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什麼叫工業化

㈠ 西方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是靠剝削與掠奪，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是靠什麼呢

「西方工業化」與「資本原始積累」是兩個概念，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所謂資本原始積累，是指通過暴力的非法手段，將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強行分離，從而使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從而達到積累原始資本的目的。其結果就是使社會生產資料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從而使生產者轉化為被僱傭的大批產業工人，為大工業生產時代創造了基本條件-----當年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例證。

列寧去世後，他的繼任者按照這個著名的政治公式，對蘇維埃的大工業體系進行了規模化的建設，並在後來一度成為新中國大工業的範本-----蘇聯援建的鞍山鋼鐵廠、本溪鋼鐵廠、.撫順發電廠、武漢長江大橋；蘇聯援建的「米格」戰斗機生產線；蘇聯援建的B-750」型地空導彈生產線……。

㈡ 如何評價溫鐵軍的《八次危機》

我們讀這本書，是為了分析決策者背後的那種邏輯，以在政志中有能保。

觀點

㈢ 溫鐵軍的代表作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隻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60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製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
本書的主要觀點是：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危機，不僅是金融化泡沫經濟」所引起的，也是由內含高成本上推機制的西方現代政體在累積了大量的國家負債後產生的，因此中國人應引以為戒，加深對資本主義危機規律及其引發的內部亂像和外部地緣政治法西斯化傾向的認識。只有復興生態文明，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來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才是中國免於重蹈負債過高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選擇。

㈣ 溫鐵軍關於農村城市化的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溫鐵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三農」問題的實質內涵是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農村的城鎮化不應是「去農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不再沿用工業文明社會的發展道路，下一步應加大對農村基建投入，高度重視農業生態安全，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實現鄉土社會的生態文明復興。

農業生態安全成重點

中國證券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城鎮化工作會議已經召開，你認為「三農」的內涵要重新界定么？
溫鐵軍：「三農」的實質內涵是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目前官方也在朝這個方向轉變。2003年中央文件正式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農民能夠平等分享現代化收益，十年間「三農」投入大幅增加，十年期間達到約八萬億左右，財政對「三農」的社會開支也做到了歷史最大規模，農民的權益保護、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都多多少少得到了體現。
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就是農業的生態安全治理。如今在中國，農業已經演變為立體交叉污染最為嚴重的產業。下一步必須將農業發展轉到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的方向上來。生態農業是最可能盈利的新興產業。
至於政策上如何落實，首先，轉變以往的補貼方式。政府應該將財政政策的重點，從用於治理污染改變為支持零排放的有機小農，或者支持綜合性農業合作社的循環農業，改為對從事有機種植技術和實驗的研究進行補貼，對採用有機種植的農戶進行補貼，以形成恢復農業有機生產的外部激勵機制。並對高污染的行業課以高懲罰，建立起清潔生產且符合生態發展的產業體系。其次，借鑒國際生態農業運動經驗。如以社區支持農業，恢復農業有機生產和生態功能。

