不僅包括工業發展，而且包括農業的產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2]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39.74美元（當時的匯率是1:2.617），資金高度匱乏；87.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3.5%；農業和輕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高達69%；全社會能提供的積累僅為130億元，其中生產性積累只有66億元。

[3]除了斯大林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業化發展的理論，如：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的劉易斯模型；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中的普雷維什和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赫爾希曼建立在「聯系效應」基礎上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佩魯（F.Perroux）的「發展極」理論等。

[4]1956年12月30日，國務院簽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國務院發了《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補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60年代初，我們將2000多萬城市職工遣返原籍；1966年冬，近千萬市民在被「批倒斗臭」後被遣返原籍；1968年，2000多萬青年學生從城市走向農村「上山下鄉」。70年代，我們執行了社隊企業「三就地」方針，即要求社隊企業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80年代，我們執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郭書田，劉純彬等，1990）。

[5]1999年，中國建制鎮和3萬個集鎮的鎮區人口為2.2億人，其中非農業戶口1.4億人，分別佔全國城市總人口和「非農業戶口」人數的56.57%和44.36%。在全國667個城市中，市區非農業戶口人數在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佔54.72%，中等城市佔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僅為13%。

㈡ 蘇聯工業化過程出現的問題

蘇聯國內日常消費品的生產卻被忽視，城市居民並未分享到多少工業進步的成果。和1928年相比，1937年蘇聯的人均食品消費和人均工業消費品量下降了3%－8%。工人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工作量，而且不能達到生產要求的會被處分，以至進行勞改甚至被槍決。

㈢ 優先發展重工業對中國經濟有什麼積極作用

積極作用：

一、重工業產品大多與較高層次社會需求的滿足相關，能夠促使內需規模不斷地擴張。產業結構是隨著需求結構的變動而變化的。

二、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後，社會消費需求的增長主要來源於加工程度高的商品如耐用消費品等，社會消費需求與重工業的聯系日益密切。

三、重工業產品既能為輕工業的結構升級創造條件，本身也能創造市場上的消費需求。

(3)重工業化過程為什麼會出現停滯擴展閱讀

發展重工業必要性

選擇正確道路，是快速推進工業化的前提。由於資源稟賦、歷史傳統不同，各國工業化道路也不盡相同。能否選擇適合自身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是對各國執政黨的重大考驗。

新中國成立後，黨提出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進一步推進工業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黨認真總結吸取我國工業化的經驗與教訓，充分發揮我國在勞動力和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積極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在實踐探索中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工業化之路，開啟了我國快速工業化進程。

㈣ 近代中國工業化屢屢受挫的原因

1、科學技術的限制，專業人才稀缺。

2、被接連不斷的戰爭摧毀。

3、外國列強的經濟入侵。

4、近代中國是農業國，工業基礎薄弱。

中國近代工業是指在1840～1949年間在中國設立的使用機器和機械動力生產的製造工業，中國近代工業主要的特徵是短暫、快速、發展迅猛。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列強卷土重來，中國民族工業普遍地遇到了外國勢力爭奪市場的壓力。戰時發展迅速的棉紡織業這時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

(4)重工業化過程為什麼會出現停滯擴展閱讀：

甲午戰爭後，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抵制外貨,設廠自救的呼聲遍及全國。1895～1913年，中國近代民族工業進入初步發展時期，並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現了兩次投資工業的熱潮。

這19年中國內新創辦的、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設24.6家,新投資總額達9822萬元,平均每年新投資為516.9萬元。

