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隋朝手工業發展

『壹』 隋朝經濟繁榮出現的原因

隋文帝為了穩定經濟，提出許多政策，使農業、手工業及商業都有成長，為什麼隋朝經濟繁華呢?以下就是我給你做的整理，希望對你有用。

隋朝經濟繁華的原因

① 國家統一，社會安定。

② 隋文帝勵精圖治，改革制度，發展生產，注重吏治，國家出現統一安定的局面，人民負擔較輕。

隋朝的歷史

建立隋朝

北周於577年滅北齊，統一華北後國力興盛，但是北周宣帝宇文贇奢侈浮華，沉緬酒色，政治腐敗，還同時擁有五位皇後。外戚楊堅乘機將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漸由他掌握。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楊堅扶持年幼的北周靜帝宇文闡，以大丞相身份輔政。相州總管尉遲迥、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與益州總管王謙等人不滿楊堅專權，聯合叛變反抗楊堅，爆發尉遲迥之亂。但被楊堅所派的韋孝寬、王誼與高熲等人平定。581年3月4日，北周靜帝禪讓帝位於楊堅，楊堅登基為帝，即隋文帝，建國隋，北周亡。

平定全國

隋文帝意圖南滅南朝陳，採納高熲的策略：干擾南朝陳的農業生產，破壞陳國的軍事儲積，使陳國損失慘重，而又疲憊不堪。隋文帝於隋與突厥之戰勝利後，587年10月26日廢西梁後主蕭琮，西梁亡。隔年發動隋滅陳之戰，隋文帝命楊廣、楊俊與楊素為行軍元帥;楊廣為總主將、高熲為參謀、王韶為司馬，兵分八路攻陳。

楊素率水軍從巴東順長江東下，與荊州劉仁恩軍聯合佔領延州(今長江西陵峽口、湖北枝江附近江中)等上游陳軍防禦。由公安東援建康之中游陳軍也被楊俊軍阻於漢口一帶，為下游隋軍創造有利條件。下游隋軍主力乘陳朝歡度元會(即 春節 )之機分路渡江。行軍總管韓擒虎、賀若弼兩軍鉗擊建康，與宇文述軍包圍建康。589年2月10日，聯軍進入建康城，俘陳後主。不久，各地陳軍或受陳後主號令投降、或抵抗隋軍而被消滅，只有嶺南地區受冼夫人保境據守。590年9月，隋派使臣韋洸等人安撫嶺南，冼夫人率眾迎接隋使，嶺南諸州悉為隋地。

至此，隋朝結束西晉永嘉之亂以來二百八十餘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完成中國的大一統。人才濟濟的隋朝融和關隴世族、關東世族及江南世族，有擅長謀略的高熲、總管政事的蘇威，擅長軍事的韋孝寬、賀若弼與韓擒虎、還有劉昉、鄭譯、李德林、元諧、元胄、宇文忻等重臣，形成一個有力的集團。

開皇之治

開皇之治是隋文帝在位開皇年間時開創，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安定。隋文帝楊堅倡導節儉，節省政府內不少開支、廢除了不必要的雜稅並設置谷倉儲存食糧。楊堅成功地統一了歷經數百年嚴重分裂後的中國，從此中國在大多數的世紀里都保持著他所建立的政治統一。

隋文帝為了鞏固政權，在政治方面廢除北周的六官，正式確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制度去除郡級，形成州縣兩級制。重整地方制度以及平定南朝陳後沒收天下武器，這些都削弱地方勢力，進而鞏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為了抑制世族，下令正式廢除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設立科舉制度以公平的選拔人才。遷移關東世族與江南世族到大興城，以加強控管。

政治方面

隋文帝統一中國後，一面躬行儉朴 ，一面採取了許多有利於鞏固政權的 措施 。由於他明白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之道理，所以由他輔政時開始，就提倡生活節儉，宮中的妃妾不作美飾，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用金玉。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織成的衣領，居然搜遍宮殿，都找不到。這種躬行節儉，使人民的負擔相應得到減輕，而且有利於各項措施的推行。

任用官員不限門第，唯才是舉，通過考試以取士。文帝本人又躬身節儉，整飭吏治，曾派人巡視河北五十二州，罷免貪官污吏二百餘人，又裁汰地方冗員約十分之三。他還寬簡刑法，刪減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使刑律簡要，“以輕代重，化死為生”。

經濟方面

仿北魏的均田制，實行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畝、永業田二十畝。婦女則分露四十畝。又減免賦役，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齡為二十一歲，受田仍是十八歲，服役少三年。又改每歲三十日役為二十日，減調絹一匹(四丈)為二丈等。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編訂戶籍，以五家為保，五保為閭，四閭為族。開皇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得五十萬，後增至八百七十萬(唐朝最強盛的“開元之治”時期，全國有戶820 萬，是唐朝的最高值)。為積谷防飢，故廣設倉庫，分官倉、義倉、官倉作糧食轉運、儲積用，義倉則備救濟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設，在原長安城東南營建新都大興城;開鑿廣通渠，自大興引渭水至潼關，以利關東漕運。

