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社會如何實現生產資料公平

Ⅰ 如何實現社會分配公平

法律分析：按勞分配的基本內容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即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對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的社會扣除以後，按照個人提供給社會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指社會根據各種生產要素在商品和勞務生產過程中的投入比例和貢獻大小給予的報酬，即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八十九條 用人單位制定的勞動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九十條 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並可以處以罰款。

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如何實現社會公平

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
1、效率優先原則
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該是效率優先。因為公平與效率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所以，實行效率優先原則就意味著是公平的，合理的所謂效率優先原則就是指分配製度、分配政策要以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效率為首要目標，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必須把效率作為優先考慮的價值目標。
效率優先原則意味著人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生產力的發展為目標，這樣，效率提高了，生產上去了，社會財富增多了，人們享有的社會公平就更多了，生產力的發展是衡量一切社會進步與否的標准，由於效率屬於現實生產力范疇，而公平屬於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范疇，因而從效率與公平在社會發展因素的序列中的一般關系來看，效率優先是必然的，兼顧公平是必要的，因而是合理的。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中，生產力的作用是巨大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推動社會的進步，隨著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進步和發展，社會公平實現的越來越充分。宏觀地看，生產效率越低下，社會公平實現的就越不充分，人們就越缺少自由、民主、公平；反之，生產效率越高，社會財富越豐富，在社會物質文明增強的基礎上構建的人類社會秩序就越完善，人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就越充分，能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的機會也就越多。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就越多，產生的效率就越大，所以，在二者的關系中要以效率為先，兼顧公平。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效率優先原則是必然的。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任務就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目的實現共同富裕，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通過效率的提高，只有生產發展了，效率提高了，才能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真正的公平。所以，把效率優先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提高經濟效率，這是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而且，堅持效率優先原則是公平能夠實現的物質基礎，只有社會物質豐富，才能增進社會公平，如果效率低下，物質財富嚴重缺乏，怎樣才能實現真正公平呢？
我們曾經過分重視公平而忽視了效率，誤以為公平就是分配領域的平均主義，因而在分配上實行了公平的平均，這種公平的薪酬體系造成了什麼後果呢？那就是妨礙了效率，結果使人民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生活在困窘的狀態中。沒有生產的發展，沒有效率，就沒有公平賴以實現的物質基礎。要以效率為先，只有以效率為先才能提供公平的物質基礎，沒有效率，公平只是一句空話。
當今，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市場體制要改變的是我國原有的經濟體制中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的配置是通過國家的行政部門用計劃調節的，它導致了我國社會經濟運行的低效率，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經濟運行以市場為軸心，實行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的法則使生產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個企業效率好，就會發展壯大，如果效率不好，就會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效率有限原則是符合這一市場經濟規律的。
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競爭中機會公平，效率優先，對於企業來說，在競爭中，在同一市場條件下，效率是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以應以效率為先，企業在制定發展戰略時要根據市場需求制定切實可行的營銷戰略，在企業內部，要盡可能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充分挖掘人力資源，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從而提高效率。企業的效率好，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於優勢。
兼顧公平的原則
我們堅持效率優先原則，並不否認公平，更不能犧牲公平只顧效率，正確的做法是，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必須兼顧公平，因為只有堅持公平才能夠調動效率的創造者，即主體參與創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果主體的努力被社會所認同就能夠激發他的工作熱情。提高工作效率，反之，不公平會使主體失去工作熱情，降低公平效率，所以，只有兼顧公平才能促進效率的提高。而且，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會促進社會整體效率的提高，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個體被認同和肯定，個體才能有效的發揮作用，而整個社會整體才能夠處在一種有序的狀態下發展，個體間相互協調形成很好的團隊精神，能夠提高社會整體效率，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創造高效率。
總之，兼顧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由於種種原因，社會上存在著弱勢群體，對這些弱勢群體，出於人道主義關懷，政府應當兼顧公平，通過種種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徵收個人所得稅，把這部分資金轉移給弱勢群體，如發放失業救濟金，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幫助失學兒童重返課堂。只有這樣，才能使這部分人得到應有的幫助，以獲得應有的教育機會和參加職位競爭的機會，挖掘這部分人的潛力，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提高效率。
公平促進效率，有利於效率的實現，效率為公平的實現提供了物質基礎，二者是一致的，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要使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參與競爭，平等的勞動就業機會，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競爭，而個人的分配、收入要與個人所投入的努力達到一種比例上的動態平衡--多勞多得。反對那種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平等觀，提倡多勞多得，國家在實施政策時要以效率為先，以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最終目標，但要兼顧公平，國家通過各種辦法，用政策加以調節，傾斜於弱勢群體，給其以平等的機會參與競爭，參與國家的經濟建設。以提高經濟效率，總之，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即不能只強調效率忽視了公平，也不能因為公平而不要效率。應該尋求一個公平與效率的最佳契合點，實現效率，促進公平。