㈤ 90年代工業化為什麼增長緩慢

一、問題的提出：停滯與結構轉型
現代經濟增長的歷史是工業化不斷演進、深化和升級的歷史，工業化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本文主要以製造業發展周期為主要路線，試圖分析我國工業化過程中製造業面臨的一些問題和矛盾。隨著人們需求結構的變化，製造業逐漸地從以纖維為中心的輕工業向以重化學為中心的重工業轉變，這種現象被稱為「重化學工業化」。主導產業的變化過程表現為，當輕工業發展到極限時，重化學工業開始加速發展，這非但沒有使製造業整體增長率下降，反而使之上升。主導產業的替換加速了工業化的不斷變遷。在這個經濟結構轉變的重要階段中，製造業始終成為工業化的核心和動力。[1] 它不僅包括了數量方面的發展，也包括了許多質的方面變化，如現代企業制度的普及和不斷的結構轉變。
我國的工業化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迅速轉型增長之後，到了90年代中期，在某些領域，特別是製造業部門，增長緩慢，收益率持續下降，[2] 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漸轉向了基礎設施、建築、住房等其他工業及服務部門。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製造業的增長環境更加嚴峻，一些依賴自然資源的地區由於資源耗竭直接導致了整個地區工業衰退。理論界對近20年來我國製造業發展的評價也存在很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製造業正在逐步成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他們的依據是目前我國許多工廠已經能夠為一些世界知名公司提供OEM服務； 另一種觀點則表現出對我國製造業發展格局的擔心，他們認為製造業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停滯，結構轉型、企業重組、城鄉矛盾和區域差異仍然是工業化過程不可逾越的障礙。許多製造業部門仍然保留著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模式，能源消耗遠遠高於其他工業化國家同一時期水平；產業的技術層次低下，缺乏持續技術創新的動力；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某些方面甚至還出現了惡化；[3] 區際貿易壁壘，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存在。工業化的深化過程仍然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改革以來我國製造業到底以什麼增長方式為主導？表現為什麼樣的特點？出現停滯趨勢了嗎？其根本原因和機制是什麼？這一現象是否表明我國工業化中製造業增長的動力逐漸消失？是否意味我國工業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結構性發展階段？如何超越發展瓶頸，化解由於停滯導致的工業化升級進程產生的危機？本文希望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文獻綜述
早在20世紀80年代，已有文獻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但一般被歸類於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研究者將當時工業內部結構面臨的主要問題歸結為產業結構的「虛高化」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這些研究大多數仍然以政府主導發展為視角，考慮政府主導產業選擇、發展方式以及政策措施，並沒有考慮到是否可以持續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微觀機制。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國內外文獻研究方法和導向都發生了一些變化，許多文獻描述了我國製造業出現了利潤率大幅度下降，局部地區出現了增長瓶頸的事實。其中殷醒民以資金利稅率為指標，認為國有企業的資金利稅率從1980年的24.5％下降到1990年的12.4％、1993年的9.7％；產值利稅率從1980年的24.1％下降到1990年的12.0％、1993年的11.1％。[4] 國外的研究也已經注意到中國工業經濟的規模效益下降問題，欣格、拉薩和肖為了支持「競爭侵蝕利潤」的假說，使用了80年代的省級數據對利潤率與非國有部門在工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進行了相關分析。[5—6] 張軍認為我國工業經濟增長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整個產業都出現了整體性的利潤率下降趨勢。這一現象表明，帶動我國工業化增長的製造業的動力正在減弱。[7]
我國製造業所面臨的這些特定困境實際上反映出工業化過程中的一般性規律和特殊條件。錢納里提出在不同的發展結構中，由於受到需求和供給結構的影響，工業化發展面臨著不同階段的轉換。[8] 余暉強調了工業化過程中增長停滯的客觀原因在於收益遞減形成的產業周期變動，他將這一問題歸結為資源耗竭型工業化的停滯。[9] 諾頓使用《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1990年卷）提供的38個工業部門的數據，分別計算了1980和1989年利潤率的標准差和變異系數，認為存在著「競爭侵蝕利潤」的事實。[10] 郭克莎也認為利潤率下降正說明了我國工業持續高速擴張的情況下工業結構升級緩慢。他在與標准模式比較之後，認為「1995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種『長期』因素的制約作用」[11]。此外，殷醒民將我國低集中度與收益率下降結合起來，認為我國低集中度的市場結構影響了我國製造業的效率提高。[2] 張軍則強調了過度的資本形成對製造業升級的障礙，過度的資本形成促使了非國有企業的快速進入並對已有的產業結構產生很大的沖擊，形成了過度投資和過度競爭的局面。[12] 劉志彪認為我國大面積製造業衰退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在的微觀機制發生了矛盾，這些因素包括了企業的產業選擇和投資機制、進入和退出、行政壟斷和用戶壟斷、價格預期等。[13]
其實，工業化的國家，由於製造業缺乏持續的增長，也出現了所謂產業空洞化現象，如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英國病，80年代美國大量製造業企業的倒閉和90年代日本的產業空洞化導致的經濟衰退等等。這種本地製造業在面臨國際競爭過程中由於競爭力衰退導致的停滯問題，根本上反映了工業化在結構升級過程中，由於收益率遞減規律作用而導致的內在生命周期。因此，工業化過程的深化或者升級需要不斷地尋找新市場或者新技術革命。但如果這兩者受到特定條件的阻礙，就會抑制製造業的持續增長，引起製造業的收益率持續下降。上述的研究表明了工業化關於製造業問題的分析已經逐漸從宏觀視角向微觀視角的轉換趨勢，但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局部現象描述，缺乏進一步從微觀機制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分析。
三、我國製造業發展的特點和軌跡
我們將40個製造業部門分為六大板塊，分別為資源型（采選業）、輕工業、重加工業、化學品製造業、機械電子製造業和公用事業。根據一般工業化理論，工業化過程中製造業部門的演進表現為從輕型工業或者資源型工業逐漸向重工業和重加工業延伸，也就是中間投入需求的增加導致了製造業「迂迴生產能力」的增加。從資源型和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開始，經過初始階段，在以重加工業和公用事業為主導的投資品帶動下，化學品製造業和機械電子製造業的發展為工業化進入中期以致進一步高度化提供了基礎。在發展階段上，前期表現為采選業和輕工業，中期表現為重加工業和公用事業，後期表現為化學品和機械電子部門。