學術 文化

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廣求圖書。他有鑒於長期戰亂，官書散佚，所以下詔求天下之書，凡獻一書縑一匹。經一、二年，圖書大備，整理後凡得三萬余卷。為廣置人才，廢除九品中正制，開始採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也促進了 教育 、文學的發展。為明全國教化，恢復華夏文化之正統，文帝下詔制訂禮樂，以提升國家的文化素質。

軍事方面

鑒於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時侵擾北周、北齊。故隋立國後，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後來更採用離間分化策略，使突厥分為東西兩部，彼此交戰不已，隋則得以消除北顧之憂。

正由於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統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間，政治 清明 ，人口增加，府庫充實，外患不生，社會呈現了一片繁榮，歷史稱為“開皇之治”。開皇時期，政治清明，國力強盛，是隋朝的極盛時期。

開皇之治和隋朝盛世到隋文帝後期逐漸衰退。隋文帝晚年對刑法提倡嚴苛重刑，改變了開皇前期無為而治的政策，對功臣故舊也心懷猜忌，大殺開國功臣與將領。隋文帝趨於剛愎自用，以法家治國(和秦始皇時期相似)，不肯關懷百姓，使得他與大臣關系越來越遠，成為隋朝末年天下大亂遠因。

隋文帝本立長子楊勇為太子，由於楊勇好奢侈，文帝不滿，漸漸失寵。而次子楊廣與大臣楊素陰謀揭露楊勇的“陰事”，漸獲楊堅信任。600年隋文帝改立楊廣為太子，604年8月13日，楊廣發動仁壽宮變，隋文帝突然去世，其後楊廣即位便把楊勇和其他兄弟處死。604年8月21日，楊廣繼位，即隋煬帝。

盈滿之國

隋煬帝初期國力仍然興盛，隋煬帝經營東都、開運河、修馳道與築長城，帶動關中地區與南北各地區經濟與貿易發展;並對四周國家展開征討威服，擴張隋朝版圖。然而，由於隋煬帝本身急功好利並且暴虐，使得這些作為對社會反而造成破壞。由於長安位處偏西，糧食供應困難。604年隋煬帝派楊素、宇文愷於洛陽興建東都，並在第二年遷都洛陽，以掌控關東與江南經濟，在洛口、回洛等地興建大糧倉以備荒年時所使用。由於每月要役使民丁兩百萬人，隋煬帝又注重宮城完善奢華，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為了溝通江南經濟地區、關中政治地區與燕、趙、遼東等軍事地區的運輸與經濟發展，隋煬帝推動隋唐大運河的建造。大運河帶來許多好處：將中國重要水系連接起來，形成運輸網路;帶動沿岸城市的發展，興起許多商業城市，其中江都(今揚州)更成為隋朝的經濟重心;促進各個地區的文化發展與民族融合，有人認為這使得中華文明成為有機體的整體文明。然而，由於隋煬帝急促興建大運河，為人民帶來很多負擔。掘河的民夫，經久不息地勞動，受凍挨餓，加上疾病侵襲，死亡人數佔全部一半以上。605年隋煬帝開鑿通濟渠的同時，帶後宮、諸王、衛隊等大量人群沿運河巡視南方，沿途之上，花費許多資金，征調許多人民。607年隋煬帝巡視北方時，征調北方人民經太行山開鑿馳道達並州，並向附屬的突厥啟民可汗要求突厥民眾協助開鑿馳道。早在隋文帝時期，在朔方、靈武等地修築長城。608年隋煬帝出巡榆林時動員壯丁百餘萬人，於榆林至紫河(今內蒙古、山西西北長城外的渾河)開築長城以保護突厥啟民可汗。在政治制度上，隋煬帝改革官制與租調制度，並開始設進士科，這些都創新典章制度。

隋煬帝耗費大量人力物資，四處征討，過度耗費隋朝國力(以對高句麗的戰爭最劇)，為隋朝帶來了衰亡。隋初，突厥汗國十分強大，時常侵擾內地，隋朝被迫修長城，重兵駐守(詳見隋與突厥之戰)。582年5月突厥率四十萬大軍，殺入長城。583年4月隋軍分八路北伐突厥。隋將長孫晟用離間之計，使本來已經在北周時期分裂為東突厥與西突厥兩部的突厥汗國互相攻戰。599年東突厥突利可汗戰敗降隋，611年西突厥處羅可汗亦降隋朝。605年隋將韋雲起率突厥兵大敗契丹，基本解決北方外患。除了北方外，位於隴西青海一帶的吐谷渾汗國，也時常入侵隋朝。596年隋文帝派光化公主與吐谷渾和親以安撫之，608年隋煬帝派軍佔領吐谷渾，史稱隋與吐谷渾之戰。隔年隋煬帝西巡張掖，置河源(今青海興海東南)、西海(今青海湖西)、鄯善(今新疆若羌)與且末(今且末西南)四郡。西域二十七國君主與大臣紛紛朝見隋帝，各國商人雲集張掖進行貿易。

602年，隋文帝派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率兵南下，劉方隨後遣使勸降，後李南帝李佛子因畏懼而率軍投降，被劉方縛送隋都長安，與其他將領一同被斬首，北越南地區遂受隋朝統治。隋煬帝時，605年，隋群臣有言林邑國多奇寶者林邑，隋帝乃授劉方驩州道行軍總管，領兵擊敗林邑。