Ⅲ 工業社會的公平機制是什麼

公開透明。工業社會，是指工作將社會工作的專門知識和方法運用於工商企業，幫助員工解決個人的、家庭的和工作上的種種困擾，使之更好地服務於企業的社會工作。該社會的公平機制是公開透明選人用人，交易公平競爭買賣等。該社會是工業生產為經濟主導成分的社會，是繼農業社會或傳統社會之後的社會發展階段。

Ⅳ 請問如何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公平

一、問題可以把經濟機制分成兩部分來探討，一是社會稟賦資源（無論人力資本還是非人力資本）並將其用於生產的過程，二是分配這些資源收益的方法。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在收入分配動態有效率前提下，在一個總資本量和人力資本分配已知的社會，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也就是通過收入分配來實現收入平等。在這里對兩種收入分配效率做出如下定義，在給定社會稟賦資源條件下，兩種不同的收入分配，如果人們平均收入相等就是靜態效率相等；如果收入增長率相等，就是動態效率相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一種動態有效的收入分配製度，那就是所有資產私有，市場不受限制和通過稅收實現社會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再分配。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在動態有效率的前提下，存在兩個自由度，一是怎樣把資產的產權分配給社會成員，第二個是怎樣通過稅收重新分配收益。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只存在第二個自由度，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企業產權極度私有化，產權是很不平等的，但是收入再分配是非常可觀的。有些人覺得只要證明再分配的第二個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經驗顯示，只要通過稅收實現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實現了。但是兩個自由度都需要考察，因為在某些社會資產所有權的再分配比收入的再分配更容易實施。這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舉一個例子，在中國，如果稅收制度不完善，也許通過稅收實現再分配不是很容易的。二、協調、激勵與市場社會主義很多人認為，20世紀歐洲計劃經濟失敗證明了資產所有權不能社會化。但從計劃經濟失敗的事實，我們只能推論出以下三種制度結合是不可行的：（1）國家擁有資產；（2）非市場形式分配資源和商品；（3）政治專政。假如做一個思想實驗，設想一個擁有多個企業的社會，所有社會成員平等持有這些企業的股份，它的市場是有競爭性的，另外有歸因於民主制度的政治問責機制。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要長期穩定，就必須保持股份所有權的大致平等。這種系統是可以設計出來的，並且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稱為市場社會主義，以區別於社會民主主義，兩者的區別在於後者不對資產所有權做特別的限制。為什麼這種制度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思考市場制度的基本功能。市場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協調經濟活動，二是為人們提供訓練自己和創新的動力。在這里不精確闡述這兩個功能之間的區別，但是這兩種功能的確是存在區別的。那麼這兩種功能哪一種更重要呢？在談論蘇聯的歷史時，我們經常講起巨大的協調失靈，工廠經理們必須想方設法找到原料，企業之間安排各種復雜的以物易物的交易，買消費品需要排長隊等等。關於激勵機制失靈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有人對在蘇聯激勵失靈說法表示懷疑，計劃經濟下的工人是把廢物做成有用商品的高手。但是不管當時激勵是否失靈，一個簡單事實是，國民教育水平並沒有因為缺乏市場機制而降低。古巴也是這樣，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總體來說，受教育的低回報沒有使年輕人放棄學業。甚至哈耶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關於市場社會主義和中央計劃深有見解的討論，也基本上沒有涉及激勵問題。哈耶克假設蘇聯企業管理者是忠誠能乾的，問題是這些人沒有真實的價格指導，無法知道生產成本，因此也無法降低生產成本，這是一個協調的問題。哈耶克也談到了市場提供了創業的機會，因而利用了人們希望致富的動力。但是即使在談論這一點時，我們也要把市場的協調功能，即市場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在一起的特點，和市場的激勵功能，即市場動員人們為致富而創新的特點區分開來。二戰後西方反蘇聯宣傳都沒有宣稱計劃經濟不能調動個人的積極性，而著重攻擊其缺乏民主和自由。在蘇聯，就經濟學家Yevsei Liberman關於引進價格機制觀點的爭論，都沒有討論激勵問題，而只談及合理計算成本問題。