㈥ 蘇聯工業化中存在的什麼嚴重問題

我覺得不是蘇聯工業存殲茄在嚴重問題，而是政府的制度有問題，導致工業發展遲緩，
蘇聯是大的能源國家，工業技術很先進，政府的腐敗牽連到悶態企業，工業才會停滯不前，
現在的俄羅斯製造能力依舊比中國強很螞改源多

㈦ 農業和輕工業落後為什麼會制約重工業發展

在後發國家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幾乎都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怎樣協調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比例關系？這個關系處理不好，不但影響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導致社會的動盪，甚至社會的變革。新中國成立後仿效蘇聯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但由於蘇聯長期以來沒有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所以，這一戰略在中國學術界和人民群眾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到底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對不對，怎樣處理三者之間的關系?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以蘇聯為鑒，帶領億萬人民對此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尤其是毛澤東本人提出了許多正確的見解，大大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推進了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雖然這些理論在實踐中並沒有完全被正確的運用，但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是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價值評定

縱觀世界歷史，先發展起來的國家基本上是先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再發展重工業，如英法等國。對此，毛主席有深刻的認識，曾說：「資本主義長期著重發展輕工業。」[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1960年2月）]英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後，實行自由經濟政策，讓人民自己去發展經濟，人們當然去發展那些投資少、見效快，適合當時形勢與需求的產業了。所以，一直都在著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國家的主導產業部門是毛紡織和棉紡織工業，以及相關的輔助產業部門如，畜牧業、採煤業。直到工業革命時，由於科技革命使科學技術取得巨大進步，工業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有了提高，才開始發展重工業，工業革命後，英國才具備用機器製造機器的能力。這種發展方式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馬克思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認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追加的資本中不變資本的比重越來越大，由此會影響到整個預付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這樣，就要求第一部類的增長快於第二部類，而在第一部類中增產最快的又是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所以，正常的經濟增長方式應該是從簡單到復雜的，從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逐步過渡到以重工業為主的，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
而後發展的國家往往會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其後再適當地增加農業和輕工業的比重，像德國、日本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後發國家選擇這一戰略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既充分利用了客觀條件，又滿足了本國人民的感情。
一、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那些從發展經濟的開始就以重工業為主的國家認為，如果先有了用機器製造機器的能力，然後再去製造機器便容易得多，而且，先發展起來的國家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技術，他們只需要學來就可以了，節省了許多摸索的時間。這就像一個想要辦養雞場的人所考慮的一樣，是先買雞蛋,再將其孵化，長大後靠這些雞生的蛋發財；還是直接買一群雞，立刻就可以賣蛋賺錢。從這一點來說，如果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能力，應該先發展重工業。
二、後發國家基於政治上的考慮也傾向於優先發展重工業。首先，在面臨外部敵人的威脅時，或企圖去侵犯別的國家時，便會急於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德國為了和英法搶占殖民地和日本為了擺脫殖民壓迫並去壓迫別的國家都採取了這一發展戰略，還有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在面臨西方列強的封鎖和挑釁時也選擇了這一戰略；其次是為了實行趕超戰略，德日為了趕超英法老牌強國，與他們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中蘇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都試圖趕超美英等發達國家，當然，蘇聯實行趕超戰略還有與美國在全球爭霸這一層因素。
中國實行這一戰略，首先是因為有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其次是政治上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軍事威脅；再次是要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吸引廣大人民投身於經濟建設的洪流中，發展經濟，保家衛國；最後是因為有了蘇聯這個榜樣，蘇聯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初，他就指出：「增加財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礎只有一個，這就是大工業。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 《列寧全集》第32卷，第399頁]。又說：「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 《列寧全集》第33卷，第385頁]可見，列寧把重工業與國家的生死存亡聯系在一起了，中國建國之初與蘇聯的情況比較接近，自然會借鑒蘇聯的模式了；最後是由我國建國初期的實際狀況決定的，毛澤東曾描繪了當時的情況，他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毛澤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如此薄弱的重工業，如不加以重視，則會導致：軍事上無御敵之武器，經濟上無發展之潛力，政治上無引人之魅力。國家沒有存在的基礎，沒有發展的條件，發展重工業便成為一項急切的任務。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