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與新羅是隋朝的藩屬國，他們希望能藉助隋朝的力量制服高句麗。當時倭國(即日本，時為飛鳥時代)正值改革派的聖德太子執政，他派遣隋使以學習隋朝文化與典章制度。兩國之間雖然因帝王稱呼問題在外交上發生“禮儀之爭”，但並未嚴重影響雙方關系。隋朝征討高句麗，是因為高句麗意圖擴張勢力;而隋朝希望建立朝貢體制，高句麗不聽號令，於是雙方兵刃相見，史稱隋與高句麗的戰爭。隋朝總共對高句麗發動四次征戰，導致數百萬人喪生，引起國內人民對隋煬帝的強烈不滿。其中在第四次攻高句麗時爆發隋末民變，隋將相繼叛變，隋朝趨向滅亡。

但亦有一說指軍隊開始時無法攻下高句麗的原因為鼠疫，隋軍先前連破契丹、吐谷渾等，士氣正值頂峰，高句麗難有實力抵抗，而612年時有大疫，隋朝軍隊戰鬥力大減，去者多無生還，人民視高句麗為一去不還，寧做反亦不去高句麗。

隋末民變

隋煬帝多次發動戰爭勞民耗財，最終引起嚴重的統治危機，早在隋煬帝大業六年(610年)就因為抗拒府兵制的徵召而爆發了四次民變，但是被隋軍迅速鎮壓。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關東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豫州道、冀州道、兗州道)大水成災，漂沒四十餘郡，王薄率眾於兗州道的長白山(山東章丘)發動民變，抵制隋煬帝東征高句麗，唱出著名的《無向遼東浪死歌》。當時民變范圍大多集中在關東的豫州道、冀州道、兗州道、青州道和徐州道，不久被隋軍鎮壓。613年劉元進據吳郡，自稱天子，同年被滅。直到楊素的兒子楊玄感於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舉兵叛變，隋朝的達官子弟紛紛參加，帶動全國各地紛紛叛亂。

當時群雄割據，數量繁多，主要勢力如下：

河南地區有翟讓、李密的瓦崗軍。616年翟讓在李密建議下，攻破要塞金堤關(河南滎陽東北)，打下滎陽諸縣。617年瓦崗軍又攻破距東都洛陽的糧食存庫興洛倉。由於李密擅長作戰，翟讓讓位給他。李密自封魏公，建國魏，以洛口為根據地。隨後佔領回洛倉，直逼洛陽城下。然而內部糾紛使得李密殺翟讓等人，最後投降越王侗。

河北地區有竇建德的叛軍，616年竇建德領導河北叛軍轉戰河北各地，占據冀州大部分地區，兩年後自封夏王，建國夏。

江淮地區以杜伏威、輔公祏較強。613年兩人在齊郡(今山東)舉兵叛亂，隨後南下到江淮南地區發展。617年佔領高郵，切斷南逃江都(今江蘇揚州)的隋煬帝與北方的聯系。杜伏威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

軍事重鎮並州地區有李淵，617年太原留守李淵發動自晉陽起兵兵變，不久攻克長安，617年12月18日，擁立代王侑為隋恭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此舉更引致隋軍失去後援之地，進退失據，首都失守更引致隋軍人心惶惶，十居其九都投降唐朝或其他的地方起義集團，間接使隋朝走上全面滅亡之路。

南方最大勢力為蕭銑，617年蕭銑與董景珍、雷世猛等舉兵反隋。隔年稱帝，建國梁，定都江陵。其勢力東至九江，西至三峽，南至交趾，北達漢水。

其他尚有616年李子通據海陵;林士弘據虔州。617年劉武周據馬邑，自稱太守。梁師都據朔方，自稱梁帝。郭子和據榆林，自稱永樂王。李軌據武威，自稱河西大涼王。薛舉據天水，自稱秦帝。劉、梁、郭都依附突厥。

隋廷在此局勢下迅速的土崩瓦解。早在616年，隋煬帝命越王侗留守東都，自己率眾前往江都。他下令築丹陽宮，准備遷都丹陽(今南京)。跟隨他的大臣衛士大多是關中人，不願意長居江南，加上江都糧盡，人人北逃關中。618年4月10日，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與裴虔通等人發動兵變，弒隋煬帝，擁立楊浩為帝。618年6月12日，李淵逼迫隋恭帝禪位，618年6月18日，李淵正式稱帝，建立唐朝，為唐高祖。中原地區得知煬帝死訊後，618年6月22日，洛陽守將元文都、王世充等擁立越王侗為帝，即隋恭帝(後世稱皇泰主)。九月，宇文化及又弒秦王浩自封許帝，建國許。619年二月宇文化及被唐將李神通與夏王竇建德聯合剿滅。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廢楊侗，兩個月後弒之，隋朝亡。619年5月25日王世充自立為帝，建國鄭。

建立後隋

620年，東突厥汗國的處羅可汗派人迎接蕭後及楊氏後裔政道來東突厥，立政道為隋王，把留在東突厥境內的中原人交給政道管治，建立“大隋”，史稱後隋。“有眾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於定襄”。楊政道是隋煬帝的孫子，齊王楊暕的遺腹子。630年，唐朝出兵滅亡東突厥汗國，另外分兵攻破定襄，後隋滅亡。楊政道和蕭後返回唐朝，唐太宗封政道為員外散騎侍郎，後以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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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古代手工業&商業發展原因和影響