János Kornai講預算軟約束才是一個真正的激勵問題。委託—代理問題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進入經濟學詞彙，此後計劃經濟在西方才被視為同時受協調失靈和激勵失靈之禍而有缺陷。在1960年，英國保守黨首相Harold Macmillan聲稱，蘇聯不會害怕西方，他們有同西方同樣強大的核武器，有內部交通網路，有繁榮的經濟，而且在創造物質財富的競爭上很快就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當時有很多資深觀察家都持有這種觀點。所以用在價格缺失的情況下協調一個日益復雜的經濟體制導致的越來越多的問題來解釋後來蘇聯經濟衰退比用激勵失靈更合理。1970年代以後，這種看法在西方很快就變了，計劃經濟激勵機制失敗被當作罪魁禍首。但是我們還沒有一部好的蘇聯經濟史，把計劃經濟體制失敗中協調失靈和激勵失靈的相對重要性做出評價。如果市場機制主要的功能在於協調而不在於激勵，那麼就有可能在保持市場機制的同時，重新分配企業股份而不對經濟產量有任何傷害。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的活力是它鼓勵企業家思想，可以說資本主義制度的英雄是企業家。但後來在很大程度上，創業家的企業已被領取薪水的管理人員管理的大型公司所取代，創新也主要由學校和公司里領取薪水的研究人員來完成。70年代西方經濟問題要點是有效的監督管理人員，資本主義的英雄也相應變成了監督管理人員的大股東，激勵也變成了對管理者進行監督的激勵，以及能夠購買比較差的公司控制性股權，解僱公司管理人員，對公司重組的公司突襲者，而並非企業家。對市場研究的注意力也從其發掘創業家的角色，轉向它通過公司控制市場，監督管理人員的角色。近年來的諸多醜聞，比如安然事件說明市場監督公司及其管理人員的效果遠不是完美的，除了英國和美國，其他發達國家的企業，不是由大的私人股東監督，而是由各種機構控制。在這些國家，公司收入的主要獲得者，並不直接參與監督，至少在德國和日本，所有權和控制權是分開的。如果這種機制不影響效率，進一步把對管理人員進行監督的機制和企業收入分配分開，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那麼我所稱的市場社會主義，既不犧牲有效的管理監督，又把資產收益較平均地分配的體制就成為一種可能。三、收入再分配、收入平等與教育假定在一個國家，企業的利潤相對均等地分配給公民們，並且建立機制以防止演變出非常不平等的股權控制。怎樣設計這樣的機制是一個大課題，我不確定它是否一定能夠實現，但是這種機制的存在完全是可能的。經濟學這個行業肯定沒有對這個問題像研究拍賣那樣絞盡腦汁。但不管怎樣，這種機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實際上不像社會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所稱道的那樣。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在經濟上是可行的，這里有歐洲的例子，特別是歐洲北部，而以北歐五國為最。某些保守派聲稱福利國家正在滅絕，但事實不是這樣。這些國家的福利制度，由於人口和移民的變化而無關宏旨地改變，而不是在消失。經濟學家Peter Linder最近甚至主張，由於採用了聰明的稅收制度，通過稅收進行收入再分配對北歐國家的經濟效率的損害基本不存在。而且基本上沒有證據說明較大的福利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比其他國家低。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美國的低，但原因是歐洲人比美國人有更多的休閑時間，工作更少，而他們的生產率並不低。我猜想，北歐國家收入再分配製度成功的秘密是他們的社會成員具有同種性。這個看法並不新穎，但是我的論點與同種性帶來團結那種慣常的說法不同。我認為在福利經濟歷史的早期階段，重要的是成員的風險同一性，而這是由教育同一性造成的。這里的風險同一性，不意味著每個人的風險是相互關聯的，而是每個人發生惡劣情況比如殘廢和疾病的機率都差不多。因為風險是同一的，勞動者彼此保險是理性的，相反如果在保險費相同的情況下，一個高風險的群體和一個低風險的群體彼此互保是不理性的。所以勞動者同種性導致了北歐出現了最早的社會保險體制。而且我猜想，這種制度建立之後，人們開始喜歡這個制度，疾病保險和養老福利帶來了一種愉快的社會。這種狀態，也開始為人們所珍視，於是那裡的公民進一步推廣福利社會的范疇。當今的北歐國家的福利水平超出了從個人利益出發做理性的保險所需要的水平。原因是早期的保險制度使人們養成了對平等的喜愛。不能忽視的是，北歐國家有另外一個因素，即團結工資政策。50年代這些國家的工會和僱主們同謀使同一行業的所有企業實行同樣的工資。這種做法不是由於什麼道德觀念，而是為了淘汰缺乏競爭力的企業，而且當時被人認為是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必需。後來團結工資延伸到企業之內，導致北歐國家不僅有財政分配後的收入平等，而且有財政分配前的收入平等。北歐國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頗有價值的例子，雖然這種例子不是能夠廣泛復制的。社會保險帶來人們對平等的喜愛，而社會成員的同一性是實施社會保險的前提。