鄉土生態文明待復興

中國證券報：城鎮化工作會議後，農村發展的道路將發生什麼變化？
溫鐵軍：千萬不要用保守的老計劃經濟的思路來改造現在的農村，以為城市是先進，農村是落後。城鎮化不是「去農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下一步，城鎮化要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以使農村在原有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實現城鄉一體化。
現在很多人還是延續老的計劃思路。這次城鎮化會議中，有人提出的最為保守的思路就是將產業集群疊加在城市帶上，把打工者變為市民，加劇原有產能過剩、高污染、高破壞。這就是所謂「城市化」。我們不能沿著錯誤的道路繼續跑下去。下一步根本要改善的是城市治理結構，讓它來適應農村的發展，降低城市的治理成本，改變其嚴重破壞生態的發展方式。
農村也要改，但是並不是讓城市化掉農村。中國有多少萬個幾千人口的大村，這些大村在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是作為城鎮存在的，只不過我們不承認其為城市。這些村莊沒有照搬現有的疊床架屋的政府架構，一個五千人的大村，吃財政補貼飯的幹部只有七個，一年拿到的經費只有幾十萬，而這種村內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都是多元化的。今後，最好不要破壞原有的以「大村」為單位的傳統自治模式，真正需要的只不過是上級加強基本建設投入，多做垃圾分類、生態化發展。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城鎮化工作會議所說的「記得住鄉愁」？
溫鐵軍：這句話體現的不再是GDP、財政收入、發展效率，而是百姓要的賴以生存的生活環境。
原來只是城市小資的一縷鄉愁，為什麼要記住它？是我們試圖讓這一縷鄉愁轉化成鄉土社會的生態文明復興。在人類進入短短數百年的工業社會之前，人類就是在鄉土社會中生活了數萬年。只不過這短短的幾百年，因西方的殖民化崛起而形成工業化，導致所有的城裡人只肯保留那淡淡的一縷鄉愁。
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記得住鄉愁」是鄉土社會的生態文明復興，是人類在工業社會走不下去的時候，及時提出把工業文明轉變為生態文明。而生態文明的基礎不是工業，是農村，是廣大的鄉土社會。

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中國證券報：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但是三四線城市的農民既想擁有城市戶口也不想放棄土地，如何解決這一矛盾？
溫鐵軍：中國的任何變革都要保持農民作為小土地所有者。
北京郊區的農民願意變成市民，是因為他們一賣地就能賣出幾百上千萬，可以變成中產階級市民。但三線以下的城市，農民變不成中產階級市民，賣了地就從「小資」變為失地農民，意味著在製造社會沖突。
造成小城市市民化推進阻礙的原因是沒有真正把政策優惠放到基層，而是把優惠向大城市傾斜。如何讓農民既保留土地、又從城鎮化中長久受益，只能靠提高農民談判能力，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中國證券報：為什麼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具體途徑是什麼？
溫鐵軍：提高農民組織化是解決農業發展、農村環保等一系列問題的關鍵。如果沒有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連基本的契約關系都沒有。千萬不要以為跟每個農民簽訂合同就是契約關系，它不可維護。到現在為止，80%以上的所謂產業化訂單關系或訂單農業、合同農業都是違約的。
農民有高度分散性，沒有組織化的提高，真正的契約型社會和信用社會就建立不起來。八萬億的「三農」投入就能解決三農問題了嗎？還存在大量的跑冒滴漏。

㈤ 如何評價溫鐵軍教授的成本轉嫁理論

如何評價溫鐵軍教授的成本轉嫁理論？溫教授當然不受歡迎。但是，他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政策影響是直接到最高層次的，所以可以說他的實際影響是非常巨大的。農村發展投資背後的許多邏輯或多或少受到溫教授的影響。他是誰，他是什麼，他研究的是什麼，這意味著他永遠不會在主流中大受歡迎。即使現在有更多人關注，他們主要還是希望在當前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從他簡單的歷史和經濟分析中找到維護自身利益的答案，而不是真正關注農業、農村和農村建設問題。引用溫教授的話，不管是好是壞，錯誤還是意識形態，情況都是這樣。

文教授的事業一步步火上澆油，除了他個人標準的奧爾菲普通話（很多老一輩學者普通話不標准，這是非常強大的宣傳優勢），慈善爺爺形象+工農兵知識分子，豐富的知識和經驗，教育背景和受過外國教育的自信是這些個人因素的表現。與輿論斗爭有關的力量也是重要的外部因素，比如更受歡迎的陳平教授，以及一直很好但只是在升溫的林毅夫教授，在同一時期也「受歡迎」。

面對當前非常惡劣的國外輿論環境，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一些國內思想的質量和深度，這也是對國家未來的精神投資。此外，中國人一直有「世代分離」的傳統。與父母相比，年輕人更傾向於聽祖父母和祖父母的話。善良善良、知識淵博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在提拔年輕人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事實上，結果令人鼓舞。隨著年輕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公眾的幫助下，他的聲音越來越廣。