一、原因

1、政治方面：

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2、經濟方面：

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3、國家政策：

統治者相對寬松的政策放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

4、交通：

水陸交通的便利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

5、金融：

貨幣、金融機構的出現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二、影響

1、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由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出現許多商品市場和商人。

2、秦漢以來商業艱難發展：

秦漢時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經商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商業總體水平不高。但還是有所發展，「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3、隋唐商業的發展：

（1）邸店在各大商業城市不斷興辦，都市商業不斷發展；

（2）農村集市貿易也發展起來，出現了草市；

（3）出現了櫃坊和飛錢。櫃坊是我國最早的銀行雛形，飛錢類似後世的匯票；③城市繁榮：長安、洛陽、益州、揚州；

（4）市場發展：城市中「市」（ 商業區：長安有東市、西市）「坊」（住宅區）分開，商業受空間限制；

（5）規定「日中為市」，商業受時間限制；

（6）對外貿易：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港口，唐設市舶使。

4、宋元商業繁榮

（1）表現：

①城市繁榮，徹底打破「市」「坊」界限（這是隋唐城市和宋元城市的最大區別），「草市」比較普遍，商業活動不受空間限制；

②出現了「早市」、「夜市」，商業活動不受時間限制；

③商業交換品種迅速增加，許多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開始投向市場；

④世界上最早紙幣交子出現並推廣；

⑤出現娛樂場所：勾欄和瓦肆；

⑥貿易發達：邊境貿易和海外貿易發達。

（2）宋元時期商業空前繁榮的原因：

①宋朝結束分裂、元完成統一，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

②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③ZF逐漸放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

④水陸交通的便利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

⑤紙幣的出現和應用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3）宋朝時期「商業革命」的表現：

①商品經濟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②坊市界限被徹底打破；城市人口激增；

③商業中心崛起；

④海外貿易興盛；

⑤紙幣——交子的出現。

（4）宋朝的「商業革命」未能對中國社會產生「爆炸性的影響」的原因：

①傳統的自然經濟阻礙了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

②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使地方缺失自主性；

③理學的保守性（存天理，滅人慾；重義輕利）使社會思想限於僵化；

④中國是大陸文明體系，缺少海洋文明的進取精神。

(2)為什麼隋朝手工業發展擴展閱讀：

一、重農抑商

1、政策簡介

在我國漫漫兩千年封建歷史長河中，「重農抑商」政策總是與歷史相隨相伴的。

它產生於封建制度產生鞏固的春秋戰國，發展於封建制度興盛的秦漢，之後便被後面的朝代繼承，中古時代的中國是和波斯，緬甸，印度，埃及相似的東方專制封建農業帝國，與歐美迥異。

歷代封建王朝都強調「以農為本」。

中國封建社會採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

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採取一系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2、產生原因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工商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

其實，造成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封閉式大陸」的獨特地理環境。「中華民族的主體從遠古開始便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

大約在6000年前左右已逐漸擺脫狩獵和採集經濟，進入以種植經濟為主的原始農業經濟。先民勞動、生息、繁衍的這塊大陸，東臨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則是極其險峻的青藏高原。

在邁入文明門檻的前夕，在交通極不方便的條件下，這里是一片與世隔絕的天地，與印度次大陸類似。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還知之甚少。

在這樣的環境中主要從事原始農業經濟，這是認識中國由氏族社會發展成國家的基點。」（摘自王立民主編《中國法制史》）顯然，這與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地中海地區」的地理環境迥異。

二、中國古代民間手工業

在封建社會中，民間手工業為社會提供了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和基本的生產工具,它與農業一起,以眾多的發明創造和精湛的手工技術，創造了中國燦爛的古代文明。

並且，它還推動著社會分工、商品貨幣關系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到封建社會後期，民間手工業行業中已經開始孕育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胚胎。

但它的發展同時又受到封建經濟關系的嚴重束縛。在民間手工業內部，也還存在著手工業者墨守成規、封鎖技術、後期行會的束縛以及大型作場內的封建剝削和壓迫等問題，從而窒息著技術進步，阻礙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

『叄』 隋唐手工業發展的具體情況

隋唐手工業發展的具體情況如下：
隋唐時期，手工業進步很大，出現了許多手工業品專門產地。地理分布是北方產白瓷、南方產青瓷。
唐代的手工業和過去一樣，有官營和私營，後者又包括富豪經營的大手工業作坊和廣大的個體手工業者以及農民家庭副業。官府手工業機構龐大，分工很細，遍布全國很多地方，再加上對外貿易繁榮，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唐三彩，為後代彩瓷的產生開辟了道路；越州的青瓷、邢州的白瓷、鞏縣的唐三彩最為有名；還出現了秘色瓷。
絲織品品種繁多，有綾、錦等十幾類，每類又分為許多品種；隋唐時期，揚州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從側面反映出揚州也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肆』 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於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並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製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並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唐後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徵收船稅的市舶使。④