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除了社會成員的同一性，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即對出口市場的依賴使工資平等成為理性的選擇。所以北歐模式不一定可以模仿。但是它的價值在於反駁政治右派的中心論點，即大規模的收入分配會摧毀人們的動力因而降低經濟發展速度。在這里，我們不談論選擇與資本主義不同的體制（比如上述重新分配資本所有權的市場社會主義）的政治可能性，我們關注的只是這種體制的經濟可行性。這種體制即使經濟上可行，由於勞動收入的極大差異，也不能帶來平等主義者所期望的收入分配。消除絕對的貧困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但由於人力資本和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家庭收入還會是極不平等的。利潤、利息和租金收入，只佔一般發達市場經濟產出的25%，剩下的都是勞動收入。最近兩個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最近一個世紀，美國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收入最高的0.1%的人都是以勞動而不是資本獲取所得。今天美國的富豪多數都是電影明星、超級球星或者公司總裁，不像一個世紀以前是資本家或者收利息的債主。如果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在競爭機制下取得的，而且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正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義。很明顯，即使沒有上述的高收入人物，平等分配企業股權，也不能導致很多人所想要的收入分配平等。事實上，勞動的異質性至關重要，盡管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資本論第一卷，沒有提及這一點。我曾經計算過，如果美國的資本全是公共所有，而產品按照勞動價值分配，美國的基尼系數會是0.28。這種平等程度，不需要改變現有的資本所有權分配，只需要把稅率提高5%就可以實現。這個結果戲劇性地顯示出，起碼在美國，現在的不平等，原因在於能力不平等，而不在於資本所有權不平等。雖然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公共收入占國家總收入的50%，但是社會成員的同種性不是通過稅收進行收入深度再分配的必要條件。實際上即使在美國公共收入也占國家中收入的30%。然而在人口異質性的國家，教育作為另外一種糾正不平等的方法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於教育，我們必須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教育投資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力資本也就是獲取薪酬的能力平等化。第二，我們能否期待民主制度在異質性國家帶來必要的教育財政支持。這兩個問題分別涉及通過教育改革達到平等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首先，我們要把經濟可行性這個問題講清楚。在市場經濟下，人們本領的不同，總會帶來獲取收益能力的不同。以為通過教育可以完全消滅這方面的不同是烏托邦的想法。更為合理的問題是能否在平均水平上消除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之間的關聯。機會平等的一個確定的表現是一個勞動者群體的收入分布與他們母親的教育無關。有一項研究，將美國男性勞動者分成三類，母親沒有受過高中教育的，母親只受過高中教育的，母親至少受過一些高等教育的。90年代初，這三類人的收入隨母親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很明顯孩子的前途和母親受教育程度有很大關系。雖然這項研究不足以讓我們了解這三類人收入不同的具體原因，但是可以想像，不僅僅是基因，社會因素，比如家庭的文化環境和家庭給孩子提供的機會，對孩子將來的收入有很大的影響。作為對比，對丹麥做同樣的研究，這三類人的收入隨母親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但是收入差距比美國的要小。上面美國與丹麥的差別，不完全是教育財政政策的緣故，文化同質和團結工資政策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教育財政政策肯定有一定的影響。在丹麥，國家對所有孩子的投資都是等同的，而且沒有私立學校。在美國，由於學校財政依賴於地方政府地產稅的徵收，教育投資在不同地方有很大的差別，富人的孩子比窮人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投資，更不用說私立學校了。考慮下面的問題，假設我們可以對美國教育預算重新分配，對社會背景不同的孩子做不同數額的投資，什麼樣的預算分配可以將上述不同背景的人們的收入的不同極小化？要做這樣的計算，必須估算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們的工資和教育支出間的彈性系數。在美國，不同市區可以觀察到的學校支出差別很大，這種計算是可以做的，美國勞動經濟學家Julian Betts和我用局部均衡模型算過。