我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基本上是正確的，尤其是我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上來看，重工業優先發展都是必由之路。但在實際運用這一戰略思想的時候，卻往往會出現過分地強調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造成可怕的後果。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並不意味著生產資料生產可以脫離消費資料生產而孤立地增長，彷彿生產資料生產比消費資料生產增長得越快越好。因為，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歸根結底要依賴於或受制於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這表現在：第一，第一部類擴大再生產所追加的勞動力對消費資料的需要，要依賴第二部類的增長來提供；第二，第一部類為第二部類製造的更多的生產資料，有待於第二部類的增長而去購買和使用；第三，第一部類為本部門製造的更多的生產資料，最終也要受第二部類發展的制約，因為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總是為了消費，否則將成為無目的的「為生產而生產」。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它會人為地加大不變資本的追加，使有機構成提高，從而降低了勞動力價值，使勞動者的工資與他們付出的勞動不相等；而且在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過分發展重工業，必然就要犧牲一部分必要的輕工業和農業。這樣勞動者拿著很低的工資，也買不到足夠的消費品，使人民群眾普遍對政府不滿。尤其是德國和日本一度實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國民經濟軍事化，聲稱要大炮不要黃油，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極大傷害，他們用血和淚換來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軍事的強大。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卻不能這樣無視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能只注重發展重工業，而置輕工業和農業於不顧。
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其實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系。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工業是主要矛盾，農業是次要矛盾，在工業中重工業是主要矛盾，輕工業是次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決不能忽視次要矛盾的解決，次要矛盾解決不好，會阻礙主要矛盾的解決，以致於對整個問題的解決起了消極作用，而且，主次矛盾之間也可能會相互轉化，在一定條件下，農業和輕工業也會成為主要矛盾。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等著作中論述了這些觀點。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這篇文章中認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發展什麼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繼續說：「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大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然後又以蘇聯和東歐為鑒說：「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繫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而要求我國在以重工業為主的基礎上，加重農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工業的發展當然要快於農業。但是，提法要適當，不能把工業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否則一定會發生問題。」並預示會起到積極的結果。「加重的結果怎麼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在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同上]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也說「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了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這充分體現了主席的「重工業優先發展，不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戰略思想。
主席又在思想領域針對三者的關系辨證地告誡全黨：「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同上] 「從長遠看多發展一些輕工業和農業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同上]這些論述從理論上來說，都是非常正確的，但在實踐中還是沒有做好，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而且影響了重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沒有錯，關鍵的問題在於怎樣加大輕工業和農業的比例，總結國內、國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一定不能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蘇聯從開始工業化就實行剝削農業的政策，結果實現工業化後，農業的發展還沒有達到1917年的水平。主席針對這種狀況說：「我國人民現在還要像蘇聯那個時候一樣，忍受一點犧牲，但是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1960年2月）]中國沒有實行蘇聯那樣的剝削農業的政策，毛澤東在《十大關系》中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並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採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這種想法是十分正確的，但沒有做好，實際上，農業生產還是受到了破壞，農民的利益還是受到了損害，致使農業發展緩慢，農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在注重主要矛盾的時候，不能忽視次要矛盾，所以主席又提出了「並舉」的思想。「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他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我們實行幾個同時並舉，以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最重要。」[ 同上]「我們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公式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幾個同時並舉；每一個並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為主導；工業和農業，以工業為主導。」[ 同上]並舉不是平均主義，不是要動搖重工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我們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所謂並舉，並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於農業；同時，並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同上]可見主席的並舉思想也不是不分主次的平均主義，而是強調要有重點的兩點論和兩點中的重點論。