唐朝採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築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等派來大批留學生，唐朝成為培育外國人才和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節和留學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義凈法師前往天竺取經，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知識。陸上絲綢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海上船帆隱隱相望，鱗次櫛比。

除了東西二都之外，廣州、揚州、泉州、杭州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來自波斯、阿拉伯以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國商人數目龐大。據阿拉伯歷史文獻記載，龐勛作亂造成廣州外國商人被殺數量達12萬至20萬之眾；長安城內大型酒肆僱傭外國女服務員，長安富家還僱傭外國人。⑤

隋唐前後所有這些通過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使節、留學生、援軍、流亡難民等來到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時期稱謂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國成立後統稱為回族，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回族人數超過980萬，為我國第四大民族。

宋元對外開放達到高潮，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對外貿易國家，鞏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北宋與遼（公元916～1125年）之間貿易時常被戰火中斷，處於和時通商、戰時閉市的狀態，雙方在邊界建有互市的「榷場」，遼輸入宋產絲織品、茶葉、大米、圖書等以及南洋產的象牙、犀角、香葯等，宋輸入遼產馬、羊、駱駝等。宋與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間也設置互市的「榷場」，宋輸出絲織品、茶葉、瓷器、香葯、生薑、肉桂等，輸入駱駝、馬、牛、羊、鹽、蜜蠟、麝香等。南宋與金之間「榷場」交易的種類繁多，金主要輸入茶葉、生薑、水果、糖、象牙、筆墨等，輸出絲織品、甘草、紅花、人參等，金入超規模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銀。

宋朝（公元960～1279年）採取開放、鼓勵和招徠貿易政策，陸海交通四通八達，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超過了唐朝，特別是海上貿易空前興盛，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經成為國際化港口城市⑥，均設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對外貿易。自五代十國（公元907～979年）到兩宋時期，西北地區戰爭頻發，迫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貿易活動減少。宋朝以後外貿通道由過去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為主，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宋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發展比隋唐時期又進了一步，指南針在航海中應用和航海經驗積累促進了遠洋運輸業發展，為遠洋貿易打下交通基礎。北宋海上通商國家范圍包括南洋各國、高麗、日本、印度、師子國、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亞、坦尚尼亞等國。南宋海上對外貿易超過北宋，對外通商國度超過四五十個，對歐洲貿易中瓷器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兩宋對外貿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滿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時期（公元1271～1368年）與亞、歐、非洲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盛況空前，中外經濟、文化技術雙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⑦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葯、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裡，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採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禦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於前朝採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採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於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後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並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並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鬆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台州抗倭九戰九捷，並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後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佔領澳門，後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佔澎湖島，1624年佔領台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台灣的開發。由於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後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並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並非封閉不開放，海陸並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門由封閉到被迫打開，對外貿易逐漸失去優勢，日益遠離世界經濟中心。自明朝晚期，歐洲沿海國家已經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城邦之間、國家之間對外貿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對外貿易，特別是奴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於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範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於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⑨⑩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餘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於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製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於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後，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於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湧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

『伍』 隋唐時期經濟社會怎樣發展的

由於國家的統一、制度的文明創新，隋唐時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空前的。在許多方面都達到了封建社會所能達到的高度。唐中葉後，這種發展與進步遭到破壞，經濟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轉移，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甚至創造著新的發展勢頭。從總體上看，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發展高峰時期。

古代風景農業、手工業以及商業貿易的進步與發展，直接推動著這一時期經濟的繁榮，奠定著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礎。

農業是封建社會最基礎、最基本的產業。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中，農業的興衰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的興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在較大范圍內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賦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政府組織農民興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積擴大，抗旱能力增強：生產工具不斷改進，生產技術也不斷提高和推廣，使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迅速得以恢復和發展。隋文帝時「強宗富室，家道有餘」，封建國家的中外倉庫，無不盈積，西京太倉，東都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等，所儲米粟多的達千萬石，少的也有數百萬石；長安、洛陽和太原的府庫所儲的布帛，也各有幾千萬匹。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儲積，可供隋朝統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時，百姓家中的儲糧，大都可以食用數年，政府倉儲的糧食，到天寶八年（749年）約為1億石。當時的糧價降到歷史上的最低價，且保持較長時間的穩定。但「安史之亂」後，均田制、租庸調制逐漸廢弛，北方大部分地區的水利設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農業生產下滑。南方的農業生產，則因長期的人力、技術積累和開發，保持向上發展的勢頭，並支撐著中後期已經逐漸腐朽的唐王朝勉強運轉。

隨著農業的恢復發展與繁榮，手工業也得以發展。隋朝的私營和官營手工業中，都有達到很高水平的種類。絲織業中，蜀郡（今四川）的綾錦雕鏤之妙，世人稱嘆，豫章（今江西南昌）出產的雞鳴布，頗受消費者歡迎；制瓷業中，當時已有白瓷出現，並且能夠製造玻璃，且工藝相當熟練；造船業空前發達。能夠製造4層，高45尺，長200尺的「龍舟」。唐代手工業的規模和水平，都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紡織業是唐代主要的手工業部門。唐前期，絲織、麻織、棉織的種類和產量十分可觀，成為國家租庸調中庸調的主要對象。唐後期，南方的絲織業仍有很大發展，絲織品的質量和水平，甚至超過前期製作水平。采礦業，尤其是鐵、銅、錫等礦業，在整個唐代保持興盛的狀態，唐後期的銀礦冶煉達到很大的規模和較高的水平。瓷器的製作中，越州的玉類冰，邢州的銀類雪，釉下彩的技法開始使用，三彩陶俑為後世稱道，由於技術的改進和產量的提高，瓷器開始在民間普遍使用。造紙術更為發達，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紙，薄州（今山西永濟）的薄白紙，揚州的六合箋，都享有盛譽：墨、硯、筆的製作，也出現了不少名品。