按照母親教育程度將美國孩子分為四類，母親教育程度<8年 ,8年<母親教育程度<12年，母親教育程度=12年，母親教育程度>12年。計算結果表明，要達到這種平等，對母親教育程度最低兒童的投資大約應該是母親教育程度最高的兒童的5倍。根據我們的計量經濟模型，我們認為，即使在教育技術給定條件下，教育支出徹底地再分配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縮小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兒童未來可預期收入的差別。教育技術給定，指有關彈性系數都是從現有數據計算出來的，因而反映了當前的教育技術。四、教育財政政策的政治可行性探尋通過教育財政政策消除因為不同社會經濟背景造成的兒童將來獲取薪酬能力的不同，是否政治上可行，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們想研究的問題是，在一個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黨代表不同的階層的人，通過民主的政治競爭，是否能夠創造出一個教育財政政策，能夠達到不同的階層的人獲取薪酬能力的平等。我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社會由家庭組成，每個家庭有一父一母，一父或一母，和一個孩子組成，家長按照獲取薪酬能力來分類。教育生產函數，也就是孩子未來薪酬函數是家長薪資和學校教育對孩子投資的函數。也就是說，孩子將來的收入由家庭環境和學校教育決定。假設所有的孩子的天賦和能力沒有差別，因為我想著重考察社會對孩子將來收入的影響，而不是基因對孩子將來收入的影響。在模型中，家長們組成政黨，就收入再分配和教育預算進行政治競爭。競爭的結果會產生不同的均衡政策，這種政策需要制定稅收制度，進行收入再分配，收繳教育預算金額，然後把預算分配到學校，預算分配嚴格按照學生經濟地位的不同也就是家長薪酬的不同來進行。我們把模型簡化，假定一代人只有一次選舉，獲勝的政黨實施教育財政政策，通過教育技術決定下一代的薪酬分配。下一代人進行同樣的政治競爭，決定第三代人的薪酬分配。這種進程永遠持續下去。下一個問題是，薪酬的分布會發生什麼變化？如果方差趨向於零，那麼從長遠來看，下面意義上的平等就會實現了，人們的薪酬與年代久遠的祖先的薪酬無關。但是模型的結果顯示，此分布的方差會不會趨向於零。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民主從來不能保證能夠消除家庭背景對孩子薪酬的影響，最多隻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有消滅這種影響的可能性。上面的結果說明從平等主義的角度看，民主的價值是有限的。但是家庭只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是有爭議的，因為在很多國家，不同家族間的相互團結是很一個真實而重要的現象，在這些國家，上述的悲觀分析的前提是不正確的。當然，不同家族的相互團結在一個種族、民族、宗教不同的人口中發展出來的可能性比較小。也就是這個原因，只有在種族同一性比較高的北歐國家才出現了上述的團結工資政策。五、總結市場社會主義也許是可行的，但是只要教育政策沒有改變，這個制度不會帶來劇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收入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工資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對於民主制度通過教育財政政策的實施消除不同家庭擁有不同人力資本可能性，如果各個家庭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在一個良好政體下，也就是一個不為腐敗所擾，衷心代表選民利益的各政黨進行有效競爭的民主制度下，機會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並且，起碼在美國，要把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兒童獲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較高的兒童的水平要做出較大數額的投資。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里實現平等的前景是不樂觀的。解決這個問題最有效的方式是實行社會團結，就是要說服處於有利地位的社會成員為處於不利地位的同胞做出一定的犧牲。美國著名學者John Rawls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這一道德信條提供了精深的哲學依據，使以下說法成為值得尊敬的說法：出生於好的家庭或者擁有聰明的大腦不過是一件僥幸的事情，不應使獲得高收入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過去35年裡，美國右派意識形態甚囂塵上最有危害的後果是對博愛這個道德信條的否認。美國右派意識形態使只考慮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變成是體面和正常的事情。經常有人提出左派也就是平等主義者需要對現實世界提出新的政策，新的想法。