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生產的後果

本人無意於將某一次要原因誇大成根本原因，而達到一鳴驚人的目的。但輕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短缺，的確在蘇東巨變中起了促進和加速作用。讓人們不得不正視忽視輕工業和農業所帶來的惡果，彷彿是警鍾的振聾發聵的響聲在人們的腦海中回盪著。
70年代末，匈牙利的一位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科爾內正在潛心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中出現的短缺現象，短缺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正在確立。他雖然沒有把短缺的原因歸罪於重工業優先發展、忽視輕工業、農業生產的政策，只是說：「短缺，或是作為其他現象的原因，或是作為他們的後果，通過無數紐帶與經濟體制的其他環節，即與價格和工資，計劃和市場，財政和貨幣政策，物質和精神刺激，聯系在一起。」[ 亞諾什·科爾內：《短缺經濟學》，第12頁]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價格與工資，計劃與市場，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制定都不是脫離重工業優先發展這一根本政策的，所以這一理論正是社會主義國家因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生產，所導致的消費品嚴重不足的反映。
在波蘭這一現象突出地體現在對豬肉的消費上，波蘭喜歡吃豬肉，但是波蘭人為了買肉每天都要排好久的隊，還不一定能夠買到肉。「70年代末，波蘭廣為流傳著一個笑話：華沙街頭的一家肉店從早上5點開始就排起了買肉的長龍。一個排了6小時隊仍未買上肉的中年婦女疲憊不堪，顯得很不耐煩，她對排在身後的一位長者說：『不行，我得去找共產黨第一書記蓋萊克。』半個小時之後，這位婦女匆匆回到了排隊的隊伍中，嘴裡念念有詞：『媽的，蓋萊克門口排的隊比這兒還長。』這是對商品短缺的絕妙諷刺。」[ 歐陽東：《東歐大裂變紀實》，中國經濟出版社,第320頁]在波蘭商品的短缺是如此嚴重，甚至有些人發出了：「現在的生活比希特勒時期更糟」這樣無奈的嘆息，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好不到哪裡去。
在德國首都東柏林的大商店裡，幾乎看不到錄像機和錄像帶，更別提高級組合音響、激光唱機和唱片了。連兒童玩耍的遙控汽車也買不到。商店裡雖然有彩電，但價格高昂，且品種極少。小轎車造型差、噪音大、速度慢、耗油高，即便如此，買一輛小轎車，無論是衛星牌、瓦爾特堡牌，還是拉達牌，也需要等候10－12年方可得到。許多人沒有這份耐心，只好多花3倍以上的錢光顧黑市，一輛新型拉達牌小轎車索價高達7萬馬克。在柏林牆開放的日子裡，從西柏林回來的民德公民，無論男女，人人手裡都提著花花綠綠的精製塑料袋，裡面裝滿各種物品。也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去西柏林就先抓幾個空塑料袋。這在東柏林也是稀罕物。
同樣的事情也毫不例外地發生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短缺經濟嚴重地傷害了那個時代的人，使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失去了信心，最後導致蘇東巨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到了最嚴重的挫折，沉痛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重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一定要為人民群眾提供足夠的生活必需品。

㈧ 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1、工業化水平尤其是重工業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低。
3、工業分布不合理，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因
1、近代以來,民族資本主義以發展輕工業為主,導致工業經濟比例失調,先天不足,發展畸形。
2、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基礎薄弱,急需提高工業水平,重工業是較好的選擇。
3、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其實踐對我國工業發展有借鑒作用。

㈨ 中國工業化時代為何沒有大力發展重工業重工業直到49年以後才大力發展，不過到現在重工業也不強。

因為蘇聯是前車之鑒，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力發展重工業，導致農業和手工業嚴重失衡，給經濟帶來重大打擊。所以當時在中國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走的是以農業為主的平衡路線，但過程中依然發生過「大煉鋼鐵」等不符合國情的可笑事情。

㈩ 中國近代重工業發展緩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1）政治上：中國自明清之後，封建專制、閉關鎖國，逐漸落後於世界發展大勢，近代中國受「三座大山」壓迫；而西方經文藝復興後，封建專制逐漸松動，先進資產階級逐漸取代落後封建統治。
（2）經濟上：中國封建時代為鞏固統治實行小農經濟；近代以來，受很強的小農經濟影響，阻礙商品經濟發展，連累近代重工業發展。
（3）技術上：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十分落後，再加上西方封鎖，使得我國重工業發展緩慢。
（4）民族資本主義：我國自洋務運動後，在東南沿海產生早起民族資本主義，他們是推動中國近代經濟的主力軍，無奈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先天畸形，後天失調」，沒能承擔起發展近代重工業重任。
（5）近代外部時局：我國近代遭受帝國主義壓迫，西方國家見不得中國發展，只想把中國變成他們的的原料來源地和商品傾銷地，不斷擠壓中國重工業發展。
（6）近代內部時局：我國近代內部戰爭頻繁、時局動盪，沒有和平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