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貿易也空前活躍起來。隋開皇元年（581年），隋朝統一貨幣，更鑄五銖錢，解決了周、齊以來貨幣輕重不等的問題，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運河開鑿後，商旅往返不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長安和洛陽，是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成為國內外商旅雲集之所；丹陽（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揚州）、京口（今鎮江）等城市，商業也很繁榮。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和水陸交通要塞，逐漸成為較大的商業城市。唐後期的商業較前期更為發達，長安和洛陽雖經戰亂破壞，但很快就恢復了繁榮。揚州、益州、洪州、蘇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業貿易活動日益興盛。揚州、汴州（今開封）、長安還出現了「夜市」。在水陸要道或津渡之所，興起了許多定期集市，俗稱「草市」。在交易頻繁的情況下，大城市中出現了櫃坊，商人將錢存放在櫃坊中，櫃坊根據商人所出憑證代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費用。後來由於錢幣鑄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貨款交給本道的進奏院及諸軍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執券領取，叫做「飛錢」或「便換」，類似今天的「支票」。

與經濟繁榮互為表裡，隋唐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設和運河的開通，尤為突出。

作為隋唐王朝都城的長安，這一時期在前代營建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隋開皇二年（582年），動工興建大興城（即長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為止，前後經歷了50多年。唐代長安城周圍70里，全城總面積84平方公里，等於今天西安舊城（明代建築）的10倍，大於現在的北京舊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嚴整美觀，由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宮城為宮殿區，皇城為中央衙署區，外郭城從東、西、南三面拱衛皇城與宮城，是百姓與官員的住宅區，也是工商業區。在外郭城中，列置著108坊，由11條南北大街和14條東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內還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為有名，唐高宗時安置玄奘從印度帶回的經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內，至今保存完好，是舉世聞名的古跡。

隋煬帝認為，洛陽「水陸通，貢賦等」，即水陸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陽的距離相等，以此為中心，最便於控制全國。仁壽四年（604年）下令營建洛陽，以為京都。第二年，宰相楊素和著名建築家宇文愷設計營建洛陽，每月征發男丁200萬人修建，用10個月完工。新的洛陽城修好以後，隋煬帝把原洛陽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賈，都遷到那裡居住，使之成為當時國內著名的商業城市和國際貿易的重要據點。雖然當時京城仍為長安，但隋煬帝卻常住洛陽，洛陽遂成為政治、軍事、漕運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陽仍保持著東都的地位。

在營建東都洛陽的同時，隋煬帝為了便利漕糧和軍事運輸，利用天然河流和舊有渠道，開鑿了一條以洛陽為中心，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全部完工後的大運河（包括隋文帝開皇四年命宇文愷開的由大興城到潼關的300餘里的廣通渠）全長5000多里，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運河工程之一。大運河開通後，成為全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適應了當時和以後南北經濟交流的需要，加強了南北的聯系，促進了沿河流域經濟的發展，對於全國經濟文化的發展、交流和統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會事業的發達，與這一時期的經濟繁榮有著必然的聯系，並與經濟的繁榮一起，構成隋唐時期經濟社會的整體文明與進步。

古代風景這一時期的科學技術領域，發明創造層出不窮。在天文歷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決一些復雜的工程計算問題，高宗時李淳風等人審定並註解了10部算經，成為唐王朝規定的算學教本。唐玄宗時，僧一行完成的《大衍歷》，比較正確地掌握了地球在繞太陽運行時速度變化的規律，他還與梁令瓚合作，創制了能夠直接測量黃道坐標的黃道游儀，製成了以漏水轉動的渾天銅儀，是後世天文鍾的前身。在醫學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諸病源候論》，隋和唐初孫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時王燾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時蘇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這一時期的醫葯學推向一個高峰。在建築技術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趙州安濟橋，隋代建築家宇文愷、高龍義和唐代建築家閻立德等設計的長安城，堪稱世界之最。隋末唐初發明的雕版印刷術，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印刷術。