創新當然是對的，但是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問題，團結這個舊想法依然很好，社會保險這個舊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的重要性的人往往是這個意思：我們需要有新的手段來說服那些已經被右派教導認為自私是好事的選民選擇進步政策。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戰略，的確需要一些新的手段，但這個戰略本身是錯誤的。左派應該開展的是意識形態教育運動，教給民眾什麼是公平，教給民眾博愛是公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數人都支持機會平等觀念的社會里，這樣做是有基礎的。美國右派智囊團，僱傭一些學者來鼓吹他們的思想。這些組織包括胡佛研究院等等，每年總共有5億美元的支出。他們已經用了35年的時間向民眾灌輸他們的觀點，比如反社會團結的觀點，貪婪是正確的，激勵只能利用人們貪婪的動機，或者社會保險會降低整個經濟的總產值和社會財富。在布希領導下的美國共和黨，對這種社會再分配和社會團結的意識進行了打擊，他們使大家認為人們貪婪，只考慮自己的家庭是體面的事情，結果造成了美國一百年來最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美國最富的1%的家庭擁有40%社會財富，最富的0.1%的家庭擁有30%的社會財富。我認為中國有可能避免這種很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發生，但是這不會自動發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提問：問：如果把您所說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模式推廣，會面臨更大的人與人之間異質性，我想，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將保險金和人們的風險特徵聯系起來，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即使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人與人之間也是有異質性的。我們已經看到，在人壽保險中，人的保險金和他的風險是聯系起來的。在銀行的管理方面，資本充足和它的風險是聯系起來的。這在金融市場是很自然的，我想問羅默教授，在社會保險方面，對這種建議有什麼看法？羅默教授：各個國家社會保險機制是不同的，尤其是您所說的保險是否反映人們風險特徵。我認為多數的社會保險不反映人們的風險特徵。有一些例外，比如說退休金，保險費和一個人的收入是有關的，但是其它保險比如醫療保險，收入越高的人，醫療保險費越高，可能他們使用醫療保險業越多，但是他們得病的概率比較小。總體來講，多數的社會保險是有重新分配性質的，而不是一種從個人利益出發的理性的個人選擇，所以一種團結的社會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問：您的報告是這樣的一種思路，人力資本決定收入，如果要實現公平必須從教育公平入手。但是這有一個前提：人力資本是非常稀缺的。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相對不稀缺。在一個人力資本相對不那麼稀缺的國家中，怎麼實現公平呢？羅默教授：首先，我不確定在中國人力資本是否是不稀缺的，我從報紙上看到中國缺少很多有技術的工人。在中國現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高素質的人會越來越稀缺。總體上，在中國的工資是要上漲的，但是起碼根據美國的經驗，很多來自窮人家庭的孩子將來的工資很難有很大提高。家庭對孩子的收入有很大的影響，問題是怎樣防止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出現。由於家庭背景不同帶來收入不同，這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一定是中國的問題。據我觀察，在中國，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和農村的差距，中國需要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找出它自己的解決方式。問：您剛才提到，在過去的35年，西方國家教育人們要貪婪，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觀點在全世界被廣泛接受。在中國，我們被教育，我們也教育人們要自私，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怎麼才能改變這種趨勢，使人們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對此您有什麼建議？羅默教授：我的顧慮是右派觀點現在美國占上風，這也對世界其他國家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也許中國一些人因為受美國右派影響才變得意識形態比較偏右。我並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我覺得自己的任務是對右派的這種人本性貪婪，只顧自己的說法做出挑戰。