㈥ 溫鐵軍都有哪些著作呢

溫鐵軍，北京人，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他常年紮根農村基層做調研，堅持為農民的處境大聲疾呼，被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總結：

對於溫鐵軍先生，我個人是無比崇敬的。

不同於那些呆在研究室里閉門造車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的論著都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深入農村基層，用最真實的資料寫成。用溫鐵軍先生的話來說，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寫」出來。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這樣評價溫鐵軍先生：「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溫鐵軍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像溫鐵軍先生這樣「為民請命」的學者，真希望中國還能再多些！

㈦ 如何看待溫鐵軍為什麼他並不是很火呢

誰說不火？在中國的“三農”領域研究里，有誰敢說不知道溫鐵軍的大名？很多人，把自己不知道的人看做“不火”，卻不去反思一下自己為什麼不知道，這是很可笑的。

溫鐵軍是誰？

溫鐵軍是50後，現在已經退休了，他曾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在中國的綜合類大學里，只有人大有一個"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溫鐵軍就曾擔任過院長。從學術地位上看，他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七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專家支持；

三是經濟學金融學視角。與那些只從工業農業發展的角度出發的研究者不同，溫鐵軍還具有經濟學金融學視角，這是與他的一貫的學術背景相關，比如，他認為“一帶一路”的本質就是中國的金融資本向外輸出，同時，中國的許多三農問題，根源並不是中國的制度問題，而是國際上的金融資本、游資等。

當然，就我個人來說，我並不完全贊同他的觀點，比如他對國有企業的重視，一看就是缺乏國有企業的真正經驗，國有企業的內部問題他都沒有看到；比如他的新左派立場，促使他在2011年左右鼓吹重慶模式，可以說，這直接導致了溫鐵軍從此不再被高層信任，而他的左派觀點多數並沒有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㈧ 溫鐵軍是個什麼樣的人

溫鐵軍
職稱：研究員
職務：中宏網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改革》 《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
工作單位：《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
研究領域：國情與增長、農村產權問題、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科研處長，學術委員會委員。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7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本科學習期滿，獲法學士學位。

1987年公派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銀行進修，獲抽樣調查專業結業證書。1991年，自費公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並到康奈爾大學和南加州大學講學交流，其間參加密執安大學夏季學院量化分析培訓，獲ICPSR（國際社科聯）頒發的統計分析專業結業證書。

1995－99年，在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院和經管學院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96年7月-97年2月通過碩士研究生必修課考試和教委外語統考後轉修博士課程，1998年7月修滿學分通過各科考試獲得博士論文答辯資格。

溫鐵軍1983年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調入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從事農村調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正式組建後調入，1988年任監測處副處長，1993年任調研處長，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試驗區辦公室機構變動，調任農研中心科研處長，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包括：國情與增長、農村產權問題、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農村政治體制與稅費改革、農業的穩定性等問題。曾經獲國務院農研中心、國家體改委、國家科委等中央五單位聯合頒發的「農村改革十周年優秀論文獎」、農業部農研中心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多項獎勵，1998年獲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

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農林經濟管理組成員。
執教之前曾經有11年基層工農兵經歷和20多年政策研究經歷。2004年起先後被校內聘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學位委員會工商管理和農林經濟管理分委員會主席。2005年以來先後被校外聘為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環保部戰略環評專家，農業部、國家林業總局、衛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專家；2007年當選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2008年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任為第六屆學科評議組農林經濟管理組成員。

溫鐵軍 - 代表著作
《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什麼》、《認識與實踐的對話》等。