文學藝術領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詩歌創作，把這一文學形式發揮到了極致。以韓愈、柳宗元為核心人物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和古文創作，一掃六朝以來柔靡浮艷和形式僵化的駢體文風，對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一時期出現的小說，以及隨著佛經的大量翻譯和佛教流傳而出現的俗講和變文，也為文學領域增添了新的奇葩，並為後世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途徑。在藝術領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寢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為主要種類的雕塑藝術，如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太原天龍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駿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這一時期雕塑藝術的水平。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畫，吳道子的佛道畫，張萱和周昉的仕女畫，展子虔、李思訓、李昭道的山水畫。以及邊鶯的花鳥畫，韓混、戴嵩、曹霸、韓乾的牛馬畫，把這一時期的繪畫藝術不斷推向高峰。歐陽洵、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孫過庭、張旭、懷素等人各具特色的書法藝術，至今為世人稱道。在漢族傳統樂舞的基礎上，借鑒邊疆民族和鄰近國家樂舞精華而形成的隋唐宮廷樂舞，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絕倫，並廣泛地傳播到民間和周邊地區，至今仍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哲學、宗教等思想學術領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漢代傳入中國的佛教，從南北朝到隋唐之際，開始出現宗派，隋唐時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各派教義互有異同，繁簡不一。消長也不定。在隋唐統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廣為流傳，寺院遍布，僧尼眾多，雖然唐武宗曾下令滅佛，但不久又興盛起來，成為國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許多著名的道士為皇帝所寵信，但由於道教多講煉丹服食之術，主要在上層社會流行，其影響不及佛教廣。西方的襖教（又稱大襖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別支）、摩尼教（又稱明教）、伊斯蘭教等，隨著這一時期中西方交通的發展，也相繼傳入中國。哲學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呂才，以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抨擊宗教迷信；後來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從不同角度，批駁傳統的孔孟唯心主義的道統和人性論，力圖正確闡釋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宣傳無神論和人定勝天的思想，具有時代的進步意義。學術方面，這一時期的史學和地理學成就最大，隋文帝時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輯國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則置史館，修撰前代和本朝的歷史，並令宰相監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監修成為定製；唐代劉知幾撰寫的《史通》，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史學批評和史學理論著作；唐玄宗時編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時杜佑編撰的《通典》，都詳細記載了當時的各項典章制度，並開創了新的史學編纂形式和體例。唐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撰寫的《元和郡縣圖志》，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部輿地總志，史料價值很高；唐懿宗時，樊綽搜集有關雲南地區的史料寫成的《蠻書》，是研究今天雲南地區各兄弟民族歷史的最珍貴的文獻；唐德宗時，宰相賈耽製作的《海內華夷圖》，長三丈三尺，寬三丈，圖上每一寸表示實際的100里。這個圖雖已失傳，但偽齊阜昌七年（1137年）時把它縮成《華夷圖》和《禹跡圖》，刻於石上，現存西安碑林，《華夷圖》中所繪我國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輪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圖相似，這是留傳下來的我國最古的地圖。

『陸』 古代手工業發展的原因

手工業
（1）紡織業的發展概況：
絲麻織業：半坡氏族時，產生了麻紡織業；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絲織技術有了進步，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絲織業的國家。以後經歷歷代尤其是漢代、唐朝、宋代和明清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絲麻織業不斷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例如兩漢，能織出錦、綉、羅、紗等許多品種；西漢的長安、臨淄等擁有全國最重要的官營手工業；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單衣以及絲綢之路大量絲綢遺物的出土等都充分說明漢代絲織業的成就。絲織業的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物質條件；唐代絲麻織品遍布全國各地；明清時期絲織業空前發展，並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萌芽出現。
棉織業：漢代時棉織業產生，如新疆地區種植棉花；會嵇地區出產的葛，是當地著名的越布漢光武帝將它列為貢品；南宋時，棉織業擴展到江南地區，逐漸取代麻布，成為主要的衣料；元朝時，松江成為棉紡織中心，江南的一批小鎮也因棉紡織業而興盛起來。
認識：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男耕女織的封建國家，紡織業歷史源遠流長，它的發展特點大體是：北宋以前，中國紡織業以絲麻織業為主，南宋以後，棉布逐漸成為人們的主要衣料；紡織業主要體現封建自然經濟的特點，是中國自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中期以後，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紡織業逐漸興盛起來，並且紡織業的發展由量變到質變，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但由於封建生產關系的阻礙，它始終得不到健康成長。
（2）陶瓷業：
原始社會如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等都是精美的工藝品；商周時期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創制出白瓷，為我國制瓷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隋唐時，瓷窯分布於中原和江南許多地區著名的唐三彩和青瓷中的秘色瓷在唐朝出現；北宋的制瓷業水平大大超過前代水平，出現定窯、汝窯等五大名窯，江西景德鎮的青白瓷行銷海內外，南宋元朝時它成為全國著名的瓷都。
認識：中國陶瓷業的產生、發展源於生活，為生活服務，實現了實用性和觀賞性的統一，同時又是對外交往中的重要物品，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3）造紙業
發明：西漢發明了造紙術，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繪有地圖的紙是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紙；
改進：105年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
發展：魏晉南北朝時，紙張白度增加質地細薄，產量大增，逐漸取代簡牘，成為最主要的書寫材料；
傳播：幾個世紀後，向東傳到朝鮮、日本；唐朝時向西傳到大食（阿拉伯），經阿拉伯傳到歐洲、北非。
四大發明是我國成為文明古國的重要標志，造紙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4）冶鐵業：
西周時開始使用鐵器；
春秋戰國時期，發明了鑄鐵柔化處理技術，是世界冶鐵史的一大成就，比歐洲早兩千多年；
兩漢：西漢時冶鐵業分為官營和私營。煤成為冶鐵的燃料，人們發明了淬火技術；東漢時，杜詩發明水排，使中國冶鐵水平長期領先世界。宛和鞏是著名的冶鐵中心；
隋唐時期：普遍採用了切削、拋光、焊接等工藝；
遼宋時期：遼和金的冶鐵業水平較高；
明朝中後期，廣東佛山冶鐵業，一天出鐵六七千斤。
認識：在農業文明時代，冶鐵業的發展是生產力進步的明顯標志，它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的變革和進步。
（5）造船業
秦漢時期，造船業發展迅速，漢代時發明了擼、舵和布帆，還使用錨，表面造船航海技術已經成熟；
隋唐時期：能造使用推進器的戰艦，這是最早使用機械動力的輪船。能造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唐初僅在洪州就造海船500多艘；
兩宋：造船技術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長江航船最大的可載萬石以上；南宋的明州、泉州、廣州是造船中心，造的遠洋海船，可載糧食幾萬石；
明朝：鄭和的船隊反映了明朝高超的造船技術。
認識：中國古代造船業的發展與國家的航海事業和對外關系聯系密切，相輔相成，當統治者重視發展對外關系，重視發展航海事業，造船業就發達，如漢、唐、宋元時期，對外交往頻繁，造船業也就發達；明中期以後到清朝時，由於統治者實行海禁政策，造船業受到影響。
在古代的手工業中，除以上五大行業外，還要注意制漆業、制鹽業和青銅業等。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盡管中國古代的手工業很發達，在世界上曾經居於領先地位，但由於統治者都推行重農抑工商政策，它始終為農業文明經濟的發展服務而處於從屬地位，雖然在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產生並有了緩慢發展，但又由於封建生產關系的阻礙，始終沒有進入手工工場時代，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無疑是產生了消極影響。