我認為社會上很多人追求的是一個被人尊敬的社會成員，他們願意為社會創造價值。我們通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收入重新分配會傷害經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的風氣和社會制度是相關的，通過有效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在北歐，人們消費更多的休閑，工作更少，這種選擇是無可非議的，他們工作的效率同樣很高，他們的經濟在全球也是有競爭力的。我想要說的，一個國家的成功，並不需要很大的不平等，而且稅收很低。經濟學不會教給我們這個結論，壞的經濟學才教給我們這個結論。問：您認為激勵和人們的貪婪聯系在一起，通過市場機制不能達到公平。通過教育人們，我們可以將激勵和社會團結聯系起來，然後我們可以達到社會公平，而不需要太多的市場力量。這是您的意思嗎？羅默教授：不是。我想說的是即使在一個完美的民主政體，有完善的市場機制條件下，只要家庭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帶來平等主義者想要的平等。如果家庭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民主政體下不會產生達到平等所必需的教育財政政策。只有在人們不僅僅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有可能實現，但是我認為人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為什麼要做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紀早期，一些知識分子，將社會主義看作是實現平等的希望，後來，社會主義被證明是失敗了，20世紀後期，一些知識分子將民主制度看成是實現平等希望，就像當初看待社會主義那樣，我認為對這種看法不是理性的，對它持懷疑態度。要達到這種平等，在民主政體下，人們必須有社會團結的精神。問：我看到有資料表示您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因為信仰影響過自己的事業。剛才林老師稱您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中國還宣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從19世紀經歷了從興起到走下坡路的過程。這么多年以後，您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本人是怎麼看待的？羅默教授：我不知道中國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我自己的判斷，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快速向資本主義發展，而且是向不好的資本主義發展。當然，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不可否認的，它的成就使很多人脫離貧困，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認為，對中國經濟發展推動最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場機制。資本主義最好的地方是它利用市場機制，而不是它的私有產權。市場機制在中國幾十年來的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過去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現在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平等主義者。我從來都認為馬克思思想上有一些重要錯誤，尤其是他對市場的很低評價。我認為市場是一個復雜社會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現代經濟的發展使馬克思過去的錯誤越來越突出。就是因為我和馬克思在這方面的不同，在講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我越來越感到自己言不達意，所以我不再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的社會現實和19世紀的有很大不同，考慮現在的社會問題，馬克思不會有什麼高見。在70年代末，我和西方一些學者，用現代的研究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什麼假設，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哪些假設，哪些結論是對的，哪些假設，哪些結論是錯的。我們這個群體的很多成員，80年代在西方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我們中的所有人，都逐漸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興趣。首先，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已經作了足夠的探討，其次，馬克思主義離現實社會也越來越遠。 （李中海、盧鋒整理）