溫鐵軍 - 研究領域
國際方面——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研究；
國內方面——國情與增長、制度變遷、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及農村財政金融稅費體制改革等。
承擔了多個國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點、一般、應急課題，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點科研項目；
是國家985計劃「中國農村發展試驗創新基地（I類）」首席專家、北京市重點「農村發展管理交叉學科建設」項目首席專家。
溫鐵軍 - 成果榮譽
溫鐵軍教授1998年獲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1999年獲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部級，第一獲獎人），2000年獲長江讀書獎（優秀論文獎），2003年獲 「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中央電視台），2005年獲杜潤生基金會農村發展研究優秀論文一等獎，2006年獲「中國環境大使」稱號（環保部等7部委），「中國金融傑出貢獻專家」；2008年獲中國人民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和諧中國年度人物獎」；2009年獲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省部級，第一獲獎人），「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獎」。

溫鐵軍 - 傾情三農
他獨到的視角、新穎的見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間的憂國憂民之情，讓不少中國人牢牢記住了一個叫「溫鐵軍」的經濟學家。
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
農民是第一位的
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溫鐵軍都是一個低調的人。但談到「三農」問題時，這個低調的知識分子卻言辭犀利，不斷為農民的處境大聲疾呼。
溫鐵軍強調「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應該將順序調換過來，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農業問題只是派生的。他說:「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獨創。『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是20世紀中國兩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的，是他們最先發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眾所周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我今天這樣講的時候，只不過增加了一點解釋:20世紀的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21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這是我個人在基層調查研究、向農民學習的體會。」
溫鐵軍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農」問題的研究思路。迄今，「三農」問題已經寫入了黨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說明其影響力和洞察力。采訪中，他不斷地變換著手勢，分析道:「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在這個正式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30％——因為還有半勞動力，這么算下來，農村的勞動力就有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餘勞動力。這怎麼不是就業問題呢？」溫鐵軍認為，無論上什麼項目，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的項目。另外，應該為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
功夫在農外
「中國其實沒有純粹意義上的農業的經濟科學，沒有單純的農業問題，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現在的復雜的『三農』問題。」溫鐵軍認為，對我國的「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溫鐵軍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由於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於耕地的生產功能。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溫鐵軍說:「1978年的時候，小城鎮的總量才2000多個，現在已經超過2萬個。它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以前我們分割兩元機構的社會，進大城市非常之難，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實現以後，首先就要解放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要就業，發展鄉鎮企業要形成規模，便都落腳到了小城鎮。小康城鎮在小城鎮的實現，相對來講，它就既能夠使農民群眾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會應該享受到的現代生活，又同時使它維持了自己傳統鄉土社會的這些基本的文化特徵。」溫鐵軍直言，破解「三農」難題，功夫在農外。
「我們中國不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是個農民大國。」經歷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天已成為現實。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農民，這個特殊群體仍然相對貧困。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農」之內找出路。溫鐵軍坦陳:有些問題，如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等，則需要「農內」與「農外」功夫雙管齊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農民的情感
初中沒有畢業，溫鐵軍就趕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的時候，溫鐵軍才十六七歲，被安排到山西汾陽插隊。有一次，他帶隊進山搞副業，「想給大家搞點活錢，因為窮嘛。結果人還沒有出發，那邊的批鬥會已經准備好了，批鬥我走資本主義道路。批鬥會正在進行的時候，當地的大隊幹部覺得那樣不合適，就把我給保了。從那以後我就完全跟當地的農民們在一起了」。