『柒』 中國故事·富強篇6 富莫如隋 隋朝為什麼富強

政治方面：強化中央集權和恢復漢族王朝官制的傳統。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師、三公雖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實際上只是榮譽職務。隋代尚書省的地位很高，《隋書·百官志》說「尚書省，事無不總」，反映了它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地位與權力。隋代地方上分為州、郡、縣三級，後於開皇三年廢除郡的行政設置，以州直接統縣，隋煬帝時又改州為郡。隋代 州的長官每年年底都要進京述職，稱為朝集使。朝廷則派司隸台官員或別使巡省地方。
人才方面：實行科舉制度。隋朝時，587年隋高祖文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公元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
軍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諸衛，統率軍府宿衛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時的十二大將軍制，設置司衛、司武官，統率府兵宿衛宮禁；又有武侯府統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設置中央管理機關為十二衛，此即十六衛的前身。十二衛分為左右翊衛、左右驍騎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候衛和左右御衛。十二衛負責戍衛與征戰，戍衛分為內衛與外衛。有戰事時，皇帝詔命行軍元帥或行軍總管為戰時指揮官，組成作戰組織。
經濟方面：隋朝注重手工業和商業貿易的發展。長安和洛陽，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國際上的重要城市。長安有都會、利人兩市；洛陽有豐都、大同和通遠三市。通遠市臨通濟渠，周圍六里，二十門分路入市，商旅雲集，停泊在渠內的舟船，數以萬計。豐都市周圍八里，通十二門，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積」 。像這樣規模宏大、商業繁華的都市，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罕見的。
交通方面：為了鞏固隋朝發展，隋文帝與隋煬帝興建舉世聞名的隋唐大運河以及馳道，建立京師大興城和東都洛陽城，並且興建長城保護歸附外族。這些都提升了位於關中的隋廷對北方地區、關東地區與江南地區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經濟、文化與人民能順利交流，還誕生出經濟重鎮江都（今揚州）。
文化方面：隋文帝前期主張調和儒佛道思想，並且主張朴實文學，反對南朝艷麗的文學思想。他提倡儒學，把儒家學說提升到治國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勵勸學行禮。

『捌』 隋代絲織品的生產遍及全國，遠銷海外的原因是什麼

雖然隋代只維持了短短的20多年，但是它在完成統一事業以後，曾出現了經濟文化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其中，隋代絲織品的生產不僅遍及全國，更因其較高的工藝水平，成為對外貿易中的重要產品，遠銷海外。

隋文帝楊堅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統一了華夏大地，建立隋政權，定都長安。全國統一以後，社會秩序安定下來，南北的經濟、文化得到了交流。

隋朝朝廷繼續實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農民的負擔比以前有所減輕，在短短的20多年間，經過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農業生產和手工業都有新的發展。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它對南北經濟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代農業經濟的發展，給染織工藝提供了原料等物質基礎，促進了染織工藝的提高。紡織業中以絲織業最為有名，絲織品的產量更有了空前的擴大，繅絲技術有很大改進，由原來簡單的繅絲框，發展成比較完善的手搖繅絲車。

隋代絲織工藝水平較高，絲織品生產遍及全國，官辦作坊成為高級織染品的主要生產部門。

隋代設有專門機構來管理染織生產，如隋煬帝時有少府監，下屬有司染署和司織署；以後，兩署又合並為染織署。隋代的染織多出於染織署，管理製造御用染織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