Ⅳ 如何實現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1、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2、保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

3、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4、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在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公平。

5、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促進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

6、發揮財政促進社會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保障的作用‍。

(5)工業社會如何實現生產資料公平擴展閱讀

社會分配是否公平受諸多因素影響：

第一、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分配的根本性因素。他把資本主義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的根源歸咎於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認為無產階級要改變自己的經濟命運只有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

第二、自由的市場競爭，其結果是貧富懸殊。各種市場競爭都是以利益為內驅力，以擁有的資源力為依附，利往高處走，錢向富人流。這就是所謂的市場調節的自發性。

第三、國家制度與政策對分配公平有巨大影響。現代社會，國民收入的分配是由法律和制度來調整的，制度、法、政策的不公平反映到收入分配上，就會產生分配的不公平。所以，制度、法、政策公平與否將直接決定分配的公平。

Ⅵ 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及性，以及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實現方

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及性從新中國開始建設發展的情況已經說明一切，但是現在中國生產資料向社會轉化的實現方式未必就有多麼正義。
從必要性看，首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條件。其次，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迫切需要。國家在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過程中，必然把原來落後、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第三，對個體農業和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發展農業和整個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個體農民，尤其是缺少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從可能性看，首先，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已經鞏固，這是轉變的根本政治保證。其次，我國已經有相當規模的社會化大生產，特別是有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為轉變奠定了物質基礎。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地位的牢固樹立。

Ⅶ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由哪些原因決定的

1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經濟，也就不會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因如此，要鞏固、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首先鞏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
2 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以生產資料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集中表現為不斷出現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生產社會化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社會經濟關系，由社會主義公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解放生產力和推動生產力更快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封建主義經濟和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也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3 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在公有制基礎上大力發展生產力，是消滅剝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和前提。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需要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是生產力有較高程度的發展，它是消滅剝削的物質條件；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它是消滅剝削的社會條件。
4 實行公有制是實現社會主義國家整體利益，社會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保證，有利於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的結合，克服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經常出現的社會經濟震盪。

Ⅷ 工業社會的公平機制不盡如人意有哪三個原因

根據查詢相關資料顯示，工業社會的公平機制不盡如人意的三個原因：
1、生產要素佔有狀況的不公平：對於市場經濟體制國家來說，工業社會不公平首先來自市場經濟初始條件的不公平。
2、制度不完善：工業社會不公平還來源於制度上的不完善。效率市場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的。
3、個人及家庭狀況的不同：個人偏好、家庭贍養人口的不同也會導致工業社會不公平。勞動者的家庭負擔是不一樣的。

Ⅸ 如何實現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①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②保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
③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④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在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公平.
⑤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促進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
⑥發揮財政促進社會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保障的作用.‍‍

Ⅹ 聯系實際 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平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從源頭上解決好初次分配問題；第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強化國家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功能；第三，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千方百計擴大就業，解決由失業導致的貧困問題；第四，要嚴厲打擊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等各種非法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分配公平問題長期受到我國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熱議，也是黨和政府著力解決的工作重點。黨的十七大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註重公平。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黨的十九大強調「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渠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如何促進分配公平提出了具體政策建議。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下的分配公平，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包括分配製度公平、分配原則公平、分配方式公平、分配過程公平等多重含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配公平，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內在要求，是走向共同富裕、保證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認為，分配是社會生產關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它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受制於生產並反作用於生產。沒有生產，根本談不上分配。分配是生產的產物，生產的產品決定了分配的對象，生產的性質決定了分配的性質，生產的形式和結構決定了分配的形式和結構。馬克思一貫反對脫離生產關系研究分配關系的做法，否認在分配數量公平、倫理正義等問題上反復兜圈子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革方案。馬克思超越了道德價值觀念的主觀評判標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從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高度，將分配公平與人類社會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發展更替緊密聯系起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等理論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滅亡並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