之後溫鐵軍又參軍，當工人，「我就這樣在社會的底層滾爬，滾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出身的小知識分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農兵經歷形成了溫鐵軍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和關注農民的感情。
1979年溫鐵軍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的是新聞，卻最終選擇了研究「三農」問題。也許是新聞專業的熏陶，溫鐵軍一向注重社會調查，注重「用事實說話」。畢業後不久，1985年他發起並組織了首批記者團，駕摩托車沿黃河考察8省40多個市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至今，溫鐵軍難忘自己的兩位恩師在學術上給自己的影響，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導師杜潤生；一位是著名經
濟學家吳敬璉。「上世紀80年代，我在杜潤生老先生門下做農村調研。我私下有一個想法，不圖別的，就圖跟他學，圖給他當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匯報什麼問題，你可以推門而進，不用通過什麼秘書匯報什麼的。但是，他所問的東西，第一個涉及到你這次調查有沒有到村到戶，迫使你想跟他談問題之前，一定要把基層弄清楚。他問你的問題會一個接一個地問，深入地問，問你調查情況。」溫鐵軍慶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導師，一生受之無盡。「其次，杜老先生能博採眾長，多方面的意見他都能聽。除聽老同志的意見外，還特別注重聽取年輕同志的意見，在各種政策討論的場合總是不忘給在基層調研回來的年輕人交流的機會。」
說到對「溫三農」這個綽號的觀點，溫鐵軍說:「其實，『三農』是千千萬萬從事農村調研工作者的總結，不是我的獨創。說到我的農村情結，只不過是我們這代人與共和國一同成長，這代人責任感比較強，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只是認真地執行上級安排的任務。」說完，溫鐵軍感嘆自己「得之於認真，失之於認真」。這種復雜的心理，一般人或許難以理會，但身為局內人的溫鐵軍自有一番品味。
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歷，給了他今天縱論「三農」問題深厚的底蘊和自信。
他坐在田間
2004年，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在一個頒獎典禮上說:「中國的農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覺得，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里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溫鐵軍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溫鐵軍厚重中透出幾分「靦腆」，很誠摯地表白:「我只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而已。」
為文不說民瘼苦，再作詩書也枉然。這些年來，咬准「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農村，細心地調查，認真地研究，然後把第一手材料寫成文章。我們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題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為什麼會令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這么關注。他寫了《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當「三農」遭遇WTO》、《半個世紀農村制度的變遷》……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員」成果多多。這些論著有具體例證、有抽樣調查、有確鑿數據，因此具有振聾發聵的說服力。溫鐵軍把心貼向百姓，把腳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寫」出來。
隨和、親切，沒學者架子——這是周圍人對溫鐵軍的印象。盡管多年從事農村政策調研，為政府出謀劃策，部分觀點被決策層採納，影響到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作為一位比較典型的「政府經濟學家」，溫鐵軍不樂意說自己是中國高層的智囊人物，更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說:「形成正確決策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聚思廣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數幾個人捏出來的。」在注重實際的調研中，他找到了一種做學問的好方法。不管是與高官腳踏紅地毯交談，還是和農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麼笑容可掬。多年的農村研究給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層試驗所得到的感性經驗，比書本上那些精確漂亮的理論模型更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他已經經歷了一個從教科書式的專家到奏摺式的策士、再到影響大眾躬身實踐從而最終也影響到決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轉型。
是的，只有在基層沉下身子，才能獲得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刻體悟。20多年田間地頭的行走，溫鐵軍對於中國農民的要義和處境有超乎尋常的理解。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歷，給了他今天縱論「三農」問題深厚的底蘊和自信。他的大聲疾呼「沒有農民，誰能活在天地間」給人的醍醐灌頂般的警醒，他那發自肺腑的吶喊，喚起世人將視線重新投向其實一直張目可及的苦難，也令一度逡巡的決策者找到了果斷的落點。
如今，「三農」問題已成為顯學和傳媒眼中的寵兒。溫鐵軍反復稱「三農」問題為中國的「世紀難題」，而更多的學者則稱之為「結」。對此，盡管有人視為危言聳聽，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三農」問題是中國近百年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目前「三農」存在的問題確實已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嚴重的、亟須解決的關口。
「三農」問題，中國經濟繞不開的坎。冬天快過去了，春天孕育著希望，溫鐵軍期待著，中國的農村改革再次迎來沉甸甸的豐收……
溫鐵軍認為，整個第三世界，本來就沒有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孤立存在的農業問題。發展中國家首先考慮的是農民生計問題，其次才是農村可持續發展問題和農業穩定問題